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无险可守,为什么宋王朝要定都于此地? 作者:吴钩 来源:“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十一月二十日戊戌 耶稣2018年1月6日 赵宋立国,继承后周的政治遗产,以汴梁为首都。但宋太祖赵匡胤打心底不希望定都于汴梁,因为开封乃是“四战之地”,并无天险可据,易攻难守,从军事上考虑,确实不是建都的首选。为了守卫国都,必须在京师驻以重兵,成本非常高。开宝九年(976年),时跟宋朝开国不过十六年,赵匡胤到西京洛阳祭祖,留洛期间,便与近臣发生了一次是否要迁都的辩论。 原来赵匡胤出生于洛阳夹马营,有意迁都于洛,祭祀完毕,便在洛阳行宫住了下来,不欲回东京汴梁。随行的群臣不知如何是好。 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进言:“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若虑迁都,臣实未见其便。”李怀忠的意思是,东京纵有千般不是,但毕竟得运河之便,每年可以从江淮运入漕粮数百万石,京师数十万驻军,全靠它吃饭。陛下如果搬居洛阳,得从哪里弄到这么多的粮食?因此,迁都之事,极不可行。 但赵匡胤不听,“上亦弗从”。看来很难改变皇上的主意了。 此时,太祖之弟、晋王赵光义从容说道:“迁都未便。”赵匡胤说:“迁都洛阳也非长远之计,最好是迁至长安。”赵光义“叩头切谏”,决心要打消太祖迁都的念头。赵匡胤又说:“我之所以想西迁,并无他意,只是要据山河之胜,守卫国都,这样便可以裁撤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赵光义说:“国家之守,在德不在险。” 赵匡胤沉默半晌,没有说话。等赵光义离开后,赵匡胤对左右近侍说:“晋王所言,也有他的道理,我就听他一回吧。只是,”太祖深叹了一回气,悠悠道:“只怕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太祖皇帝听从了其弟晋王的劝告,实际上也是迁就于时势。赵匡胤并不是一名固执的君王,他通达,既能尊重传统,也愿意承认现实,顺应时势。南宋时,朱熹与朋友回忆起太祖开国创制的往事,朋友问朱熹:“太祖受命,尽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乱为治。”朱熹说:“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条目多仍其旧。大凡做事的人,多是先其大纲,其他节目可因则因,此方是英雄手段。”换成现在的说法,这正是保守主义的改进路径。 说回迁都的事。赵匡胤内心虽有“循周汉故事”、定都长安的情结,但他也不能不尊重现实,在他所处的10世纪,已经全然不同于周汉之世。经长年战乱摧残,长安等北方都城早已不复旧日繁华,南朝时衣冠南渡,南方获得大开发,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逐渐转移至江南,而军事、政治重心则依旧保留在北方,一南一北两个重心彼此分离。如果缺乏发达的交通网络将南北连接起来,南方的经济资源无法输送到北方,北方那些军政重镇势必难以维持,进而危及整个王朝的安全。 在铁路与火车被发明出来之前,水运线无疑是最为经济、快捷的运输网络。但中国的黄河、长江大体上都是东西走向,南北之间找不到贯通的水运线。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当然并不是为了下扬州看琼花美女,而是要打通南北的补给线。 大运河凿成,南北贯通,中华帝国才可能形成紧密的共同体,富庶的南方才能够成为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输送物资的大后院。位于运河线上的汴梁,近水楼台先得月,其地位便日益重要了,五代的后梁、后晋、后汉与后周政权,均定都于汴梁。宋承五代之旧,也以开封府为首都,因为不能不顺应历史趋势。 北宋时期的汴京开封府,漕运网络远比洛阳、长安发达。汴河、惠民河、金水河与广济河流贯城内,并与城外的河运系统相衔接,合称“漕运四渠”。来自陕西的物资可从黄河—汴河运至汴梁,蔡州的物资直接由惠民河入汴,山东的物资可通过黄河—广济河抵京,东南六路的物资,可以借道大运河北上,转入汴水,运达京师。 其中连接东南六路的汴河—大运河是北宋最重要的漕运线,用宋人自己的话来说,“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因此,北宋立国未久,便设立了一个叫做“发运司”的机构,来统筹东南六路的物资运输:“所领六路七十六州之广,凡赋敛之多少,山川之远近,舟楫之往来,均节转徙,视江湖数千里之外,如运诸其掌。” 那么每一年从东南六路经大运河运入汴梁的物资有多少呢?据沈括《梦溪笔谈》的记录,“发运司岁供京师米,以六百万石为额。淮南一百三十万石;江南东路九十九万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万八千九百石;荆湖南路六十五万石;荆湖北路三十五万石;两浙路一百五十万石。通羡余,岁入六百二十万石。”仅仅官运的漕粮一项,每年就以六百万石为常额,多时竟达八百万石。如果作为口粮,可供六七十万人一年之需。 除了漕粮,汴河—大运河运输线每一年还从南方运入大量的其他物资,用于政府消费。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知制诰富弼在一份报告上说:“朝廷用度,如军食、币帛、茶、盐、泉货、金、铜、铅、银,以至羽毛、胶、漆,尽出此九道(指东南六路加上福建、广南东、广南西)。朝廷所以能安然理天下而不匮者,得此九道供亿使之然尔。此九道者,朝廷所仰给也。” 因此,我们说汴河—大运河是北宋立国的生命线,并无半点夸张。实际上宋人也是这么认为的——熙宁五年(1072年),北宋著名的经济学家张方平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