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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通过考察有关史料和天文学发展史，对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的历史作用重新进行评价。指出： 一、Tycho体系当时比Copernicus体系更精确，也比当时中国的传统天文学优越，故汤若望等人选择这一体系有科学上的理由。 二、耶稣会士从未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相反还对Copernicus学说作了介绍和好评。 三、Tycho体系在客观上也不会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 四、天文学的基本方法，从Hipparchus直至今日，一脉相承，而耶稣会士通过修撰《崇祯历书》将这种方法介绍给了中国，这是他们最大的历史功绩，这一点以前一直被忽视了。 引 言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以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作为打入中国上层社会的手段，以帮助他们的传教活动。在耶稣会士传播的科学技术知识中，天文学知识最为重要。这是因为，在中国漫长封建社会中，天文历法向来被视为王权得以确立的必要条件和象征，［１］而耶稣会士恰好获得了运用他们的天文学知识为明廷修历的机会。正是通过修历，使耶稣会士得以直接接触中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并进入中国社会的上层，从而使他们的传教事业一度站稳了脚跟。 对于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的动机，很多人士作过论述。认为这是一种帮助传教的手段，基本上可以成为定论。然而，动机与效果并不是一回事。对于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的客观效果，学者们的看法很不一致，甚至是明显对立的。虽然有人主张“由于他们的活动形成了中国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早期接触”，［２］因而应该肯定他们的功绩。但公开表达这种观点的人相当少，因为在上个世纪的很长时期中，人们不大敢谈论耶稣会士的功绩。而更有影响的则是流行已久的“阻挠说”。其说认为：“正是由于耶稣会传教士的阻挠，直到十九世纪初中国学者（阮元）还在托勒密体系与哥白尼体系之间徘徊”，［３］并进而论定：“近代科学在中国当时未能正式出现，那阻力并不来自中国科学家这方面，而来自西方神学家那方面。”［４］ 但是，评价一种活动的历史功过，主要不应该从这种活动的动机出发，更不应该从某些现成的、未经深入考察过的观念模式出发，轻率作出结论。特别是，如果那些模式是出于某种非学术的原因而被虚构出来的（详见下文），就更容易将讨论引入歧途。 鄙意以为，对于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的历史功过，应该从史料出发，并结合中西天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当时的历史背景，针对这种活动本身，以及这种活动所产生的客观效果，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以得出尽可能公允的评价。这正是本文打算进行的尝试。 １ Tycho体系在当时不失为先进 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等人在编撰《崇祯历书》时采用了Tycho的宇宙体系而未采用Copernicus的日心说，通常被认为是“阻挠”了中国人接受日心说，因而其心可诛。为此我们有必要先考察Tycho体系，看它在当时究竟是现今还是落后，然后再进而探讨“阻挠说”能否成立。 这里还需要注意的是，在评价一个历史事物时，如果笼统地、不加推敲地使用“先进”或“落后”这类概念，很容易带来混乱，而无助于问题之讨论。因此我们必须从三个方面对Tycho体系进行考察： 甲、“先进”与否因时间而异 Copernicus之《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发表于1543年，今天我们从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价它，谓之先进，固无问题，但16、17世纪的欧洲学术界，对它是否也作如是观？而且，当时学者之怀疑Copernicus日心说，并不是没有科学上的理由。 日心地动之说，早在古希腊时代Aristarchus即已提出，但始终存在着两条重大反对理由——Copernicus本人也未能驳倒这两条反对理由。第一条，是观测不到恒星的周年视差（地球如确实在绕日公转，则从其椭圆轨道之此端运行至彼端，在此两端观测远处恒星，方位应有所改变），这就无法证实地球是在绕日公转。Copernicus在《天体运行论》中只能强调恒星非常遥远，因而周年视差非常微小，无法观测到［５］这确实是事实。但要驳倒这条反对理由，只有将恒星周年视差观测出来，而这要到19世纪才由F.W.Bessel办到——1838年他公布了对恒星天鹅座61观测到的周年视差。［６］第二条理由被用来反对地球自转，认为如果地球自转，则垂直上抛物体的落地点应该偏西，而事实上并不如此。这也要等到17世纪伽利略阐明运动相对性原理以及有了速度的矢量合成之后才被驳倒。因此在耶稣会士修撰《崇祯历书》时（1629～1634），Copernicus学说并未在理论上获得胜利。当时欧洲天文学界的大部分人士对这一学说持怀疑态度，正在情理之中。 作为和本文论题密切相关的历史背景，我们应该对当时的欧洲天文学界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多年来一些非学术的宣传品给公众造成了这样的错觉：似乎当时除了Copernicus、Galileo、Kepler等几人之外，欧洲就没有其他值得一提的天文学家了。又因为罗马教廷烧死了Bruno（其实主要不是因为他宣传日心说）、审判了Galileo，就将当时的情形简单化地描述成“神学迫害科学”、“宗教与科学斗争”，并进而将当时的许多学术之争都附会到这种“斗争”模式中去。［７］ 而实际上，当时欧洲还有许多天文学家，其中名声大、地位高者大有其人，正是这些天文学家、天文学教授组成了当时的欧洲天文学界。其中有不少是教会人士（Copernicus本人也是神职人员），参与在华修历的耶稣会士如汤若望、邓玉函（Joannes Terrenz）等人皆是此界中人——邓玉函且与Galileo、Kepler皆有很好的私交。Galileo、Kepler等人率先接受日心说，固属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足证其伟大，但这并不能成为当时怀疑日心说的人士“反动”、“腐朽”的证据。 Tycho就是日心说的怀疑者之一。他提出自己的宇宙新体系（De Mundi，1588），试图折衷日心与地心两家。尽管Galileo、Kepler不赞成其说，但在当时和此后一段时间里Tycho体系还是获得了相当一部分天文学家的支持。比如N.Reymers的著作（Ursi Dithmarsi Fundamentum astronomicum，1588），其中的宇宙体系几乎和Tycho的一样，Tycho还为此与他产生了发明权之争。又如丹麦宫廷的“首席数学教授”、哥本哈根大学教授K.S.Longomontanus的著作《丹麦天文学》（Astronomia Danica，1622）也是采用Tycho体系的。直到J.B.Riccioli雄心勃勃的巨著《新至大论》（New Almagest，1651），仍主张Tycho学术优于Copernicus学说。该书封面画因生动反映了作者这一观点而流传甚广：司天女神正手执天秤衡量Tycho与Copernicus体系——天秤的倾斜表明Tycho体系更重，而Ptolemy体系则已被委弃于女神脚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