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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必讳言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敦煌文献整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对此,我们也应有清醒的认识。在笔者看来,这种不足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整体关照不够 敦煌文献分散在中、英、法、俄、日等许多国家,加上各家馆藏多按流水号收藏,编排杂乱,所以资料的搜集与获取是一个难题。尽管少数学者有机会直接到收藏机构搜集有关资料,但由于时间和馆方规定等的限制,每每是走马观花,既不可能遍阅各家馆藏,也无法沉下心来细细推敲。而且,有的卷子撕裂后身首异处,或相同相近内容的文献收藏在不同藏家,读者难以放在一起比较观摩。而大多数没有机会接触到原卷的读者,则只能借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资料开展工作,其研究范围受到很大限制。所以第一阶段的敦煌文献整理,多是挖宝式的,只能就所见一件或几件文书做校录工作,整理是局部的、点式的,整理者对研究对象往往缺少整体把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隔阂甚至疏误时有所见。第二阶段以后,随着敦煌文献缩微胶卷的公布和图版本的陆续影印出版,人们所能见到的材料日益增多,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现仍在陆续出版中)。但缩微胶卷流传极少,能直接利用的人不多;图版本几乎也都是按各地馆藏流水号影印出版的,而且这些书价格昂贵,学者个人往往难以承受,即使是一般的中小型图书馆、资料室也很难有财力全部予以购置,所以读者利用不便的问题依然存在。所以这一时期虽然出现了一批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专集,但不少专集疏漏仍然很多,其全面性、准确性、权威性都有待提高。 校录失误较多  莫高窟第156窟南壁下部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左半部（队列后部）关友惠冯仲年临摹（晚唐） 敦煌文献主要是以写本的形式保存下来的,读者使用时存在不少困难。一般认为,研阅敦煌文献有四大障碍:一是敦煌写本多俗字,辨认不易;二是敦煌文书多俗语词,理解不易;三是敦煌卷子多为佛教文献,领会不易;四是敦煌写本有许多殊异于后世刻本的书写特点,把握不易。这就要求整理者不仅要掌握相关学科的专门知识,还应当对当时的俗字、俗语词、书写特点以及佛教哲理等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我们的前辈学者,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陆续刊布了一些敦煌文献的校录本,他们的历史功绩后人自当铭记在心。但由于校录者多是历史、文学甚或艺术出身,缺乏语言文字方面的专门训练,他们的学术背景或治学习尚,使得他们留意的往往是历史事件或文学、艺术因子,而面对俗讹满纸的敦煌写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于是便动辄采用“据文义改”的利器,擅改原文,使得不少校录著作失误较多,恐怕也是事实。即以王重民、向达、启功等六位大师级学者校录的《敦煌变文集》而言,该书自1957年出版以后,有关的商榷论文竟达两百多篇,还出现了《敦煌变文集校议》这样的专著,原书的疏误之多,自不难想见。所以不少学者提出,在利用敦煌文书资料以前,必须先“由精于中国文字学,特别是敦煌汉文卷册所有的文字”的学者,“将其加以彻底与通盘的校录”;按比较合理的分类体系重新编排,做成像标点本二十四史那样的“定本”,使敦煌文献成为各个学科都可以使用的材料。确实,也只有建立在这种高质量的文本校录基础之上,敦煌学研究才能走向深入,才能产生一批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超越前人的研究精品。 专题整理范围偏窄  《字宝》缀合图（局部） 二十世纪后期,随着敦煌资料的陆续公布,出现了一批分类汇编的敦煌文献整理专集,比如敦煌本《坛经》整理的专集,敦煌本《论语》整理的专集,敦煌本邈真赞整理的专集,等等,这些专集的出现,为更大规模的敦煌文献合集的编纂打下了基础,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专题整理范围偏窄,对进一步的研究来说则颇多不便。比如研究子部文献的人,他既要了解《论语》在敦煌流行的情况,也需要对敦煌子部文献作全方位的考察。研究文学的人,他既要知道王梵志诗,也需要了解其他诗人的诗歌在敦煌流行的情况。而这种考察只有把较大范围的文献类聚在一起时才能进行。所以在专题文献纂集的同时,有必要扩大规模,推出一批更大范围的分类汇编的敦煌文献整理合集,以便使研究者从整体上把握敦煌文献,推进各个学科文献的综合研究。 敦煌文献整理之前瞻 在敦煌文献整理新的百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认为应须抓紧展开的类聚、辨伪、定名、缀合、汇校的工作，就有可能进一步编纂一部集大成的敦煌文献总集。 回顾敦煌文献整理百年的历程,前贤们取得的成绩,让我们自豪;检点存在的问题,促使我们警觉和努力。在敦煌文献整理新的百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认为以下工作是应须抓紧展开的: 类聚  佛传图（盛唐）榆林窟 敦煌文献分散在国内外公私收藏机构,按流水号编目,没有分类,编排杂乱;各种影印出版物也大多按馆藏流水号为序,读者利用不便。虽然有一些专题性的索引或研究著作,但往往挂一漏万,不够全面。所以以往的敦煌文献整理,多是挖宝式的,缺少整体的关照和把握。 近几十年来,随着英、法、中、俄所藏的敦煌文献陆续公布于世,为研究者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提供了条件。所以对研究者来说,在研究某一专题之前,第一步工作就是要在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索引的基础上,对敦煌文献进行全面普查,把相关的写本汇聚在一起。如敦煌《千字文》写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各著录35件,《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著录42件;《敦煌蒙书研究》著录《千字文》写卷最多,亦仅47件。而据我们的普查,包括习字杂抄在内,敦煌文献涉及《千字文》的写卷达140件之多(缀合后119件),除李盛铎原藏散240、549二号及F ran ?o ise W an g -T o u tain编《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著录的P.tib. 1166、P.tib.2204P1V 、P.tib.4017V三件习字未见外,实见者135件(缀合后114件),其中包括《篆书千字文》2件、《真草千字文》4件、《汉藏对音千字文》2件、《千字文注》2件、《新合六字千文》4件、普通本《千字文》121件。按馆藏而言,包括英国国家图书馆藏37件、英国原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1件、法国国家图书馆藏56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手稿研究所藏34件、中国国家图书馆藏7件、上海图书馆藏2件、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件。只有我们把这些《千字文》写卷全部类聚在一起,分类写成定本,才能让读者对《千字文》在敦煌的流传情况有全面的了解,并为进一步研究创造条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