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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曹操为什么不让董卓“突然死亡”？ 仅仅以贪生怕死或两面三刀来评价曹操是肤浅的，他刺董献刀的行为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思想创新。 首先，曹操希望改进解决矛盾的方式，变急图为徐图。残酷的现实告诉曹操，杀一个董卓不难，难的是还有无数个董卓起来，欲速反不达。董卓本人就是得势于宫廷厮杀，他身后更有李、郭、张、樊群狼觊觎。很明显，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危机，须当有一批德才兼备的新锐整体取代朝廷的陈腐派系。但新人的成长和旧势力的垮台都需要时间。曹操改行刺为离间，便是将破旧与立新的矛盾引向了渐进的良性的更迭周期。 其次，曹操希望在儒、法之间寻找新的哲学理念。在很多人眼里，曹操是典型的法家，其实不然。如果他是纯法家，就混不进王允的圈子，也不会想到借刺董表忠心。当然，他更不是纯儒家，不会真为王允卖命。在曹操看来，国家仅仅依靠朝廷左、右两派争斗已经没有出路了，必须以下反上，以民反官。于是他就来了个借儒家之名，行法家之实。这一做法虽然仍旧偏于激进，算不上正宗的“儒法混”，但却很适于摧毁死而不僵的朝廷。早年的曹阿瞒无可替代！ 第三，曹操希望改变“英雄”的价值观，变追求虚名小利为实名大利；变追求短期效应为长期利益。作为一名刺客，不管行刺成功还是失败身亡，都只能得到一时的赞誉，转瞬即逝。比如伍孚得到的就是一首小诗：“汉末忠臣说伍孚，冲天豪气世间无。朝堂杀贼名犹在，万古堪称大丈夫。”曹操却得到了一支令李傕、郭汜等奸党闻风丧胆的军队。 如果不是曹操步步为营，分期分批清剿忠逆两股极端势力，汉末的战乱何时才能平息？当曹操将个人价值和国家利益同时最大化之后，谁还会计较他刺董时的“熊”样呢？ 随着曹操思维的转变，“三国”便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暗杀无一成功，离间无一失败。甚至还发展出了反离间计。战争正式进入智力时代，英雄们都开始思考如何用最小的社会动荡换得最彻底的革命胜利。 虽说曹操瞧不起王允，但他还是相信，只要交上锋，重“智”的王允必能战胜重“勇”的董卓。所以他就放心地将灭董的任务转嫁给王允去办了。王允确乎留有一手，硬刀不灵用软刀，亮出了美女貂婵。 貂婵、王允的成功就是曹操的成功，而王允被逼跳楼则是曹操更大的成功。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曹操却没能战胜自己。自从完成刺董献刀的惊险一跃之后，他原本多疑的性格变得更加神经质了。不但在逃跑途中失手将吕伯奢全家灭门，还失口向陈宫暴露了“宁教我负天下人”的凶残本性。致使刚从董卓那里买来的“忠义”之名大打折扣。不过，从他放过救命恩人陈宫，说明他当时还不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纯法家。他的儒皮是逐层脱去的，直到头风痛不治，直到杀死名医华佗。行为是检验人生哲学的唯一标准。 四、刘备在吕布与曹操之间预设人和连环套 为什么《三国演义》第1回刘备出现在曹操之前？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刘备在曹操之前就开始着手谋划连环计了。曹操是意欲改朝换姓，所以他采用了立竿见影的天时连环计。刘备意在仿效刘秀，从逆贼手中反夺天下，所以他采用了后发制人的人和连环计。 虽然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人和计谋也存在投入产出周期长的不足，往往准备在前，收获在后。刘备很有眼光，也很有耐心，早早便吸取高祖的经验教训，以楚霸王项羽为假想敌，结拜了能挑战未来任何勇将的关张兄弟。随着事态的发展，刘备意识到这个对手就是吕布——一块曹操暂时还啃不动的硬骨头。当然，他也不想亲手杀死吕布，就像曹操不刺死董卓一样， 相对于口无遮拦的曹操而言，刘备注定活得更累，有时对“三位一体”的关张兄弟也要“喜怒不形于色”。比如，他的皇帝梦和不想杀吕布的想法。前一项我们很好理解，在家天下的社会里，异姓之人不会为谋求政权而结拜兄弟，将来子孙们长幼贤愚的世袭矛盾难以调和。刘关张之间的关系就非常微妙：刘备结义的目的一则用自己超越刘家单一姓氏的民主意识和人力资源整合能力感召世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二则借兄弟之勇武离间曹、吕两位劲敌，待中兴有望时再壮士断臂。关羽、张飞则相对单纯一些，报国安民、匡扶东汉的同时顺便捞点儿名利富贵。实际上用现在的眼光看，无论保刘汉还是保东汉，都不同程度偏右。他们畸形的兄弟关系源于畸形的封建制度。 那么，为什么第二项也不足为外人道呢？因为它也事关刘备的皇帝梦。试想，如果在虎牢关杀掉吕布，董卓必然也随之垮台，刘备只能眼挣挣地看着天下旁落。甚至还会拖累曹操。由于都心存政治图谋，刘备便和曹操来了个双赢，你举荐了我，我也助你一次。只是吕布相对于刘备作用更大一些，可反过来制衡曹操。（刘备第1回还曾制止张飞杀董卓，比曹操更早意识到董卓不能速亡。） 谁敢想象，刘备早就盘算着要放倒单骑会斗十八路诸侯的吕奉先，以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孟德了，真是没有白长一副大耳朵啊！事实上他成功了一大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