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万历刊本《世说新语》  王羲之《兰亭序》局部  《岳阳楼记》局部 二、宋明圣贤气象 唐宋时期，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革，并使得士大夫的价值观念与人格理念也发生重大变化。魏晋以来的名士风度、双重人格的思想与行为受到新一代士大夫的批评指责，一种新的人生价值观念、人格理想普遍地受到主流士大夫们的向往和追求。北宋初开始，士大夫们普遍倡导一种新的理想人格，这就是所谓的“圣贤气象”。“风度”与“气象”意思接近，均是指一种精神人格的外在表现与流露，但“名士”与“圣贤”内涵则不同。魏晋的士大夫虽然也推崇周孔等儒家圣人，但他们从不把圣人作为自己追求、实践的人生目标，而仅仅希望自己成为率性自由的风流名士。而宋儒则不同，他们不仅仅是推崇儒家圣贤，而且强调每个士大夫均要通过修齐治平的道路做圣贤，以圣贤的人格理想作为自己毕生追求、实践的人生目标。 那么，宋儒所追求的“圣贤气象”的内涵是什么呢？ 首先，在宋儒眼中具“圣贤气象”的士大夫，必须能够关怀社会、心忧天下，具有“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以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安泰为己任，积极参加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济民的活动。《宋史》：“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两宋时期士大夫群体中这种心忧天下、名节相高的士林风习，促成了他们对传统儒家人格理想——“圣贤气象”的执着追求。 二程在教授弟子读儒家经典时，强调要在孔子的人文关怀与道义承担的精神中寻找“圣贤气象”，他说： 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观此数句，便见圣贤气象大段不同。 其次，宋儒所推崇的“圣贤气象”除了具有东汉“节义名士”及儒家传统的救时行道、名节相高的社会道德内涵之外，同时还有魏晋“风流名士”以及老庄道家所追求的洒落自得、闲适安乐的个体人格及其精神超越。 两宋开始，士大夫群体中盛行追求“孔颜乐处”。二程十四、五岁从学于理学开山周敦颐，周子并没有向他们传授什么深奥的哲理与经典的解读，而是教他们“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据说后来程颢“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他显然是从周敦颐那里领悟了“孔颜乐处”的深刻涵义。据《论语》记载，孔子曾自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另外，孔子还对弟子颜回赞扬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在宋儒看来，孔子、颜子能够在“人不堪其忧”的艰苦生活中感到精神上的快乐，具有十分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人生指导意义。这一“圣贤之乐”正应该是他们深思的，也应是他们效法的。 孔颜之乐的深刻意义在哪里呢？其实它表达的正是“圣贤气象”中追求个体精神洒落自得的一面。圣贤内心所达到“与物同体”、“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这一精神境界表现于外就是一种洒落自得、悠然安乐的“圣贤气象”。这一点，在指导二程兄弟寻孔颜乐处的周敦颐那里，就表现得十分明显。周敦颐是一个追求并达到这样一个悠然自得的人生境界的人，据记载，周子“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这正是他的人生境界透露出宋儒所推崇的“圣贤气象”，所以李侗赞叹说：“此句形容有道者气象绝佳。”可见，“孔颜乐处”与“圣贤气象”有着深刻的联系。 宋儒对“孔颜乐处”甚为热衷。胡瑗曾以《颜子所好何学论》为题试诸生。二程兄弟从学周敦颐以后，就一直重视寻孔颜乐处及所乐何事。据《宋史·道学传》记载，张载年少时喜谈兵，“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名教可乐”是北宋学术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正是道学的萌芽”。由此可见，宋代士大夫们所推崇的“圣贤气象”，不仅仅具有心忧天下、救时行道的一面，同时还有洒落自得、闲适安乐的另一面。他们总是借助于《论语》中的孔子、颜回、曾点等圣贤对“乐”的追求，而表达自己在自我的心灵世界中对自由、自在、自得、自乐的无限向往与追求。总之，北宋理学家们对“孔颜乐处”的追求和标榜，成为一种十分突出的文化现象。 宋明的“圣贤气象”包括了上述两个重要方面：社会责任与个人自在、忧患意识与闲适心态、道义情怀与洒落胸襟。宋儒希望“圣贤气象”的理想人格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又有个人的身心自在，在具有深切忧患意识的同时又不能放弃闲适的心态，在坚守道义情怀的同时又具有洒落胸襟。 宋明儒家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巨大贡献，就是将“圣贤气象”中社会关切和个体安顿奠定在一个以“天道”、“天理”、“太极”、“诚”为终极依据的哲学本体论基础之上。名教与个体人格的终极依据均不是魏晋名士所说的“无”、“自然”，而是实际存在于社会之中与自我心性之中的“天道”、“天理”、“太极”。这时，社会忧患、经世情怀的价值依据不仅仅是人文关怀，而是与阴阳造化相关的宇宙精神；同样，身心安顿、洒落胸襟的人道执著亦不局限于道德信念，也是由于对这个主宰浩浩大化的终极实体的精神依托。 在宋明理学史上，能够列为著名道学家的重要学者，能够成为理学名篇的代表著作，几乎均是在建构宇宙本体论中统一社会关切与个人安顿，从而为“圣贤气象”的理论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理学家们发现，在推崇孔颜之乐、曾点之志时，如果过于强调个人身心的自在、闲适、舒泰、喜乐，使这种身心自在的追求与社会关怀、博济事业分离开来，那就会落入魏晋名士、佛道宗教的价值虚无中去，从而背离周孔创立的圣人之学，而决不是周孔之教的“圣人气象”！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儒家士大夫仅仅是讲经世之业，而离开了天理的大本大根，同样会因沾染政治功利之习而丧失圣贤气象，尽管这种人十分有才干并做出了政治事业。《朱子语类》载：“圣人虽见得他有驳杂处，若是不就这里做工夫，便待做得事业来，终是粗率，非圣贤气象。”朱熹认为那种能办事、创造事业者如无道德心性工夫，仍无圣贤气象。他强调的圣贤气象必须建立在政治功业与从容洒落、尧舜事业与德性工夫相统一的基础之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