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道尊严”的真义 作者：张林祥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网首发 时间：西元2017年9月8日 在教师节期间少不得要说说“师道尊严”一类的话来应景，但并非人人都明白“师道尊严”的真义，很有讨论一下的必要。 “师道尊严”这个说法出自《礼记·学记》，原文是：“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 大意是说，兴学的道理，难在尊师，师受到尊敬则道就受到尊重，道受尊重，人们就崇尚学问了。所以有两种人天子不能当作臣子来对待，一是祭祀仪式上的祭主，一是天子之师。按照大学的礼仪，即使见天子，老师也不必面北而立，这样做是为了尊师。 这里说的应该是西周的制度。西周是一个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法社会，天下是个家庭，天子是家长；下面的诸侯国也是个家庭，诸侯是家长。整个社会就是由大大小小的家庭构成，由大大小小的家长领导。既然是家庭，就得靠亲情伦理来维系，所以孝悌是根本。 统治者是世袭贵族，他们垄断官位，也垄断教育。所以官有学问，有学问的人做官，这叫做官学一体。学问的内容呢，也就是治国理政的知识和技艺，所以也叫做“王官之学”或“官学”。施教者和受教者都是贵族。“师”这个字本为官长的通名，官长又承担教诲训诫众属的责任，故成为教人者之称。 《周礼》中有很多以“师”命名的官，像什么乐师、大师、小师、钟师、卜师之类，不一而足。“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老天爷在降生民众的同时，就给他们安排好了官长和老师。治民之谓君，教民之谓师。君、师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这就是所谓官师不分、治教一体。 于是，政治权力系统、血缘亲族系统以及道德教化系统，即所谓政统、亲统、道统(或学统)这三统融合无间，其代表君、亲、师三者以及相应的君道(尊尊)、父道(亲亲)、师道(贤贤)，构成了礼制秩序的精神核心。“父生之，君食之，师教之”，所以“民事之如一”。于是又有 “君师”、“父师”这样的称谓。 孟子以爵、齿、德为三达尊，后世又以天、地、君、亲、师为五达尊，并且立了牌位加以供奉，都是这一精神的延续。 你得承认，这种以和谐为旨归的秩序设计的确是天才的杰作，但是再完美的设计也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到了春秋时期它便开始迅速解体，这便是孔子所谓“礼崩乐坏”——一个再准确不过的定性。解体是全方位的，这里只说与本文题旨有关的一面：官学失守，政教分离，道统独立。 随着贵族的世代繁衍、日益增加，土地、官爵不敷分配，其中的一些人便失去了受封的机会，这些人就是流落到庶民中的士。他们以传授贵族的知识和技艺为生，于是官学失守，流传到民间，并进而形成“私学”，这就是诸子之学。 诸子是最早的私学老师，孔子是其鼻祖，被后人尊为“万世师表”。 庶民子弟通过受教育而改变命运，上升为士。“士”这个阶层就像个蓄水池，沦落的贵族和上升的庶民都汇聚于此，于是迅速壮大起来。到了战国时代，士阶层不但数量庞大，而且“士气”高涨，因为随着文化教育的扩展，道统，也就是道德知识权威，已经从朝廷、从官府转移到士人身上了。 孔子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就是士人的优越和自信之所在。孔丘、墨翟，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以德尊也。士人自信是得道之人，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 实际上道统转移只是士气高涨的一个条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战国时代诸侯争霸，强弱胜负系于人才。万乘之君、千里之官，不得不纡尊降贵，延揽人才。于是诸侯国之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人才市场，士人来去自由，地位、价码也就水涨船高，越发可以傲王侯、轻富贵了。 当年孔子虽也有“天生德于予”、斯文在兹的自信，但君命有诏，“不俟驾而行”。到了他的孙子子思，公然以君师自居，连做诸侯的朋友都嫌掉价。孟子更是唯我独尊，视国君如小儿。而有作为的明君，似乎确也个个尊道尚义，礼贤下士，而且心悦诚服。著名者如魏文侯，据说经过贤士段干木的居处时，总要抚轼致敬。随从不解，他说：“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势；段干木富于义，寡人富于财。势不若德尊，财不若义高。”道德尊于权势，诸侯需要人才，这就是国君敬礼士人的原因。 战国时代的这类佳话多出自士人之手，难免有自恋自夸的嫌疑，不过揆诸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形势，不会离历史的真实太远。可惜的是，士人及私学的这个黄金时代随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而终结了。 秦始皇按照法家的学说建立皇权至上的专制统治，文化上实行韩非所谓“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的政策；又按照李斯的建议 ，焚书坑儒，从而结束了“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的局面。私学既已禁绝，士人既已镇压，则道统与政统重合、权势与学问归一了。统治者不但垄断经济财富，还控制思想精神，这就是管子、商鞅所说的“名利出于一孔”。 君尊臣卑，官智民愚，“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学问服从权势，士人服从官人，全体遵听圣上。思想统一，令行禁止，这就是法家所谓的至治之世。 曾几何时，“圣人”、“圣王”是高不可攀的尊号，在儒者眼里连尧舜都配不上，而今秦始皇大模大样地拿来自称了。他是权威的代表，又是真理的化身，正好应了庄子那句话：“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 “百代皆行秦政制”。汉以下历代王朝者继承了秦始皇开创的专制体制，政统与道统不再分离，政治独裁与思想禁锢双管齐下。汉武帝听从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儒表法里”的体制，再加上以儒家学说为内容的选举制度，士人心悦诚服地加入了官僚或后补官僚的队伍。 他们虽然仍号称以学问为业，以道统自任，但此学已非昔日之学，此道已非昔日之道了。“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以听令也。”士人彻底失去了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成为权势的附庸或帮闲了。 不过，战国时代形成的传统尚未断绝。“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这番豪言壮语是战国士人以道抗势、从道不从君的精神在一千多年后的回响，但说这话的吕坤却生活在专制统治最为严酷的明代。 儒家的亚圣孟子因为说过“民贵君轻”而惹恼了明太祖，被剥夺了在文庙陪圣人吃冷猪头的资格，《孟子》删改后才准印行。内阁大臣差不多都做过皇帝的老师，但在朝堂之上若触怒龙颜，照样扒了裤子打屁股。真个是尊严全无，斯文尽丧。因此，吕坤那番话只能算是“呻吟”之余的抗议罢。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这句话因其名文《师说》长期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而广为人知。传道乃为师之本，固无疑义，但所传何道，你得读了韩愈的另一篇名文《原道》之后才能明白。此文为排击佛老、维护儒家的道统而作。 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这话不错，但他紧接着强调“道有君子小人”，恪守尊卑等级之序，不乱劳心劳力之分，“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而佛老的传播已经威胁到这个地道天常，使得“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上”。这让韩愈痛心疾首，坚决主张取缔佛道异端，“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导之”。让僧人、道士还俗为民，焚毁佛道的经书，把佛寺、道观改为民居，引导人民回到儒教的正道。 韩愈有弘扬儒教道统的坚定志向，又有孟子一样“舍我其谁”的强烈自信，故对上敢犯颜直谏，不避斧钺；对下“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 但是，皇上一旦下诏治罪，他无论多么委屈冤枉，也要伏首高呼：“天王圣明，臣罪当诛!”为什么？因为在他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是那个集权威与道德于一身的君王，完全忘记了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遗训，更不明白道原何在、道尊所由。 正如严复在《辟韩》一文中所作的严词批驳：建国立君原为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君臣关系根本不是什么天经地义，只是出于自保生存的需要。“唯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但是韩愈只看见秦以来的国君，不知他们只是窃国大盗而已，不知天下的真正主人是谁。大盗为永保其所窃果实，又用手中的教权愚民弱民，“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因此，韩愈虽好为人师，鼓吹师道，但师道已不可能有过去的尊严了。 现在我们应该明白，师道尊严的实质是道德学问高于地位权势，也就是通常说的真理高于王权。如果仅仅在理论上认识到这一层，而实际上仍然权力支配真理，那么尊师只能靠掌权者的自觉自愿。谁都知道那是很难的，所以王夫之在解释本文开篇所引那段话时说：“惟尊德乐道者，乃能忘势而尊师，是以难也。”战国时代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道统独立才能实现真正的师道尊严，但那是以分裂和战乱为代价的。统一和安定必然要求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吗？古代人是这样认为的。 有人称此为中国古代思想难以突破的天花板。现在我们知道合理的制度设计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这种制度打破法家“名利出于一孔”的桎梏，使得士 人或知识分子不必依附于豪强权贵或党派私门，可以独立自由地谋生、求学、传道。传道者独立了，道统也就独立了。 既然道统是相对于政统而言的，那么师道尊严当然首先是对权势者的要求，其次才可以轮到师生及一般民众。为官者在知识真理面前保持足够的谦卑和真诚，“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矣”。那些在庆祝教师节的大会上，高坐主席台上对广大师生指手画脚作重要讲话的领导就不是在弘扬师道，而是在嘲弄师道。 反过来，“为师之务，在于胜理，在于行义，理胜义立，则位尊矣。”为师者只有以弘道为己任，以真理为追求，不慕富贵，不趋权势，才配得上这份尊严。 古人说：“往教者不化，召师者不化。故自卑者不听，卑师者不听。”为师者自轻自贱，奔竞攀附，曲学阿世；为官者自高自大，招来呼去，耻于下问，则不但教学无效，而且师道势将沦亡。 作者简介：张林祥，编审，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先秦文献和思想研究，著有《商君书的成书与思想研究》、《十七史疑年录》(合著)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