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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伪 敦煌文献的主体为英、法、中、俄的国家藏书机构所收藏,少部分经过各种渠道,展转流入各地的中小图书馆、博物馆或私家手中。由于敦煌写本的巨大文物价值,奇货可居,于是便有人铤而走险,仿冒伪造,藉以牟取暴利。一般认为,后一类藏家手中的敦煌写本,由于来路不一,构成复杂,存有伪本的可能性较大。所以当研究者面对这样一份敦煌卷子,他首先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判别卷子的真伪。只有确定了研究对象的真实“身份”,才能确知研究对象的史料价值或校勘价值,我们的研究工作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这是至为浅显的道理。 判别一个卷子的真伪,除审核其来源和内容外,学术界通行的做法是从纸张、书法、印章、界栏、装潢等方面着眼作综合考察。这样做当然是行之有效的。此外,笔者想特别强调字体(字形)对于判别卷子真伪的重要意义。不同的时代既有不同的书体,也有不同的字体。汉字具有时代性。时代的发展,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变或提高,都会在语言文字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汉字的写法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汉字的构形甚至一笔一划都会受到时代的约束,都会带上浓重的时代痕迹。这种时代特征可以给我们提供卷子书写时间方面的许多重要信息,也是我们判定敦煌卷子真伪的最重要的手段。如敦研323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末有题记云:“建武四年岁在丁丑九月朔日吴郡太守张瓌敬造。”“建武四年”相当于公元497年,从题记来看,该卷可以说是敦煌文献中较早的写卷之一(日本平井宥庆认为该卷是敦煌文献中最早的《金刚经》写本,说见《敦煌と中国仏教》,东京Daitō,1984年,页23)。其实这是一个后人伪造的卷子。该卷不少字词的写法为书写时代没有疑问的其他敦煌写本或唐代前后的写本或碑本文献所未见,而是宋元以后甚至更晚些时候才出现的,这类字词包括“比邱”、“比邱尼”(“比邱”本作“比丘”,清雍正年间避孔子讳,才规定写作“比邱”)、“薩”,等等。作伪者缺少唐代书体方面的知识,因而露出了马脚。 遗憾的是,以往人们在判别敦煌卷子的真伪时,往往过于侧重卷子的外观特征,而缺乏对卷子字体的内在分析,以致最后仍得不出明确的结论。今后有必要加强卷子书体和字形方面的考察。 定名 敦煌文献中残卷或残片的比例相当大,没有题名者不在少数,社会经济之类世俗文书卷子更是如此;即使相对完整的文本,也常有缺题的情况。虽然经过中外学术界的努力,已为多数卷子拟定了正确的标题,但题目不明或拟题可商或尚未拟目的卷子仍不在少数(《俄藏敦煌文献》第十一册俄敦3600号至第十七册俄敦19092号卷子皆未标注题目),所以为卷子定名的任务仍相当繁重。如《甘肃藏敦煌文献》敦研357号,编者拟题“字书残段”,我们经过比较研究,认定该件与斯3469号字体行款相同,为同一写本所撕裂,应皆为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二残片,《甘肃藏敦煌文献》拟题不确。 又如伯3891号,原件无题,《敦煌遗书总目索引》题作“习书杂字廿八行”,《敦煌宝藏》、《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同。但本卷所抄杂字还算比较规整,并且基本上不重复,与其他习书的写卷明显不同;而敦煌写卷中所抄杂字的写卷多源于佛经,所以我们怀疑本卷所抄难字也与佛经有关。经过反复查考,最终我们发现该卷是后秦三藏鸠摩罗什译的《大庄严论经》难字的摘录,所抄难字绝大多数见于该经,而且先后顺序亦基本相合,故该卷应改拟《大庄严论经难字》。 缀合  日本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敦煌写本《搜神记》图版（局部） 由于人为的或自然的原因,敦煌文献中一个写卷撕裂成两件或多件的情况屡见不鲜,乃致四分五裂,身首异处,给整理和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此前敦煌学界在写卷的缀合方面已有一些成果,但由于可以看到所有影印本或原卷的学者毕竟不多,限制了写卷缀合工作的进行,所以这方面的进展至今仍相当有限。现在随着各家馆藏敦煌文献的基本公布,我们就有可能在类聚的基础上,经过综合比较,反复比对,把绝大多数身首异处的写卷缀合为一。特别是俄藏敦煌文献,公布较晚,而其中的大量残片可能是当年奥登堡在藏经洞内“挖掘和清理”的战果,颇有从其他馆藏敦煌写本中掉落下来的碎片,可以缀合的比例更高,应给予足够的关注。(参看柴剑虹《关于俄藏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敦煌学与敦煌文化》112-1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未公布部分碎片较多,也会有类似情况) 如俄敦5260 号、5990 号、10259号皆为残片,《俄藏敦煌文献》均未定名。其实这三片都是从伯2717号《字宝》平声部分第十行后撕裂下来的,应予缀合,如下附图版所示。《字宝》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俗语词和俗字辞典。刘复的《敦煌掇琐》、姜亮夫的《瀛涯敦煌韵辑》、《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潘重规的《瀛涯敦煌韵辑新编》分别为伯2717号做过录文,而各家都以为伯2717号平声部分第十行后仅缺一行,今得俄敦各残片,并比较《字宝》的另一异本斯6204号,才知道原卷平声部分第十行后总共应缺十行二十条。很显然,这种比较缀合的工作只有在各家馆藏都已公布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汇校 汇校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把不同异本的信息汇聚在一起。敦煌文献中同一古书或文书往往有多少不等的异本,这种不同的异本会在内容或字句方面有出入,从而形成异文。由于种种原因,敦煌写本的抄写质量是不一致的,即便是最好的本子,也会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这就需要参考其他异本来加以纠正。而且敦煌写本不少是现存最早的传本,由于未经后人校刻窜乱,更多地保存着古书的真相,可据以纠正传本中的大量错误。所以有必要在选定底本的基础上,参考其他异本(包括传世本),一一写成定本。二是把后人的整理研究成果汇聚在一起。以往挖宝式的校录整理,质量良莠不齐,既有真知灼见,也有一叶障目的胡言乱语。这些校录成果散在各处,读者利用不便,现在在多数写卷都已经公布的情况下,应该汇聚各家研究成果,吸收表彰正确意见,对一些误校误说,也需要作必要的批判,以免谬种流传。这也是学术规范的要求。在此引录笔者主编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第八册《新合六字千文》“忧戚谢去欢招”句校记以见一斑: 此句底卷本作“忧忧戚谢去欢招”,前一“忧”字右侧旁注一“卜”形删字符号,因据删;邰惠莉《敦煌本〈六字千文〉初探》、张娜丽《〈敦煌本六字千文初探〉析疑》、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皆误此“卜”为“人”字,而定作改字之例,邰惠莉、《蒙书》又漏录“招”字,因录此句作“人忧戚谢去欢”;张娜丽“招”字不漏,但因原文多一字,遂又妄谓“去”字为“原卷误加”,定作“人优戚谢欢招”,皆非是。原文“戚”当据智永本校读作“慼”,“慼谢欢招”为《千字文》原文,“忧慼谢去”即“慼谢”的双音化。上野本《注千字文》注云:“慼既去,欢乐招而至也。”可参。 类似这样的校记,既有原卷本身的客观分析,又有异本和后人研究情况的汇聚,使读者明所去取,节省了翻检原书的时间,有利于研究工作的深入。 在上述类聚、辨伪、定名、缀合、汇校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就有可能进一步编纂一部集大成的敦煌文献总集。目前,我们正在努力推进这方面的工作,其中《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已经完成,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我们相信,这项工作的全部完成,将有力地推动敦煌学研究的深入和普及,为“敦煌学在世界”作出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