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时期是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按中国的传统，现在的国家最应该修的是民国史。当然，准官方的民国史是有的，是由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出头主编的，但没有修完，就草草收兵。新时代的官方似乎对原本该民国修的，而且民国时期已经完成初稿的清史更感兴趣，砸下数亿巨资，有文化部主导，有专门班子正在紧锣密鼓地编纂之中。 跟官方对民国史的冷漠相反，民间却对这段历史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市面上，只要是民国的书，都卖的不错，民国的学人走红，武夫军汉吃香，连土匪流氓的故事，都透着诱人。跟先前教科书里民国一副黑暗肮脏的面目相反，在很多人眼里，那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言论自由，文化繁荣，甚至有人说，中国最好的政府，就是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 无疑，民国史是现在的中国人最应该重视的历史，因为那是中国人最长，也最艰难的一段民主政治的实践，我们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在做的考卷，其实并没有像一直以来很乐观的教科书史学家所讲的那样，早就得出了答案。我们中国人在100多年前就在说转型，但是100多后依然还要说，说明在历史的答卷上，我们虽然不间断地涂抹了很多文字，却并没有答到点上。 下面，我想就民国史的三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姑名之曰民国的三个面相—信仰纠葛，制度扞格和话语吊诡。 一、 信仰纠葛 我在这里讲的信仰，不是指信佛信道迷神仙，主要指一种政治信仰。传统社会的人，如果有政治信仰的话，只能是纲常名教，而纲常名教具象的核心内容则是皇帝，没有皇帝，所谓忠孝都没有了安放的地方，三纲五常就缺了关键的项目。即使有心造反的人，推翻了旧皇帝，也是要自己做皇帝，没了皇帝，所谓名教就落不到实处，大家心里没着没落的。但是，近代以来，闯入中国大门的西方人，教会了国人另外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进化论，自从严复老先生把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的一部分，搀和些斯宾塞的东西译成《天演论》端给国人之后，这个信仰很快就取代名教，成为知识界乃至社会上层的第一信仰。 在中国流行的作为政治信仰的进化论，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两者都体现着一种进化的历史观，在人类的生存竞争中，丛林里的厮杀，导致历史阶梯性进步，位于后面的注定要比前面的好。康有为模仿公羊三世建构的“新三世”说，特别典型，君主专制是为据乱世，君主立宪为升平世，民主共和为太平世。 显然，如果按照这个历史观，当时的中国人处境大大的不妙，无论文化、制度还是人，都属于不能适应竞争的非适者，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但奇怪的是，当时的国人却偏不这么想，一口咬定自家既非病夫，也非劣种，更不是野蛮人，只要拿来西方经过竞争证明优良的制度，那么就可以迎头赶上，乃至后来居上。即便经过庚子义和团事件，这种怎么都看来都够愚昧够野蛮大表演，我们的知识界依然保持了对自己的乐观，坚信只要变革制度，中国称雄世界，只是早晚的事，因此，进入20世纪最初的几年，在报纸上，黄种称雄欧亚的梦呓，总是没完没了的冒出来。 在这种没影的梦呓中，中国开始了立宪的进程，感觉立宪步伐太慢而当权的皇族又不肯放权的时候，革命发生了，没有人肯为皇帝背书，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美国式的民主制被移植到了古老的中国。当年的名记者黄远生说，当时的中国人有制度的迷信，认为只要共和的招牌被挂在中国的城头上，中国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制度迷信，背后是进化论的信仰，信到了迷信程度。 可是，到了人们迷信的制度开始运作的时候，麻烦来了。国人不懂选举，国会和总统选举看起来都像喜剧和闹剧。国人更不懂政党政治，不知道议会如何操作，国会、内阁、总统，三家打架，墨盒乱飞，政令乱下，最后强人总统袁世凯，用武力赶走了国民党，弄残了国会，驯服了内阁，让自己也变成了顶着总统招牌的独裁者。但事情到此并没有完，新生的民国，即使走到外民主而内独裁的境地，依旧阴影笼罩，内忧外患未了。近邻日本乘一战之际，强逼袁世凯政府接受意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袁政府牛不喝水被强按头，头按下去了，合法性则受到严重损伤。国内的西南军阀，依然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而为了征讨国民党而派出去的北洋将领，一旦有了地盘，也变得越来越不听话。各地的土匪盐枭，流民痞棍，蠢蠢欲动，活跃异常，一些地方的百姓，自辛亥革命起就抗捐抗税，没有了皇帝，底层社会不太把总统当回事，在“草民”那里，没有皇帝，就意味着没有了王法。 把袁世凯称帝，仅仅看成是个人野心的产物，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在客观上，这是袁世凯和他的幕僚班子为了重树权威，重建合法性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最终能落到地上，明显受到了舆论的鼓励。当时的社会对民国的实践，并不看好，不仅遗老遗少呼天抢地，就是一般百姓，对民国也没有亲和感，生活没有改善，治安紊乱，一系列社会改良，从剪辫子到放小脚，引起的骚扰远比实惠要大的多。“民犹是也，国犹是也”，即是名士的牢骚，也是公认的现实。连中国政府的外国顾问，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都表达了共和制度不适于中国的意见。只不过，这种舆论导向，在帝制热期遭逢中国特色的有意操控，变成了荒唐的“举国一致拥戴”，在最后关头，唯一有不同声音的《顺天时报》，居然会被“大太子”袁克定私印了，送到他父亲的案头。看来，原来的政治信仰，又有点要抬头了。 袁世凯合法性重建的努力，不仅是称帝，还有传统纲常伦理的修复，在称帝前祭天祭孔的袁世凯，从传下来的照片上看，已经古色古香，宛然就是一个皇帝了，以皇帝的模样祭天祭孔，不仅仅是预备登基，更是昭示传统政治信仰的重建。像很多通知者一样，这种重建，希望能是中外合璧，古今合一的。可惜，袁世凯高估了人们的复旧情绪的能量，低估了进化论的魅力，尤其这种信仰在社会上层和知识界的影响力。袁世凯重建权威的努力，给人的感觉，只是复旧和复古。令新的知识分子所不喜。而背后废省设道，废督裁兵的后续政策，不止为外人西南军阀反感，也为自家占了地盘的嫡系北洋将领所不喜。袁世凯如果不称帝，那么他们的反抗，可以视为叛逆，但称帝之后，则可以变成堂皇的反复辟，反倒退，而反复辟，是合乎进化论“公理”的绝对正当行为。 就这样，在称帝前看起来强大无比的袁世凯，称帝之后，经蔡锷云南一呼，居然土崩瓦解，像雪崩一样垮了台，连最亲信的人都离开了他，不得不吞下“二陈汤”（指原来拥袁后来反袁的地方军阀陈宦、陈树藩和汤芗铭），一命呜呼。 从此以后，复辟再也没了市场，昙花一现的张勋复辟，只不过是北京政府府院内争中，被成功利用的工具，直到国民党上台，人们一直忍受着国家的混乱和分裂，一边抱怨国家贫弱，一边天真地认为自家已经进步到了民主制度的台阶，就不能倒退，尽管这种已经进步了的国家和社会状态，看起来似乎一点也不好。但是，政治信仰中的纠葛，并没有消解。当政的武人，有点出息的，则一方面尊重共和体制，一方面强调忠孝仁义，没出息的，则除了搜刮民脂民膏，养小老婆抽大烟，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