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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局部） 第一阶段的六十多年,虽然我国在敦煌文献整理(尤其是资料的刊布)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由于获取资料的困难,加上长期的内乱和阶级斗争,使得我国在敦煌学的许多方面都落后于日本和欧洲,以致有所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说法,极大地刺痛了国人的心。1976年10月,“文革”结束。随着国学的全面复苏,我国的敦煌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前,中国国家图书馆通过交换于1957年得到一套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前6980号的缩微胶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巴黎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主体部分的缩微胶卷也先后公布。1981至1986年,黄永武据缩微胶卷编纂的《敦煌宝藏》出版发行。稍后《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甘肃藏敦煌文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采用先进技术重拍、精印的敦煌文献图版本陆续在国内推出。 敦煌资料的大量公布,给读者带来了极大便利,直接引领了敦煌文献整理工作的向前推进。这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分类汇编的敦煌文献专集。举其要者,有陈铁凡《敦煌本孝经类纂》,潘重规《敦煌云谣集新书》、《敦煌变文集新书》,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等等。这一时期,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收载社会经济文献较为全备,且上图下文,最便实用。 二十世纪末,江苏古籍出版社推出《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包括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类书仪辑校》、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方广锠《敦煌佛教经录辑校》、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周绍良、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邓文宽、荣新江《敦煌本禅籍录校》、李方《敦煌〈论语集解〉校证》等十种。这套书以收集较全、录校质量较高而受到好评。郝春文正在主编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计划出30卷,现已出版1至5卷,是一部按流水号对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作全面录校的大型出版物,相关的研究信息异常丰富,但在文字录校方面未臻美善。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同一专题文献多个整理文本的情况,如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和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和陈金木《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研究——以考据、复原、诠释为中心的考察》,等等。这种情况既反映了敦煌文献整理繁荣的景象,也体现了敦煌学不断向前推进、文献整理质量不断提高的一面。当然,也有的是研究信息闭塞造成的不必要的重复劳动。 这一时期敦煌文献目录的编制也有新的进展。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编《敦煌劫馀录续编》、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敦煌学研究小组编《伦敦藏敦煌汉文卷子目录提要》、荣新江编《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方广锠编《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6981号~斯8400号)》,都是各家馆藏目录的补编和完善。施萍婷主撰稿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纠正了原编的一些录文错误,文献定名方面也多有改正。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收录全备,论述详赡,为敦煌文献专题目录的撰作树立了榜样。 除了上述专书或专辑以外,近百年还刊布了一大批敦煌文献整理方面的论文,如潘重规《敦煌写本秦妇吟新书》,陈铁凡关于敦煌本群经校录的系列论文,康世昌关于敦煌本《春秋后语》校理的系列论文,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罗列。 敦煌文献整理之不足 一般认为，研阅敦煌文献有四大障碍：一是敦煌写本多俗字，辨认不易；二是敦煌文书多俗语词，理解不易；三是敦煌卷子多为佛教文献，领会不易；四是敦煌写本有许多殊异于后世刻本的书写特点，把握不易。  苦行释迦塑像（北魏） 近百年来,我国学术界焚膏继晷,先后相继,在敦煌文献的整理方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绩,为各个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一大批有用的资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面貌。而且,这些成果大都是在资料和条件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取得的,因而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对前贤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我们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正是前贤们的努力,使我国在敦煌学研究的大多数领域站在了世界的前列,他们为祖国争取了光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