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威慑与开战距离——论现代战争的内涵变迁 作者：诸玄识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四月十四日丁未 耶稣2015年5月31日 对于中国的填海造岛，美国在其反复警告被忽视之后，考虑采取充满危险——有限、但直接——的军事行动（ fraught with danger: limited, but direct, military action）。如果此种“挑战威慑”失败，美国将面临艰难选择：要么后退，则盟主威信一落千丈；要么向前，则大国交锋九死一生。——《华尔街日报》（2015年5月30日） （一）概述 目前，中美冲突已达临界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然而纵观全局，深入思考，便能断定：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宰世霸主这一方毫无“胜算”。《孙子兵法》云：“……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美方“庙算不胜”，从如下三点来看： Ⅰ.局部战争：如果是在远洋，或是几十年前在亚太海域，美国无疑是稳操胜券、所向无敌；但现在，无论是东海或南海，还是盟国或岛链，都在解放军的有效投射、火力和运输的范围之内。美国硬是要打，那无非是重演朝鲜战争或越南战争之悲剧，但这回很可能是“终极悲剧”。 Ⅱ.全面战争：要想战胜（或“不战而胜”）像中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不能只靠“炮舰政策”来达成（朝鲜战争以前则可，因为那时大陆缺乏军备机动和交通捷便）。但美国又无法做到“欧亚钳夹”（亚太与北约合围），让中国“两面受敌”，而重蹈德国和苏联之覆辙。 Ⅲ.核战争：虽然美国的核武器似乎具有绝对优势，但核战争会殃及国际，而且“一掷而胜”也会致命性地危及亚欧大陆的“多极均势”；所以，根据冷战时几次有惊无险的规矩，美国要想打核战争，就必须得到俄罗斯的认可。何况中美核战，美国也不能保证其本土幸免于难。 另一方面，如果在亚太爆发中美战争，那对中国来说是“生命攸关”，所以中国很容易展开“总动员”，而心理或士气尤占上风；相反，对美国来说，虽然对其霸权乃至关重要，但对于美利坚民族则并非“生命攸关”，所以很难诉诸改变生活方式的“总体战”，后者是战胜中俄等大国的必要的“战争机制”。或许白宫会故伎重演于“诱导日本偷袭珍珠港”，在美国掀起仇华狂潮；但今中国四通八达，根本不会是“困兽犹斗、铤而走险”！ 不打则已，一打则美国在亚太“无立锥之地”，因为中国立马有两个收获：一是“假道灭虢、顺手牵羊”而统一台湾；一是“肃清内忧、重振雄风”而无事不成。 就美国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也是进退两难：A.如果不打,则被“温水煮青蛙”——海洋强权自然淘汰；B.如果开仗，那是“好死不如赖活”——百年霸业毁于一旦！ （二）战争条件的时代变迁 前一段时间，众多相关的中文网站都转载了美国海军学院教授迈克尔·弗拉霍斯的文章，题为《历史预兆：美中战争可怕的可能性》。它即使不代表美国官方的观点，也是权威性地表达了其某种意向。至少这些中文网站似乎都很认同之。然而，决策意向往往也会“畏葸不前、流行坎止”。 在我看来，该文与其说是可供参考的纸上谈兵，不如说是线性思维之自欺欺人。作者以1860年代国际环境的相对宽松、故而英美两国是“争而不战”，来反推21世纪，由于地缘政治的紧密冲撞、因而中美火拼是“在劫难逃”。迈克尔·弗拉霍斯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新变化，即核武的“恐怖平衡”，它令大国之对抗尽量以“威慑”来代替实际战争。 一战前的客观条件之可和解性，变成了二战后的主观意志之高忍耐性。战争，以前是“政治的继续”，现在是“最后手段”。弗洛伊德说：“在文明的心理特征中，有两个特别重要：一个是理智增强（可以更好地驾驭本能），一个是攻击性冲动的内在化；文明带来的一切好处和危害，都可以归之于它们。”所以我们不能仅考虑后者（攻击性或冲突性），还应该考虑前者（忍耐心与驾驭力）。 在19世纪，后起强国就意味着争霸与战争。大家会根据这种所谓的“零和博弈”或“修昔底德陷阱”，来套用今天的情况。 然而冷战至今，霸权国家不得不严格区分“直接挑战”和“间接挑战”，后者又分“可战胜的间接挑战”与“不可战胜的间接挑战”。对于“直接挑战”，必须不计后果的反击（例如古巴危机）；对于“可战胜的间接挑战”，需要十拿九稳的制胜（例如伊拉克战争）；对于“不可战胜的间接挑战”，只等力量对比的变化（例如对中国和俄罗斯）。 美国确实很想对华开战，但又怕“互毁无赢、同归于尽”。除非发生以下四种情况之一，美国是不会对中国发动战争的，那就是：A.美国在军备竞赛中取得了压倒优势；B.中国因腐败或动乱丧失国防能力；C.中国计划对美国或世界进行军事征服；D.美利坚民族陷于危机、并且无法生存。前两种是由国家利益的伸张所驱动的，稳操胜算，何乐不为；后两种是由全体拼命的决心所驱动的，只能冒险，孤注一掷。看来，从今往后都不会出现这些情况。 （三）专家推断的中美必战 迈克尔·弗拉霍斯教授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从十个方面说明1860年代英美冲突得以化解，而今中美对峙则都是与其相反的；从而预测，中美战争在所难免。笔者对这十个论据作扼要概括，并且参照别的西方的相关见解，分述如下： 1.往昔的民族主义或爱国精神的影响力远不如今。现代媒体垄断舆论，主导民意。 2.美国的经济、军事和霸权的资源与根基都在耗丧，但它会以超经济行为来加以补救之。 3.今日美国靠霸权为生，而全球敛聚，所以它并不顾虑战争将会瘫痪世界经济。 4.美国不能没有敌人。苏联解体后，美国也就失去其主要梦想；它需要打一场实实在在的大型战争，唯有中国才适合充当这样的“替罪羊”。 5.在亚太的军备竞赛中，美国渐丧优势；这反而迫使其军事与情报另想高招，根除“中国威胁”。 6.美国对华开始丧失军事优势这一点，会让其全民同意把美国的战争机器“更上一层楼”。 7.往昔英美“争而不战”，是因为它们在利益空间上尚能各得其所。而今，世界地缘已无余地，谁也不能退让。 8.往昔，英国在其从北美退却之后，投身于欧洲大陆的争衡。而今，美国从中东撤军之后，致力于亚太的“再平衡”。 9.目前中国的邻国都是狐假虎威，张牙舞爪，这很容易把美国拖入战争之中。 10.当初英美都怕两败俱伤，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崛起对于西方的统治秩序已构成根本挑战。 尽管上文按照西方的霸道逻辑提出了充分理由，这令人想起列宁所言“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但是，在我看来，凡此，皆不足以证明美国硬要发动一场毁人毁己、一亡俱亡的“大型战争”，后者必需一种特别的动因——在民族心理方面发生“异常变化”。 根据上述十点，再结合弗洛伊德的理论，美国确是一种极具“死亡本能”的生物性的文明。美国必需把其内在的“原罪张力”宣泄出去，否则聚爆于内，必是自体摧折。但是，这仅仅是它的好战的根源或能量，具体如何宣泄之，在什么时机，朝什么方向，都还需要经过“理性”的抉择的。相比之下，我们的中华文明早已通过“人文化成、礼乐升华”、因而超越如此“生物负面、生灭轮回”了！弗洛伊德的原话为： 毁灭性本能在每一种生物中都起作用，并让该生物走向毁灭，使生命退回到无机物的原始状态。这里，我们应该将其称为死的本能，而爱欲本能则代表了生存下去的努力。……死的本能指向一个外部对象，它就变成毁灭本能。也可以说，有机体是通过毁灭外部有机体，而保存自己生命的。但死的本能有些部分是在本身起作用。我们已经发现，有较多的正常现象和病理现象，都可以归因于这种毁灭本能的内在化。……如果这一内在化进程太过分了，对该有机体的健康是十分不利的。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力量转向对外部世界的毁灭，这一有机体会得到解脱，对它是有好处的。 （四）战争动因的不同层次 就民族国家诉诸暴力手段的动因而言，可分为两种性质不同的战争： I.利益紧张所致的战争（第一动因：推行国家利益），它在民族心理上是有利可图或宣泄矛盾，虽会损害自身，但也无伤大雅； Ⅱ.生存危机所致的战争（第二动因：捍卫民族生存），它在民族心理上是存亡绝续和仅此出路，勇于全体牺牲，方能九死一生。 拿近现代来说，列强对弱小民族的战争都属于第一动因，它们之间的局部战争亦然，但列强之间的全面战争则属于第二动因。至于弱小民族的抵抗侵略或救亡图存一般都是第二动因。弱小民族的自卫自保的必要条件是，存在着一个极具组织力与动员力的“军事强权”。《孙子兵法》云“令民与上同意也（上下一致），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但“西化”——西方的文化攻势——会带来侵蚀毒害，造成沙散玉碎。（按：西化右派——美其名曰“自由主义”——都是“隐形汉奸”，现在是霸权的“以华制华”的工具；一旦开战，若不加以清除，必将自然而然地成为“第五纵队”，里应外合）。 《孙子兵法》提出“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孙子所说的这番道理，西方国家对于其战争对象是不会考虑的；但轮到自己头上，它们会“三思而后行”的，此乃“趋利避害”的本能或理性。个人会被某种情绪驱使而去拼命，而一个社会共同体则受制于合乎本能与理性的“平均心理”。 在20世纪上半期，列强已把“世界领土瓜分完毕”；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扩及全球，世界市场基本固定而且饱和。在此情况下，列强不得不进行正面冲突与火拼；这是具有“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性质的，但还得具体分析之。一方面，挑战霸权或保卫霸权都能构成“第二动因”（民族国家的生存危机所致的战争）；另一方面，由于那时科技的打击力尚未达到“灭顶之灾”的程度，人们对于在“推行国家利益”方面的走极端，也就没有多少忍耐与限制。 可是，冷战开始以来，由于核武的“恐怖平衡”和大国交战之没有赢家，所以两个阵营无不“慎战”；故而只打边缘战争，例如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之际，只因中国介入和苏联后盾，美国皆不敢越雷池一步。 另一方面，冷战还使“挑战”或“威胁”的内涵为之改变：在此之前，挑战霸权就是挑战民族生存，这就具备了发动任何程度的战争的充足理由；而现在则必需严格区分，看它是直接挑战还是间接挑战，是致命威胁还是潜在威胁。 通常来说，任何地方的异军突起，都对宰制世界的霸权构成挑战；故而霸主应该尽快将其扼杀，以防后患。若是一时没有把握，那就等待形成“军备竞赛的落差”之际，再来“先发制人、诉诸打击”。哪怕是在某个局部形成“势均力敌、旗鼓相当”，或者对手具有“反制手段、报复能力”；这都会迫使主战一方“戒急用忍、另想高招”。 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文：《谁在威胁美国核心利益？》，批评奥巴马总统的陈旧的军事观念，充满着前冷战时代的冒险主义。福山说： 尽管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最近连连取胜，但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来说，恐怖主义其实是这些挑战中最无足轻重的一个。但……即便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构成严重挑战，世界形势仍与1939年时德国和日本的威胁相去甚远。对某些人来说，世界永远停留在1939年。我们不停地告诉自己：“上世纪30年代时，美英是怎样低估了德国和日本的威胁，西方领导人中唯独温斯顿•邱吉尔一人看出危险，并号召他的国人捍卫民主，抗击纳粹。”……奥巴马总统去年5月，在西点军校发表的外交政策演讲是错误的。他列出了动用武力的种种抽象标准（……在美国利益不受直接威胁的情况下，“必须提高动武的门槛”）。这些标准让人很难提出异议。但接下来奥巴马声称，我们面对的唯一直接威胁是恐怖主义。对于世界秩序面临的另外两大挑战——俄罗斯和中国，他几乎只字不提长期应对策略。 （五）十大原因：制约美国对中国的战争冒险 1.没有胜算。中国是不会给提供美国一个压倒优势、稳操胜券的机会的。中国的经济发展、科技与军工的升级，特别是她在亚太军备竞赛中的有利趋势；凡此，皆愈益超越“美国打赢对华战争”的可能性。从古到今，中国的任何体制都是权宜手段，从不执着，随时变通。在今天这个“全球战国、恐怖平衡”的时代——人类生存异常脆弱的时代，最能发挥组织力和动员力的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保障中华民族生命的利器；它既具有超强的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唯变所适，与时偕行”，又禀赋奇特的修复自身的免疫功能——“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2.间接挑战。美国把正在迅速现代化的中国，视为“异军突起、竞争对手”，自然对她是很难容忍的。但另一方面，这仅是“间接挑战、潜在威胁”；何况中国坚持“和平崛起、永不称霸”。现在看来，中国没有计划、更无能力去冲击美国的中心地位，她只是在自己身旁伸张权利。尽管对于中国这种“变乱”地区格局的做法，美国也理当加以遏制，但又无法“克敌制胜”；于是它只能选择加强“威慑”和“围堵”，而远不至于要实施互相毁灭的军事冒险。大不了在太平洋“平分秋色”，让出“朝贡天下”；即使霸权一蹶不振，美国岂会一命呜呼！说到底，中国是“以柔克刚、以仁制暴”，不会对美利坚民族的生存构成直接的致命威胁。 3.霸业犹存。虽然，从其文明的趋势来看，中国每一次崛起都会成为超国家的“天下中心”；而且她是世界历史上最大最久的科技、经济与政治中心；再说西方哲人诸如罗素、杜威和汤因比等都断言，文明中心必将从欧美回归于中国。但是，这似乎还是遥遥无期，因为美国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许多方面，仍占绝对优势；而中国则仅是在数量上“迎头赶上、后生可畏”而已！——时下中国在其产业中的自主发明与核心技术少得可怜（但最近，高铁超过波音），学术研究也很腐败；另外，儒教观念尚不匹敌于西方“普世价值”，后者“颇得人心”于华人世界。 4.拒止有节。鉴于其周边形势的高度紧张，中国难免至少要打一场局部战争。兵书云：“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日本算是“共敌、敌阳”（霸权同盟），不宜打；越南算是“分敌、敌阴”（潜在关联），可以打。而且相对于中国，越南在地缘上乃“逆境”：易被钳夹，很难受援；这与以往它驱法抗美而倚靠中土，完全两样。打越南构不成对美国的严重冒犯（但最近越南已向北京输诚）。中国对日是后发制人。日本易陷火海，赎罪则三生有幸，从恶则万劫不复；这与二战前相反，那时大陆没有机动性与远程力，近陆大岛极则具地缘优势。美国被拖入亚太局部战争的可能性，目前估计：日50%，菲40%，台30%，越10%。 5.黄祸不实。虽然中国有志于完成统一、收复失地和宣示海权，但这些索求都是有限的，而迥异于帝国主义之征服和争霸。这是由其文化特征所决定的，西方学者多共识于此。汤因比说：“中国人……想恢复清朝的鼎盛时期……中国所达到的国界。 ……现在没有任何征兆表明中国要越过一七九九年即乾隆皇帝逝世当年的国界进行扩张。……也看不出中国要认真考虑恢复阿穆尔河右岸和乌苏里江右岸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是从一八五八年到一八六一年期间，中国被迫割让给俄国的。”所以对美国来说，中国无论走到哪一步，都仅是“间接挑战”，而非致命威胁。 6.共生关系。中国正在全球每个角落渗透，借尸还魂于现代丝路，整合“旧大陆”；瞒天过海于经济朝贡，光复“旧天下”。如此一来，霸主就自然而然地被“架空”，被边缘化了。对于中国这般“以利取胜、笑里藏刀”，美国当然是可忍孰不可忍，怎么办呢？既然处处设防，也防不胜防；难道磨刀霍霍，而一毁俱毁吗？何况中国已卷入西方市场，参与全球循环，和美国形成了共生，与地球村捆绑而共存亡。破坏中国，也就破坏全世界的生计；搞乱中国，其人口与核武均会失控。另一方面，中美两国也有许多需要合作的领域，经济、科技和航天等不说，当务之急是反恐、环保和防止核扩散。 7.对手善面。美国人对中国很放心的是，美利坚民族不会受到来自中国的直接的与致命的威胁。也就是说，中国人不会干那些穷凶极恶的坏事，诸如：Ⅰ.像以前德国和日本那样，直接以武力对抗霸主，甚至发动突然袭击。即使美国沦为二流国家，中国也不会对它军事侵略。Ⅱ.像前苏联那样，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输出革命，把共产专政和阶级斗争强加于美国。自从1944年“延安经验”，美国认知中共非如苏俄那般执着教条。Ⅲ.像中古与近代之交的基督教欧洲那样，屠灭宗教异端，灭绝美洲土著和奴役弱小民族。Ⅳ.像今美国那样设法用生化与基因武器来消灭“异教文明”和“垃圾人口”。中国在其强盛的往昔，从未这般伤天害理。所以，美国人难免会仇视中国，但对她绝不会产生任何“以命相拼”的动因。 8.生存保底。在地球生物圈被人类过分发展所耗丧、因而世界走向毁灭之前，美国是不会陷于生存危机的，或者说它发生此事的几率极小。美国的人均的耕地面积和其他的多种资源，都比中国多得多。即使爆发像大萧条那样、甚至更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美国人都会比别的国家的人日子好过得多。当然，在其遭遇危机或丧失霸权的时候，美国人会因他们的自我中心与“原罪性恶”，而造成极度混乱；但承受或克服内部忧患所付的代价，要比发动一场毁人毁己的战争要小得多。以前德国和日本在陷于类似危机的时候对外发动战争，那是因为：A.本土的人口、生态和资源的压力太大；B.存在着赢得战争的可能性（尚未出现“恐怖平衡”）；C.经济危机窒息国力，就很容易受到侵略而亡国。 9.逼战无门。美国实行“离岸封锁”来迫使中国要么宣战、要么投降，这一招也无法行通。那就是，在中美对抗升级或中国进行局部战争之际，美国针对中国阻截商道和断绝供应，就像上两次大战的先发制人者德国与日本，分别在事前被闷在北海和被全面禁运那样；由此故伎重演，达成战争目标。但是，中国现在是“殊途同归”、“条条大路通罗马”或“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亦即：中国从亚欧腹地与边缘“再造丝路”——修高铁、开运河、建港口、铺管道和拓经贸等，稳扎稳打，利往利来。这不仅使美国在亚太的“一体化”与“再平衡”，变成了守株待兔、水中捞月；而且使令数百年来西方霸权的“炮舰政策、制海控陆”，变成了“望洲兴叹、高山仰止”。 10.和平有方。中国传统智慧在“地球村”中游刃有余和信手拈来，在“新丝路”上是轻车熟路和箪食壶浆。中国已经掌握了“中美博弈”的主动权。A.“全争全胜”——不破而立，和平崛起；B.“伐谋伐交”——不战而胜，共赢世界（当然，生物圈是最大输家，这里姑且不论）。其韬略集中体现于“正合奇胜”——Ⅰ.“正合”即：在亚太正面，严阵对峙，渐成优势，伸张权利，控制局面；Ⅱ.“奇胜”：在亚太背面，迂回就虚，全球渗透，利物和义，飞龙在天（语出《易经》）。进而，“中国奇胜”主要是在非军事的方面： “隔岸观火”：把握发展的历史机遇； “李代桃僵”：谋取彼方的攻守同盟； “釜底抽薪”：改变寡头之暴敛天下； “上屋抽梯”：助长霸主之厚生无道； “瞒天过海”：转替中西之阴阳强弱； “以逸待劳”：静待欧美之长河落日……。（更多内容见诸玄识：《中国正在智胜美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6ae1f80101gy8r.html ） 我的结论是：中国不战而胜已成定局，局部战争或许难免，和平崛起有惊无险。而且，从1500年至今，再从今往后，文明中心由中国传至西欧，再迂回美国，而将回归东亚。不过，地球生物圈能不能经得起人类这般翻天覆地的折腾，那确是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的。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