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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当人们认识到植物的生长荣枯和动物的来去飞鸣同季节冷暖的周期变化之间有一定关系的时候，便产生了物候知识。我国农业发展历史悠久，为了不误农时，人们很早就利用物候知识安排生产了，因此我国物候历的出现是比较早的。 我国现在最早的一部记载物候的著作是《夏小正》。关于《夏小正》的时代，说法虽有不同，但是从著作本身的文字和内容来看，认为它是我国奴隶社会时期的文献，是有一定道理的。 《夏小正》全书不到四百字，文辞古朴简练，虽然用字不多，内容却相当丰富。它按一年十二个月分别记载物候、气象、天象和重要的政事，特别是有关生产方面的政事如农耕、蚕桑、养马等。其中最突出的部分是物候，说明我国古代以农立国，由于农业生产上的需要，早就注意收集物候资料，并且按月记载下来，作为适时安排农业生产的依据。它主要是各月的物候和农事活动的记载，是我国早期的一部为便利农业生产记下的物候历，是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 关于《夏小正》所记物候的具体内容，可以正月和九月为例表述如下： 正月：启蛰；雁北乡；雉震呴；鱼涉负冰；囿有见韭；田鼠出；獭祭鱼；鹰则为鸠；柳稊；梅杏杝桃则华；缇缟；鸡桴粥。时有俊风；寒日涤冻涂。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农纬厥来；农率均田；采芸。 九月：鸿雁；陟玄鸟；熊罴豹貉鼬则穴；荣鞠；雀入于海为蛤。内火；辰系于日。树麦；王始裘。 正月是一年的第一个月，《夏小正》中的正月相当现在阳历二 月。这时春回大地。按书中所记： 第一段记物候：冬眠的虫苏醒了；大雁向北方飞去；野鸡振翅 鸣叫（是求偶的表示，“呴”（gòu）的意思是鸣叫）；水温上升，鱼从水下向上游动，水面还有薄冰；园子里栽培的韭菜又长出来了；田鼠出穴活动；水獭捕食鱼类，鱼多吃不了，弃置水边；鹰变为鸠（鹰和鸠都是候鸟，来去有一定时期，到了正月，鹰去鸠来，当时人们误认为是鹰变化为鸠了）；柳树生出花序；梅、杏和山桃都开花了；缟（是一种莎草）已经结实（记结实是观察上的错误，应该是已经生出花序，缟草的花序和实相似）；鸡又开始产卵了。 第二段记气象：时而和风吹来，虽然还有寒意，却能消融冻土。 第三段记天象：天空又看到鞠星了；黄昏的时候参宿在南；北斗七星的斗柄向下。 第四段记农事活动：修整耕具耒耜；整理疆界，规定一个奴隶要为奴隶主耕多少田；采摘芸菜（供祭祀用）。 《夏小正》中的九月和现在阳历十月相当。天气转冷。第一段记物候：大雁又从北方飞往南方；燕子也高飞而去：熊、罴、豹、貉、蛳（sī，一种鼠的名字）、鼬等哺乳动物住在洞穴里；黄色的野菊花开了；雀飞入海变成蛤（因为蚌蛤壳上的花纹很像麻雀毛羽，古人错误地以为蛤是麻雀变来的）。这月未记气象。第二段记天象特点是太阳靠近大火（心宿二），大火隐而不见；随后大火和太阳同时出没，好像联系在一起的样子。第三段记农事上要大抓冬小麦播种；最高统治者开始制备冬季服装了。 以上列举的虽然只是全书的一部分，但是也足以说明，远在大约三千年前，我国的物候观测内容已经很丰富。在植物方面，对草本和木本植物都进行了观察；在动物方面，凡鸟、兽、家禽和鱼类活动都已经注意到；而且，记载中物候和农事并列，反映了我国物候知识的发展从开始起就和农业生产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 《夏小正》记载的物候，既说梅、杏和山桃在正月开花，又提到了淮河（十月：“玄雉入于淮为蜃”）、大海（“雀入于海为蛤”）和扬子鳄（二月：“剥鱓”，鱓（tuō）就是现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扬子鳄，其他地区没有这种动物）等，所以它反映的主要是当时淮河、长江沿海一带的物候情况。 《诗》三百篇是我国奴隶社会的一部诗歌集，其中也有关于物候的记载，特别是《诗·豳风·七月》一篇比较集中，如记“四月秀葽”（葽草开花），“五月鸣蜩”（蜩（tiáo）就是蝉），“六月莎鸡振羽”（莎鸡据《虫荟》说就是纺织娘），“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等等，说它是一篇最早的有关物候学的诗歌也不过分。 每逢一定节气的日子观测和记录物候，在我国也有悠久历史。早在春秋时期，已经有每逢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各节气记载物候和天气的传统了。 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十二纪》，基本沿袭了《夏小正》的体例，按春夏秋冬四季的孟、仲、季也就是按十二个月记载天象、物侯和其他政事。但是《吕氏春秋·十二纪》和《夏小正》不同的地方是内容比较庞杂，增加了许多和物候无关的记述。其中记载物候的部分主要来自《夏小正》，当然也增加了一些新材料，特别是气象方面的。此外，还认识到反常的物候现象所产生的后果，如：“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意思是说，初春时候如果出现了夏天那样的天气，风雨不按时来，草木会早干枯，国家就惶恐不安了。这些论述是有意义的。至于说：“仲春行秋令，则…… 寇戎来征”等语，把节候的反常附会到人事上去，就是错误的了。 汉代出现的《礼记·月令》和《淮南子·时则训》等都是因为有物候内容著称的，不过它们和《吕氏春秋·十二纪》记载的物候几乎完全相同，没有什么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另一部著作《逸周书》，其中有两篇是记物候的。一篇是《月令解》，基本上和《礼记·月令》等相同，就不谈了。另一篇是《时训解》，其中所记物候虽然没有超过《夏小正》和《吕氏春秋·十二纪》的内容，但是它是按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一候是五天）记述的，这是我国物候历的一个很大的改变，并引起人们对物候观测的重视。到了北魏（公元五世纪），这种具有七十二候的物候历被载入国家历法之中，以后历代大都是这样，而且在候应方面和《逸周书·时训解》的候应也有不少是相同的。到清代太平天国在南京颁布的“天历”（用阳历）中，纠正了前代历书不顾物候地区差异的缺点，把南京所观测到的物候编成《萌芽月令》，并且把上一年观测情况附在下一年同月份日历之后，以便农家参考使用。 虽然天文历法的进步对农业生产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物候知识在古代农业生产中一直在发挥作用的事实，从我国古代农书中还可以得到证明。农书中讲到耕地和播种等的适宜时间，有时以自然界的物候为准。例如西汉的著名农书《汜胜之书》，记陕西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的时候说：对“轻土弱土”（轻松的土地）要在“杏始华荣”（杏花开始繁盛）的时候耕一遍，看到“杏花落”的时候再耕一遍；记豆类的播种时间说，大豆在“三月榆荚时”（榆树结翅果的时候）有雨可在高地上种，小豆应该在“椹黑时”（桑椹熟到发黑的时候）有雨种下。再看北魏著名农学家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讲种谷（粟），首先指出要掌握“天时”，才能“用力少而成功多”，不然违反自然规律就“劳而无获”了。因此他很重视农时，常把作物的播种时间分为上、中、下三期。《齐民要术》是论华北平原地区的农业生产的，讲种谷在“杨生种者为上时”（杨树出花生叶的时候种最好），“清明节桃始花为中时”，但不能晚于“枣叶生桑花落”的时候，这是“下时”。其他古农书中如东汉崔寔（？—约170）的《四民月令》、元代的《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和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都有关于物候的记述，就不一一列举了。 两宋和明末清初，我国在物候观测和研究方面又取得了新成就。 古代物候的第一手观测记录，现在保留下来的已经不多。目前所见时间最早而又有一定内容的实测记录是我国南宋吕祖谦（1137—1181）写的《庚子·辛丑日记》。吕祖谦是一位著名文学家，浙江金华人，他在逝世前两年居家患病期间每天都记日记，并且写下他所留心观察的物候。日记从宋孝宗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正月初一日到次年七月二十八日，记有腊梅、樱桃、杏、桃、紫荆、李、海棠、梨、蔷薇、蜀葵、萱草、莲、芙蓉、菊等二十多种植物开花和第一次听到春禽、秋虫鸣叫的时间。不过他是按阴历日期记载的，因此从时间上看，两年物候相差比较大，使用的时候应该注意。这份物候资料非常宝贵，是世界现存最早的凭实际观测获得的记录。 北宋科学家沈括对于物候和高度的关系、物候和纬度的关系、物候和植物品种的关系、物候和栽培技术的关系等方面都进行了研究，并在所著《梦溪笔谈》卷二十六中记下了他的科学见解。他 说由于“地势高下之不同”，在平原地区“三月花者”，到了山区“则四月花”。他很赞赏唐代诗人白居易（772—846）的名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说这指出了物候的“常理”。又说南岭地方的草“凌冬不雕”，而汾河流域的树木“望秋先陨”，这是因为“地气之不同”。他分析水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的原因是水稻本身的“物性之不同也”。更重要的是他解释了栽培作物的物候除受自然因素制约外，人的因素就是栽培技术也起很大作用。他说由于“人力之不同”，“岂可一切拘以定月哉”，这是非常正确又富有积极意义的见解，指出提高栽培技术可以使作物早熟增产。 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记载了将近两千种药物，包括有非常丰富的物候材料。和李时珍差不多同时的地理学家徐霞客（1587—1641）①在他的《徐霞客游记》中也指出物候南北差别的原因是“盖愈北而愈寒也”，为沈括论述的“地气之不同”作了更加科学的解释。 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廷也很注意观察各地物候，并且批评了当时历书中记载的七十二候是抄袭古代的“月令”，早已因时间地点不同而不适用了。他在所著《广阳杂记》中说，各地的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岭南之梅十月已开，湖南桃李十二月已烂漫，”因此他建议在“南北诸方”都要详记物候，并且要把这种记录“传之后世”。这样，“天地相应之变迁，可以求其微矣。”意思是说，这样便可以探求大自然的规律了。刘献廷的宝贵意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做到的。现在我国已经出版了《中国动植物物候观测年报》第一至三号，记录了1963年到1972年全国几十个观测地点的木本植物、草本植物、动物和气象水文等现象。今后我国的物候学研究工作，一定会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作出更大的成绩。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一卷，第7页。 作者：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曹婉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