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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向相声艺术的传统学习 问 请您先谈谈如何向相声艺术的传统学习。我们如何批判地继承相声艺术的传统？ 答 让我就记忆所及，先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传统相声艺术当中，什么是民主性的精华，什么是封建性的糟粕，因为我没有认真地研究过这个问题，举的例子未必恰当。好在说错了也不要紧，经同志们指出，再改正我的错误也就是了。 传统相声艺术当中的糟粕部分，我以为有如下几点： 1．以歌颂军阀镇压农民起义与暴动为内容的：如《打白朗》等。(过去丑化为白狼) 2．以崇洋媚外并讽刺劳动人民为内容的：如《卖五器》等。 3．以侮辱劳动人民为内容的：如《豆腐房》等。 4．以鼓吹今不如昔为内容的：如《老老年》等。 5．以宣扬封建迷信为内容的；如《拴娃娃》等。 6．以嘲笑人们的生理缺陷为内容的；如以聋，哑，瞎、傻、瘸、秃、麻等为笑料。 7．以占大辈的便宜为内容的；如《洪洋洞》等。 8．以打人来逗笑的段子；如《拉洋片》等。 9．以宣扬封建夫权思想、侮辱妇女为内容的：如《牛头轿》等。 10．以占对方妻女的便宜为内容的：如《托妻献子》等。 11．以提倡乱搞男女关系为内容的：如《姐夫戏小姨》等。 12．以渲染色情为内容的：如《打砂锅》等。 13．以“不离脐下三寸”为内容的：如《直脖》和整理改编前的四段旧《灯谜》等。 以上仅是举其大端，可能有些遗漏，挂一漏万，在所不免。根据记忆所及，举出上述这些例子，足可说明它们是属于封建性的糟粕了。因为它们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要求，对劳动人民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不但现在不能演出，就是在旧社会演出时，在政治上也起了消极的作用。对这一类相声，我们只能排斥其反动的政治内容，批判地吸收其艺术表现手法了。 还有一类相声，虽然内容不能说它是反动的，但由于时代的前进，时过境迁，这些相声的内容就显得很陈腐了，因而逐渐趋于淘汰。 例如：《歪讲三字经》、《歪讲百家姓》、《歪讲千字文》、《歪讲论语》、《歪讲诗经》等等。这一类相声不能说是有毒素的。但是上述这些书，在清末民初的时候，还仍然是私塾和家馆当中的必读书。随着学校的兴起，读这些书籍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大致到抗日战争时期，除少数家庭外，基本上没有人再读它了。因此，以歪讲这些书为内容的相声艺术，也就失去了它的观众。如果今天重新演出，许多观众——特别是青年，就会瞠目不知所云，因而无法产生剧场效果。 这些“歪讲”相声犹如京剧《连陛店》的《歪讲试题》，对于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和旧中国的尊孔读经是一个嘲讽和调侃，在五四运动期间，由于当时新文化运动浪潮冲击，任何批判尊孔读经的作品，都具有一定的民主反封建精神，所以“歪讲”之类的作品，客观上在当时还有些群众基础，但从主观上讲还不是自觉的。因此停留在插科打诨阶段，不能向前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段子也就归于淘汰。 又例如：《打牌论》，这本是一个很好的节目。它讽刺了小市民的精神空虚，无所事事，整天靠打牌消磨岁月，排遣时间，也深刻地揭露了小市民蝇营狗苟、自私自利的享乐人生观，刻画了他们得利则喜，输钱则发牢骚的卑劣性格。这个段子很引人发笑，因为它包孕着丰富的心理学的分析，描写小市民打麻将牌时的精神状态，真是刻画得入木三分。所以，在解放前，这个段子是有它广泛的观众基础的；但在解放后，无所事事，每天打麻将牌的人，一天比一天少，失掉了生活的依据，这个段子也就随着时代成为历史的陈迹。 再比如《开粥厂》这个段子，节目中描述了某粥厂，早晨施舍的炖肉、烙饼，中午施舍打卤捞面，晚间施舍包饺子。五月节、八月节、腊八、春节元宵节施舍应节物品，春夏秋冬施舍四季衣服，都是用上等料子做的、比较贵重的衣物，如丝棉、獭领大氅、獭皮帽子等等，这些虚构的施舍的物品，实际上反映了小市民的愿望和憧憬，这个“粥厂”就是他们渴望的乌托邦，这些物品是他们企求获得的满足生活的理想物质，“粥厂”就是他们梦想中的王国。但是现实生活却是：“我今天早晨卖了一条裤子，买了几斤棒子面，才吃上一顿早饭。”冷酷的现实宣布了小市民幻想的破灭。这个段子对于我们如何认识什么是小市民是有帮助的。然而，这个段子对于今天四十岁左右的人来说，大概已经不懂得什么叫粥厂了。因此，在今天演出时，也就很难引起观众的共鸣。 此外，象《写春联》这样的段子，也明显地表现出小市民的经济地位，和他们的思想情绪。这位小市民为了在新年之前不还欠债，在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人过新年二上八下”(二上八下是指双手包饺子的姿式)，下联是“我除旧岁九外一中”(九外一中是捏窝头时双手的姿态)。横批为“过年再说”。 如果这位要债的不听这副对联的哀告，硬闯了进去，那么，在二门上他就会看到这位小市民的态度十分强硬的宣言了。二门上贴着这样的一副春联—— “上：催马拧枪，似霸王之勇来讨债 下：破出死命，用孔明之计不还钱 横批：真得动刀” 除了小市民是不会有这样的遭遇的，也不会产生这两副对联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的。 此外，还有些段子，象《大保镖》、《饽饽阵》等，虽然还有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生活的作用，但是作为保留节目演出，就不合适了。因此，对这些相声段子，也只能是抛弃其陈腐的内容，批判地吸收其表现手法了。 除了上述两大类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相声。这类相声是传统相声当中的精华部分。比如；单口相声里的《化蜡扦》、《娃娃哥哥》、《点痦子·拔牙》……”。这类相声起了破除迷信的作用，而且其艺术性都是比较高的。这些段子各有独自的特点，但是逐段分析起来，恐怕没有一两万字是说不清楚的。在这里，我只提出《化蜡扦》一个段子加以简单说明。 《化蜡扦》这个段子，是一篇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它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某些本质的东西。封建的家庭是封建社会的组成细胞，维护和巩固这样家庭的道德观念，正象《论语》中说的：“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中国从鸦片战争之后，就走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封建社会逐渐解体，当时中国的清朝政府成了许多帝国主义的总帐房，中国在出现了资产阶级的同时(当然也出现了无产阶级)这就必然使资产阶级思想更加迅速的发展起来。于是在原本是以封建思想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家庭关系，就必然受到资本主义思想的冲击。换句话说，也就是在这种传统的东方旧式家庭里，撕下了封建社会脉脉含情的面纱，而代之以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从而使得《化蜡扦》当中所描写的那个家庭的弟兄之间、妯娌之间，就很不“悌”了。也使得儿子对亲生母亲也很不“孝”了。甚至在分家的时候，连鸡、猫、狗都分得一清二楚，但对母亲，却没有人愿意养活。虽然做出了老太太每月在三个儿子家各吃十天的协定，但是这位失去经济权力的老人，却受到了三个亲生儿子的轮番虐待。然而当这三个儿子突然发现老太太从他们胞妹家里回来的时候，显得举止十分阔绰，通过种种迹象，估计老太太手中将有更多的金银财宝时，于是他们三对夫妇怀着盼望母亲赶紧死掉的焦急心情，展开了一场竞相给老太太锦衣美食、陪她悠游散逛的“孝心”大比赛。直到这位老人死去以后，他们典房卖地，聚资出殡，进行了更加激烈的争夺。出殡归来，才发现他们的母亲身上所带的“金银财宝”，原来都是用熔化掉蜡扦的锡缄铸的。这一切事态表明，他们虐待老太太的时候，为的是钱，他们想尽办法来“孝顺”老太太的时候，为的也是钱，老太太死后，他们通过大出殡来进行“孝心”大比赛，还是为了钱。这弟兄三人的妹妹，利用了他三位哥哥的这种极端自私自利的追求金钱的思想，便给老太太出了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使老太太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年。这位老太太所以用锡缀来哄骗她的几个儿子，其实就是一种报复。她的女儿看来似乎比较“好”一些，但在本质上还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一方面把老太太推出门去，自己也不照管，另一方面又打击了她的几个哥哥，归根结蒂，也还是一个“钱”字支配她的行动。 通过这个家庭的土崩瓦解，互相倾轧，互相利用的关系，使我们看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社会面貌，以及小市民阶层的道德水平堕落到何种地步，从而使我们认识到当时的典型环境所产生的典型性格。这个段子的民主性精华也就在这里。其所以好，也就好在它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这个段子即使在今天演出，也还是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问 对口相声中有哪些好段子呢？ 答 对口相声当中，象《福寿全》、《改行》、《三棒鼓》、《卖挂票》、《绕口令》等等，都是很好的段子。这些段子有的塑造了一个鲜明的人物性格，例如《卖挂票》就讽刺了一个自以为是，不懂装懂的人。有的则把讽刺的矛头指向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例如《改行》。有的则讽刺了封建把头，例如《三棒鼓》。有的则塑造了一个见利忘义，为了金钱美女，甘愿做别人的儿子，甚至牺牲自己做人的尊严，给某富翁去打幡儿、摔丧盆，例如《福寿全》。这样的人，在下层小市民当中是不算少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举《卖布头》为例，多说几句。 《卖布头》这个段子可能产生在民国以后，这时中国的近代纺织工业还不多，广大农民还穿着手工织造的靛兰布、紫花布，城市中的人也有不少的人穿着土布，当时洋布是比较时髦的东西，那时把进口布叫做“洋布”，把我国民族资本家开设的纺织厂生产的布叫做“爱国布”。由于洋布的倾销，打击了我国民族纺织工业，于是有些小商小贩为了牟取蝇头小利，就从各大绸缎庄趸来一些不成材的布头儿，沿街叫卖。这段相声通过甲乙二人摹拟卖布头的小商贩摆摊叫卖的情景，表现了当时城市中的居民购买力低落的真实状况。这两位小商贩叫卖了好长时间，竟卖不出一块布头，于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降低布头的价格，以便赚取极其微薄的利润，借以餬口。但是，尽管他俩一再主动地把布头价格降低，仍然无人光顾，索兴继续地让价，让来让去，终于降到几乎白送的地步。这个段子是同情这两个小商贩的，通过这场逼真的叫卖求售表演，折光地表现了我国民族工业的破产，市场的萧条，和人民的贫困，这就使我们看出了那个时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本质。这个段子并没有一句话是直接说出上述的思想，但是却表现了当时的社会某些本质的方面。我以为这是一段在本质上是悲剧却用喜剧形式加以表现的优秀相声作品。——凡是好的作品，大致都是表现了社会上某些本质的东西。而《卖布头》就是如此。 问 三人相声有没有类似的优秀作品呢？ 答 至于三人相声，我以为《扒马褂》是一段很好的相声了。 在这段相声中所提到的事物，例如蝈蝈儿，骡子、蛐蛐儿、烤鸭等等，都是上层小市民所能享受的消遣晶和食品。能穿马褂的人，也属于上层的小市民阶层。用一头骡子换一个蝈蝈儿，在今天的青年听起来，似乎是荒唐无稽的，但是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却是很真实的事情。那时候，一个蝈蝈葫芦能值几十两银子；一个蛐蛐罐儿也可以卖到二三两银子；——不是比较有钱的人是不会买这么贵重的废物的。通过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段子所产生的时代，和它所描写的人物是属于什么阶层的。 甲是个能穿上长袍马褂的上层小市民，而乙却是只能勉强穿上长袍却穿不起马褂的中下层小市民。甲把马褂借给乙穿，是为了如果自己说话有“云山雾罩”的走嘴之处，叫乙给兜着点。而乙所以向甲借马褂穿，是为了自己在人前显得体面——叫别人瞧得起。但当乙在唱太平歌词的时候，使甲丢了面子，于是甲就向乙索取马褂作为报复。在这时候，乙就软下来，卑躬屈膝地表示在一切事情上为甲效劳，从而拖延送还马褂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甲就利用自己对马褂的所有权，通过丙向乙提出“骡子掉在茶碗里被淹死”的奇谈怪论，要求乙给予“圆谎”。当乙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为甲圆了谎之后，甲又通过丙向乙提出“在饭馆吃饭，从窗外飞进一只烤熟的鸭子”的问题，再次逼乙“圆谎”。乙为了继续拖延退还马褂的时间，就又费了更大力气，为甲“圆谎’。但是甲并不感到满足，他通过丙向乙又提出一个更加荒唐的、根本使乙无法再帮他自圆其说的蛐蛐问题。这时候，乙只好被迫把马褂归还给甲，不再为甲圆谎了。 这段相声表现了甲给了乙微不足道的利益，就要使乙昧着良心为自己效劳，而且向乙索取的代价越来越高。乙却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利益，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编造谎言，为甲效力。这就充分表现了在旧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的关系。给别人以一点点好处，就要得到加倍甚至于加若干倍的偿还。而向别人摇尾乞怜，企图获取一点一滴利益者，之所以出卖人格和良心去为对方服务，却不过仅仅为了暂时的满足自己向上爬的虚荣心而已。差异就是矛盾，由于上层小市民和下层小市民有着经济上的差异，于是就产生了矛盾。而这种矛盾也只有在私有制社会才会产生。甲和乙本来是朋友，但却为了这一点点利益上的矛盾，变成了互相利用的关系。《扒马褂》这个段子，就是把这种自私自利的思想，这种丑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揭发出来给人看，通过笑声鞭挞了旧社会。因此，我以为这个段子在传统相声当中，是一个命题深刻、形式新颖、人物性格鲜明的作品。就是在今天演出，也仍然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因为好的东西，概括性总是很强的，也是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问 总括说来，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我们向传统相声学习些什么呢？ 答 我们向传统学习，就是要学习传统相声彼时彼地是怎样表现现实生活的。要学习相声艺术特定的表现方法，要学习象传统相声艺术的作者那样熟悉生活。(象《三棒鼓》、《小神仙》、《化蜡扦》、《打牌论》……)这样的作品，如果不是作者十分熟悉他们所描写的对象，是不会象他们所写的和所说的那样生动的。 同时，还要学习传统相声在描写某种事物时所具备的那些具体知识。例如《开粥厂》、《化蜡扦》、《姚家井》、《窝瓜镖》、《相面》……”许多相声当中的民俗学、心理学知识。 我们还要学习传统相声艺术在结构作品、运用语言、组织笑料方面的种种技巧。没有这些技巧，在创作新相声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大困难。 从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注意：在写作新相声的时候，必须不再重复和使用在传统相声当中属于糟粕的东西，不然的话，对于以表现新生活为内容的新相声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前面我提到要象相声艺人那样熟悉生活。这里的“生活”两个字，我不仅仅指的是已成为过去的小市民生活，更重要的是要熟悉今天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的生活，不然的话，就不能扩大相声艺术的题材，就跳不出传统相声艺术的窠臼。因而也就必然创作不出新的相声来。 我所说的要向传统相声学习那些民俗学的东西，是指作者不仅要了解人民当中传统的风俗习惯，而且还要了解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涌现出来的新的或者是对传统风俗习惯加以改造之后形成的新的风俗习惯。拿天津郊区来说，在盖新房的时候，上梁时有上梁的喜歌，砸地基时有砸地基的喜歌，这些喜歌经过农民自己的改造，有的已经成为新喜歌了。又比如在郊区结婚的时候，铺被窝有一套顺口溜，这些顺口溜如果加以改造，去掉那些带有封建色彩的语言，也会成为一种新的结婚喜歌。这些东西是我们应该搜集整理的，甚至可以把它们改造成宣传新风俗习惯的民歌民谣。可是如果我们不懂得旧的风俗习惯，也就不可能把旧风俗习惯来个推陈出新，变成崭新的事物。 农民的语言是很形象、很通俗的，都是非常生动活泼的口头语，不懂得农民的语言，就不可能写出以农民生活为内容的相声。传统相声中有着不少非常生动的民间语言，但也存在着许多非常陈腐的、不切时宜的语言，不管是为了熟悉工农的生活，或为了熟悉工农当中那些民俗学的东西，都得从语言开始。让我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要吃龙肉，亲自下海”这句话，可能是渔民的语言，它比“实践出真知”这句话要生动形象得多。比如农民形容一个人身体非常虚弱，有这样几句话；“油炸糕上笼屉，又走油又泄气”，这句话就比“你脸色怎么怎么白，怎么黄呀，身体可太弱了”要生动得多。比如农民形容一个家庭非常穷困，就说：‘一门一窗，一口水缸，人起炕光”真是又形象又含蓄。总之，没有新的语言就不会有新相声。唐朝大诗人杜甫说过：“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写相声应该有这种精神。由于每一个人头脑中所储藏的新的语汇有多有少，每个人的个性又不相同，各方面的修养又很不一样，因此就会有快慢之分，高低之分，就会有不同风格的新相声出现。语言的风格不高，就会导致演员的二度创作时的风格也不会高。这是一个有关相声发展的很重要的问题。 二、关于创作新相声的借监借鉴 问 传统相声艺术中的确有一些珍品，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挖掘整理，学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之更臻完美。下面请您继续讲一讲借鉴问题，也就是说，创作新相声时怎样向传统相声艺术及其他艺术形式借鉴呢？ 答 我以为对于传统相声，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 所谓“入乎其内”，就是要吃透传统相声是怎样以它的特有形式表现当时的社会生活的，要熟练地掌握传统相声留给我们的那些技巧。写相声的人，最好自己能说几十段相声，这叫建立“根据地”。 所谓“出乎其外”，就是要批判地接受传统相声的艺术传统。这就要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不受传统相声内容和形式的束缚，要在创作新的相声的时候，立新意，脱窠臼，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表现新内容的同时，创造新形式。 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水管里冒出来的是水。一切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如果没有为党的相声事业而进行创作和革新的文艺工作者，就不会有新相声。 我从来认为不懂传统相声艺术，就不可能写出新相声来。但仅仅懂得传统相声艺术，也写不出好的新相声来。这里就有一个借鉴问题。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一样的。借鉴就是要吸收营养。我们写新相声的时候，本身就有个提高相声艺术水平的任务。吸收营养，就象人要吃牛肉、羊肉一样，吃了之后，只会强壮自己的身体而不会因此使自己变成牛羊一样。 我以为我们除了要进行政治学习以外，还要进行艺术学习。相声本身是一门艺术，应该理直气壮地谈艺术。在艺术学习方面，要多读多看。 首先要读些中外古今喜剧名著，比如伟大的鲁迅先生所写的杂文，几乎每一篇都达到了政治诗的水平。不仅内容深刻，而且能使我们获得许多知识。鲁迅先生的语言极其丰富、简练、形象、生动，富于风趣和幽默感。特别是鲁迅先生由进化论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以后所写的杂文，还能使我们学到鲁迅先生是怎样运用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的武器，来具体地分析研究当时种种的社会问题。所以，这是我们的必读书。 其次，象我国古典作品当中的《儒林外史》、《西游记》、《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还有，中国古代有许多笑话如《笑林广记》、《广笑府》等等，也应该看一看，从中吸收其对相声艺术创作有益的成分。 此外，中国的戏曲中也有着许许多多的喜剧。特别是那些以丑角为主角的戏曲，也应该多读一些。如京剧《连陛店》、《打面缸》、《老黄请医》、《蒋干盗书》等。相声艺术家张寿臣先生曾经说过：“相声演员都应该能应三花脸的角色。” 对于外国古典喜剧作家的作品和外国喜剧性较强的小说，我们也应该多读一些。比如莫里哀的所有剧本，特别是他所写的《可笑的女才子》、《醉心贵族生活的小市民》、《悭吝人》、《伪君子》、《心病者》等。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吸取很多有益的东西。此外，象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婚事》、《赌棍》等，看了这些作品，对于写相声是有极大的好处的。又如契诃夫、马克·吐温、莫泊桑等人的短篇小说，有许多都是悲剧性的内容，喜剧性的形式，使我们看了会得到很多启发。 同时，我还建议写作相声的同志，应该十遍二十遍地反复观看卓别林的电影。这位电影喜剧大师的成就，我以为远远超过了果戈理和莫里哀的成就。他不仅是喜剧演员，而且是剧作家、导演、音乐家、美术家、舞蹈家、杂技专家。看卓别林的影片，不仅对相声文学创作有很大好处，对于相声的表演艺术也会有很大的裨益。卓别林离我们的时代比较近，也比较容易理解。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破”就是融汇贯通，就是所谓“透”，但要想真正“透”，关键还在“下笔”，不动笔是不能体悟创作奥秘的。 总之，我们借鉴的东西越多，在我们写作的时候，触类旁通，表现能力也就会越强，思路也就越广泛，写出来的东西，风格就会越来越高，思想性也就会越来越深刻。不断地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在提高作品和演出的过程当中，久而久之，我相信，不但会产生一批可以同历史上优秀喜剧相媲美的相声艺术，而且也一定会产生出一套比较完整的，有系统的相声艺术理论来。 我有一个想法：为了学习和借鉴，我在前边列举了一些伟大作家的优秀作品，那么，是否可以把他们的某些作品移植和改编成相声？ 比如：象鲁迅先生的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学和出汗》、《论拿来主义》等，《故事新编》中的《采薇》、小说《幸福的家庭》等等。 又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一个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宝贝》、《一个恐怖的夜晚》等等。果戈理的小说《外套》、《两个伊凡的吵架》等等。 据我想，如果把这些前人的作品改编成相声的话，既可以收借鉴之功，又可以丰富相声的演出节目，还可以向群众介绍一些外国作家的作品。当然，这是很费事的。改编一篇契诃夫的作品，比创作一段新相声，不见得更容易些。 我曾把契诃夫《一个小公务员之死》改编成相声《打喷嚏》。在改编过程中： 第一，把它中国化了。 第二、在情节上必须重新组织。 第三，必须保持原作的思想性，而且要有所发展。 第四、写出来象一段相声，而不是一篇小说朗诵。 这个段子可惜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送到造纸厂，现在叫我重写也写不出来了。这是很可惜的。 传统段子中有一段《批三国》，我们也可以尝试着改编一下，运用新的观点来批判一下关云长这个人。这个人在历代帝王心目中，都是受到重视的。关羽简直是“义”字的化身，甚至与孔子齐名，被尊称为“关夫子”。其实这个人有很多缺点。他自高自大、目无组织，只有个人，有特权思想，可以不遵守军令状，私自放走曹操，他破坏了统一战线，投降过曹操。通过对他的批判，也就批判了某些现在青年中流行的“哥们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之类的错误思想。 小说中有“科学幻想小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写几段“科学幻想相声”呢？ 民间文学当中有寓言、童话，我们是否可以尝试一下，写写寓言相声和童话相声呢？ 传统相声中有“对对子”、“打油诗”、“瘸腿诗”，我们也可以运用这些形式，或写些讽刺性的东西，或写些歌颂性的东西，这对于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也会发生一些积极作用的。 总之，立足于相声艺术的优秀传统，吸收种种营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我们一定会把相声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上来。 三、怎样捕捉相声题材 问 请您结合自己的相声创作，谈谈是怎样从现实生活中汲取题材的？ 答 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是运用逻辑思维的方法，把他观察到的某些生活现象，概括总结成为理论，向社会发表他的看法的。他把自己的看法、思想，直接说出来，阐明他对社会上的事物的意见。而文艺工作者却不这样。 文艺工作者是用形象思维的方法，把他在观察社会当中所发现的问题，以及他对这些问题的评价和看法，经过观察、体验、分析、研究，概括在艺术形象当中反映出来。文艺工作者最忌讳在他的作品当中赤裸裸地叙述他的思想。 有人说艺术是一面镜子，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却不够全面，镜子只机械地、平面地反映生活，而艺术却不是机械地、平面地反映生活，更要紧的是艺术还能积极地干预生活，推动生活的前进。 艺术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各有各的特点，谁也不能代替谁，正象各种各样的花，都有自己美的特点，谁也不能代替谁一样。一个从事写作的人，他可能掌握一种到几种艺术形式，如果他有着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有着驾驭他所从事的艺术形式的技巧，并且有着相应的文化修养、艺术修养，以及比较丰富的生活经验，那末，他就会以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观点来观察生活。他就会在生活中获得他所需要的题材。所以，在一个有经验的作家头脑里，内容和形式是同时出现的。正因为他所从事的艺术形式的不同，因而所要求的题材也各异。写小说的同志需要的题材，往往是写戏剧的同志所不取，写诗歌的同志所汲取的题材，往往到了写电影的同志手里，成为没有用的东西。这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需要有各种各样的题材，才能恰当地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表现作者所要表现的内容。就是都从事某种艺术形式的写作，也往往因人而异。同样一个题材，由甲、乙、丙、丁四个人同时以同一艺术形式创作，往往也很不一样，或完全不一样。这就有一个每个人的创作个性和独特风格的问题。 前头这一段话，似乎走了题，因为您问我的问题是：怎样获得相声题材的。上面似乎没有直接回答您提出的问题，但是我以为在创作方面，不管你所从事的是哪一门艺术，都有它的共性和个性，所谓“戏法儿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现在把话拉回来，谈谈我自己在相声创作方面是怎么获得题材的。 《买猴儿》的例子在前面已经谈过，不再重复。下面谈一谈我是怎样写出《高人一头的人》的。 这段相声的题材是直接从生活里得来的。 有一次，有一位同志问我：“你的作家协会会员证是多少号？” 我回答说：“是XXX号。” 他说：“我的会员证是XXX号。” 他比我少一百几十号，这就意味着他入会的时间比我早得多。 又有一次，有一位同志问我：“你的钢笔是什么牌的？” 我说：“是金星牌的。” 他说：“我的钢笔是派克牌的。” 又问：“你的钢笔敢剟在桌子上吗？” 我说：“不敢。”他就拔出钢笔来，猛地把笔尖剟在桌面上。 还有一次，我听到有两个人对话： 甲 你受什么处分？ 乙 我受的是“监督劳动”的处分。 甲 我也受的是“监督劳动”的处分 甲 你的处分是哪儿批准的？ 乙 是局党委批准的。 甲 我的处分是市委批准的。 类似这种情况，我在生活中直接或间接听到了许多次。我就在这种基础上加以创作的联想，一直联想到：这个人的儿子，连吃臭豆腐也比别人吃的多一些。于是就产生了相声《高人一头的人》。这段相声写出来之后，就比我在生活中直接或间接遇到的这种人物更集中、更概括、更典型化，于是也就更有普遍性了。 这种“高人一头的人”，是到处存在着的，但是在生活当中常被人所忽略，往往是群众已感觉到了却未完全理解的事物。经过一番艺术加工，这种人便成了一个典型人物。当观众听完这段相声之后，在生活中遇到这种人时，就立刻想到：这是一个“高人一头的人”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生活当中某些“高人一头的人”听完这段相声后，也会从中发现自己的这种毛病，从而收敛起一些，或者得到改正。这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推动生活前进的含义。如果文艺不起推动生活前进的作用，那末我写这段相声还有什么意义呢？ 题材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生活里来的。相声题材就必然受着相声艺术本身特点的限制。而相声艺术的特点又是什么呢？有的同志曾经叫我给相声下个定义，这个定义我是不敢下的。如果勉强谈一点想-法的话，那末，可以不可以这样说呢：相声是曲艺的一个曲种，是以能引人发笑为特点的语言艺术和表演艺术。 《买猴儿》是一种写法，《高人一头的人》又是一种写法，这是因为我认为只有这样写才能表达我的意思，非勉强我用另外一种写法就不一定写出来了。《买猴儿》的情节比较复杂，《高人一头的人》的情节比较单纯，它是采取两个人性格上的冲突来刻划人物的。这样看来，相声这门艺术当中又有着不同的样式和手段，其所以这样写而不那样写，主要是被内容所决定的。 最近我写了一段相声，名叫《似曾相识的人》，当中使用了五种道具：手表、皮鞋、上衣、钱、介绍信等等。有人说：“这是戏，不是相声。”不管叫它什么吧，叫做喜剧也好，叫做相声也好，叫做“相声剧”也好，这都是次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还是要看：在这段作品里是不是表达了我所要表达的内容。在这段相声里我企图刻画一个狂妄自大、愚昧无知、任用私人、排斥异己，唯成份论，实用主义、敲诈勒索、向人行贿，问题暴露后先耍流氓，躲不过去，做假检讨……这样一个中“四人帮”流毒很深的人物。他不同于“马大哈”，也不同于“高人一头的人”，更不同于“开会迷”。为了表现这样一个复杂人物，我采取了传统相声当中《扒马褂》和《福寿全》的表现手法，也采取了一些喜剧的表现方法。我对艺术形式，特别是在运用旧形式方面，是力主创新的，于是就采取了“拿来主义”的态度。这很可能被认为是非驴非马的东西。非驴非马是什么呢？是骡子——骡子这种东西，比驴力气大，比马耐性强。抗日战争当中，剧团、报社、后方机关，在反“扫荡”当中得到骡子的助力不小。如果有人说我这个段子是骡子，我并不感到是对我的一种讽刺。就是说它是姜子牙骑的“四不象”，也是可以的。其实，它还是相声，不过有所发展而已。 这话说远了，我们再扯回来吧。 问 是不是在生活中遇到一些可笑的事物，就能作为相声创作的题材呢？ 答 我看是不行的。让我再举两个例子。 比如：某工厂有甲乙二人打赌，甲对乙说：“如果你把这五斤馒头吃下去，我输三十块钱。”乙果然吃了下去。当乙吃完之后，甲却违反自己的诺言不肯拿出钱来，于是两个人便吵了起来，去找工会，工会不管；去找行政，行政不管；再去找支部，支部也不管。乙在盛怒之下，告到法院。法院把双方传去，问明情节，调查属实，结果宣判：对双方都以赌博罪论处，每人罚款三十元。 这件事可乐不可乐呢？非常可乐，但却绝不能写成作品，如果把这件实事写成作品的话，就成了“暴露文学”，成了讽刺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的思想空虚，是对社会主义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当然这种事例是极其个别的，但如果写成文艺作品，就成为有普遍性的东西了。画家可以画鳄鱼、蛇、字纸篓，而不去画大便、鼻涕，毛毛虫之类，因为把这种形象采用到作品中，本身就破坏了艺术。因此，我们可以引伸出一个原则来，这就是：我们绝不能自然主义的来看待生活，否则写出来之后，很可能是一篇毒草。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也是一件实事。我的舅父(姑隐其名)，他一生最大的嗜好就是爱数钱。在花银元的年代里，他把一元的、伍角的、两角的、一角的，都分门别类地放在几个小木匣里，把五元的、一元的、二角的、一角的票子，都分门别类的包在纸包里，并且在木匣或纸包上用工笔小楷加以注明。如果票子上有破损的话，还用薄纸裁成小纸条，用浆糊贴补起来。同时他把新票子和旧票子，也分开存储。把银元当中“站人”的，“袁大头”的和带有“龙形”的，也分别存放。少说一天要数上两遍到三遍。 我的表哥是设计火车头的三级工程师，解放后每月收入达二百八十元之多。在我表哥四十多岁的时候，他每年的薪金必须原封不动地交给我的舅父，然后由我舅父再发给他每月的零用费。有一次我的表哥要出差到外地去，向我舅父要三十元人民币买一件雨衣和一双雨鞋。我的舅父嫌他要钱过多，就建议我表哥买几张东昌纸糊件雨衣，再刷上桐油；雨鞋呢？就用我外祖父的“遗产”，一双“油毛窝”来代用。结果我表哥只买了把雨伞就出差了。由于我舅父爱喝杏仁茶，就给我表哥娶了一个卖杏仁茶的女儿做媳妇。 我舅父的日常生活，都是由我表姐伺候的。每天两遍酒、三遍茶，晚上灌汤婆子，早起倒夜壶。他不吃别人炒的菜，只吃我表姐炒的菜，于是把我表姐留到二十八岁才出嫁(这个年龄在当时已经算是很老的老闺女了)。我舅父为贪图彩礼，就给我表姐找了一个比她年纪大一倍的老头子当女婿。彩礼是丰厚的，我舅父自己留下了多一半，只把一双四两重的金镯子声明给了我表姐，但是实物却留在我舅父家中，存放在一个极其秘密的所在。存放的时候，只有我舅父、表姐和我母亲在场。但过了没有几个月，这对镯子却不翼而飞了。究竟是谁偷走了呢？一直是个迷。直到我舅父弥留的时刻，给他穿“装裹”的时候，这个“贼”才被发现。原来这对金镯子就拴在我舅父的裤腰带上。 这个题材可以不可以写成一段相声呢？当然可以。但象我舅父这样的悭吝人，是一九二零年左右那个时代的产物。这个题材，是北京解放之后，我才得到手的。从北京解放到现在又过去了三十年。这个题材如果现在再写成一段相声的话，就失去了它的时代感。这种悭吝人在今天的社会里已经几乎绝迹了，即使有，他们的表现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写出来就成为无的放矢的作品。这样看来，我们在捕捉相声题材的时候，就不能不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我终于放弃了把这个题材写成相声的念头。 除了上面两个例子以外，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虽然这个题材也还有着较好的现实意义，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也适于用相声形式来表现，但是写出来后，却未必为广大观众所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作者的兴趣和他所经历的生活，与广大观众和读者距离很大，因而写出来也未必为群众所接受和理解。 除此，还可以再举一些例子。……总的看来，相声的题材有它自己的特点。首先，必须具有喜剧性。生活中可笑的事物当然是相声和一切喜剧题材的源泉，但不是所有可笑的事物都能写成相声。它必须具有典型意义，即所谓普遍性。必须反映时代的情绪而又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理解。群众性和时代感是喜剧题材的坚强柱石。至于生活中可笑的事物要变成相声创作的题材，还需要经过锤炼和扬弃的过程。可喜的东西不一定是可笑的，必须紧紧把握住喜剧性矛盾，没有矛盾就不能把可喜性转化为可笑性。作为喜剧艺术来讲，它比其它艺术更强调真实性。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要以为喜剧艺术允许夸张就不强调真实，不是的，在我看来，在各种艺术形式中喜剧艺术尤其应该强调它的真实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