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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同异比较法，语出《庄子.德充符》"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这种"同"的眼光也就是庄生在认识论上所标榜的"齐物"观。借助于此，"一切逻辑的区别都是不真实的和虚幻的"。（胡适《先秦名学史》，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124页。）从原始人睁大好奇的眼光扫视周围一切的异己部落与异己民族，到早期哲人对"一"和"同"的体认，是地域性封闭格局被打破，文化间的交往和理解增强的表现。 正是在春秋战国的多元纷争格局中孕育了统一的理念。同时期的老庄哲学也完成了对"一"的认识。用"一"的眼光来审视寰宇，才会有《山海经》这样的空前气魄的全景地图出现。它表面上好象在叙述地理和民俗知识，实际上在确认权力的统一，让四方之人对"一统河山"表示服从、认同。这也就是对所谓中央大帝国的朝贡体制的认同与屈从。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古汉语中"国"这一概念的发生学解析而获得更具体的认识。 "国"概念的产生也和同心方式的空间想象有关。《说文》："国，邦也，从口从或。"《说文》释或字云："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域，或又从土。"若把国或所从之口理解为方形疆界，那么就符合古人以四方划界的地域观。象城邑之围拦或者城郭往往筑成方形。所以"国"字又兼指城或都城。陈梦家说：金文中的或字从戈从回。甲骨卜辞中亦有这回字形，"象邑外四界之形。"引而申之，大凡人为划界的区域均可称"国"，即所谓"方国"。于是我们在《山海经》中看到众多的"国"。 用武器（戈）来保卫一块人为设定的方形区域，这恐怕就是国（或）的造字初衷吧。 对古汉语中"国"概念的语源透析还可以对照近年来考古学界关于中华文明国家起源的类型学理论。如苏秉琦依据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情况提出的"国家形态发展三部曲"说。他认为，"国"的发生经历了三阶段进化：古文化（原始文化）→古城（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或镇）→古国（高于部落的独立政治实体）。从标示最初意义上城乡分化的城镇，到形成地域文化中心的邦国，来自考古发现的实证材料和语源分析的结论就这样达成了吻合对应。最初的"国"既然是从城镇发展出的地方邦国，其数量就会相当可观。据《左传》哀公七年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可略知夏王朝建立之前，各地方邦国林立的情形。假如我们把"万国"这个夸大的数字缩小一百倍，那也还有一百国之多，这一数字同我们在《山海经》中看到的记述倒是相距不远。据统计，《山海经》中讲到的远方古国共有135个。去掉19个互相重复的，尚有116个古国。 从以上论述可以了解到，国家的"国"原本不过是小小的城邑。这种人为划定的四方空间观念随着历史的进程而发展，经过投射和放大，才拓展为指代以都市为中心向四周展开的民族国家。如果不光把自己居住的都市看作是天下的中心，而且把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也看作是世界各民族所环绕的中央之国，那么就离"中国"这一充满了想象力和优越感的国家名称相去不远了。《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是汉语文献中较早出现的"中国"，与后世用法不尽相同。毛传："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反映着周人统领天下的中央意识。"畿"字同"国"（或）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从"戈"。根据字形表象的提示，一个护卫的是城，一个护卫的是田。看来要想确立中国的神圣位置，还非得凭借强大的武力不可。"绥"虽训"安"，却是要靠对四方势力的征伐和镇压才可以换来的安宁吧。以上与"中国"原义相关的这些措辞，充分体现出周王朝所拥有的自我中心的政治幻觉，其影响之深远，至今仍无形中制约着国人的空间感知方式和语言习惯。而《山海经》的同心方想象世界也正可由此找到发生契机。 总结上文，《山海经》用同心方的世界结构把处于中央帝国周围的各个"非中国"文化统合起来，用空间距离上的远近分布来取代彼此之间性质的差别。这就更充分地体现出《禹贡》所说的"四海会同"，其实质在于从山河地理的"认识空间"组合来呼应大一统的帝国秩序。可以说《山海经》的政治地理图式奠定了中华文明一源中心观的原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