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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形象是“正统化”。自从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以来，孔子的形象就逐渐趋于正统化。董仲舒声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原先对孔子的形象无论是“圣化”还是“矮化”，都是一种民间行为。现在董仲舒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把孔子思想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来强行统一天下人的思想，使之成为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董仲舒极力推崇孔子所作的《春秋》一书，认为“《春秋》之道，大得之则王，小得之则霸”。《春秋》一书具有“大一统”的观点，追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包含了国家政治版图与意识形态的双重统一。因此，统治者掌握了《春秋》一书的思想本质，就可以称王天下，至少也可以称霸天下。 稍后，刘向《说苑·建本》指出：“有国家者，不可以不学《春秋》。生而尊者骄，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贵又无鉴而自得者鲜矣。《春秋》，国之鉴也。”明确指出《春秋》是统治者必修的教科书。这样看来，孔子到了汉代，在国家政治思想领域已树立了合法正统的形象：他的著作《春秋》是治理天下的一面镜子，孔子本人则是王者之师。 第四种形象是“神化”。孔子在汉代除了被官方及御用学者董仲舒等人独尊而“正统化”之外，还受到另一批公羊学派儒生的高度“神化”。在《春秋纬·演孔图》、《孝经援神契》等书中，从孔子的出生、相貌至行为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精心编造的“神化”：1、孔子并非是俗人凡胎，他诞生于人神交合之中。孔子父母“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2、孔子生有异相殊表：“孔子长十尺，海口，尼首，方面，月角日准，河目龙颡，斗唇昌颜”，“手垂过膝，耳垂珠庭，眉十二采，目六十四理，立如凤峙，坐如蹲龙”。3、孔子作为奉天承运的“素王”，编撰《春秋》、《孝经》，为后世制定了治理天下的大法，带领七十二位弟子朝拜北斗星，这时天空“白雾摩地，赤虹自上而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孔子在此预言刘邦将取代秦王朝而登上帝位。 从一定意义上说，“神化”是对“正统化”的加码，是为了树立孔子更大的权威，把孔子从人性世界的典范提升到神性世界的救世主。《古微书》卷二十五中的一则神话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鲁国有个人出海而迷失方向，后来在海上遇到孔子。孔子给他一条手杖，“令闭目乘之归”。此人像哈利·波特似地骑在手杖上飞回鲁国，并向鲁王转告孔子的告诫：不久有外敌入侵，应趁早高筑城墙。后来齐国军队兵临城下，但无功而返。 第五种形象是“僵化”。经过一千多年的流传，孔子的形象到了宋代就渐渐被理学家所“僵化”。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僵化”是“正统化”难以避免的逻辑结果。首先，宋代皇帝进一步制造了尊孔的社会氛围，宋太祖赵匡胤多次去国子监主持盛大的祭孔仪式，宋真宗赵恒亲自去曲阜祭孔，追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有了统治者政治上的大力倡导，理学家就努力把孔子改造成只知维护天理、极力遏止人欲的“僵化”形象。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孔子之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春秋时期的孔子思想丰富多彩，何尝“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呢？孔子曾经提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提倡“君子不器”，意即人们应该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鼓励人们搞些下棋、射箭有益身心的活动，甚至还赞赏这样的生活态度：暮春三月，穿着春装，集合几位友人去郊外休闲，在河中游游泳，在高台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吟唱着诗歌归来。 然而理学家舍此不论，一定要把孔子“僵化”成一个干巴巴只会以天理灭人欲的政治说教者。清代大学者戴震对于理学家的观点严加抨击：“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应该说，孔子这种被“僵化”的形象对于后世起到了非常不好的影响。近代以来，孔子思想受到攻击，孔子形象受到“丑化”，皆与此不无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