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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市上的这般光景，使得远近商客无不称羡，居然还惹得隐居深山的各路菩萨神仙也捺不住一庭空寂，纷纷移驻街边。十余座飞檐高翘、雕工精细的庙宇立时而起，祈福求财的香客进进出出，又给街道平添了另一种热闹气氛。 街道外岸有一座座码头伸向河中。每到春末夏初，河水上涨，这正是洪江行船放排最紧张的季节。临码头的水域桅杆林立，货物满舱，摆开了千帆竞发的态势；下游不远的河湾里，编排好的木排则又盖住了大半边河面。听到鞭炮响，我和邻里的小伙伴即便吃着饭也会丢下碗筷赶去。船头上、木排上，手持三柱香的老板，比任何时候都显得庄重、虔诚，对着江天跪拜。拜毕，号子骤起，水波上涌，一张张白帆、一块块木排便离岸而去。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在当年被划破的水面上久久地回荡着一辈接一辈唱过的《沅水谣》：“三脑九洞十八滩，滩滩都似鬼门关。纤夫命薄多辛苦，只盼老天保平安！”在那样的年代，洪江城的富商巨贾终究难以突破封建主义的藩篱。他们大手笔的运作虽折射出近代经济的朦胧曙光，却又杂染着光怪陆离的怪影。从沅水编织的巨大商业网络中攫取的巨额利润，既没有投入技术设备的改造，又没有找到新的投资方向，桐油生产依旧沿袭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木榨，全凭人工拼尽全身气力拉动撞锤猛撞。货物吞吐的重要码头，亦无一件机械设备，全靠双肩和背脊搬运装卸。于是，各具特色的酒楼、茶肆、烟馆、客栈、戏班和“最古老的职业买卖”便应运而生，给整个山城蒙上了一层奢糜之风。每值灯火黄昏，各路商客、士绅和阔少，便踏进了各自的去处，一醉于歌女卖唱的小曲和浓浓的酒香…… 也许这就是商业繁荣之初的衍生现象吧。在信息极为闭塞的年代，商品的价格、货物的囤积与抛售时机、各种货物经营的盈亏等等，这些在实地交易中极难刺探或摸准的行情，一进入这种酒色天地，便轻而易举地迎刃而解了。 若说沅水曾以它丰富的资源和独特的区位给洪江带来过繁荣，而在辛亥革命之后，似乎这里成了湘西的政治军事中心，其实这个中心带来的几乎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兵连祸结，初现近代经济意义曙光的古商城，重又蒙上了浓重的黑云。 洪江扼守大西南的商贸大通道，历来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在护国讨袁战争中，护国军与袁军在湖南境内的首仗，就在洪江及附近诸县展开。交战双方在湘黔边境相互对峙，各不相让，使战争呈胶着状，持续数月，弄得洪江满城血腥。三十余年前，我随年近古稀的岳父路过莲花地时，他指了指路旁小土包上的一株古樟告诉我说：“那年头，一时北兵粮子杀进来，一时又南兵粮子杀过去，双方互抓的俘虏，中间也有被误认为奸细的老百姓，通通都在这棵树下砍头。‘嘀嘀哒哒’的洋号一吹，便一刀下去。砍下的人头全挂在这棵树上！”这次回乡，我看到见证洪江这段血雨腥风历史的古樟还在，枝叶浓密而葱绿，只是那小土包已围进了洪江医院的院墙内。 袁世凯死了，洪江并未免除兵祸。各路大小军阀以护法、北伐、军队内讧、阻截中央红军、追击红二、六军团的各种名义进驻洪江。湘黔军阀王家烈、何键、刘建绪以及周则范、犹国才、陈汉章等，无不利用武装割据时把持的军政大权，控制税收，勒索商民，并套用巨额军费充作官僚资本，在市场上兴风作浪，挤压得洪江大小商家几乎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他们聚敛钱财各有手段，其残忍程度骇人听闻。王家烈率先干起了武装贩运鸦片的勾当，两年多时间赚得光洋一千多万元。何键别出心裁，组建了一支专事武装贩运鸦片的部队，定名为“四路军总指挥部第一监护大队”，每担烟土索取运费180至600光洋。那时，由洪江过境的烟土每年均在3万担以上。国民革命军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又是一种手段。在《湖南文史资料选辑·合编本·第4集》上，载有冯器先生以亲身经历写成的《复兴银行始末》一文。文中指出，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建绪套用巨额军费开办的“复兴银行”搬迁到洪江，在这里滥发辅币，囤积紧俏物资、闯关逃税。还以军用电台捕捉瞬息万变的市场信息，逼得无数商家走上绝路。驻军内讧也祸及洪江。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周则范、暂编第6师师长陈汉章分别倒毙在他们的部属枪下。洪江商家存于陈汉章钱庄的资金，被一笔勾销，悉数卷走。最令人发指的是当时的军事最高当局，他们竟以“莫须有”罪名，制造了震惊西南的“洪江八大油号资敌案”。一夜间，将洪江八大油号的老板全部抓走，由洪江解押到芷江，由芷江解押到重庆。几经磨难，案情最终真相大白，但洪江的洪油业由于耗资巨大，从此元气大伤，庆元丰油号的老板屈死在重庆。不久，曾捐资修建洪江大桥、洪达中学、赣材中学的杨恒源油号老板杨竹秋也一病不起，辞世而去。支撑洪江一方经济的洪油业由此全部歇业。抗日战争胜利后，虽有几家重操旧业，却已失去了当年的雄风。 走在窄窄的小巷里，我一边看，一边想，思绪纷乱得很。古商城被几番风雨拍打，毕竟还是像脊梁一样挺立在那里。只是那墙头斑驳零乱的痕迹，是泪？是血？还是先辈留下的信息密码？想着想着，我的脚步把我带到了儿时挑水的一个码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