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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谿子”究竟是汉代以来的哪一民族，其分布地域何在，史料中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明。《魏书•司马睿传》在概述南方少数民族时，提及“巴、蜀、蛮、僚、谿、俚、楚、越”诸种，可见南北朝时期南方仍有“谿（溪）”族一支。《后汉书•南蛮传》李贤注引干宝《晋记》：“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槃瓠之后也，杂处五溪之内。”陈寅恪先生《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据此云：“此支蛮种所以号爲溪者，与五溪地名至有关係。”陈先生这一推测似有理，现时学术界一般也认爲，溪族实即汉代以来着名的“武陵蛮”或“五溪蛮”， 其中心聚居区是今湖南、湖北、重庆、贵州间的广大地区。这里汉代设有武陵郡，境内有所谓“五溪”，《南史•夷貊下》：“荆、雍州蛮，槃瓠之后也。种落布在诸郡县。……居武陵者有雄溪、楠溪、辰溪、酉溪、武溪，谓之五溪蛮。” 《水经注•沅水注》：“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樠溪、无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夹溪皆是蛮左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曆汉、三国和整个南朝，除了蜀汉较爲成功地对其拉拢并加以利用外，“五溪蛮”一直是各有关政权的大患，战事不断。此后直到宋明时期，这里的少数民族仍被称爲“五溪蛮”，也时有叛乱冲突见于史籍。 武陵蛮虽爲诸蛮之一，但却爲蛮族大宗所在。因爲苗蛮（槃瓠蛮）的中心实在五溪区域，所以《后汉书•南蛮传》开篇叙述槃瓠及槃瓠蛮事后总括一句：“今长沙武陵蛮是也。”干宝《晋记》把武陵、长沙、庐江之蛮统称爲“杂处五溪之内”，放大了“五溪”的范围，其说虽错，却有一定的合理性，即长沙、庐江槃瓠诸蛮总体上出自武陵。从这个意义上说，似乎还不能否定武陵蛮以外的槃瓠诸蛮也有可能被称之爲“溪”。 《南齐书•蛮传》：“蛮，种类繁多，言语不一，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此蛮族之大致分布范围。因此就总的分布情况来说，江西并非蛮族的聚居区域，即使把所谓“谿（溪）”扩大到整个蛮族的话，其与江西大部分地区也不太扯得上关係。唯一和江西有关联的，当属江州的“庐江蛮”，因爲从地理上说，寻阳在西晋时期还属于庐江郡，但寻阳其实也并不是蛮区（详下）。 史料中还有少量“溪人”分布的具体记载。《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始兴溪子拳捷善斗，未易轻也。”这是东晋时粤北韶关地区有溪人聚居的明证。又《太平御览》卷九六三引南朝宋沉怀远《南越志》：“沙麻竹，人削以爲弓，弓似弩，《淮南》所谓溪子弩也。”又引《岭表録异》：“沙麻竹，广、桂皆植。”引裴渊《广州记》：“石麻竹劲利，削爲刀，切象皮如截竿。”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岭表有竹，俗谓司马竹，又谓私麻竹，《南越志》曰河麻竹，可爲弓，似弩，谓之溪子弩。”将这些记载和前面汉晋注家对“谿子弩”解释对看，则“谿子”所处，确及于今岭南地区。 又《梁书•杨公则传》：“公则所领，多是湘溪人，性懦怯”。《南史》本传后二句小有不同，作“多是湘人，溪性懦怯”。余嘉锡先生据之指出：“齐、梁之时，并呼湘州人爲溪矣。” 湘州在湖南中部和东南部，治临湘（今长沙），有长沙蛮等分布，所以人们把整个湘州人都视爲有“溪性”，可以理解。 六朝时期明确具体记载“溪人”及地域的，仅此二例。这也进一步说明，所谓的“溪人”无论是泛称还是专称，其分布范围并不包括江西地区。 以上是从“溪族”一般分布来说，再具体来看江西特别是南昌和寻阳地区的情况。 先说南昌地区，除了《胡谐之传》待讨论外，秦汉以来各种史料中是找不到任何有溪（傒）人乃至蛮族居住记载的。至于同爲南昌土着的熊昙朗以至于其他南川土豪均爲“溪人”之说，其实也都是由胡传及陶侃“溪狗”之讥而来，别无根据。 至于寻阳，南朝史籍中确有蛮族居住活动于附近地区的记载。除了上面提到的“庐江蛮”，时有所谓“缘江蛮”分布于长江中游沿岸，故刘宋时期，有讨伐“缘江蛮”的记载。又《宋书•庾悦传》载刘毅上刘裕表：“寻阳接蛮，宜有防遏，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戌。”《南齐书•曹虎传》：“江州蛮动，敕虎领兵戍寻阳，板辅国将军，伐蛮军主，又领寻阳相。” 又《隋书•地理志》：“南郡、夷陵、竟陵、沔阳、沅陵、清江、襄阳、舂陵、汉东、安陆、永安、义阳、九江、江夏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隋之九江郡，即南朝的寻阳郡。据此，似乎寻阳有较多蛮族居住。但衆所周知，南朝一向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立左郡、左县，实施羁縻统治。而细考史籍，寻阳境内东晋以来并无左县设置，附近地区也衹有今江北的南新蔡郡宋齐时期曾一度设立阳唐左县。而且《庾悦传》说的很清楚，寻阳是“接蛮”之地，故宋齐在此置兵戍守，其本身并非蛮区。因此，现有的史料是不足以证明南朝寻阳地区有很多蛮族或所谓“溪”族聚居的。 其实，不止寻阳和南昌两地，秦汉以至六朝时期，在整个江西地区同样看不到蛮族入徙的记载。也就是说，除了江东士族讥陶、胡两人爲“溪（傒）狗”、“傒音”之外，江西地区广泛居住着蛮族的说法是没有起码的证据的。我们甚至可以退一步假设，即使在赣西和赣南的部分边界山区有可能已经发生了唐宋以来可见的、来自湖南和岭南的蛮族（苗、瑶、畲等）进入，也仍能肯定地说，这一现象也绝非大规模的，更不可能出现在赣江流域和江西广大地域上普遍居住蛮族或溪人的现象。 更重要的是，江西地区从先秦以来，真正的土着居民一直是古老的越族，这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资料都已得到充分证明。秦和西汉时期，王朝在江西地区设县尚少，在县治之外的大量“隙地”和山区仍然有许多土着越人聚居。 所以才有东汉末年和东吴时期，孙权发动对山越的大规模战争，江西北部、中部大量发生越人的反抗先后被镇压下去（有学者统计，累计反叛的人数达三四十万衆 ），江西地区的越族才被最后同化。 因此，六朝时期江西地区的土着，特别是远离政治中心城市的山区酋豪们，与其没有根据地称之爲“溪蛮”，还不如把他们视爲已汉化的越人后裔更有依据。 第二，具体来看陶侃、胡谐之二人的家世，也绝非蛮族，与“溪蛮”扯不上任何关係。 从《晋书•陶侃传》与《列女传》的记述可知，陶氏“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 陶侃父陶丹爲吴国扬武将军，其母湛氏则爲豫章新淦人，爲陶丹之妾。仅此就可以断定，陶侃不可能是所谓的“溪族”。 陶侃世居的鄱阳，长期以来一直就是江西越人居住的主要区域之一。秦末“番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史记•项羽本纪》)即起于是，汉末孙吴时这里更是山越频繁起事的中心区域之一。陶侃与“庐江蛮”并无瓜葛本是一个非常明白的事实，如果陶氏之先非汉族，最可能属于越人而绝非“溪族”。陈先生其实也注意及此，但他做了一个怎么看都十分牵强的解释： 或谓士行自鄱阳徙居庐江之寻阳，则其种族当与干宝所言无关。然晋书士行传载其徙居在吴平之后，据晋书镹柒匈奴传郭钦疏请徙北方戎狄，以爲“宜及平吴之威，谋臣勐将之略”。则晋之平吴，必有迁徙吴境内少数民族之举。郭氏遂欲彷效已行于南方之政策，更施之于北方耳。由此言之，士行之家，当是鄱阳郡内之少数民族。晋灭吴后，始被徙于庐江。令升所记，乃指吴平后溪族分处之实况。晋书陶侃传特标“吴平”二字，殊非偶然。读史者不必以士行之家本出鄱阳，而谓其必非溪族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