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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怎么界定“国学” “国学热”的兴起,深层次的根源毫无疑问与中国在新世纪全面崛起有关,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闪耀亮相的标志。换言之,在我们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对话的时候必须有自由的平台和载体,要在传播自己的思想时赢得最广大的人们的认同,即找到文化的“最大公约数”。这样也 可以使对方最大程度地了解我们,减少误解,同时我们也要对西方有所了解,这就是文化的作用。国学就在此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但是,“国学”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它的内涵与外延又该怎么来界定?这始终是个问题。假如一定要给“国学”下个简明扼要的定义,我赞同下面的提法,即“国学就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及其研究的学问”。 具体地说,“国学”包含有三个层面:第一,它是一种知识体系。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自然应该有一种最起码的亲近感与敬畏心,应自觉成为一名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对唐诗宋词、四书五经、《史记》、《汉书》这些内容应该有基本的了解。第二,它是一种思维智慧,是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不管中国人有没有正式地把国学当做学问来学习,都是在国学的氛围里成长的,受到其熏陶的。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因此,面对同样的事情,中国人和西方人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最后,“国学”就是它的核心价值观,比如“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应该说,这些价值观层面的东西,才是国学最根本的内容。 在强调价值理念为“国学”核心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国学”综合性与整体性的特征,不能把“国学”收缩为单纯的精神、理论层面,而应该系统梳理“国学”演变的轨迹,区分“国学”的原生态与次生态,界定“国学”的“道”与“术”的关系。 现在,有很多人在那里呼吁重归传统、倡导弘扬国学,但却很少有人清楚我们究竟要回归哪个传统,我们到底要弘扬哪种国学?是回到明清?还是唐宋?抑或秦汉?甚至先秦?是依据《隋书·经籍志》所最终确定的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还是复振《汉书·艺文志》所系统构建的六艺、诸子、诗赋等六略之学?是回归以经典传承为中心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六艺”呢,还是回归以全人培养为宗旨的礼、乐、书、数、射、御的“六艺”?倘若连这些都没有任何感觉,理不清头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却侈言国学,大谈传统,则不免是顾盼自雄,自娱自乐而已。 二、如何认识“国学” “国学”是个好东西,这一点恐怕没有人能否定。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国学”如同世间其他事物一样,也有它的软肋,也有它的局限性。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国学”依旧昌盛的清代后期,偌大的中国怎么会在“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侵略面前,几无招架之力,留下极其屈辱的历史一页! 说到底,“国学”的不少内涵有的本身就是落后腐朽的,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三纲思想,这种情况,在号称“兵学圣典”的《孙子兵法》中同样有鲜明的反映。如它公然鼓吹“因粮于敌”、主张“掠于饶野”“掠乡分众”,这就是战争中的“抢光”;又如它提倡在战争中对敌方实施“堕其城、毁其国”,这也有“烧光”“杀光”之嫌。无怪乎曾有人称孙子是战争中推行“三光”政策的“始作俑者”,话虽然说得有些刻薄,但并非子虚乌有,厚诬古人。 有的本来是正面积极的内容,但随着时空变化,时过境迁,渐渐落后于变化了的形势,已无法应对时代的挑战,而成为了历史的惰性与包袱。譬如《孙子兵法》所提倡的原始民本观“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这在其诞生的春秋战国时代,无疑是进步的,但进入近代后,却严重滞后于新型的民主要求了,而它本身是无法顺利完成转型,变“令民与上同意”为“令上与民同意”的。 另外,以“国学”为主要表现的传统文化理念,在许多情况下,是知行割裂的。如《孙子兵法》乍读之下,会觉得它很爱兵,体恤士卒,视如爱子:“视卒如婴儿”、“视卒如赤子”,云云,真的是亲切动听,令人神往。但如果你把它看做是孙子的真实想法,那可就太天真、太离谱了。其实在孙子的眼里,士卒不过是牛羊而已,“若驱群羊,驱而来,驱而往”,所以,可以“上屋而抽其梯”,能够“置之死地然后生,投之亡地然后存”,不存丝毫怜悯之心,只有赤裸裸的敲骨吸髓,还美其名曰“慈不掌兵”。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学”绝对不是只有其美、没有其恶的纯粹事物,在它的身上,善与恶、真与伪、美与丑,同样交织在一起,我们既不能因它存有糟粕而一概抹煞它,但同样也不能因它今天仍拥有合理的内核而一味拔高它。科学理性、一分为二永远是我们对待“国学”应有的立场与态度。在“国学热”蓬勃兴起的今天,我们对“国学”多一份冷静、多一点客观尤其显得重要,注意避免因弘扬“国学”而导致对传统文化的曲解与粉饰,为维系定见而虚幻想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