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儒生为汉朝建国的所立功勋叙述 作者：罗辉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十一月初三日辛巳 耶稣2017年12月20日 秦朝暴政，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各路豪杰纷然响应。当此百舸争流之之际，儒家士子并不是袖手旁观，同样也投入到这个推翻暴政、重新新秩序的洪流之中去。“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史记·儒林列传第六十一》）项羽好名声，帐下招揽了大量儒生。刘邦在《史记》中被记载不喜欢儒生，其实也不尽然，由于那时是处于战争时代，他只是不喜欢过于呆板的小人儒而已。刘邦帐下就在几位大儒，史书上明确记载的有郦其食、陆贾和随何，他们为汉朝的建立立下巨大的功勋。但是，在当世和后世人在讲到建汉之功时，却往往把他们排除在外。笔者在本文有意将秦末儒生为汉建立所作功勋予以叙说，并略加解释人们何以对于他们的功劳予以忽略。 笔者这里将他们的建汉之功分为三个阶段来叙述。 1、在刘邦西入咸阳的战争过程中，可以说郦其食和陆贾为刘邦先入关中起了巨大作用。 刘邦举义之后，当时各路豪杰名义上是归楚怀王朝廷领导，实际上是由项梁叔侄节制，刘邦等各路部队独立性并不很强，作战部署和兵力分部往往由项氏布置。项梁死后，楚怀王朝廷考虑到项羽暴戾的性格，故想削夺他的兵权。因此秦军围攻赵巨鹿时，派宋义上将军，而以项羽为次将救援巨鹿。并且也不让项羽率军向西攻略秦，而是派刘邦率军西入咸阳。此后，刘邦所率领的军队完全是能够自行独立行动了。 刘邦西入咸阳有三个最主要的战斗，取陈留，降宛城，袭峣关。其中取陈留可以说是儒者郦其食一个人的功劳，而袭峣关表面是张良出谋，实际是郦其食和陆贾起的重大作用。 陈留是河南的一个交通要冲，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秦四年二月，刘邦率军过高阳，高阳人郦其食认为只有刘邦乃当世英雄，跟从刘邦方能实现自己安邦定国之志。因此求见刘邦，先是摧折刘邦慢待儒生的骄气：“夫足下欲兴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见，窃为足下失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以让刘邦谦逊待士。然后为刘邦分析天下大势及目前形势，认为当前应当首先占据陈留以立下脚跟，并处请缨愿去说服陈留县令，如陈留县令不肯投降，则亲手杀之，以助刘邦打下陈留。“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陈留。陈留者，天下之据冲也，兵之会地也，积粟数千万石，城守甚坚。臣素善其令，愿为足下说之。不听臣，臣请为足下杀之，而下陈留。足下将陈留之众，据陈留之城，而食其积粟，招天下之从兵；从兵已成，足下横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果然，陈留令不肯投降，郦生夜半入城将陈留令杀了，刘邦轻易进入陈留。 郦其食不但助刘邦不费半点工夫拿下陈留这个军事重镇，沛公进城之后，获得陈留武库里大量兵器仓库中丰富的粮食军需，在这里进进出出地逗留了三个月，召募的军队已达几万人（《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郦其食还让自己的弟弟郦商率领几千人的军队追随刘邦攻城略地。“郦生言其弟郦商，使将数千人从沛公西南略地。”要知，当时刘邦的力量并不强大，按郦其食初见刘邦时分析其面对天下形势，刘邦的军不足万人，“足下起纠合之众，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欲以径入强秦，此所谓探虎口者也。”由此可知，刘邦得到郦其食兄弟之助对他来说是一种怎样的概念？要粮食有粮食，要军队有军队，要将领有将领，要谋士有谋士啊！ 郦其食邦刘邦攻下陈留后，刘邦也不吝封赏，封郦生为广野君，并让郦其食作为刘邦的外交人员，来往于诸侯之间游说，起着上兵伐谋的作用。 在袭取峣关之战中，针对秦军将领，是由郦其食和陆贾进入秦军阵营劝说并收买了他们投降，而张良则在秦领决定投降而放下抵抗之际，劝刘邦对之突然袭击，从而轻易拿下峣关，为刘邦进入咸阳基本扫清了障碍。取峣关之战策略虽由张良提出，而实际战果则是靠郦其食和陆贾方可取得。 2、楚汉战争中，儒生郦其食和随何为刘邦战胜项羽所建立的功勋。 在汉王三年（前204）的秋天，汉王因多次在荥阳、成皋被项羽围困，因此想放弃成皋以东的地盘；屯兵巩、洛以与楚军对抗。郦其食认为荥阳、成皋是整个中原形势分野，敖仓天下粮食集中中心，丢失了他们，就丢掉了整个战争的主动权，就丢掉了天下诸侯、百姓的向背，天下人就以为天下就是归属项羽了。因此郦生赶忙献策：“原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由此，刘邦听从了郦其食的建议，掌握了整个战略主动权。 同时郦其食认为，汉虽然目前已经平定了燕国、赵国，但还有个齐国还没有攻打下来。齐国幅员千里，由具有势力强大的田氏宗族占据，领着二十万大军，屯兵于历城，背靠大海，凭借黄河、济水的阻隔，南面接近楚国。汉即使是派遣数十万军队，也不可能在一年或几个月的时间里把它打下来。因此请求奉刘邦的诏命去游说齐王，让他归汉而成为东方的属国。刘邦接受了郦生的建议，立马派郦出使齐。郦食其果然不负所望，鼓动唇舌向齐王田广陈以大义及利害，说得齐王田广心悦臣服，结果兵不血刃，齐七十二城归顺汉王。 刘邦平定燕国、赵国两国，其实也有郦生和陆贾的外交斡旋、探查敌情之功，这个史书也有零星记载，此不再叙。而郦生助刘邦夺得齐国，更使汉势力倍增，并使项羽与刘邦作战成了多面应战局面，整个战争形势完全被动了。然而可叹的是，韩信在齐国已经撤下与汉相对峙的军事重镇历城的防守后，突袭历城，从而灭亡了齐国，郦其食也因为被田氏齐认为被出卖而遭烹杀。其中有关郦其食之死笔者有《略谈司马迁记录郦食其之死的笔法》予以论述之，此不赘述。 汉三年，汉王攻打楚国，在彭城展开大战，失利后说：“谁能替我出使淮南，让英布背叛楚国，出兵把项王牵制在齐国几个月，我夺取天下的事也就板上钉钉了。”时为刘邦谒者的儒生随何说：“我请求出使淮南。”汉王就给了他二十人一同出使淮南。 随何到达淮南后，为英布分析了天下的形势，并在楚国使者来时说英布已降汉，使英布投降。随何在出使淮南劝说英布归过汉并与楚项的使者周旋的过程非常惊心动魄，《史记·黥布列传》中记载得可谓栩栩如生。随何此一出使，正如刘邦所愿，为刘邦扭转战局立下汗马之功。不但如此，英布的叛离项羽，使项羽陷入完全孤立状态。 3、刘邦战败项羽统一了天下之后，又对南越予以臣服。 刘邦战败项羽统一了天下的时候，南方的尉他也平定了南越，便在那里自立为王。汉高祖刘邦考虑天下初定，中国劳苦，不愿再兴师攻打南越，因此就派遣陆贾带着赐给尉他南越王印前去任命。陆生到了南越，尉他接见非常不礼貌。陆贾便细数尉他的中原出身，斥责他忘本而不讲礼仪，随后结合楚汉之争的历史，指出南越和汉朝实力上的强弱悬殊，晓以情理，迫使尉他改颜谢罪。愿意遵从汉朝约束，接受南越王封号。陆生终于完成拜尉他为南越王的使命，使他向汉称臣，服从汉朝的管制约束。 以上是笔者仅仅简单综合了史书上明确说明了是儒生身份的郦其食等三人为创建汉朝所立的主要功勋，这些功业在整个汉朝创建过程中应该占有相当的重头。然而奇怪的是，人们讲到汉朝的开国之功往往忘记有儒者的功勋。产生这种错觉的原因很多，以下试作罗列。 1、在一般人们的眼里，儒生只是一介书生，且其学说迂腐，面对乱世是束手无策的。许多人有这种认为多是从孔子和孟子当年游说诸侯而不得志，从而妄加揣测儒学和儒生。其实不然。因为对孔子孟子、对于儒家来讲，是要讲行儒家之道，讲仁义原则的，讲得“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如果背离了儒家仁义原则，则宁愿放弃功名利禄。“邦有道，榖；邦无道，榖，耻也。”（《论语·宪问第十四》）“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第四》）儒家也讲革命，如汤武革命命。然而革命也是要讲原则，要“顺乎天而应乎人”（《易经·革卦·彖》）。如果儒家士君子不谨守以上原则，否则的话，和一般的所谓英雄豪杰就没有什么区别了，甚至和一般的那些小人恶人就没有区别了，那就是被富贵蒙了心，就是造反作乱。比如象孔子，本来是在鲁国做司寇，正要大有一番作为，但之所以离开鲁国颠沛流离，是因为“齐人遗女乐，季桓子受子，孔子行。”是因为“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而夫子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游走于诸侯之间，就是要尽力寻找行道的机会，同时也是为了向各诸侯国弘扬儒家大中之道，故而未尝有一日宁息。至于诸侯国君用不用夫子以行道，那是诸侯们的事。用，则人民庆幸；不用，则是因为诸侯国君们斗筲不足算。 同样，古代和当今不少人也都认为孟子迂腐和好空言，战国梁惠王就评价孟子说“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其实，“不是孟子真迂远，而是梁惠王们无道缺德者太小聪明，近视眼，不明中道真谛和仁义真相，丧失了真正强国强民的机会。”余东海先生在《不是孟子真迂远，而是诸侯近视眼——仁者无敌续论》一文中对于谬论予以了辩驳，兹不赘述。相反，对于人们推崇的象公孙衍、张仪之类的“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大丈夫”（《孟子》），孟子认为他们只不过是顺从君主的欲望行事而已，那不过是“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而真正的大丈夫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2、在刘邦这里，郦其食等儒生为他统一天下立下功劳，可是他似乎转头就忘了。刘邦的观念和记性，其实也是古今不少人的观念和记性。 汉高祖刘邦统一后在雒阳南宫置酒，问群臣为什么他能够得天下面项羽却失去时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第八》）刘邦此三杰之说没有儒家人物。其实郦其食之才能决不差于此三杰中任何一个，只可惜他被刘邦、张良和韩信他们抛弃陷害至死，刘邦毕竟不读书不懂儒，也不知道如何真诚地对待儒生。 刘邦消灭了项羽以定天下，在论功行封时，群臣争功争得非常厉害。汉刘邦功人功狗之说阻塞战将们的嘴，而以萧何为功最盛封为酂侯，封食邑也最多。刘邦以打猎作比喻说：“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史记·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于是群臣们没有那个再敢说话了。而在这里论功争功行赏的也没有儒生的身影，当然这也反映儒生对待功名的态度，“富贵于我如浮云”。 儒生随何为刘邦打败立下巨大功劳，而刘邦却贬低随何的功劳，说随何是腐儒，治理天下用不上这号人。随何被贬到这个份上了，只好与刘邦作了如此辩解：“‘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齐也，陛下发步卒五万人，骑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随何曰：‘陛下使何与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贤于步卒五万人骑五千也。然而陛下谓何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图子之功。’”（《史记·黥布列传第三十一））这个时候，刘邦才给随何一个小小的护军中尉官职，而那些远远小于随何功劳而是属于战功的将领，那个不是封了侯呢？ 3、汉朝儒生郦其食他们所建立的功劳主要是体现在外交上，而不是带兵作战，一刀一枪地干出来的，因而也往往不被人们看重。 从刘邦的“三杰”说和“人功狗功”说可以看得出来，一刘邦之所以推崇张良，是因为刘邦不但以张良为帝师推心置腹言听计从，以之为最亲近最重要的谋略家，而且张良所行之术的杂霸之道，信义成霸的霸道符合刘邦统一天下的抱负，杂以阴谋又符合刘邦私家天下的私欲。有关判定张良所行为杂霸之道笔者有《评一评张良》一文作了阐述。二刘邦之所以推崇萧何之功，不但是萧何为刘邦守护治理他的大后方关中，源源不断地为前方输送军输和兵源，还将自己宗族子弟全部送到前线参与作战。三刘邦之所以推崇韩信等将领们的功劳，是因为这种功劳是通过浴血奋战、作出巨大牺牲获得的，是更加让人感性功劳。然而孙子曰：“《孙子兵法》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显然，我们从郦其食他们以“伐交”而屈人之兵的建功中看到，至少他们为汉朝创建所作功勋要比一般的战将们是要大许多。 当然，郦其食他们也不是没有谋略，前面说了郦其食为刘邦所献“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之大计，为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夺争形势上的主动之权。再是，作为儒者身份，儒生所出的谋略和战术都是有道德底德的，至少是控制在王霸范围之上，主张的是义战义杀，而决定反对施以阴谋。应该来说，在这一原则上，郦其食等儒者的谋略也好、战术也好，确实是不被当世包括刘邦在内英雄豪杰看好，会被他们认为是迂腐的。所以郦其食他们不会被刘邦认作贴心谋士也是必然的。 4、郦其食曾为刘邦谋划一策曾为张良所否定，为人们遗忘郦其食他们的功劳起了助推作用。 汉三年（前204），项羽把汉王紧紧地围困在荥阳，汉王惊恐忧愁，与郦食其商议如何来削弱楚国的势力，郦食其就为刘邦献上谋立六国后代，以孤立项羽的楚国，并以获得天下人心的策略：“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世，毕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乡风慕义，原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乡称霸，楚必敛衽而朝。”（《史记•留侯世家第二十五》）此策正要实施，遭到从外回来的张良陈以“八难”予以否定，而刘邦听了张良的理由后，气得大骂郦其食：“竖儒，几败而公事！” 其实郦其食此谋是几年前张耳、陈余向陈胜、范增向项梁所献之谋，那时项梁采纳了范增这一谋略，因而得以将楚国做大做强；而陈胜也有因不肯接纳张耳、陈余之谋划从而导致其势力孤立。但此时到了楚汉相争激烈之时，各路豪杰先后已经兴起，并且之前又经过项羽的一次重新分封，六国后世的号召力固然不如亡秦之战的时候，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说，郦其食所献之策确实是有些过时了，但张良所说的“八难”却没有提及这一点。再说，郦生所献此策虽说过时，但之后不久，郦生出使齐陈以大义及利害劝说齐王田广归顺汉。而田氏宗族的田广即是六国齐国的后代，所以也不是说郦其食的这一个策略完全无用，事实还是可以斟酌考虑的。 5、有些儒生也往往也不无认同儒者难与进取，难于在历史创建中建立功勋。 首先是著作《史记》司马迁，他应为儒门杂家，就在《史记》中也是多处认为儒生难与进取，如在《史记•律书第三》中讥战国时代的儒者：“暗于大较，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执不移等哉！” 而又比如叔孙通也有此种谬说。叔孙通虽然是个儒生，但其所擅长在于礼仪方面，也缺乏象郦其食那样的大儒的英雄豪气。因此他在为刘邦建议制订礼仪时也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而叔孙通这一句话，就成了人们定义儒者难与进取的口实。实际不是儒者难于进取，而是进取有道，是进取要坚守仁义原则。而违背仁义原则的进取则为儒者所不取，战争当中一违义而行实际就是祸害苍生，甚至严重会重蹈暴秦之覆辙。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记载陆贾劝谏刘邦以儒家《诗》《书》治理天下：“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这一段对话也容易让人以为儒家之治只是适应于国家安定时代，而不适应于战争时时代。实际儒家文武并重，对话中所说的汤武即就是儒家圣王。 儒者之所以为儒者，自有其持守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三观一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准则，而不为功名得禄和世人毁誉而动摇。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