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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船工们再能干，也逃不脱长江的凶险 事实上，上个世纪90年代丢失过一次的手稿，并不是第一次遭遇噩运。 早在1960年，田洪光就有了将老船工的故事记下来的打算。那时，他曾经是单位的宣传骨干，被派到市文化宫进修，学习创作金钱板和相声，并将这些本领应用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宣传‘继续革命，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中去。 不过，同时也在学习“创作的秘诀”的田洪光，却想写一部真正的作品。有一段时间，他独自生活在一条25吨的驳船上，从涪陵、武隆、彭水、秀山沿长江顺流而下，运送一些衬衫、鞋帽之类的生活用品。 那时的川江，正在巨大的爆炸声中发生变化。1949年后，130多处著名的险滩被整治。一篇来自长江航务管理局的文章中提到，在川江整治过程中，“解放后不到30年，完成工程量892万立方米，相当于旧中国124年整治工程量的100多倍”。这一切，改变了“长江航道处于十分落后的自然状态”。 田洪光如今还在念叨着的“青滩和泄滩”，也在那时一并被清除。川江，正在变得平静甚至“单调”。因此，每当有人请老人讲些自己的船工生涯时，他总会歪着头想一想，然后摆摆手笃定地表示：“没得啥子生活。” 有时，船停靠在小码头，一天“不装不卸”，他就点起铁铜色的马灯，在船尾的铺上弓起膝头写作，记录下茶馆里上百个老船工的故事。 故事里，川江滩险，几乎没有船夫敢在雾天或黑夜里拉船。只有一个船工是例外，他站在船头，仅仅凭脸就能感觉到风的方向。无论是在长江，还是嘉陵江，只要感觉到风在脸上移动，就知道船在向哪里移动。 可是更多的船工，只是一些生活在最底层的普通人。在老人的记忆里，世界还是那个“装不完的重庆，吃不完的上海”。 在船上，操篙弄桨的人被称作桡夫。每每船从重庆到宜昌，总是满载货物，需要的桡夫多。而回程却不需要这么多人，很多桡夫不得不走路回重庆。但从宜昌到重庆，至少也得七八天。 盘缠少，一路上都是荒山野岭，“山头像拳头一样，一个接一个”，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因此，他们必须背上砂锅和大米，一路自己煮来吃。也有时，不熟路的年轻桡夫掉队了，这就意味着“饿饭”，甚至还可能被野兽吃掉。 但还有比这更凶险的事情。田洪光经常提到的泄滩，地势凶险，水波浩荡，“犹如一锅煮开的水”。想跟旁人讲话，就算双手围住嘴巴，接近对方的耳朵，也要大喊才能让对方听到。 每当船经过这里，就要临时雇人拉纤，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尽管只能赚到一天的饭钱，滩上滩下还是等满了饥饿的穷人。不过，这可是个要命的差事。如果发号施令的旗语出错，船只在水里打旋，纤绳就会像拖死狗一样，将人拖来拖去。若纤绳挂到礁石缝里，拉滩人就会被撞死或勒死，身首异处。 老船工们还记得，那半山的岩石坎上，“到处都是撕破了的衣裤碎布，在风中摇摇摆摆”。 这就是那时的船工所要经历的一切，生于岸上，死在江中。每每说起这些，田洪光就仿佛回到了年轻的时候，他瞪大眼睛，语速也加快了，拍着腿大声说：“就算船工们再能干，也逃不脱长江的凶险。” 当时30岁出头的年轻船工田洪光，就在昏暗的马灯下，记下了这些故事。可是一次靠岸时，他的小驳船与轮船相撞，“轰的一声”，驳船尾巴被撞出了一个大洞，“丢了扫把、衣服、布票、叶子烟、半斤盐巴、半斤菜油和几斤米”。 他辛辛苦苦记录的那些资料，也顷刻间顺着江水漂走了，“当时真是好心痛哦”。不过因为“年轻，记忆力好”，他并没有就此放弃。这个被工人们称作“爱写作的田师傅”，决定重整旗鼓再写一遍。 这一次，为了安全起见，他将记录下来的资料和自己辛辛苦苦攒钱买的书一起，藏在从农村老家带来的巨大的米柜里，甚至还在上面小心翼翼地上了一把大铁锁。可倒霉的事情再次发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那时还在上小学5年级的田家记得，一天下午，菜园坝街道上的几个“代表”背着背篼，到家里搜查“老田收藏的封资修”。母亲已经吓得不敢搭腔，而田家还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这个小女孩很积极地告诉代表们，“我知道爸爸把东西藏在哪里。”甚至，她还把父亲平常偷偷藏着的钥匙也递到了代表面前。 米柜被打开。代表们将《红楼梦》、《水浒传》、《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小说，连同田洪光最珍视的手稿，胡乱地塞进背篼里，全部没收了。事实上，当这几个代表卸下背篼，也只是老田一家的邻居。一天，田家正在楼下玩耍，忽然发现楼上飘下来一些碎纸。原来，父亲当做宝贝一样收藏的书，被代表的孩子们撕碎扔掉了。 至于田洪光的手稿，从此无影无踪。 如今已经退休的田家还记得，父亲下船回到家，发现米柜里空无一物，简直气疯了，“他拿起皮带，把我狠狠地抽了一顿。这是我记忆里，他唯一一次打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