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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且是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著名的有山、陕、鲁、徽、闽、粤、宁波等十大商帮，而这其中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的就是山西商帮。它纵横商界500年，经营项目“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几乎百业俱备；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及周边各主要国家；服务对象上达朝廷、官宦，下至乡野、边关；商路达万里之遥，款项则汇通天下。到清中叶以后，其所拥有的资本控制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亚洲地区一些国家的金融和贸易，并且在明清两朝的财政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强大经济势力。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利倾朝野、鼎足华夏的商帮，发展到近代却随着清王朝的消亡而走向衰败了。是什么原因，使晋帮商人在清末民初由昔日辉煌繁盛而步入日暮途穷之路，最终一蹶不振？又是什么力量，将其彻底冲垮击败，直入衰败的深渊，而在华夏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的？ 中国社会步入近代以来，其社会的发展变化用社会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的话说，是“和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的”。（见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在这个过程中，无疑是必须与那个将世界所有古老国家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的西方资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接触、来往、得到收益并促使自己获得新生、重新发展的。在这方面我们的先辈山西商人恰恰没能做到超越自己而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开拓新的经营领域，而是囿于传统，固守旧的传统行业，失去一次又一次新的发展机会。 反思之一：19世纪中后期，山西商人没有大规模投资于新式产业，是它的第一个禁锢失误之处 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同西方的经济、贸易往来的逐渐增多，古代中国传统的商业和产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国的经济发展同西方经济发展相衔接的趋势。在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19世纪的中后期，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的工矿企业。兴办这些企业的有中外两类资本来源。据统计，至1894年，外商已在中国各通商口岸陆续兴办了100家近代工厂，拥有产业工人34000人，资本1972万元。中方的资金投入分为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两部分。国家资本主要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为止，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为主兴办的大小50余家近代军用、民用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总额2263万元，占1895年整个工矿企业（包括外国在华企业）总资本的45．22％，生产工人总数34000至40810人，占同年近代工矿企业工人总数的37．33至41．62％。私人资本即民族资本，据估算，至1899年为止所办近代工矿企业180家，原始资本总额约计银470万两，其中近代工业约300万两，近代矿业约170万两，工人总数约3万。据孙毓堂先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166～1172页）的数据估算，买办及买办商人，占早期民族资本近代工矿企业主创办人的35.8％，是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来源。 那么，买办这个阶层的收入共有多少呢？据有关专家的估算统计，从1840到1894年买办收入共约4．9亿两白银。 到甲午战争以前，买办50多年的收入总额，差不多相当于19世纪4O到6O年代间清政府10年的全国财政收入的总和。 从孙毓棠先生编著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在早期民族资本的投资人数比例上尚有30．86％的官僚地主；18．52％的一般商人和各为7．41％的手工作坊主和华侨商人，可见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来源也是多元的。现在要问的是，作为旧式商人的山西票号是否具备近代产业投资的条件和实力。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北京分行代理行长泽村荣太郎在清末曾作了一次调查，统计共有票在33家，资本总额约为4000万两，但他只举出30家的名字，而且资本合计只有1070万两。这恐怕只是山西票商在京的经营资本，而票号资本家（指财东）的全部家产（固定资产）以太谷曹家、祁县乔家、渠家、介休侯家、榆次常家等估算都在几百万两至上千万两之间，以保守数字500万两计算，30家至少在1．5亿两白银左右。这样一笔庞大的资产，又有多少投入到近代新式产业中呢？依笔者日前收集到的资料而言，直到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祁县票商财东渠本翘才以5000两白银将官办的晋升火柴公司盘过来，注入资金，更名为双福火柴公司，这是近代山西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到1906至1908年，渠本翘、刘笃敬才从英国福公司手中收回山西矿权，创建成了规模较大的股份制的山西保晋矿务公司。此时已落后于那些闽粤、浙沪出身于买办而后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先行者们30～40年矣。在整个19世纪的中后期，山西商人将祖先几代人积累下的财富除用于创办票号业，为封建朝廷、权贵服务外，富商巨贾们都将大量金钱挥霍浪费掉了，家家过着帝王船的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而竟没有一家投资于近代企业。到了20世纪初，山西商人倒是有收回英商福公司、创立保晋公司、抵制洋商、挽回利权的惊人之举，而此时洋人与我已是鸡犬之声相闻，仅拒之于娘子关外，绝说不上是汇入近代史主流的旷世之功，至多是小国寡民闭关自卫的浅薄见识而已。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近代资本主义各国的兴衰嬗替，而不拘泥于一时的历史现象，就会发现：凡是不经工业发展为基础的商业繁荣，是不能持久的，而只能成为过眼烟云。故此，在19世纪后半期没有大规模地投资于新式产业是山西商人的第一个禁锢失误之处。 反思之二：19世纪末，平、太、祁三帮票号的中心没有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是山西商帮的第二个禁锢失误之处 1842年上海开埠以来，逐渐成为“泰西通商互市之区，日与西人酬酢”之地。世界近代化的大潮一浪接着一浪拍击着太平洋西岸这个苇获萧萧、渔歌晚唱、荒凉偏僻的滨海小县，进而发展为万商云集、五光十色的国际性大都市。西方各国争相把自己的发展成果拿到这里来展示、炫耀，长开不息的“万国博览会”无疑为上海提供了各种近代化发展的模本。租界是嵌在上海的一块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飞地，尽管它只是一个袖珍型的西方社会模本，但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却无疑代表着一个全新的世界。一片陌生的天地，足以向国人展出其全部的文明成果。不仅是工业生产、经济贸易、金融信贷，乃至市政管理、社会生活、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上海居民没有一天不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战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其结果，就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所述，造成中国“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封建宗法制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跃迁”。 开埠以后，上海人一开始就敢于冲破语言障碍，直接与洋人频繁地接触、交往，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上海人在这方面积极的、外向的、进取的心态，促进了大批近代新型人才的成长，也促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就在上海面向世界，拼命学习外国的长技、西学之时，山西商帮票号的那些字号诸执事，“泄汝沓沓，大梦未醒，问以时事之变迁，商务之消长，皆似隔靴搔痒，于己无关”。一些诸如蔚泰厚票号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之类的有识之士面对总号财东、经理们与时事相背的决策，给晋商发展带来的损失，多次建议总号财东、总经理等人每年至少到各埠视察二次，借以了解世界各国知识，中外市场形势，进而说：“各国各君且有至各国游历者，所以日进富强。现在银行林立，互相争胜，若不细心讲求，何以自主？”在这种形势下，李宏龄更进一步认为：票号要立于不败之地，要使晋商在金融市场上的权益不致丧失殆尽，全体票号必须联合起来，组织一大股份银行，作为票号的后盾。然而，李宏龄的积极建议，却被平遥帮票号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瀚极力阻拦并诬“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这以后，部分山西票号商人虽有改设银行的议举，但因种种原因均未成功，丧失了重振和复兴的时机。而在太谷票商武佑卿家中担任私塾教师的刘大鹏所看到的事实却是：“及观（当地）富家，无论男妇长幼，率皆黎明方寝，日落才起，即早起亦在午后。……惟是饱食终日，处高楼大厦之中，求沃壤膏腴之土，以备终夜呼吸”。据票号经理人员的回忆，当时著名的大富豪如平遥五联号财东介休贾村侯家，首家票号日升昌财东平遥西达蒲村李家，太谷曹家的后代们大多耽于吸食大烟的恶习，不理号事。率先将东家的西裕成颜料铺改组为日升昌票号，而被帮内同仁赞誉为“拔乎其萃”的票号鼻祖雷履泰，其后代子孙大都才能平平，非但无法继承其祖先的事业，而且也一个个染上了大烟瘾，家道逐渐败落，至其玄孙雷东阳时，竟将其家产变卖一空，甚至连祖坟上的石碑也卖与他人，最后至1921年流落街头，活活饿死。 如果说在19世纪80年代，在上海滩，金融势力还是呈现出外国银行、钱庄、票号三足鼎立之势的话，到20世纪20至30年代，已变为外国银行、钱庄和中国新式银行而无票号立足之地了。由此断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平、太、祁三帮票号的中心没有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是山西商帮的禁锢失误之二。 反思之三：与宁波商帮相比，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尤其是在培养后代人才上的失误，是晋商的第三个禁锢失误之处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商品流通线路开始发生变化，上海取代广州成为我国海上对外贸易的中心，并逐渐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的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各通商口岸之间的流通网络。形成较晚，崛起于明未清初，以宁波府所属鄞县、奉化、慈溪、镇海、定海、象山六县为主的宁波商帮，在上海开埠之后，以毗邻上海的地利优势，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很快成为来沪经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的帮口之一。宁波商帮资本家因生长在通商口岸，从小受欧风美雨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熏陶，具有西人经商手腕和现代技术专长，其最大的特色是对新生事物极为敏感，能够抓住机遇，不断地更新经营项目，开拓新的活动区域。 上海开埠之后，随着社会风尚的变化，市场需求也有了新的变化，宁波商帮预感到并看准了这种变化的趋势，在保持传统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等行业特色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更新经营项目。如宁波帮的支柱行业沙船贩运业最繁盛时期是咸丰、同治年间，自欧美轮船航运侵入后，宁帮商人在沙船余势未衰之时，慧眼独具，转而经营轮船航运业。创办于1895年的外海商轮局、永安商轮局，1909年的宁绍商轮公司和1913年的三北轮船公司便是这一应变的产物。 发达的钱庄业和银行业，是宁帮得以发迹和臻于鼎盛的又一支柱行业。19世纪末，经营钱庄的宁帮商人意识到钱庄将被银行所淘汰，便千方百计，竭尽全力设法插足其内。我国第一家民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筹备时，宁波籍商人严信厚曾自愿要求将所设的票号和各埠分支店改组加入。此事虽未成功，然严信厚、朱葆三、叶澄衷等宁波巨商均成为该行总董，在“权归总董，利归股商”的原则下，掌握着该行业务经营的实权。以后在上海、北京、天津及全国各通都大邑相继组建的多家银行中，均有宁波商帮涉足投资和经营。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此话绝非虚语。 “沪地为宁商辅集之区”，宁波商帮旅沪经商者不下数十万人，即使在日寇占领、经济萧条的1941年，宁波人在上海经营的工商企业仍达2230家。他们还适应市场需求，开拓从事许多劳务性商品的经营活动。其及时更新、全力经营的项目有进出口贸易、五金颜料行、钟表眼镜业、呢绒洋布业、日用百货业、西药业、房地产业、保险业、证券业、公用事业和新式服务业等众多的新兴行业。 从鸦片战争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宁波商帮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发展的契机，在发达的钱庄业和银行业的鼎力相助下，商业、金融业、工业、航运业紧密结合，相互为用，经济实力空前强盛，商界地位显著提高，甚至连孙中山先生都对宁波商人极为赞赏，曾说：“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市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人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20世纪40年代末，宁波商人正处在鼎盛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大批宁波商人又劈波斩浪迁徙海外，在香港、澳门、台湾、日本、东南亚和欧美各国，抓住机遇，奋进不息，重开新业，使海外经营的业务不断开拓发展，由海内最富走向海外致富。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香港的两位世界船王董浩云、包玉刚；香港的娱乐界巨子，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筑宋城，承办香港最大游乐场——荔园的邱德根；曾出任过香港贸易局主席，现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安子介；出资举办应氏杯围棋邀请赛的台湾省宁波籍商人应昌期等等，不一而足，举不胜举。令人欣慰的是，老一辈宁波商帮的子女，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或继承父业，或另求发展，新人辈出，代有强人，在海内外大展宏图，成为海外华人经济圈中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经济力量。相形之下，贻误时机，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尤其是在培养后代人才上失误，是晋商的第三个禁锢失误之处。 禁锢即束缚、限制之意。令人深深遗憾的是禁锢晋帮商人的既不是官府，也不是洋人和其他商帮，而恰恰正是晋商自己，是他们的眼光、思路、视野以及人才的素质将自己禁锢在太行山下、汾水河畔的一个又一个深宅大院之中。当穷困之时，他们能够超越他人，又无反顾地走西口，踏沙漠，溯江河，寻求别样的世界，创造崭新的生活。问题是富足了以后，不是继续开拓新的领域，寻求更新的生活，而是盖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大院，五年、十年、几十年、一百年不停地修建着，使自己和子孙世世代代扎根、厮守于这片黄土地上。 时光流逝，冲淡了晋商创立的辉煌业绩，冲淡了他们衰落、屈辱、惨痛的记忆，时光只留下一个个散落在三晋大地上的民居大院。难道作为后人的我们，只能是缀串起这一个个珍珠，向世人炫耀我们的祖上也曾风光过就足以了吗？什么时候才能重新铸起新一代晋商的辉煌呢？这才是研究晋商历史的真实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