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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想像吗？一直到小学四五年级，我和同村的小伙伴们都还不会说汉语，也不认识彝族文字。”王继超笑呵呵地说。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１０岁仍然不懂彝文和汉语的彝族孩子，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抓住政府为少数民族创造的种种机会，成了一个精通古汉语、古彝族文字和现代彝族文字的“活字典”，被公认为彝文化研究的权威，为抢救和翻译古彝族文献、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立下汗马功劳。 １９５７年，王继超出生于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龙场镇长坪村的岩脚寨。这是个只有２００来人的彝族小寨子，王继超的父母就靠种几亩洋芋来养活六个孩子。 “一家人挤在两间小土房里，房顶只用茅草盖着。”王继超说，“我们那个村子又是高寒地区，种出来的粮食只够吃半年，到了下半年就开始到处挖野菜，天天饥肠辘辘。” 有一天，他看到自己的老师煮了一大锅玉米饭，“那个香啊，我当时就想，一定要好好学习，当一个老师，这样就能吃饱饭了”。 然而，１５年之后，当了８年小学老师的王继超找到了自己人生的真正目标－－彝文翻译。 １９８２年，中央民族大学民语系举办彝文文献干部专修班，已经参与过彝文地名翻译工作的王继超跃跃欲试。他找到当地一位６０多岁的彝族老先生，在２０多天里愣是学了３０００多个彝族文字。“当时有些考生想把这个机会当成一个跳板，找到更好的出路，可我从小生长在彝寨，耳濡目染着彝族文化，我是真的爱这个东西。” １９８５年，适逢威宁自治县成立３０周年，为了保护和传承彝族文化，政府成立了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由已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王继超担任组长。 “这个翻译组成立之后，我就如鱼得水，开始要大干一场了。”王继超说。 在毕节，七八十岁、掌握彝文古籍的“布摩”只有几人，现存彝文古籍大多在边远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条件有限，许多书籍正在遭受虫蛀、烟熏火燎和雨淋。存世的彝文古籍７０％以上均属国内外孤本，一旦毁损或丢失，就意味着这份古籍在地球上彻底消失。 为了抢救这些书籍和资料，王继超经常提上一个大录音机和一桶酒，扎根在彝族村寨里，和村民们交朋友。贵州山路崎岖，他没少经历和死神擦肩而过的时刻，也因工作过于劳苦而换上严重的肝病。二十多年下来，他带领翻译组对毕节地区５０００余部彝文古籍、一万多种文献资料进行研究，整理翻译出版了４３部７９卷１３００余万字，其中的一部分还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荣获国家图书奖和民族图书奖、国家和省社科奖。他本人也多次获得学术带头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等荣誉。 “他可是毕节地区的‘国宝级’人物。”毕节地区民族宗教局局长梁兴华说，“关系到彝族文化、文字能否继续传承并且发扬光大。” 而记者眼前的这个“国宝”，仍然保持着彝族汉子朴实憨厚的本色，“你想想，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财政每年十几万元甚至二十万元的拨款，我们的研究怎么可能进行下去？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事业。”王继超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