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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六朝时代是牛女爱情神话的定型期。由于神仙思想的盛行和神仙传说的推动，在文人诗赋和笔记小说中，牛女神话表现出更多的世俗化和情欲化倾向。首先，人物关系更加亲密，牛郎与织女从相恋到婚姻，由恋人而夫妇。《文选》卷19《洛神赋》“咏牵牛之独处”李善注引曹植《九咏》注云：“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10]271最早称牛女为夫妇。夫妇之说，至吴均《续齐谐记》成武丁故事乃确定。唐韩鄂《岁华纪丽》卷3“织女将渡”注引《续齐谐记》曰：“桂阳成武丁有仙道，忽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吾向以被召。弟问织女何事渡河。答曰暂诣牵牛。世人至今云织女嫁牵牛是也。”[13]傅玄《拟天问》曰：“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14]76其次，情节结构更加完整。明冯应京《月令广义》引南朝殷芸《小说》云：“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使一年一度相会。”[14]784可见，牛女神话已有完整而曲折的情节。至此，织女的身份及牛、女二星的关系和性格从许嫁到隔绝再到相会的故事情节都已定型。换言之，到了魏晋南北朝，牛女神话已经演绎出完整而曲折的故事情节，刻画出生动而鲜明的人物性格。 隋唐以后是牛女爱情神话的演进期。牛女神话仍然通过文人创作与民间口传两个途径进行传播。白居易、杜牧至秦观都沿用西汉以来的神话传说，写出了美丽动人的诗篇。白居易《长恨歌》写明皇与贵妃在七夕守夜畅想鹊桥相会的神话，喊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生死相随的爱的誓言。北宋秦观《鹊桥仙》：“织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在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借牛女神话来讴歌坚贞不渝的爱的信念。不过，这些诗篇对牛女神话的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上并无发展。民间口传的牛女爱情则形态各异。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辞典》“牛郎织女”条里采集了一则普遍流传的牛女传说，其情节是：“织女为天帝孙女，王母娘娘外孙女，于织纴之暇，常与诸仙女于银河澡浴。牛郎则下方一贫苦孤儿也，常受兄嫂虐待，分与一老牛，令其自立门户。其时天地相去未远，银河与凡间相连。牛郎遵老牛嘱，去银河窃得织女天衣，织女不能去，遂为牛郎妻。经数年，产儿女各一，男耕女织，生活幸福。不意天帝查明此事，震怒非常，立遣天神往逮织女。王母娘娘虑天神疏虞，亦偕同去。织女被捕上天，牛郎不得上，与儿女仰天大哭。时老牛垂死，嘱牛郎于其死后剖皮衣之，便可登天。牛郎如其言，果偕儿女上天。差已追及织女，王母娘娘忽拔头上金簪，凭空划之，顿成波涛滚滚天河。牛郎织女隔河相望，无由得过，只有悲泣。后终感动天帝，许其一年一度于七月七日鹊桥相会。”[15]82这一民间口传文学，通过牛女之被阻隔，谴责封建礼教势力的代表天帝和王母娘娘，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鲜明的阶级性。牛郎、织女的性格形象更加丰满，成为勤劳善良、忠于爱情的美好典型。许多学者认为，民间口传中的牛女神话是结合了天鹅处女型故事和兄弟分家型故事，在长期流传中加工改造而成的。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长安西南昆明池畔开始修建牛郎、织女庙，设案供奉牛女二石像。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卷12县二长安：“唐贞元十四年置石父庙。”“石婆神庙并在县西南三十五里昆明池右。”“今石人宛在，后人名石父石婆云。”[16]这是史载最早的牛郎、织女庙。“石父”、“石婆”是长安乡民对西汉牛郎、织女石像的俗称。此后，有许多地方也修建祠庙，祭祀牛女二星神。 综上，牛女爱情神话在周代的镐京孕育，在西汉初的长安生成，经过魏晋南北朝文士的修饰与定型，隋唐后在民间广为流传。无庸赘言，长安正是牛女传说的故乡。 二、七夕节俗起源于西京长安 七月七日，并非“七夕”。七月七日原是岁时性的节日，与牛女神话无涉。这一“良日”古已有之，其节俗包括曝衣、曝书等。“七夕”则依托牛郎、织女的爱情神话而产生，是一个纪念性节日，其节俗主要有守夜乞愿和穿针乞巧等。 《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夏秋之交，正是曝晒旧衣和制作新衣的时节。宋卜子《杨园苑疏》曰：“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阁，常至七月七日，宫女出后登楼曝衣。”[17]卷31据此，七月七日曝衣之俗，可溯至西汉武帝时。东汉崔《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作曲合蓝丸及蜀漆丸，暴经书及衣裳。”[18]76则曝书、曝衣以免虫蠹，渐成习俗。此俗至魏晋尤盛。王隐《晋书》曰：“魏武帝辟高祖(司马懿)，以汉祚将终，不欲屈节于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遣亲信令史微服于高祖门下，……七月七日高祖方曝书，令史窃知，还具以告。”[17]卷31司马懿假病，仍不废曝书，可见七月七日此俗之盛。《世说新语》曰：“郝隆七月七日见邻人皆晒衣物，乃仰卧出腹，云晒书。”[19]76《竹林七贤论》曰：“阮咸，字仲容。七月七日，诸阮庭中灿然，莫非锦绨。咸时总角，乃竖长竿，标大布犊鼻裈于庭中，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18]76卧腹曝书、挂犊鼻裈，是魏晋名士七月七日的滑稽表演。可见，七月七日原有的节俗，“曝书策，晒衣裳”[13]，都是在白昼举行的。晋潘尼《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园诗》曰：“商风初授，辰火微流，朱明送夏，少昊迎秋。嘉木茂园，芳草被畴，于时我后，以豫以游。”[18]76这一“良日”里，达官显贵们还要宴游。这里，潘尼也未提及牛女神话。 从西汉初年开始，牵牛、织女的爱情神话逐渐渗透在七月七日这一“良日”，最终形成在七月七日晚上守夜乞愿、穿针乞巧等一些新的节俗。七月七日这一白昼的“良日”，渐渐变成了晚上的乞巧节；原本在白昼举行的曝衣、曝书等节俗淡化了，守夜乞愿、穿针乞巧成为七月七日晚上的民俗景观。(注：撰者按：《太平御览》卷31“七月七日”引晋周处《风土记》三则。《风土记》云：“七月初七日重此日，其夜洒扫中庭，然则中庭乞愿，其旧俗乎?”又云：“魏时人或问董勋云：七月七日为良日，饮食不同于古，何也?勋云：七月黍熟，七日为阳数，故以糜为饵。今比人惟设汤饼，无复有麋矣。”又云：“七月初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尔雅》曰河鼓谓之牵牛)、织女。言此二星辰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咸云见天汉中有奕奕白气，有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颇有受其祚者。”在第一则中，周处指出，七月七日之成为“良日”，原因是“重其日”。就像古人重视正月一日“元日”、三月三日“上巳”、五月五日“端午”或者九月九日“重阳”一样，七月七日受到重视，成为“良日”。明李诩曰：“古人之节，抑有义焉。如元旦、上巳、端午、七夕、重阳，皆以奇阳立节，偶月则否，此亦扶阳抑阴之义也。”(见李诩《戒斋老人漫言》卷7，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05-306页)但守夜乞愿，本是这一“良日”的旧俗么?周处提出疑问。在第二则里，“七月七日为良日，饮食不同于古”，显然，七月七日这一“良日”的饮食习俗与牛女神话并无关涉。从第三则看，七夕守夜乞愿之俗至晋代已流行。由此，七月七日转为“七夕”之痕迹，或可窥见(参阅《四部丛刊》子部三编《太平御览》第2册)。)《四民月令》和《西京杂记》里保留一些关于七夕节俗起源于西京长安的珍贵记载。 守夜乞愿之俗的最早记载，提及西汉文帝窦后。《初学记》卷7“七月七日”载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注引《五王传》曰：“窦后少小头秃，不为家人所齿。遇七月七日夜，人皆看织女，独不许后出，有光照室，为后之瑞。”[18]76《岁华纪丽》卷3“瑞光”注云：“前汉窦皇后传云：后，观津人也。少小头秃，不为家人所齿。遇七夕夜，人皆看织女，独不许后出。乃有神光照室，为后之瑞。”[13]则七夕守夜“看织女”之俗也要溯至西汉初。《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曝经书，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19]75在牛郎织女欢会之时，百姓向二位星神祈求幸福，守夜乞愿之俗正在形成。崔虽然提到七月七日“曝经书”的旧俗，不过，“守夜者咸怀私愿”已经成为这个节日的重头戏。晋苏彦《七月七日咏织女诗》曰：“欢宴未及究，晨晖照扶桑。怅怅一宵促，迟迟别日长。”[19]76苏彦最早把牛女七月七日晚上欢会作为诗歌的题材。自南朝宋孝武帝，遂不称“七月七日诗”，而多称“七夕诗”。七夕牛女欢会，百姓守夜乞愿，成为文人诗赋的重要题材，并出现大量的应制诗。据《艺文类聚》卷4“七月七日”载，宋孝武帝刘骏、南平王刘铄、谢惠连、王僧达、颜延之、谢灵运、谢庄等都有《七夕诗》。梁武帝萧衍《七夕诗》曰：“白露月下圆，秋风枝上鲜。瑶台含碧雾，罗幕生紫烟。妙会非绮节，佳期乃良年。玉壶承夜急，兰膏依晓煎。昔悲汉越难，今伤河易旋。怨咽双念断，凄悼两情悬。”[19]77一代帝王为诗，竟能情辞恳切，感人至深。隋江总《七夕诗》“此时机杼息，独向红妆羞”[19]79，隋张文恭《七夕诗》“含情向华幄，流态入重闱”[19]79，都是借牛女七夕相会写世俗的男欢女爱，十分露骨。大唐一统后，京师长安的七夕守夜之俗更加繁盛。白居易《长恨歌》记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回忆七夕夜半骊山避暑时的情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李商隐《马嵬》云：“此日六军同驻马，当年七夕笑牵牛。”可见，七夕此夜，帝王、贵妃也要守夜乞愿。杜牧《七夕》云：“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天阶，指唐代长安的宫廷。织女犹有相爱的牛郎，每年还可一度相会，这些宫女却身陷禁宫，虚度青春。此诗借牛女鹊桥相会的欢快，反衬宫女身世的凄凉。显然，从西汉的长安到唐代的长安，从民间到宫廷，已经盛行七夕守夜乞愿的节俗活动。伴随着唐帝国在军事和文化上的强盛，七夕守夜乞愿的节俗遍布全国，远播四海。 穿针乞巧之俗也起源于西汉初的长安。《西京杂记》曰：“汉彩女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20]53又曰：“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20]57西汉初，七月七日长安宫中要穿针以显示针织技巧，这是现存最早的穿针乞巧之俗的记载。显然，汉彩女乞巧正是对织女星的崇拜。东晋偏安，文化南移，穿针乞巧之俗传播江南。梁顾野王《舆地志》曰：“齐武帝起层城观，七月七日宫人多登之穿针，世谓之穿针楼。”[17]卷31从开襟楼的汉彩女穿针，到穿针楼的齐宫人穿针，乞巧之俗由此承传。《荆楚岁时记》曰：“七夕，妇人结彩缕，穿七针线，或以金银玉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18]76穿针已定在晚上，且要在月下进行，这说明牛女神话完全渗透在七月七日这一“良日”。南朝宋孝武帝刘骏《七夕诗》曰：“迎风披彩缕，向月贯玄针。”[18]76这是最早以穿针为题材的诗歌。梁简文帝萧纲《七夕穿针诗》“针欹疑月暗，缕散恨风来”[19]77，则饶有情趣。其后又有穿针题材的应制诗的产生。梁刘孝威《七夕穿针诗》曰：“故穿双眼针，时缝合欢扇。”[19]78汉代的“七孔针”，发展为南朝的“双眼针”，用来缝制“合欢扇”，则七夕穿针之寓意，除乞巧外，尚有求爱的要求。崔颢《七夕》“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时持针线”，描绘唐代长安城郊穿针乞巧的风俗。显然，西汉长安形成的穿针之俗，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演进，唐初风靡全国，而京师长安尤其繁盛。唐德宗贞元十四年，长安修织女庙(俗称“石婆庙”)设案供奉。百年来，长安石婆庙香火一直很盛，至今仍保留着七夕祭祀牛郎、织女大规模的民俗活动，而石婆庙庙会(乞巧市的一种样式)，成为传统的七夕节俗的生动载体。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曰：“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21]50北宋汴京之节俗一仍唐城长安。《月令广义》卷14“乞巧市”注引《岁时杂记》：“东京七月一日置乞巧市。”[14]783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曰：“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妇女望月穿针。”[22]209举国上下千家万户在七夕纷纷乞巧，表达古代人民对织女星神的崇敬之情和妇女们提高技艺、追求幸福的迫切愿望。明清时期，穿针乞巧的仪式改在白天举行，花样更多翻新。古代女性崇尚灵巧的生活理想，在这一节日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综上，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以及七夕节俗最早产生在西汉初的长安，其后广泛流传。牛女神话和七夕节俗在长安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与广泛的群众基础。长安既是牛女神话的起源地，又是七夕文化的发祥地，而长安斗门附近的牛女二石雕以及石婆庙，不仅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而且也是今天弘扬七夕文化的宝贵资源。 (作者：刘学智 李路兵) [参考文献] [1]茅盾.茅盾说神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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