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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中国思想界回顾：暧昧的儒家 作者：何舟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甲午年十一月十一 西历2015年1月1日  北京孔庙，儒家人物群像 澎湃资料 回顾2014年的中国思想界，恐怕即使是那些对其曾经不屑一顾的人也不能否认，当代大陆新儒家，可谓今年思想论争领域的弄潮儿。 在近百年来激进的现代化中，儒家这一中国政治思想传统的“正统”，曾一度陷入尴尬。然而在这个激进现代化已至顶峰，GDP“被第一”而GDP增长率开始下跌的年头里，儒家却又自历史的河流中重新浮出水面，并且这一次，它似乎不再甘于仅做潜流。来自国家、社会与学界的三股合力，一同把儒家送到了思想论争的前台，无论它是否已经对此做好准备——盘点2014年这一股以儒家兴起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论述，无论在哪一个层面上，儒家所能定义的制度与文化，依旧显得暧昧不清。 国家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曲阜考察了孔府和孔子研究院，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习总书记的这一举动，当时即被媒体解读为，在文化上趋向传统的趋势已开始由学术界扩散开来。 本届政府在文化建设层面的考量，明确地有亲近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于继承“道统”之意。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并发表讲话，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正式出席该项大会。这一讲话隔日即被《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其中这样一段论述引起广泛解读：“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并发表讲话。 不做“历史虚无主义者”，意味着某种对历史的温情。《人民论坛》在对习近平讲话的解读文章《我们为什么要“回到孔子”》中，使用了极为抒情的“回归”一词：“‘回到孔子’不仅仅出于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精神资源这个功利目的，它更意味着一个古老民族在价值和情感上的回归。” 而在这一重情感价值之外， 各类官方评论文章对传统文化如何支撑现实政治做出了评论，例如人民日报的微信公号“党报评论君”在《习近平超常规纪念孔子，有何话外音？》一文中认为，之所以当代治理需要传统文化，一是从党情看，执政需要汲取传统力量；二是从国情看，治理需要文化支撑；三是从世情看，和平需要东方智慧。 放在时下三中全会聚焦“治理现代化”，四中全会聚焦“依法治国”等“全面深化改革”等政治主流议题背景下，这一对传统文化的解读，体现出鲜明的现代政治特色与取向。 如果说这些评论仅仅是模糊地指向“传统文化”，那么在《人民日报人民时评》：《铸就文质彬彬的礼乐中国》一文，则更进一步，指称儒家为中国人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的‘大宪章’：“大凡政治制度的建设，社会生活的改造，评价人物的价值标准，衡量善恶的基本尺度，都源自于儒学。” 这一署名文章的论述显然受到了学界新儒家的论述影响，文章认为儒学应当“不仅仅是文饰修辞的话语”，更应该参与具体的制度建设，“以落实其兴礼作教、抚民化俗的意义。”文章甚至采用了近年来儒家在国际关系与民族冲突中常持的论点，认为可从“天下”主义去反思民族国家所构成的当代世界。 学界 这些官方、半官方论述中对传统文化的强调，背靠知识界保守主义论述的多年积累。虽然这些保守主义论述面目各异，尚不能从中提炼出一个完整的脉络，但其努力已具有多个现实性极强的面向：其一试图将儒家作为一独立思想派别，与其他思想形成对话关系；其二正在跳出近代以来儒家仅作为“心性之学”的局限，从政治制度层面发掘其意义；其三为打开与文化实践、社会政策相关联的实践与言论空间。  2014年11月，儒家学者郭晓东、干春松、秋风、丁耘、白彤东在复旦大学就“儒学与政治”展开谈话 哲学学院于明志 图。 儒家群体中在公共舆论中最为活跃的秋风，曾经这样总结儒家与其中国现代各思想派别之关系：在他看来，所有试图以形形色色的外来观念改造中国的思想与政治实践，不过是种种时髦的意识形态泡沫而已。事实上，贯穿整个近代中国文化、社会、政治的深层洪流，始终是中国保守主义思想与政治传统。这一传统的担当者，自晚清儒家士大夫始，体现出鲜明的主体性特征。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对于外来冲击，向来并不只是简单回应，也绝非简单引入外来观念，而是从思想和制度等各方面，致力于自身文明之新生转进。 秋风发迹于言论市场，熟悉媒体的运作规则，喜以雄辩式的断语与人争辩，他说：“儒家构建了现代中国诸多领域的秩序，这秩序归根结底是中国的。”或许正是在这种鲜明的主体性意识之下，秋风才能够顺利地完成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向儒家保守主义者的转身——一个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上必然是保守的，保守保的自然不能是别人家的传统，而是自家的。 2014年，长年在贵阳龙场镇阳明精舍隐居的蒋庆，出版了其成名作《政治儒学》的修订版。蒋庆自上世纪80年代起即决绝地坚持中国文化本位原则，曾一度显得不合时宜。蒋庆“政治儒学”的基本观点是：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是王道而不是西方民主制，这是中国文化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应有之义。蒋庆不仅批评西式民主，也批评港台及海外新儒家将西式民主作为“新外王”的取向。蒋庆至今强调，若以中国文化本位的价值观，一个好的政治制度需要同时兼顾天之主权、历史与民意，而不是单纯强调“民意政治”，这些在当日听上去难以接受的观点，在如今的保守主义论述中也已并不鲜见了。 同时，学界也在从更广泛的角度，去挖掘整理儒家论述中的可能资源。例如今年6月，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进行了首个“康有为与制度化儒学”研讨会。在三十多年来的学术复兴历程中，康有为研究从未成为显学，据说这是首次以康有为个人为主题的全国性专题学术研讨。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关于政治儒学、儒教、儒家宪治的新颖论述中，显然都有着各类康有为式的儒家抱负。 社会 这些转向传统的儒家论述，在国家层面的论述上强调中西之别，而在社会层面，其关注则多在由于时代变迁中的伦理问题，并试图以此作为影响公共政策与社会风俗的入手点。例如今年6月，安徽安庆强推火葬，引发数位老人抢在政策实行之前自杀。几位儒家学者对此有激烈批评，认为激进政策挑战了民间的基本伦理与风俗，阻断了道德自我生长和演进的路径。  2014年12月，沛县安国镇一片农田上，12块墓碑放倒在地。 澎湃新闻记者 蓝天彬 图 延续这一思路，2014年11月，北京弘道书院与北大儒学研究院主办了“孝道与养老——第二届儒家与公共政策论坛”。在会上儒家学者吴飞从“老人的尊严”角度严厉批判了当下的养老与葬礼制度，甚至建议将《劳动法》中的丧假由3天延长到7天。 以人伦作为思考进路，赋予被现代性异化的人性以尊严，这无疑是儒家最具价值之处。不过在当代人伦世界中如何定义尊严这件事上，儒家学者也遭遇了大众的不买账。2014年10月，曾亦、郭晓东编著的《何谓普世，谁之价值（增补版）》一书中对婚姻、家庭的部分论述，在豆瓣网遭遇网友集体嘲笑和差评。几位儒家学者面对现代社会婚姻解体增多的问题，大胆提出婚姻制度应回归传统宗族制，以规避个人主义婚姻的不稳定性，重建“合二姓之好”的传统婚姻价值。这一可能并不严肃的方案自然遭到了调笑，正如一位网友所说，儒学要解决现代中国的问题，首要之一是提供新的性别关系方案，否则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四十九的女性人口都不会同意让儒家来执政。 不过，错误的进路不能消弭问题本身。今年下半年，《南方周末》等媒体报道了“女德班”的遍地开花，这些女德班往往以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作为“教义”，希望以“温良恭俭让”的传统女德，来为生活不幸的女性找到一条救赎之路。这些真正深受伦理秩序脱轨时代之苦的人，她们所听从的方案似乎比“回归宗族制”更为荒诞。 东莞蒙正国学馆“女德班”以及无证举办的学前教育和中小学培训班，已于2014年9月被依法责令停办。 批评 儒家的活跃引发了诸多批评，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是，如今的中国社会中，普罗大众对儒家已并不熟悉。如果还要重建一套文化体系和制度体系，何必开历史的倒车回到儒家？ 对于这一问题，儒家学者干春松在今年回应澎湃新闻的访谈时，做出了回答：“八十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如果有人跟你谈儒家，那简直是一个完全不可设想的事情。大家会立刻反应说这是个什么东西？那玩意儿是孔老二的过气思想，儒家简直是完全过时。而短短的三十年过去，我们现在的大学里面开设的儒家的课程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读。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走出那种非理性的状态，开始一种理性的思考的时候，大家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对于传统的认同度都是会增强的。”秋风甚至在澎湃新闻的同一系列访谈中，将近三十年来的社会自组织兴起等现象，全部归结为对传统人性的复归。由是，以现象解释思潮，儒家的复兴便显得合情合理。 然而，还有一种批评是儒家学者需要更为审慎地去面对的。自由主义学者高全喜自诩为“半个儒家”，他提醒儒家应注意抵制“政治的诱惑”。的确，当代儒家“中西之辩”中的保守主义成分，似乎已“不期而然地与新左派的国家主义和极右派的复古主义合流在一起”。 高全喜提醒：“古今之变以来，面对现代政治，儒家如不能在规范意义上结合自由主义核心义理和宪制经验，则可能重新堕入新的“儒法合流”式窠臼。”在一个权力依赖技术可能无限膨胀的现代社会，至少对于意图进入治理话语的那一部分儒家来说，或许唯有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才会令其在大众面前的暧昧形象变得清晰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