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毕节问题谈起：当代乡村治理秩序的反思与重建 来源：弘道书院 整理者：海中青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五月十七日己卯 耶稣2015年7月2日  6月26日晚，弘道书院思想对话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乡村中国讲堂、乡村中国读书会——“从毕节问题谈起：当代乡村治理秩序的反思与重建”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举办。参加本次对话的嘉宾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教授，弘道书院院长、北航高研院姚中秋教授，弘道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任锋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仝志辉副教授，以及中国音乐学院谢嘉幸教授。 秋风先生首先从传统中国的乡村秩序展开论述。秋风教授指出，时值当下，留守儿童问题已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回顾中国古代，“儿童留守”同样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但是却没有成为社会问题。在中国古代，例如明清时代的徽州，青壮年男子或从事政务，或从事商业，会留下自己的家眷在故乡，但是，当时却并不存在突出的“留守儿童”问题。相反在这些地方，这些孩子仍然能够接收到相当不错的教育，所以那个地方仍然人才辈出，学术仍然发达。这是因为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是是一个“社会”。而在当代中国，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早已趋于瓦解，当代中国乡村并不存在“社会”。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社会，由此导致儿童被置于非常无助的境况。包括教育、人生的正常成长都存在很多基本条件的欠缺，缺乏基本的关注当代。当我们说基层社会的时候，实际上用的是一个虚假的词。其实这个问题不仅仅存在在中部的乡村，在城市也仍然存在这个问题。社会，根据传统经典《礼记》中的记载，即人们在社中相会。传统中国的“社”也是经过很复杂的演变，最早的三代每个聚落都有一个“社”。宋以后，宗族作为社会组织得到巩固，祠堂是公民进行公共活动的空间，人们通过祠堂参与到地方公共生活的治理之中。因此，从传统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乡村基层治理的精髓在于传统乡村儒家精神生活的复兴。农民内生的精神生活为何？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寻的问题。社的重建，是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解决方案。基层社会恢复祠堂、庙等公共空间，这样才能更好地使得民众参与基层的公共生活，使身心得到安顿。社会基层建设需要当代中国民众的文明自觉。   图：姚中秋教授 赵旭东先生指出，毕节事件进入大家的视野之中，这在当下已经成为关注的焦点。这个焦点，我认为现在太早做判断不一定是理智的，因为这个事件究竟是怎么样的过程，现在仍缺乏足够的实际材料以资判断。毕节问题一反面反映着农村文化建设上存在问题（如秋风教授刚才所论），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中国的整体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迁。在文化建设方面，当下技术时代日新月异，传统文化秩序受到冲击。我们现在到了一个精神生活很难通过完全传统的概念而塑造的时代，我们确实面临一些困境，不是传统的东西不好，而是需要和当前的时代环境有一个更好的契合。在整体的社会结构方面，新生代的生活处境，尤其是乡村儿童，在其精神世界中，存在着意义缺失问题。当代青少年的精神生活，面临着传统精神生活难以填补的困境。同时，技术生活的日新月异，乡村儿童生活处境也跟原来不一样，所以需要把这个作为分析，它影射出今天社会的大变化，极端案例的研究比一般案例更重要。纵观百年来乡村建设的路径，包括革命与改良两种，但是两种是否能够解决乡村治理问题，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在当前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的出现，源于城镇化持续突进，城乡二元结构的失衡以及城乡基本社会服务不均衡等诸多原因。例如在基本的教育方面，孩子在农村接受教育，他们连在城市里的1/10都学不到，一些知识点、一些信息听都没听过，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变相地把这些人拉出群。在城镇化持续推进和乡村传统文化重建两者存在着巨大张力。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现在社会的状况、乡村究竟是怎么样的，在哪儿推进一把，使乡村自身的力量和我们的力量能够一起来推动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既不能过于理想也不能过于操之过急。  图：赵旭东教授 任锋先生认为，“我接着赵旭东老师讲的，很赞同赵旭东老师的态度，既不能理想化也不能操之过急，我个人不是专门做农村问题研究的，但我一直对这个问题抱有关怀。”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在乡村治理结构中，存在着国家权力、经济资本以及在地化的乡村秩序本身等诸多向度。国家权力的建构、企业资本的冲击以及乡村秩序本身的生长，几者之间存在着排异或冲突。同时，一个很重要的层面是，在乡村治理秩序之中，当前应该寻找超越意识形态化式的知识资源，避免整全性、意识形态化的乡村秩序构建的道路方案。20世纪40年代，思想家钱穆先生指出，传统中国以农立国，传统社会以耕读传家、诗礼传家为其生活方式的根基。传统中国，在城乡之间强调一种连续体、强调一种循环体，在人的社会身份构建时，强调不同身份构建之间的弥合与整合。比如士农工商的市民社会，士农恰恰对应我刚才提到的耕读传家、诗礼传家，耕读文化的要核。也就是说文明的发展，在文明精神上讲是健全、稳健的，没有片面地强调贵族、读书人完全占主导的社会。而在当下，城镇化使得城市与乡村的有机联系断裂，这使得原来农村文明根源上反哺城市的能力被扼杀掉，这是当前传统—现代二元割裂式现代化路径带来的不良后果。因此，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否仅仅只有城市化一条，抑或可以探索所更为贴近传统中国城乡之间连续体式的路径，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治理存在一个礼法秩序。现代中国可以建构新的礼法秩序，礼法秩序的特征在于遵循基层的风俗习惯和人伦物理。宋以后，乡约、宗族等组织表征着礼法秩序的有效治理。而在当下，传统文化、社会自治和当前的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几者并不矛盾，恰可成为相维相制的互补结构。当前乡村治理需要综合性解决方案，同时也需要运用多个视角、多种思考立场的共同审慎对话。  图：任锋副教授 仝志辉先生的观点是，乡村治理既需要文化重建，同时也需要基层组织的再重建。“我同意秋风教授讲的要重建乡村社会，没有社会，精神文化层面上要强调。也同意赵旭东老师说的，要审慎的，把革命和改良两派的资源同等看待。任峰老师讲的，需要多角度的、综合性的方案，我也很认同。”中国的区域非常大，乡村问题也不能用彻底解决式方法来对待，期待有一种方法能解决问题，这没有可能性。但是一些共同性的东西需要由学者厘清和实践，并提出一些有统摄性的东西。在他们的基础上，重建乡村社会的途径，中国文化重建的方式是一种逐步积累的事务。乡村社会的建设离不开组织重建，建国以来的历史也是组织重建。有了组织的容器，内生的可以持续发展的容器以后，精英可以回流，人心可以安顿，内生的文化可以繁荣。农村的组织化是文化繁荣、精英回流和乡村人心安顿的基础性工作。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后仍然得到保存。村社在当前具有三重性质，首先是集体所有者性质，其次是生活共同体性质，再次是公民共同体性质。这其中，关键是村社经济要能够自主地发展。但单靠村社的力量不是所有的村社能够做到，所以今天应该有一个“县域自主经济”的概念。这其中包括扩大农业链条，农产品加工、农民所需的生活消费品、生产资料的购销以及农产品进一步加工，以及农村的金融，这部分经济活动的收益完全留给农民。而当前的状况是，利润被农村之外的力量更多地摄取了，更多的农民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城市，造就了城市的繁荣，这也使得农民看不到在农村长期生活的愿景。而“县域自主经济”可以有效地缓解当前城乡经济不平衡的问题。在县域自主经济的状态下，农产品加工等产业链环节一方面可以更多地吸纳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壮大农村资本，进而促成城镇经济的繁荣。比如说乡镇企业的实践，这就回应了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的“在地工业化”这一命题。当前应该开辟这样的实验区，给予农民更多的自主实践的空间，这样才能为城乡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得到更好地解决。当下更应该寻求城乡互荣型经济，而不是单向度的城市化经济，这样才能给乡村秩序提供组织化的内生动力。组织化的农村发展基础上才能恢复乡村善治。  图：仝志辉 副教授 在接下来的交流互动环节中，秋风教授首先指出，在传统中国，基层社会以礼乐文化为中心，而当前乡村基层社会的重建，仍然需要以文化建设为先图。越接近基层，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越是凸显。在乡村层面，当前很大程度上需要由集体向村社的过渡。部分地回归传统的有机社会形态，是当前乡村治理的解决之道。文化、组织和财产，三者在乡村治理结构之中，息息相关。  图：谢嘉幸 教授 中国音乐学院谢嘉幸教授参与交流互动。谢教授指出，文化建设是乡村建设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后，在城镇化过程中占主导的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特点本质是无视生态环境，以利润作为出发点。现在的农村问题，包括当前的毕节问题，其实不仅这些问题，包括毒食品，这些都是不良的企业文化带来的。例如在台湾，所有因企业文化所摧毁的农田全部都荒废了，此后实际上通过宗教、通过社区治理、通过基层组织的自组织国家恢复，才把那些田重新买回来，这个田被农药、化肥摧毁了，所以他们提倡绿色食品，这形成跟企业文化较量的一个文化。现在有大量的台湾义工在这里做乡村治理，做得非常好。因此，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反思是集体朝乡村的回归，后三十年的反思应该是从企业朝社区文化的回归。赵旭东、仝志辉和任锋先生接着从人类学、农村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的角度进行互动，探究乡村良善秩序的建设问题。 几位学者在表述自己对当代中国乡村秩序重建的思考时，无不是怀着“为生民立命”的信念，祈求一个发展更加良好、更加和谐的社会，国治天下平，这是从古至今包括儒家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讲座最后，现场同学踊跃与对话嘉宾进行交流。交流围绕：传统社会祠堂重建的可能性、地域经济资源不平衡、人口流动与乡村重建的困境等问题进行交流。 （更多弘道学术咨询，敬请关注弘道书院微信公众号：hongdaozx）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