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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仁”兼顾亲和性和艰难性，有利于人们建立乐观的思想 孔子在谈“仁”时，既讲它的可行性，又讲它的艰难性。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有关仁的简易可为性，冯友兰先生总结说：“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但人之为仁又很复杂。既要在现实生活中反复自省修身，又要在与人交往中自觉地恪守伦理原则；既要自然地顺着自己的内在性情去贯彻执行，又要严格以道德原则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时时处处衡量自己的言行。梁漱溟为此指出，“离了中，离开了恰合生命之理，此即所谓违仁也。”正因为这样，孔子感叹：“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其实，孔子之后历代儒家在讲解和发展“仁”说上，都试图进一步把“仁”广涉到对天地万物的态度上。唐代的韩愈说：“博爱之为仁”，已经明确地把“仁”看作是对人和对万物的态度。到了宋代，程颢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在全球化的时代，正当人们期待以大家可以接受的“全球伦理”重建当代社会的时候，正确理解“仁”的贯彻的“两面性”(它既简易，却又艰难)，将有利于树立人们的信心，有利于加强乐观主义的生活态度。 -孔子的“天”完全不同于“上帝”，是对规律的遵守和把握 在与人为善和人的能力的有限性方面，《论语》和基督教的确有一定的契合之处。但《论语》所说的天和天命不同于基督教的天和上帝，更不包含基督教中所信仰的宗教教义。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之处，便在能把它们两者和合为一。”所以，儒家讲到“天”时，其重点是讲天人合一，而不是讲彼岸的、超脱人生现世的天国，更不是鼓励人信仰宗教。 《论语》所说的“天”，既不是西方人和基督教意义上的leCiel，也不是西方现代科学所指的天。基督教的天是彼岸、超验的，它是人和大地万物的创造者，又掌管着人的来世归属；而现代科学所说的天是地球及其外的宇宙空间，是超乎于人的客观物质存在。而瓦尔特先生的观点和西方的人学观念相关，在西方，探讨人与神的关系，特别强调必须首先从宗教的角度探讨世界和人的起源，才能彻底认识人的本质，也由此把宗教当做人生最重要的问题。 瓦尔特：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法国学者的视角 孔子智慧照耀东西世界 两年前，为让法国人了解中国文明的概况，我写了《中国史略》，其中有这样一段：“即便20世纪的中国不断试图摒弃孔子，但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孔子又常驻心间。他提倡忠孝礼义，因为这有助于促进社会及宇宙的和谐。……无冕之王孔子，是对其人民的命运影响最深远的人之一。而他的人民却往往最忽视他思想的深邃以及伦理的本原：那就是建立在经验与学习之上的责任与关怀。” 孔子是“真理的使者”。其学说集前代之精粹，用以教人成为“君子”。同时期，波斯人正聆听着索罗阿斯德的教诲；希腊人还处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希伯来人正在了解最初流传的预言故事；罗马正形成它即将延续千年、深刻影响着西方精神及风俗的道德和社会秩序。就人类的认知而言，这是一个我们至今未能超越的时代。 孔子对人类社会及个体的理解较之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更深刻 继承自夏商周三代的儒学，首先正是一种个体的伦理道德，它要求对己负责，关怀弱者，尊上，尤其是尊长。长者，自然比幼者更富经验，因而，也更为“审慎”。《论语》有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儒学及其伦理道德怀有这样的使命，它要赋予每个人确保自己从天及道中得救的可能性；它显然拥有一套形而上学。 -关于信望爱等美德，都存在于孔子学说中 对于我，一名身处拉丁文化，但又对中国如此好奇的天主教徒而言，把儒学当作一条使儒者接受基督天启的正道，等于将孔师的智慧置于人对世界感知的最高峰。仔细想想，这一判断并不令人感到惊讶。辜鸿铭引导我不断深入阅读孔师之说，主要是《论语》——这些“批评之言”，论及个人在社会及宇宙和谐中所负责任的方方面面。正如我看到的晏婴对孔子的评价是：“久而敬之。” 孔子所传递的信息是普遍性的。且听其中几句：“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信、望、爱，对神的三种美德均在其中——孔子并未为其命名。为什么呢？首先因为孔子拥有“心灵”，如同所有中国人一样，“心灵”是其智识的中枢。孔子与最有名的希腊哲人们同处一个时代——在他去世10年之后，苏格拉底诞生；与他们相比，在对于宇宙、对于人类社会、对于每个个体的理解中，孔子占据了上风。实际上，他丰沛的情感使得他的慷慨宽厚更加接近于慈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