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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为“开一线以通云南”，中央王朝在贵州各驿道沿线广设卫所、遍列屯堡，这一举措使得今天贵州黔中地区有多达30余万的汉人称自己为明朝屯军后裔，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屯堡人”。作为较早移民西南边陲的汉人群体，在600余年的繁衍生息中，这些“由军转民”的屯堡村寨在黔中地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人文类型，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 明崇祯十一年（1638）的春天，旅行家徐霞客进入贵州游历。阅其《黔游日记》可知，这一年的4月20日清晨，他从黔中的平坝卫出发，沿滇黔驿道西行，途经石子哨、水桥屯、中火铺、杨家关、王家堡、头铺等地，直至傍晚来到了“城垣峻整、街衢宏阔”的普定卫城（安顺府），接着几天，徐霞客先后游历了安庄卫（镇宁州）和安南卫（永宁州）。作为一个观察敏锐的旅行家，徐霞客对于自己的这一段行程有如此评价：“但各州之地，半错卫屯，半沦苗孽……三卫之西为水西所苦，其东又诸苗杂据，惟中一道通行耳。”300多年后，当我们再次沿着徐霞客的行程路线进入黔中地区，会感慨地发现他的记录仍可用于描述今天的情况。从贵州省平坝县出发，沿320国道西行，一路上会发现很多地名中带有关、哨、铺、屯、堡的村镇。犹如徐霞客所言“惟中一道通行耳”，这些村镇串联成云贵高原最为重要的一条通道——滇黔线黔中段，而在交通线两侧的纵深之处，则交错分布着众多的苗族、布依族和仡佬族村寨。排列在通道之上，位于“汉夷杂处”地带的屯堡村寨，促使着学者的考察研究必须具有一定的历史跨度和空间宽度。 恰如当地谚语所言：“喝了三年岩浆水，不是苗来也似苗。”在贵州这个“街市以外尽皆苗夷”之地，自称“老汉人”的屯堡人虽然一直固执地坚守着汉民风尚，却常被认为是当地少数民族的一支。在这样的误会和尴尬后面，其实突显的正是黔中屯堡“襟带汉苗”的人文特征。为保持汉人的习俗特征与文化认同，坚持原有的文化习俗成为一种必要的策略，屯堡人的这种坚持反倒使得这些贵州的“老汉人”一方面逐渐与后来移民入黔的汉人群体产生了隔阂，直至 “忌避结婚”；另一方面却又在长期互动的交往中“与苗民彼此无猜”。可以说，屯堡人“似汉非汉，似苗非苗”的这种身份境遇，其实是在屯堡人、当地少数民族与后来汉族移民的交往互动中被塑造出来，这里面蕴涵了一个“化”的历史。 作为一种屹立于通道沿线的、拥有城墙的村庄，黔中屯堡形成缘起的历史背景与地方文化的形塑过程，均突显了这一区域的聚落格局与社会形态所具有的一种流动与封闭的双重特色。“驿道”与“屯墙”作为黔中地区两种标志性的人文景观，前者表现的是“上下通达”，后者表现的是“内外有别”，这正是这一地区“孔道大通”的区域地位与“襟带汉苗”的地缘特征的一个生动写照，它们不仅承载着历史上那些频繁的政治往来、贸易流通与战争冲突，也呈现了这一地区“文野相就”、“汉夷相掺”的社会历史风貌。白色石板铺筑营造的“驿道”与“屯墙”，在突显黔中屯堡村寨与一个更大的文明体系之间的种种关联之同时，也显示了屯堡人与当地不同的族群之间所发生的多层级的交流与互动关系。可以说，这些风貌景观正是中国西南历史进程的一个典型缩影，其所蕴涵的生活经验和历史心态，恰是我们理解屯堡村寨社会生活的一个关键。 今天看来，黔中屯堡村寨中的社会风貌与文化习俗无非反映了中国基层社区的一种“乡土本色”，然而造就这种“本色”的历史却并非限于“乡土”。正是乡土之上的这些崎岖的驿道与斑驳的屯墙提醒我们，屯堡村寨社会生活的形塑是持续性地受到了“礼乐教化”与“华夷互动”的深刻影响。人文地理格局及屯堡村寨风貌景观本身所承载的族群关系结构，也使得屯堡社会的人类学考察注定要超越中国人类学的研究传统，关注到形塑这一地方的种种关系。 “孔道大通”，这是一个能让学者体会到如何从一个地方通达整个世界的地方。 汤芸（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