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的凤凰涅槃 作者：慕朵生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五月初九日丙寅 耶稣2016年6月13日  上百年来，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遭遇致命的危机，被称为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康有为）、“数千年未有之巨劫”（陈寅恪），几近坠于万劫不复之地，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然而，中华文化并未就此死去，而是顽强度过苟延残喘的艰难时日，现又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景象，可谓是历久弥新、愈挫弥坚，又可谓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书写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传奇。 魂魄兮归来 2016年新年伊始，“西安城墙”与“南京城墙”意外上演了一场隔空喊话，起因是西安旅游局官微1月4日发出消息，盛赞西安城墙穿越600年历史洪流撑到今天“实属不易”，并称北京城墙、南京城墙等小伙伴们早已“灰飞烟灭”。次日，南京城墙官微发出消息予以驳斥，称南京城墙现存25公里，不论从体量或等级，都比西安城墙要高。 这场意外的捉对厮杀，很快就以挑起事端的西安旅游局官微发出道歉收场，但还是引发了大量围观和评论。绝大部分评论认为，两大城墙为了招揽游客而互相贬损，有违商业道德，属于恶性竞争，应各打五十大板。另有一些评论指出，两大城墙只知自己的来龙去脉，不知对方乃至小伙伴们的底细，暴露了管理方的业务生疏，实属不应该。 上述评论固然无错，但并不全面，也未抓住问题的实质。一方面，西安城墙所说的很多小伙伴早已“灰飞烟灭”乃是铁的事实。民国之前，中国每座城池都是“无墙不城”，规模可观的城墙就达数千座，但近代以来绝大多数毁于天灾人祸。一方面，两大城墙争“短长”，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物受到重视、重新复活的明证。据悉，两大城墙均已被国家文物局纳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并准备组合起来于今年3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两大城墙争“短长”还涉及到另外一个小伙伴，即“北京城墙”。遗憾的是，它再也不能站出来争“短长”，因为尽管它是中国历史上最长最厚最有影响的城墙——长度达39.75公里、厚度达10余米、自元代以来拱卫北京长达800年，但在新中国肇造之后的历次城市建设和反对传统的运动中，早已轰然倒塌、荡然无存。 在北京城墙拆除过程中，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曾多次痛哭失声并反复据理力争。梁思成说：“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们是错误的，我是对的！”林徽因也指出：“你们拆去的是有着800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时你们再盖的就是假古董！” 事实上，为时不过30年，国人就开始为当年的鲁莽举动感到后悔，并开始通过修缮、复建、重建甚至是新建等方式保护或重现古城墙——梁思成夫妇的谶语均得到了验证。坦率地说，就连西安和南京的城墙，实际上也是近些年来不断修缮和复建的结果。至于北京城墙，因为拆除得比较彻底，几乎永无重建的可能，但还是着力修缮或复建了德胜门、永定门等数座古城楼，同时保护了一小段土堆式的“元大都城墙遗址”，以供人们遐想和凭吊昔日北京城墙的历史辉煌。 古城墙的历史遭遇，是中国传统文化百年命运的一个真实而又典型的缩影——先推倒，后重建。大体来说，从晚清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数千年流传下来的典章文物、制度架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思想学术、风俗习惯等等，均遭到深刻地质疑和系统地批判，并在“文革”期间达到了顶峰，形成了一个“激烈反传统的传统”。鉴此，很多中外学者指出，中国世界上历史绵延最悠久、文化遗产最厚重的国家，同时也是破坏自身文化传统最严重的国家。 经过历次运动和重重破坏，中华传统文化一度“魂飞魄散”。所谓“魂”，是指中华传统的精神、价值、义理等无形的层面，如天道性命、三纲五常、仁义道德，等等；所谓“魄”，是指中华传统的典章、制度、文物等有形的层面，如文化经典、科举制度、古建古物，等等。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整体性、全盘性的坍塌与崩溃现象，早在1935年，王新命、陶希圣、萨孟武等10位知名教授就联合发出宣言，哀叹“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中国了”。 然而，正如古代城墙被拆除几十年后就开始复建或重建一样，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不再是人人恐惧的“幽灵”，相反国人越来越喜欢发“思古之幽情”，中国大地逐渐兴起一股传统文化复兴大潮，时下已是“国学班”鳞次栉比，“读经热”如日中天，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传统价值观念再度受到空前的推崇，“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尚和合、求大同”等价值观念甚至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简言之，中华传统文化正在由过去的“魂飞魄散”进入“魂魄归来”的历史新阶段。 短短百余年间，中华传统文化就经历了一个“死去活来”的历史周期。之所以发生如此戏剧性的剧烈变化，诸如身心安顿、秩序重建，以及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乃至国家软实力竞争的迫切需要等，都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近百年来中华传统文化本身并未完全中断和彻底消失，亦是重要原因。因为，中华传统文化深深镶嵌在普遍的人性、伟大的经典、永恒的语言、顽强的风俗四大支柱之上，具有强大的韧性和耐力，可谓是一只“不死鸟”，具备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资质和潜力。 普遍的人性 任何一种的文化，皆有其深刻的义理、深切的关照和深沉的思考，或说有其坚实、恒常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同时，任何一种文化，可以不重视人，但不能没有人，不能不关照人。职是之故，人性论学说，亦即关于人之本质和属性的思考，就是文化之中的“王冠之学”，规定和塑造着一种文化的基本品质与主要特色。 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儒家文化，立足人性、人心、人情，一切以人的生命、生存、生活为皈依，可以说是一种人学，而不是单纯追求智慧的哲学，也不是执着探求物理的科学，更不是盲目跪求恩赐的神学——当然，儒家文化含有哲学、科学、神学的内容，但就其基本品质和主要特色而言，却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学。 儒家文化之所以是一种人学，与往圣先贤尤其是孔子对学问和价值的界定与追求密切相关。孔子强调：“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真正的道是无法离开人的；一方面，真正的人也是无法离开道的。人与道互相含摄，贯通一体，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孔子曾慨叹：“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这一慨叹的意蕴，就是将道定位为普遍的人道，就像人必须走路一样，是人之为人所不能离开的学问和价值。 孔子又指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所谓“性相近”，是指所有人而不是特定人的本质或天性。由此出发，儒家的人学奠基在普遍的人性基础之上，即是说，儒学乃是探求同时也是适合天下所有人的学问，所以钱穆先生说：“孔子思想，乃针对世界全人类，无古无今，无地域之隔阂，无种族，无国界，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愚，无贵贱贫富，无种种职业阶级，无一切分别设教。” 当然，孔子不曾明说人性究竟是善的抑或恶的。此后，孟子说“人性善”，乃是将善的种子植入人心，从而勉人发明本心、积极向善。荀子说“人性恶”，乃是以恶的后果警醒人心，从而勉人躬行礼法、弃恶从善。所以清儒谢墉指出：“孟子言性善，盖勉人以为善而为此言；荀子之言性恶，盖疾人之为恶而为此言。”至如后儒所说的善恶混、性三品等人性论，其目的均是惩恶扬善，使人过一种充满善的光明生活，不至于使社会堕入西方哲学家所说的“人与人战争”的深渊。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的人性论，无论是性善说还是性恶说，均是基于“天地之间人为贵”的前提，通过“人禽之辩”确立人之高贵的。如孟子强调“人与禽兽相去几希，君子存之，庶人去之”，荀子强调“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何别”，董仲舒强调“下质于禽兽之所为，故曰性之已善”。王船山曾总结儒学有三大主题，即“人禽之辩”“夷夏之分”“君子小人之别”，其中“人禽之辨”居首，由此可见人性论对于儒学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规定和深刻影响。 西方哲学有种说法，没有人性的人，要么是神，要么是兽。人非神，但绝不甘于沦为禽兽。就此而言，守护人性就是捍卫人的尊严。儒家向来重视人性，无论是孔子的“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还是颜渊的“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抑或是曾子的“人能弘道”，都是强调要守护人性。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又说“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强调体现普遍人性的“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是恒常的，同样也是强调守护人性。千百年来，就连普通百姓都知道，骂一个人“禽兽不如”，就是指此人没有人性、罪孽邪恶——这就是对守护人性的文化遗产。 因为奠基在普遍人性之上，切近切于人的生命、生存和生活，因此儒学不仅导人弃恶扬善，而且具有亮度，充满热度，散发温度，如人要有仁爱之心、正义之举、合礼之行、智慧之辨、信誉之诚，又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等，均是极富人情，极其亲切，极为自然的。所以，钱穆先生说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极具体，但可达于极玄远；极亲切，但可达于极超脱；极平实，但可达于极幽深；极分别，极零碎，但可达于极会通，极圆成。论其出发点，则人人尽知尽能；求其归宿处，亦人人易达易到。” 事实上，“五四”以来，就不断有人攻击儒家，如攻击性善说使人伪善，攻击仁爱说使人自私，攻击孝道压抑人性，攻击忠贞束缚女权，等等。幸运的是，历史并没有给攻击儒家人性论的思潮和运动以过多的时间，因为人们痛感，如果彻底打碎儒家人性的瓶瓶罐罐，实际上就是在扭曲人性，汩没人心，违背人情，不仅造成个人的苦痛，也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在这种社会中，人人无法幸免于难，人人也无法幸免于罪，亦即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同时也都是加害者——长此以往，最终将导致社会和文明乃至人自身的毁灭。 更重要的是，引导人们走出攻击儒家人性论误区的动力，正是来自儒家人性论本身，来自人们对正常生命、生存、生活的向往，来自人们对普遍人性、人心、人情的守护。不孝敬自己父母，谁能心安？不抚起跌倒老人，谁能意平？商家不诚信经营，谁能容忍？如此等等，皆说明天理昭昭，公道自在人心——普遍的人性，就是这样一种强大的文明动力源，如同浩荡江水，可暂时阻遏，但终将流归大海。 伟大的经典 一个国家和民族，其古人生命、生存、生活的经验和智慧，往往凝聚在一本或数本书籍之上，如耶教文化凝聚在《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之中，伊斯兰教文化凝聚在《古兰经》之中等等——类似的书籍，人们称之为经典。生活是动荡的，理论是灰色的，但经典之树常青，因为经典是文化的源头，价值的载体，具有神圣性和永恒性。珍爱经典，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成熟与自信的重要象征。 中国向来重教重学重读书，是以《论语》开篇为《学而》，《荀子》之始即《劝学》，《礼记》则有《学记》、有“春诵夏弦秋礼冬书”之制，民间社会更是无不以“耕读传家”或“书墨飘香”为荣光。早在宋明时期，中国人读书和识字率高达15%，同时期欧洲尚不足5%。重教重学重读书，是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民族优雅的重要一源。 中国人应该读和需要读的经典很多，如《论语》《孟子》，如《老子》《庄子》，如《史记》《汉书》，如《传习录》《近思录》等。但是，鉴于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所以儒家文化推崇的经典，尤其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亦称“六艺”），乃是中国人“经典中的经典”，甚至可以说就是中国人的“圣经”——憾乎《乐》已亡佚。故现代新儒家马一浮先生说：“六艺之道，条理灿烂，圣人之知行在于是，天下之事理尽是，万物之散聚，一心之体用，悉具于是。” 按照儒家的传统说法，“经者，常道也”。作为常道的六经，能够发挥六种功能。《史记·太史公自序》指出：“《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汉书·艺文志》则指出：“《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故无训；《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 六经还能培育人的六种德性和特长。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翻译成现代汉语，意思是说：《诗》教使人温和柔顺、朴实忠厚，《书》教使人通晓远古、知识渊博，《乐》教使人心胸广阔、善良坦荡，《易》教使人清洁沉静、洞察细微，《礼》教能使人恭让简洁、庄重恭敬，《春秋》教能使人善于辞令、长于铺叙。 更重要的是，六经还塑造了中国人的六种生活方式——《诗》塑造了性情的诗学生活方式，《书》朔造了恭谨的政治生活方式，《礼》塑造了优雅的礼仪生活方式，《乐》朔造了弦歌的音乐生活方式，《易》塑造了思辨的哲学生活方式，《春秋》塑造了深沉的历史生活方式。当代儒家学者杜维明指出，六经塑造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融诗意的、政治的、礼仪的、音乐的、哲学的、历史的生活于一体，既系统又精深更博雅，既伟大又优美更崇高。 千百年来，以“六经”为代表的中国经典历经磨难，学称“书厄”。隋朝牛弘总结“五厄”：一为秦始皇焚书，二为西汉末年赤眉入关，三为董卓移都，四为刘石乱华，五为南朝梁末魏师入郢梁元帝下令焚书14万卷。后是明代胡应麟又续“五厄”：一为隋末混战，二为安史之乱，三为黄巢入长安，四为靖康之变，五为南宋末伯颜军入临安。近人祝文白再续“五厄”：一为李自成陷北京，二为绛云楼之烈焰，三为清高宗之焚书，四为咸丰朝之英法联军，五为抗日战争。 事实上，近代以来中国书籍还有三大厄难：一为民国时期以吴稚晖、鲁迅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提出“不读中国书”，认为中国书籍承载的皆是坏价值，所以呼吁年轻人将中国书籍“丢进茅厕”；二为民国时期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为代表的“疑古派”，认为中国古书很多是伪造的，所以均要予以重新检视，予以批判颠覆。三为新中国的“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特别是“文革”运动，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古籍被付之一炬。 但是，尽管中国书籍迭经磨难，但重要典籍尤其是六经，却并未彻底消失，而是顽强保存和流传下来。个中原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人重教重学重读书，所以也很重视保护书籍，尤其是重视保护以六经。秦始皇焚书固然是一大灾难，但当时的儒生或壁藏古书，或挟经而逃，或诵传经典，所以“六经”得以保存先来，只是亡佚《乐》（另有学者怀疑《乐》只有谱没有书，所以不算亡佚）。抗日战争时期，藏于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在诸多有识之士的护送之下，辗转万里护送到当时的陪都重庆，为中国保存了这一最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中国的经典幸免于难，其功有三：一是通过“藏之深山，传诸后世”（《史记》），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二是通过“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中庸》），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三是“苟非至德，道不虚行”（《周易》），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经由后人发掘和光大的基本机会。 上述三条看似简单平常，实则厥功至伟。须知，同样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古埃及，因为天灾人祸等原因，上古书籍无一幸存，导致古埃及文明永无传人。就连被称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文明，其书籍也因天灾人祸等原因一度淹没无闻，直到上千年后，由阿拉伯人觅得、翻译，复又传入欧洲，才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人慨叹，如果古希腊的这些经典一直存在，西方文明或会是另一番景象！ 以六经为代表的中国经典，或许没有人翻阅，也可能没有人看懂，但绝不能消失，一旦消失，将是中华文明无可挽回的巨大灾难。幸运的是，她们顽强保存和流传下来，重新恢复了生机和活力，中华大地再现郎朗诵读经典之声，再现研究和发掘经典价值的高潮，使得人们有机会神游万仞，思接八极，与经典同行，与圣贤对话，不断启迪、温润、丰富和完美自己的生命、生存与生活，且必将推动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重新跻身于诗书礼乐之邦——何其幸也！ 永恒的语言 语言是人类的交流工具，文字是文明的遗传密码。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这个“存在”不仅是指“现象”，还指“精神”；这个“家”不仅指“现象”所在的“场所”，还指“精神”寄寓的“家园”。因此意大利的马志尼曾有个说法：“凡是说意大利语的地方，就是意大利人民的家园。”同样，我们可以说，汉语汉字就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作为精神的家园，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最大文化公约数，具有维系和促进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功能。俄国大文豪屠格涅夫在《俄罗斯语言》一文中就说：“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痛苦地思念着我祖国命运的日子里，给我鼓舞和支持的，只有你啊，伟大的、有力的、真挚的、自由的俄罗斯语言！要是没有它,谁能看见故乡的一切，谁不悲痛欲绝呢？然而，这样一种语言如果不是属于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不可置信的啊！” 古代中国的地域已经非常广袤，而且诸侯林立、民族众多，但早在夏商周时期就有了统一的、标准的语言发音。《诗经》“风、雅、颂”三部分中，“雅”和“颂”用“雅言”来吟唱。《论语》上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就是普通话或标准话，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国语”。秦始皇一统中国后，又做到了“书同文”，即文字的完全统一。雅言和同文，即语言文字的统一，对中国的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疆域拓展、历史延续，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正是因为语言具有文化传承和精神家园的功能，甚至具有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功能，所以历来异族入侵者或殖民统治者，都试图改变占领地的语言文字，即所谓“灭其国者先灭其史，灭其史者先灭其文”。法国小说家都德《最后一课》描写德国占领法国洛林和阿尔萨斯之后，强迫当地民众学习德语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就是试图消灭法语的举动。日本占领台湾和东三省后，也曾强迫当地民众学习日语。 然而，鉴于汉语传承数千年之久，汉字象形文字的独特结构，以及十数亿人口使用的规模，外在力量想从根本上消灭汉语汉字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事实上，近代以来，汉语汉字的灾难并非来自外人的强迫，而是来自国人的自戕，大体有三厄： 一是由文变白之厄。文言文是古代的书面文体，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典籍皆由文言文记载。白话文则是民间文学体，肇造于唐宋，渐多于明清，而大盛于清末民初之后。1905年废除科举制和1912年终止学校读经后，人们不再以攻习文言文为业，文言文地位一落千丈，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成为文化教育、思想学术、报刊杂志的主流文体。如今，从孩子到成人，接触的文言文非常少，很多人根本就不懂甚至不看文言文，遑论写文言文了。直到如今，中国只有载之于典籍的古代文言文，或者说是死了的文言文，但已经没有活着的文言文了。 二是汉字洋化之厄。汉字是方块字，笔画多部首杂，需要一个个的认，不像拉丁字母那样拼写简单。这引起了“新文化”健将们的不满，比如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鲁迅则断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所以他们就发起了“废除汉字运动”，主张以拉丁字母拼写并代替汉字。这一主张和运动持续了几十年，好在没有得到彻底实行，而是最终把汉语拼音作为辅助方案，算是汉语汉字躲过了最大的一劫，否则今已无人识汉字矣。 三是由繁变简之厄。繁体字定形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古代典籍全部由繁体字书写记载。但是近人以繁体字字画多难认难写难传播，不利于文化普及，所以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持久不息的汉字简化运动，并最终由国家法定了简体字的主体地位。由繁入简一则使汉字变形走意，比如“愛”成了没有“心”的“爱”；二则识繁难度增大，从而使国人和古典文本之间的隔膜加大；三则繁简并行于世，中华文化混乱无绪，且频起争端。比如，繁体字在古代被称为“正体字”，早年台湾称“正体字”意在表明台湾坚守中国文化正统，如今则意在表明台湾文化和大陆文化的差异，成为“文化台独”的一个由头。 此外，上百年来，英语泛滥、英语单词混入汉语，破坏了汉语的纯洁性。同时，近代以来韩国、越南、日本的禁用汉字等“去中国化”措施，也对汉语的国际性造成一些冲击。 然而，语言天生俱来——对于生活在庞大国家、侵染于厚重文明的中国人而言，更是如此。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一切有形无形的文化均曾遭遇不同程度的破坏与损伤，有些早已灰飞烟灭，荡然无存，但汉语汉字虽有变化，却从未消失，是中华文化中最顽强、最恒常的因素，是中国人无法逃脱的历史宿命，因而成为保存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最基本、最重要的载体和工具。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说：“人不能站在语言之外看世界。”中国人无法脱离汉语汉字进行交流和思考，也不能脱离中国文化进行生活和交往。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对于中国人来说，“我说故我在，我写故我在。”说汉语，写汉字，则保持了通往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永久通道——只要努力，必将成功。 顽强的风俗 根据社会学的理解，风俗是指特定社会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生活传统，是特定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心理倾向以及行为模式的民间传承方式。作为民间传承方式，风俗通常缺乏知识的规范、学术的论证，而且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迁，甚至是减弱或消亡，但总体上看，风俗因为渗透到人的生命生存生活之中，所以是持久的、顽强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传统最后的阵地。 中国向来重视风俗，认为“观风俗，知得失”，强调“为政必先究风俗”，所以 《诗序》有“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古训。但是，中国千百年来积久乘习的风俗，并不像美国社会学家罗德菲尔德所说，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即分为精英文化/上层文化和大众文化/下层文化。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向来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同时儒家非常强调教化，通过教育、礼仪以及士大夫的表率作用，将儒家的价值观念渗透到民间社会，变成“百姓人伦日用而不知”，甚至出现“礼失求诸野”的说法。 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有形体、建制性的文化存大量消亡，但民间仍自然传承、自我守护了大量的风俗习惯，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最顽强的堡垒。比如，老黄历、万年历千年不灭，丧葬要选风水宝地，婚假要选良辰吉日，婴儿要过“百日”，老人要过寿诞，陌生人见面都要尊称对方叔伯兄弟姐妹——费孝通先生以为这是中国传统“熟人社会”“关系社会”的一种自然延展，等等，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下面再举四例加以说明： 生育观念：儒家向来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提倡“养儿防老、多子多福”，认为“子孙满堂、人丁兴旺”是个人成功的标志和家庭最大的幸福之一。这一理念对中国人的生育观影响至深、尽人皆知，千百年来就是中国人的集体文化意识和共同文化习俗，对促进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功不可没。众所周知，顽强挑战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就是中国人“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有年导致中国人口结构失衡、人口红利衰退的情况下，引领中国走出人口危机的最大动力，仍将是中国人传统的生育观念。 婚丧嫁娶：儒家非常重视婚姻和丧葬，认为“人伦之道始于夫妇”，提出“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强调“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所以在冠、昏、丧、祭、乡、相见传统六礼之中，仅婚丧嫁娶就占有二礼。婚丧嫁娶，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红白喜事”，都是人生和家庭头等大事，千古如斯，传承不灭。比如，《仪礼》记载：“婚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些婚礼环节在民间仍以问男女双方生辰八字、聘礼嫁妆、良辰吉日等形式留存，并且要举办隆重的结婚仪式。又比如，丧葬的报丧吊唁、入殓入葬、居丧守孝、头七周年等环节，都是不可或缺的。 家谱祠堂：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族和宗族则是基于共同姓氏、共同祖先、共同血缘，由家庭历时纵向扩展而成的生活共同体。儒家既重视家庭，也重视家族和宗族，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就是一种家庭本位、宗法社会的文化。重视家庭和家族、宗族的一大体现，就是几乎每个家庭都修有自己的家谱，每个家族或宗族都修有自己的族谱、建有自己的祠堂。从某种意义上，家谱、族谱以及祠堂，就是中国人的一大终极关怀和精神归宿。“文革”时期，家谱祠堂等遭到疯狂破坏，但很多家庭宗族仍然想尽千方百计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将其保护下来，而在“文革”结束之后，家谱祠堂又是中国大地上恢复最早最快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之一。 传统节日：节日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重要的风俗习惯，是广土众民周期性、集体性地温习传统仪式、明确文化归属、进行身份确认的重要时间节点。中国传统节日众多，大大小小多达近百个，且多与节气时令和家庭伦理紧密结合，风俗持久，影响深远。民国时期曾对传统节日体系进行大幅调整和删改，新中国肇造之后很多传统节日没有法定假日的保障，同时近些年来又遭遇洋节日的大规模侵蚀，但这些都没有改变中国人过传统节日的信念。随着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四大传统节日纳入国家法定公共节假日体系，中国传统节日越过越红火，中华传统文化元素越来越厚重。以丙戌年春节为例，30亿人次的旅客数量，彰显了中国人“回家团圆”的强大信念，织绘出一幅全球最大的、流动的文化图景。 通过以上介绍，可以总结说，因为奠基在普遍的人性、伟大的经典、永恒的语言、顽强的风俗等四大支柱之上，使得中华传统文化融入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形塑我们的记忆和精神，变成我们的血液和基因，内化于我们的心，外化于我们的行，使得中华传统文化斯文不灭、传承不息，正如现代新儒家梁漱溟先生所言：“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 当然，守护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不是要一味复古，而是予以创造性转化，使其与时偕行、生生不息，同时要不断应对各种新的危机和挑战，重新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笔者就重新激活中华传统文化生机与活力问题，另撰四篇小文附后，以期进一步抛砖引玉，唤起更多人对此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