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方法论 我们秉持理性精神来讨论问题，在探讨中国的变革问题的时候，要不断的超越既有成见的制约，使任何论断及其论据都是反思的结果，要检讨基本准则到具体主张的恰当性，以及逻辑的连贯。我们不把任何教条或流行语作为我们的不可思辩的前提。我们不必受任何现实利益的直接束缚，当然措辞要适合不同的听众。真知灼见，其中的错误被尽量排除，也包含了最大的建设性，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坚实基础。而理性精神的必要性，则在于今日世界范围的危机的严峻性，以及具体的中国变革的困局的严重性。应该认识到这些都没有现成的答案，非哪个大师已明示，需要开拓新路。 我们也需要反对理性主义。当今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强调语言在知识表达中的根本作用。语言是有限的，所以知识也是有限的，只是对目标事物的一种有限的把握。因此，人们既然无法“完全的”用知识来描述一个事物，也就不能指望靠知识“完全的”复制之。当说到某个人或人群学习一个东西的时候，明言出来的思想能发挥指引作用。思想若能发挥指引作用，首先需要能被人们足够一致的理解，而这种理解的基础是人们之间更多的、没有说出的共识。一个人对一种事物主张一种解释的时候，别人可能认为这种主张是完全荒谬的，知识的分歧，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通过互动，共识会增加起来。 二、整体的考虑问题 考虑转型时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人们需要什么，人们需要的是生存。作为最高级的动物，我们既不能把人看的过低，也不能把人看的过高。常人生存的最主要、最重要的体验就是感性的体验，就是和猩猩共有的体验，就是食、色之类。政治的参与也可能带来欢乐，但总体来说那只是一小部分，而获取政治知识和投身于行动都是一种不快乐的劳作，甚至是痛苦的。很多时候人们投身政治也不过为直接的物质利益，而不是基于对某种理想的社会模型的向往。 人们不为若干教条而活着，生存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很多人对社会理想抱着一种过于浪漫的想法，而这种想法是一种关于天堂的幻想，人们如果能成为神仙的话又何必操心于政治呢。共产主义是一种乌托邦，自由主义也是一种乌托邦。我们承认普世价值，应当把普世价值理解为各国都应遵守的一系列价值准则，而非一种刚性的模式。对所谓现代性的价值准则，国人很多时候以极端的方式来理解教条，其背后是对理性的崇拜和对人的崇拜，所以对中国转型的目标和路径都有虚狂的望断。比如当今西方世界的主流政党，中右是保守主义和基督教民主主义，中左是社会民主主义，而很多中国人都比这更偏激。 另外，彼“现代化”的准则涉及社会存在的关键部分，牵涉全体。举例而说，局部的引入所谓市场经济，既不能取得良好的效率，还带来许多新的负面效果。世界各地商品贸易由来已久，但惟西欧发展了资本主义，而今阿拉伯世界、中国如何搞经济仍是历史难题。当今世界来源于哪里、特性如何，西方内部争论不止，有西方教授说，资本主义的关键价值不过是“金融家自负责任的进行风险投资，支持新经济”。片面的技术崇拜掩盖了深度关注，金融家法律家以学问作法，“被信仰的市场经济”黑洞中吸附了世界的资源劳力，人为的巨大改变自然环境伴随气候危机如剑悬头，当前则有“发达国家”自身陷入金融危机。 所以，转型不是一种局部的简单的改变，而是一种全面的复杂的改变。就是“大大转型”，是一种生存方式的转型。这需要提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其中不但包含哲学、政治学的建设，也包括其他学科方面的建设。所以既不要期望一个简单答案，也不要期望“人们自己管理自己”，政治家的特长就是对此提出方案。新的意识形态，要从全局出发，面向总体的问题。要包含新的理想，以建设新国家、塑造新国民、协调新的社会力量。新的意识形态，要涵盖新文化、新经济、新政治等社会的全部领域。新的意识形态，既要保障民权，又要提倡美德，既要确保民生，又要鼓励勤俭，既要世界情怀，又要有国民特色。 今天的世界问题重重、需要变革，而并无现成的共识，市场经济的信条、民主政治的信条都需要一个全面反思。中国人应持批判的眼光来学习借鉴，要有勇气和洞见，不可盲从一端。说天道、论正义，都是一个等待创造性构建的问题。社会包含着多重复合的竞争合作关系，无论从个体说还是从阶层说，维持平衡总是个复杂问题，新的意识形态要整体的提供一个新共识。我们要全面的、独立的、独特的思考之。 三、国民独特性问题 知识是生存的智慧，最终是基于人的个体的感性的。所有的人类都是一个物种，一方面作为人类共性的“普世价值”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也应认识到人们间的差异有多么的巨大，也不能否认由一个个个体构成的族群、国民存在着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对其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深度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这方面的研究因敏感性而被淹没，但排除种族主义的因素外，对思考中国转型问题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尽量拓展反思的深度才好。 中国转型的前景总体上是无法估计的，因为这是感性和理性、政治家和民众共同作用的结果，新体制下一个个具体个人的表现不可尽预测，转型后国家的景象总体上也是无法预测的，我们只能期待在某些属性上改变确实发生了。比如有了某种定期的票选政治负责人的机制，那么我们就说这是民主的。但是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准则，就象自由、法治等等一样，只是社会存在这个整体的某个方面的特征，而不是对整体的“完整”描述，也不是一种“详实”的描述。制度也不过是社会现实的总体中的一部分，只是用法律法规的形式表述出来的规范。总之，可以用语言界定的变革总是将要发生变革的一部分。 如此复杂的变革，很大一部分要依赖于集体潜意识，好的结果依赖于国民美德的发展。故事、仪式等感性化的存在是“唤醒”国民美德的方式。所以讨论转型的问题，就需认真讨论变革的主体问题，就需认真讨论国民的特质问题，不能对整体或个人隐藏地抱有一种过时的过高的假设，不能持有一种历史必然论的态度。当今盛国，其发展历史充满着人们不能掌握的偶然性，而欲学习的别国，其内在的精神当然也不能够轻而易举地改轨。比如，现在人们说印度是民主的国家，而更甚者如基督教化、英语化的菲律宾，其国家的面貌与美国、葡萄牙仍有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也没有呈现出根本性减少的趋势。 以自己的话语曲解事实，在东西方都还是个普遍的现象。曲解的方法之一就是选择性的使用数据。比如对当今世界各国的民主自由的评价中，在资本主义大扩展之前处于野蛮状态的一些国家，因其一些表面的特征获得较高的分数，而其自由民主的来路、状态和功效都被忽略了。或许从更全面的角度来看，其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异不止天壤之别 今之论者忽略国民的特质问题，一个原因是广泛存在盲目乐观论调，其过分假定了人的品性。世界的悲剧恰恰是人们不愿面对问题，编织幸福的幻像，发达国家的民众也如此，政治家亦然。但真实的世界问题不会减少，富裕不得，幻灭流散。在巨大生存压力下，互助合作的同时，人之互争互欺持续如故，而个人的应对方式，部分是后天学习的，虽随世界发展有所更新，但其祖先在初入文明世界记录时就表现出来的特性则深置其身。今之各族群自古以来表现了各自的特性，其关乎信任网络、行为动态和组织结构，由低级层面到国家政治。学者关注点包括，人们的自我认定方式、好交际性、好战性、服从性、耻辱感、荣誉感、对血缘的重视程度、对组织的认同性、对规则的认同性，等等。中国人的差序关系、日耳曼的一系列特质，古来如此。美利坚之所以兴、阿根廷之所以衰，不可不察。 有人说，文化的差异是隔离造成的，但只能部分说如此。今天人类都是上个冰河时期幸存的一小群人的后代，10万年来陆续走出非洲。扩散过程传播了文化一致性，比如基督教和佛教有共同的远古渊源。西亚长期以来是文明的中心，各族群在残酷争雄中生死分合，被迫追求技术进步。中国也并未置身其外，历史发展中的关键技术，冶铜、冶铁、马车、骑马等等，甚至文字，都由西方从欧亚草原引进，或者至少受到部分激励。匈奴及之后，游牧民族的外侵波浪，在欧亚之间构成阿尔泰桥，文明的大量、实质性的交流要大大超出流行说法，其造成了各个历史时期中西社会发展指标的趋近，即有历史阶段的可比性。马克思的历史阶段论在东亚也有效，直接占有人的奴隶制、占有土地的“封建制”可识别，而现代性的指标在中国也是人心所向、不会长时间不实现。但东西文明仍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族群成员的内在特性差异需要关注。 所以，新的意识形态需要由内部人进行内部的反思、建设。论者既要分析国民个体的特质，也要关注国家精神的整体。一方面要改善国民的精神，但更大的问题是找到新道路，让既有的特性之人适应新情况，使用新技术，应对新诱惑，“因其民，善其政”。所以，要重视历史的经验，给予新诠释，把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融合思考，然后创新。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