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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在这一点上，继承了他的老师僧佑的观点，认为儒道佛三教的精神价值观念可以互融，而佛学可以修正中国传统儒道二教的不足之处，具体说来便是精神蕴涵不够深入、耽于世俗的弊端。刘勰在《灭惑论》中说：“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汉语隔而化通。但感有精粗，故教分道俗；地有东西，故国限内外。其弥纶神化，陶铸群生无异也。故能拯拔六趣，总摄大千，道惟至极，法惟最尊”。在刘勰看来，儒、道、佛在“道”的问题上是可以相通的。他把“河图”、“洛书”的传说看作是“神理”的产物，所谓“神理”，也就是《灭惑论》中所说的“幽数潜会，莫见其极，冥功日用，靡识其然”。同时他又把儒家经典看作是圣人神道设教的工具，可以“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如此地加以推崇，甚至带有某种神秘的宗教色彩，不禁使人联想到佛法的广大无边。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原道篇》最后说：“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虽然是借用了《易经》中的话来说明文辞的作用，但实际上也与佛教的影响有关。当然，佛教也非常重视文辞的作用，刘勰的老师僧佑说：“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虽迹系翰墨，而理契乎神。”（《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出三藏记集》卷一）刘勰写作《文心雕龙》，本身表现了他对于文辞作用的倾心与看重。 刘勰用佛教的神理概念来充实儒家和道家思想，张扬了神理的佛性特征，他在精神之境上是以佛教的般若之神境作为宗率一切的绝境，对魏晋以来的贵无崇有都有不赞成，认为惟有佛教精神才是最高的境界．在《论说篇》中刘勰提出：“夷甫、裴頠，交辨于有无之域，并独步当时，流声后代。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寞。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刘勰认为魏人王衍和晋人裴頠的“有无之辨”各执一端，有片面之处，最高的宇宙境界，则是“般若之绝境”。所谓“般若”，也就是指佛教宣扬的冥会“真如”、“法性”的最高智慧。道安曾说：“般若波罗蜜者，无上正真道之根也。”又说：“大哉智度（亦即般若波罗蜜），万圣资通咸宗以成也。”[4]道安把“般若”说成一种体悟、返归最高的精神本体的智力，这和刘勰的意思相吻合。刘勰将这一佛教概念与老庄自然之道相融合，认为万物之美和文章之美，都是这种精神本体的外化。刘勰是魏晋南北朝时代一位比较自觉地将佛理移入文论领域的文学思想家。 讨论到这里，便不得不将眼光稍微放远一点来看。中国古代的人文精神与欧洲人文精神有所不同。欧洲古典时代与近代的人文精神，大都相对于宗教神学来说的，特别是欧洲中世纪之后，基督教的神学覆盖所有的思想文化，因此，近代人文精神体现为对于宗教精神的反拨，世俗化成为人文精神的人大特点。而中国则不同，世俗化是中国自古至今的主流思想文化特征，即使在六朝时代，儒道玄佛合流的思想文化也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主流文化，而是世俗文化的变型。因此，在这种时候，佛学精神对于过度世俗化，尤其是六朝后期的解构倾向的世俗文化，比如日益走向世俗的齐梁文学，便有着纠偏的功能，佛学的精神旨趣与人文深度便充实与砥励着人们的精神意志，升华着人格境界，调剂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解决人的终级关怀的问题，这一点，在僧佑编的《弘明集》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因此，刘勰《文心雕龙》人文精神的来源，从佛学那里可以找到许多更隐约的渊源因素，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课题。 二 如上所述，《文心雕龙》的经典性，在于她的高屋建瓴，融合儒佛诸家中的人文思想。刘勰当时急切要解决的是作为人文的文学其合法性何在，文学的本体何在，这是中国古典形态的人文忧患的一贯表现。我们来看一下刘勰是如何论证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作为“文之枢纽”的首篇《原道篇》中融合《周易》、玄学与佛学的思想资源，提出一个深刻的问题：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 这句的话意思是问，这什么说“文”的道德意义巨大，可以与天地并生而不朽呢？也就是说，“文”的存在意义何在，值得关注的是，刘勰这里所说的“文”并不是“文学”的意思，而是指人类学与宇宙学意义上的“文”，是一种涵括天地人三者的现象与存在。这一设论，追问的是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与天地自然的关系，也是一个带有终极关怀意义上的追问。刘勰思考文学问题并没有就事论事，而是从文学上升至总体性的大文化范畴高度来认识，这不能不说表现了他深刻的人文忧思。《文心雕龙。的博大精深，最重要的体现在这种人文忧思与人文情怀上面，没有这种心胸与情怀，只是将美学与文艺学当作一门知识与工具理性，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峰。 从文学史的发展倾向来看，刘勰是在重新找回汉魏以来的文学人文精神，张扬其中的原始的生命活力。魏晋以来，文学在走向自觉的同时，老庄的自然之道美学观也登堂入室，从建安文学到正始文学，都将清通自然、玄远高逸作为一代美学与文学风尚。但迄至西晋，文学渐趋华丽。齐梁时，文学精神在走向世俗的同时，情辞风格也一改建安风骨，追求华靡，雕琢日甚。文人们的审美情趣与文学表现手法越来越远离自然，陷溺人工，不但失去了天真自然的风趣，而且在文学形式上也雕华淫靡。更主要地是，文学丢掉了对于自然与现实人生的关注，只能是成为一种形式点缀，最后会丧失生命力。在这种时候，文学要走出误区，恢复自然活力，张扬精神人格，必须另辟蹊径，重开天地，于是古老的《周易》中天地人三位一体的“三材”之说再一次为思想家与美学家所关注。《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确立，就与自然之道的启发有关。《文心雕龙》发挥《周易》中的三材之说，认为： 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行；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这一段话表现出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本体论相一致的观点与方法论。在刘勰看来，文学的本体肇自天地自然，天地皆有其文采，人在天地两仪之间，为天地灵气所钟，人文来自于天文与地文。在刘勰看来，圣人的经典所以伟大，并非来自于汉儒所说的迷信，而是天地自然界之道的呈现，圣人的意义在于秉承了天地自然界之道，以施行教化，刘勰看到了齐梁文学的病根在于远离自然，无病呻吟，矫揉造作，为此他以自然之道来矫正当时“讹、滥、淫”的文风，是《文心雕龙》的基本精神与立论依据，刘勰力图重新找回文学的自然活力与人文精神，为此，他借用了古老的《周易》思想，强调文学不能脱离自然，不能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从而扭转了当时文学脱离自然，失却灵魂的弊端，高扬了文学的人文精神。《文心雕龙》传导了自古以来的中华人文精神特点，即以自然为人文的本体，而不是像西方中世纪那样，以宗教神学作为人文的始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