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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周炽成师叔 作者：邹晓东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十一月初八日丙戌 耶稣2017年12月25日 《儒家性朴论思想史发微：从先秦到西汉》一文的作者，周炽成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某作为这篇文章的责任编辑之一，和有幸从游的“师侄”，谨以这篇小小的文字表达我的追思。 差点闹掰的面对面相识 二零一四年之前，我只是从谢文郁老师处听说，在广州存在着这样一位他的本科同学：试图推翻“荀子是性恶论者”这一近乎铁定的标签，而欲将《性恶》篇委诸荀子后学。记得谢老师对此一新说的部分评论是：假设这一历史发现属实，那么站在思想史研究的角度，也还是有必要解释“性恶论”何以会在荀子后学中兴起？ 二零一四年春天，作为一名尚未完全“出茅庐”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我有幸参加了邯郸学院举办的第二届荀子研究国际会议。在开幕式之后全体会议的主题演讲阶段，一位大嗓门的学者接连高声地向几位刚刚演讲完毕的嘉宾抛出问题，其中提到“明明周炽成的文章已经提出了‘荀子是性朴论者，而非性恶论者’，你在发言中为何不加以引用？你对周炽成的这一新论，又怎么看？”（大意）与此相伴的，是提问者阵阵爽朗的笑声，并“问题好尖锐的”自嘲。这位笑声爽朗、嗓门很大的学者，就是周炽成教授本人。 那时的我仅仅仔细研读过一点《荀子·礼论》。而由于认定了“性者本始材朴”之“朴”在《礼论》上下文中与“文理隆盛”之“美”相对，因而义即为“恶”，我对他的“荀子性朴论”实际上很不以为然。在一场报告会散场之际，我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在向他通报“我是谢文郁的学生”，并认了“师叔”名分之后，我随即向他抛出了心中的话头：“师叔，‘性朴论’是不是有点望文生义啊？……”只见热情洋溢的师叔闻声立即色变，曰：“如果没有深入、系统地研读过《荀子》，是没有办法跟我们讨论问题的！”我一下子意识到自己碰上了钉子，但却不知该如何缓和。第一次短暂的面对面交流，就这样不欢而散。 由于是高规格国际会议，我们几位青年学者的报告被安排在了晚间。但是，看得出来，廖名春、梁涛、林宏星、佐藤将之（日）、康香阁等学界前辈对于青年学者的成长情况颇为关心，故不辞劳苦前来督讲、互动。周炽成师叔和这些前辈学者一道出席。我的会议论文题目是《礼教的信念机制：〈荀子·礼论〉生存分析》，我采取的是用大白话概述基本思路的演讲策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第二天早餐时，一位台湾学者还专程走过来，对我昨天晚上的演讲表示赞赏）。这天晚上散场之际，我夹杂在其他学者中间重新与周师叔搭讪，师叔很高兴地跟旁边的人介绍说：“这是我师侄！”走出会议室时，他真诚地对我说，“你的研究继承了你老师（谢文郁）的优点，重视思想，逻辑清晰”，并进而告诫我说，“最好不要用‘礼教’这个词，因为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这是个贬义词，而你又不是像他们那样在反礼教”。 这就是我和炽成师叔面对面相识的过程，开始于我没大没小的冒犯，结束于他的真诚欣赏与告诫。 “为师叔添光彩” 二零一五年，炽成师叔的选题“中国人性论通史”喜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为了推进相关研究，他于二零一六年六月，在广州举办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中美中国人性论研究论坛”。八十多岁的美国著名汉学家、密歇根大学荣休教授孟旦（Donald J.Munro），刘笑敢、倪培民、商戈令、安延明等一批国际学者，以及万俊人、干春松、杨海文等国内知名学者共50多人，围绕中国人性论史上的相关话题，进行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报告与互动。 作为初出茅庐的年青学者，我能够从遥远的山东被扒拉出来受邀与会，完全是因为“这是我师叔的会，而他器重我”！而我也知道好机会难得，除了报告自己的论文外，我努力追求“瞅准软肋，尽量用简洁的大白话，向报告人发问”。功夫不负有心人，似乎越来越多的与会者开始感受到我发问的力道。 其中，我面对面地向刘笑敢教授抛出了如下问题：“您在《老子古今》《诠释与定向》等著作中提出的‘语言趋同’‘思想聚焦’‘跨文本诠释’等概念，在诠释学上带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启发。然而，作为学界领袖，您刚才却在发言中鼓吹‘文本直解’或‘字面解释’。我的问题是，诠释学能承认这种‘直解’或‘字面解释’的存在吗？中国清代学者戴震在晚年反而转而主张‘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似乎正是因为意识到了根本不存在不受义理取向范导的所谓‘直解’或‘字面解释’！” 结合之前的一些经历，我当然知道，这样说话很可能是要得罪前辈的。但作为“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我即便不去得罪这些大腕，他们也未必会关注我、在乎我、支持我。反正赤脚的不怕穿鞋的，先把子弹打出去再说！就这样，我渐渐养成了一种“说话鲁莽”的行事风格。而与此同时，我也切身体会到了许多前辈学者的雅量，这其中就包括刘笑敢教授的雅量。温文尔雅地回应过我的问题之后，在论坛的自由总结阶段，刘教授见我不够积极，遂行使主持人特权，专门要求我讲讲自己的想法。后来，在山东大学再次遇见刘笑敢教授，我在向他敬酒之际笑着解释说：“我那天之所以那样向您提问，就是为了引起刘老师的注意呵！” 炽成师叔显然对我在会议上的整体表现感到满意。在我报告了论文之后，他用他那特有的热情洋溢的大嗓门朗声说道：“我给晓东博士提一个问题——他是我的师侄……”会场上立刻传出一阵笑声，而我们之间的名分，至此就算正式昭告于世！ 回到济南后不久，我便收到了师叔的邮件：“晓东：多谢来开会支持师叔，表现出色，也为师叔添光彩。你说我开会这篇稿子‘更大气’，那就给你们这篇试试吧。上一篇虽然通过三审了，但考虑到直接与鲁学者商榷的味道浓一些，我就改投其他地方好了。”——是的，大约在这一年春节之前，师叔的“上一篇”论文就已经通过了编辑部严格的“三审”程序，此时正处在漫长的待发期。那篇文章专论他的荀子性朴论——鉴于“性朴论”这些年在汉语学界的势头和影响力，《文史哲》作为一本“数十年人文思潮尽收眼底”（余英时评语）的老牌杂志，似乎应该对此有所反映。这是他这篇文章能够在我这里通过“初审”的基本原因。相比之下，他此番的会议论文则拉起了一个“从先秦到西汉”的“儒家性朴论思想史”框架，比“上一篇”格局要大得多！我遂见异思迁，在席间敬酒之际请求师叔以“开会这篇稿子”替代“上一篇”。这意味着新稿要重新接受严格的三审（以及可能的外审），并且需从通过审稿之日起重新排队待发。然而，师叔还是遂了我的愿——我不知道他当时内心是怎么想的，但若他不是我的师叔，我恐怕真的不敢这么干！ 一起逐鹿天下？ 我在论坛上的发言《〈中庸〉首章：本体论误区与生存论新解》，对《中庸》“性善论”提出了自己的新解读，认为这是一种“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炽成师叔此前已经阅读过我的另一篇相关论文，并意识到我的相关研究和他的“中国人性论通史”项目直接相关，遂邀请我加盟他的已获立项的“中国人性论通史”课题组。我们之间因此有了实质性的学术关系。 后来，在一次长途电话中，他得知我打算以“《荀子》与礼教研究”申报社科基金，电话中的他立马让我汇报思路，并予以分析指导。他在电话中最后一番话的大意是：一定要跳出“性善”“性恶”的窠臼，从“性朴论”角度入手，这样将会做出许多新东西。炽成师叔对“性朴论”的委身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这让我不禁联想到在邯郸那次荀子国际会议上，讲到动情处，他背诵《荀子·解蔽》中的“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名句，奉劝反对者们“面前路径须令宽”的情景。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很好地听从他的建议；而实际上，我对于“《荀子》和礼教研究”也并没有太多积累，这次申报以失败告终。 在交往的过程中，师叔一度试图将我前些年的一篇论文推荐给一个举足轻重的刊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条路并没有走通。后来，我有了新作，还是会请他一观。而在今年（二零一七年）中风卧床期间，他还给我发手机短信说：“你的文章我还没有看……”“以后会看的……” 师叔在手机短信中提到的这篇文章，是我今年上半年刚刚完成的一篇长文《儒学中的两种性善论——或论在“真知”问题语境下“善性本体”不可界定》。这篇论文写成之后，很快就顺利地通过了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的分论坛主席评审，趁着的意之情，我将它发给师叔一阅。结果，一等没有师叔音信，二等还是收不到任何回复……一天，我干脆拨通了师叔的手机（我们实际上很少通电话，主要是电子邮件交流），结果，接电话的是我仅在“中美中国人性论研究论坛”闭幕晚宴上匆匆见过一面的师母。在得知我是“谢文郁的学生”之后，师母告诉我：“你不知道，周老师中风住院了……”哇……这真是没想到……原来这才是师叔长时间没回我电子邮件的原因啊！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我笨口拙舌地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跟师母说这件事真的不着急，千万不要让这件事成为师叔的负担。然而，在得知我跟师母通话的消息后，师叔很快（2017年6月3日）给我回复电邮，说“我住院四十多天，刚出院，过段时间处理”，并且慷慨地表示“我[在《文史哲》]的稿子什么时候用都可以”。……再后来，有一天下午，我从手机上收到了前述“晓东，对不起，我反复住院，你的文章我还没有看……”的短信（由于手机碎屏，暂时无法调阅这些短信息）。我当时并无任何不祥的预感，故而只是宽慰他说：“师叔，请先不要为师侄的论文费心，先把身体养好，来日咱爷俩再逐鹿天下！”印象中，正是在我这封短信之后，他回复说：“以后会看的……” 原本以为这就可以暂告一段落了，没想到大约半个月左右就收到了师叔辞世的噩耗。后来，我翻看手机，发现我们那次断断续续的短信交流，竟持续了数个小时。这也是我们最后的交流，不知道是不是他留在人间的最后的文字。 尾声：哭师叔 对于周炽成师叔选择以那样一种方式离开世间与学术界，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一位嗓门与笑声如此爽朗的哲学史工作者，在经历了半年之久的中风困扰之后，最终选择痛快地结束自己的在世生命——究竟是人的“乐观”本质上无比脆弱，还是爽朗的嗓门与笑声背后始终有一颗“忧患”的心在酝酿呢？据说，师叔后来认为自己的病情不会再允许他重回学术界了，估计正是这一点使他深深地陷入了绝望！为了不让人生的意义落空，我们在年青的时候多方寻觅安身立命之道——后来，我们念兹在兹地委身于自己最终选定的安身立命之道，到头来如果活活地发现自己被取消了冲刺的权利，此中绝望该有多大！ 这半年来，我多次在听一首叫做《在人间》的流行歌曲。这首歌非但将人生结局渲染得无限悲凉（“谁能证明你在人间来过”），更将人生的过程表现得无比艰难而又惨淡（“一生与苦难做邻居”“在人间有谁活着不像是一场炼狱”）——就此而言，师叔的走也算一桩幸事，终于摆脱了多苦多难的人间！但话又说回来，人生最大的失败和苦难，不又正是死亡和对死亡的恐惧吗？那些不再恐惧死亡，而决绝地选择纵身一跃者，终究又赢得了什么？ 活着，到处都是问题；而死亡，本身就是个问题。“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的世界，究竟在哪里？ 写于2017年12月19日 【作者声明：本文在“文史哲杂志”微信公众号上首发之后，很快就收到了周炽成先生家属和亲炙弟子的反馈：他们虽然十分感动，但却并不赞成本文最后一节对逝者心理的推测。由于笔者并不了解周炽成先生生病及住院的具体情况，故读者宜将本文最后一节视为“抽象解释”，而不可将其作为裁断现实事务的证据！——笔者在接到相关反馈后，已经从“文史哲杂志”微信公众号上将本文撤下；但鉴于网络上仍然有所流传，故特别追加此声明，请儒家网重新发布以正视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