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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沅水与巫水的汇流处，有一座美丽而古朴的小山城---洪江。这里没有古代威严的城楼、城墙，连城墙的一方断壁残垣也寻找不到，有的只是四野的山光水色和一城深藏的神秘。 我生于斯，长于斯，自以为对她是比较了解的。然而，到了两鬓斑白的年纪回到故乡，这座曾享有“小南京”、“小重庆”美称的古商城，给予我的感受，还是那样强烈，使我的心颤动，难以自抑。 今年初春的一个日子，我来到洪江。洪江的新街道、新建筑格外亮丽抢眼。走在其间，令我很难辨别此刻我的脚下究竟相对过去什么位置。在一阵诧异，一阵惊喜之后，我钻进了至今尚保存着的旧城区一隅。当年叱咤商界的风云人物多居于此。 循着儿时留在石板路上的足印，从岩码头经龙船冲上长码头，沿途还走访了里仁巷、油篓巷、塘冲和北辰宫等巷道。一路所见还是记忆中的模样，只是更显苍老罢了。许是岁月的剥蚀，本就古老的房屋粉墙更加剥落了，梁柱也显出难以支撑的歪斜，那一扇扇油亮的黑漆铁皮大门也满是锈迹。这情致顿使我念及一位满脸寿斑的老妇，默默独坐门前，任小巷两壁高墙间泄露的阳光摊晒她疲惫的身心，唯墙头叽叽喳喳的麻雀，像是在与之对语已逝的悠悠岁月…… 目光所触，似乎给人一种沉甸甸的沧桑感，然而正是这座古城在自身的兴起中，却折射出了近代商品经济的朦胧曙光。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城市是以政治、军事统治中心为主要功能而产生和发展的，最初并不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条件。洪江城的崛起则是少数例外中的一个，很有些像中世纪欧洲所产生的某些城市，靠工商业维持生存，其经济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 据《洪江市志》载：“洪江古名雄溪，本为蛮荒之地。”“宋，元五年（1090），置洪江寨，隶黔阳县。元，至元八年（1271）废洪江寨。明，洪武年间（1368—1398），设洪江驿，属会同县，置驿丞，有驿船4艘，水夫4名。”我一页页的翻阅，想查找到直至清末，洪江所设置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终于发现是同治十四年（1875）所设置的“保甲局”。 所载的这段史实无疑表明，洪江在古代历史上从未成为过那方山水的权力中心。在此，我忽然感到自己对常识的无知，回到故乡还在寻寻觅觅地找什么城楼、城墙的遗迹。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城市即权力的象征，能否修建城墙、城墙的高低尺寸、城市规模的大小，都是有严格规定的，违者都会引发祸端。对此，《左传·隐公三年》记载的“郑伯克段于鄢”和《战国策·齐策》记载的“靖郭君将城薛”两则故事，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所幸的是，正是这块封建统治极为薄弱的地方，成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温床。 在洪江一辈辈人的相传中，说是明代万历年间，傍沅、巫二水汇流处的犁头嘴一带有了几家店铺。此后陆续涌入的商客和手工业者，他们挣脱了家门边几亩薄地的羁绊，来此买桐油不再是为自家照明的灯盏，购买木材也不仅是为子孙修建华屋豪宅。他们用全新的眼光打量这陌生的地方，终于发现这里扼守的湘、鄂、黔、滇、桂“五省通衢”，是我国大西南交通孔道。显然，洪江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加之气候环境优越，沅、巫二水上游广大地区山林茂密，物产丰富，且有通江达海的舟楫之利。一个看似天方夜谭的神奇构想便在这里悄然实施了。高低位置不同的店铺、作坊、钱庄、酒楼、茶肆、吊脚楼和窨子屋，被一块块青石板铺设的道路和一级级条石垒砌的台阶，网状般地组合成了一座拥有“七冲、八巷、九条街”的商埠。一个以洪江为中心，在原料产地、产品销售区分别设有庄号的庞大商业网络，从此出现在了沅水边。洪江早期的这种运作在星移斗转中展示了当时洪江人的睿智和大气，商贸交易一路飚升。在《市志》上可以看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向沪、汉间仅木材、洪油的年销量竟高得连当今的商界人士也瞠目结舌，最高年销售木材90多万立方米，洪油20多万担，另还有各类山货土产近12万吨。从沪、汉间返回的布匹、西药和其他百货，又在洪江向周围各县及邻省边境扩散，两头赚取的利润均进入了洪江的帐上。 儿时不知世事，不明白开设在窨子屋的大商号，何以算盘终年作响，只知哪里热闹就往哪里赶。因傍二水故呈矩尺形的十里长街是我童年喜欢的去处。街道像是从远方迷朦处的纤道演化而来，一经拐角，又由街道演化成纤道而去。长长的街道像是经过较为周密的分行划市，分段砌有拱门通道的风火墙，各段经营自有特点，而榨油、打铁、制油桶、做木器、编竹缆则另辟有工场。城中心一段最为热闹，宛如南杂、百货、中药、布匹、绸缎的大汇展。附近农民也将自养自种的产品挑上街来交易。吆喝声、叫卖声、讨价还价的争执声，把全城闹得沸沸扬扬。一到盛夏，城边大湾塘岩隙中渗出的山泉水，也被十来岁的孩子挑进城来沿街叫卖：“大湾塘的沁凉水啊———”接着便是一句极有现代意识的广告语：“一个铜板喝个饱，两个铜板洗个澡！”直到深夜市嚣之声也未平息。挑着的熟食担在一盏马灯的光亮中缓缓移动，竹梆的敲打声衔一缕冷月，会远远传入深巷内早已关门闭户的人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