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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和钱锺书交往绵长。1981年，王元化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评议组成员，与王元化同时被聘的还有王力、王瑶、王季思、吕叔湘、朱东润、李荣、吴世昌、萧涤非、钱锺书、钟敬文等……是年，王元化61岁。他比吕叔湘（1904）小16岁，比王力（1900）小20岁，比钱锺书（1910）小10岁…… 元化先生回忆说，他与钱锺书先生接触得最多的一次交往是在当年12月，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文学评议组成员，他与钱锺书等相聚在北京京西宾馆。当时这个评议组的老先生聚集一堂，在京西宾馆工作了五天，最后拍照留念，他因为是这个组里年龄最小的就站在后面，钱先生把他拉到身边。这是一张珍贵的照片，今天照片中的绝大数学者都已不在了。当时包括钱锺书先生在内的一辈学者，治学的严谨认真态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他说：“这张照片，是当时吕叔湘、钱锺书一把将我拉过去，所以挡住了王季思（起）先生。” 忆起那次开会，王元化说道：老一代学人办事认真，不循私情，完全为国家培养人材着想。王力是小组长，吕叔湘是副组长。王力见我时说，你的《文心雕龙》研究写得好，你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钱锺书对王元化说：“我可不承认我的书是比较文学，你呢？” 对此，王元化也有同感。 当时，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和钱锺书的《管锥编》这两本著作，双双荣膺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 后来社会上有人喜欢以炒作方式标榜，说什么“北钱（锺书）南王（元化）”，《南京日报》1998年7月26日吴崇明专门找王元化作电话采访，元化先生明确对他说：“此说不妥，钱是前辈，我只是做了一点学术工作晚辈，决不好这么提。学术界要反对浮夸之风，提倡老一辈学人的踏实严谨。”从这句话来看，王对钱是十分尊敬的。 胡晓明《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记载传主的话说：“钱是前辈，我只是做了一点学术工作晚辈，决不好这么提。学术界要反对浮夸之风，提倡老一辈学人的踏实严谨。” 现在我们从王元化本人的《一九九一年回忆录》中也可以看到，其中有一段文字与钱锺书有关，并且还提到了著名的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马悦然： 我和马悦然相识在八十年代初，他是由钱锺书介绍给我的。当时钱锺书曾向我说：“我不会把不相干的人介绍给你，这个人是不错的。”当时马悦然还不是瑞典皇家学院的院士。他当选为院士（同时也就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以后，不知为了什么，钱锺书和他的交往逐渐疏远，以至断绝。有一次我听到钱锺书批评他说：“他的董仲舒也搞不下去了。”（见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69-70页。） 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先生去世。上海的《文学报》于24日发表了一篇记者采访王元化先生的文章，追思钱锺书，题目为《一代学人的终结》。 王元化对钱锺书先生的评价很高：“钱先生去世，意味着本世纪初涌现出来的那一代学人的终结。”（徐春萍：《一代学人的终结》，1998年12月24日《文学报》。）他认为，钱先生学贯中西、融汇古今。他的治学态度和学术成就堪称那一代学人中的一个代表，他的人品也是后辈学人的楷模。 王元化绝少高调赞他人，这样的评价想必是非常不容易的。钱锺书先生之后，确实在他那一代人中再也找不到一个能像他那么有学问的了。 这篇报道还提到了王元化夫人张可和钱锺书夫人杨绛的交往。她们相识于抗战胜利后，从事戏剧工作的张可曾经向杨绛约写过剧本。后来杨绛先生写的两个喜剧《弄真成假》和《称心如意》后来都上演了，反响很好。 其实，杨绛认识张可的父亲，即王元化之丈人张一鹏的时间还要早。杨绛晚年撰文《猢狲精》，提及此事： 我父亲年轻时曾任上海申报馆记者，同事有张仲仁、包天笑等。包天笑曾写过《人间地狱》，在《申报》上连载。包天笑是苏州人，口才敏捷，“猢狲精”是他给一位记者同事的绰号。这一群记者，晚饭后不得睡觉，需等候各地发来的消息。半夜十二点后，各地消息一一发来，他们编成新闻，登报发行。 我妹妹阿必，听门房送进名片，我父亲说，“‘猢狲精’来了。”我们姊妹从不出见父亲的客人，但阿必还小，她就独自跑到长廊尽头、爸爸接见来客的“书房”门外看看“猢狲精”。她看了很失望，我们问她看见“猢狲精”了吗？她很失望，来的不是什么精妖，他只是一位客人，连尾巴都没有。 这一群记者，自然而然成了密友。有一次，他们同游动物园（当时叫“万牲院”），他们从“禽鸟馆”出来，被一群鸟儿的叫声叫得心烦，一人忽然发现“猢狲精”不见了。“猢狲精”走在最前面，忙说“在这儿呢！”他自己承认他是“猢狲精”，因为他双目也炯炯，特别神气。 我在上海“狗耕田”般的做校长时，我说：“我要去看‘猢狲精’，他是苏州振华女校的校董。”钱瑗说：“我也要看看‘猢狲精’！”我去看了“猢狲精”，我也很失望；他非但没有尾巴，他双目也不复炯炯有神了。 伊何人？伊何人？袁世凯机要秘书张一麐之胞弟，张可之父，王元化之丈人张一鹏也。（2017年5月25日《文汇报》。） 王元化回忆说，钱锺书先生抗战之后在上海发表了学术文章，这些文章显示出钱锺书先生非常深厚的国学、西学功力。做学问，记忆力是基础。钱先生的记忆力真是惊人，中国古时称赞文人常常用“博闻强记”这四个字，这四个字放在钱先生身上，一点不过誉。他的学术著作广征博引，信手拈来，令人佩服。 元化先生记得，钱锺书先生的生活很简朴。他的家与我们现在许多讲究装潢的家庭根本不能比。他家一进门的客厅，一边一个大书桌。一个是钱先生的，一个是杨绛的。钱家的藏书不太多，甚至也没有多少值钱的文物。后来钱先生被病困扰，无法再悉心做学问，实在可惜。 可是时间上溯到1948年2月，情况就不大一样了。当时，满涛、萧岱、樊康三人在上海编了一本纯文学刊物，名叫《横眉小辑》。在这本“一世而亡”的刊物中，收录了署名“方典”的一篇文章《论香粉铺之类》，文中这样批评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在这篇小说里看不到人生，看到的只是万牺园里野兽般的那种盲目骚动着的低级的欲望”；作品中“有的只是色情；再有，就是雷雨下不停似的油腔滑调的俏皮话了。”“忽略了一切生存竞争的社会阶级斗争。”这些以偏概全的批评，类似现在的某些“酷评”，不足为训。据王元化《我与胡风二三事》一文自述：“抗战胜利后不久，我就到北平在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任教了。那时满涛给我来信说，他和萧岱、樊康常到胡风家去。后来他们办了一个小型刊物，把我写的一篇《论香粉铺之类》发表在他们办的《横眉小集》上。这篇文章本来是寄到《时代日报》给楼适夷的，满涛他们看到，拿去就作为《横眉小集》丛刊第一集题目了。”显然，这位“方典”先生就是王元化本人了。 对于这篇文章，王元化晚年的态度也是很有意思的。在二十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王元化有一次与一位学者谈到早先对《围城》的批评，坦率直言“那是小题大作，即使有一定的正确成分，但根本就是错误的”。（详见陈青生：《年轮：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313页。）这不失为真诚的反思，这里特予记载。 王元化原先打算收入自己的《集外旧文钞》一书。上海作家协会研究室主任冯沛龄根据亲身经历说： 《横眉小辑》仅出一期，即告结束。据估计，全国仅存2-3册，十分稀有。该刊有王元化先生以笔名“方典”撰写的《论香粉铺之类》一文，因涉及到对当时出版的《文艺复兴》杂志上登载的钱锺书小说《围城》的文学批评，文坛颇有争议，影响甚大，故来查阅问津者甚多。资料室原有一本典藏，不知何故遍寻不着。几年前，元化先生曾托我代为查找，以将该文收入拟议出版的《集外旧文钞》中。我托多人赴北京等地查阅这本刊物，均无结果。去年春天，在尘封的资料堆里，突见一份陈旧的上海市公安局卷宗，翻开一看，正是众人寻它千百回的《横眉小辑》，不禁喜出望外，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仔细看那卷宗，上面用钢笔字写着“证据材料”及“订密卷”几个大字。此刊为何落在故纸堆里深藏数十年，至今仍未搞清，也无须追根究底了，刊物失而复得，毕竟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冯沛龄：《故纸堆里觅宝记》，《上海档案》2002年第3期。） 但后来，王元化并没有把《论香粉铺之类》一文收入《集外旧文钞》，也放弃了将之收入全集的念头。有一次陈子善偶然与他谈到这篇文章，问王先生是否会把它收进全集里，王先生笑着说，“那就不收了吧。”看来，王先生晚年是“悔其少作”，深觉这样的骂街文字入集是欠妥的。 那么对于钱锺书，王元化是否真如公开场合下表现得那样崇敬呢？其实未必。李怀宇《为学不作媚时语，反思多因切肤痛》记载，王元化曾说：“王国维和陈寅恪是20世纪可以传下去的学者。那是大学者，我们这种是不能与之相比的。钱锺书也是不能与之相比的。”（2008年5月14日《南方周末》。） 写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钱锺书对王元化的态度又如何呢？ 据前述，两人在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学科评议组开会时就应该相识。据前引《一九九一年的回忆》一文记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钱锺书曾将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介绍给他：“当时钱先生曾向我说，我不会把不相干的人介绍给你，这个人是不错的。”这件事，在最近被拍卖的一封钱锺书致王元化的信函中得到证实。信是这样写的：“元化我兄：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副院长马悦然教授主持欧洲汉学会所编近代中国文学丛书，素仰大名，又知兄主持‘孤岛文学丛书’，特介绍来访，祈推爱会谈为盼。”这封介绍信写得十分客气，却并不亲近。 在私下里，钱锺书也终究忍不住要谈王元化的。我们有幸看到汪荣祖在《史学九章》一书中所附钱锺书致汪荣祖信函的影印件，方知钱锺书对王元化的真实态度。钱对汪说：“来信所言在沪交往四君，皆旧相识，王君昔尝化名作文痛诋拙著，后来则刻意结纳，美国俗语所谓‘If you can’t lick ‘em，join ‘em’者也。弟亦虚与之委蛇，要之均俗学陋儒，不足当通雅之目。兄沧海不捐细流，有交无类，自不妨与若辈遇从尔。”（汪荣祖：《史学九章》，三联书店2006年3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