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想给宠妃的伯父封个高官，结果惹毛了台谏官 作者：吴钩 来源：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八月初六日乙卯 耶稣2017年9月25日  第一次拦截张尧佐 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仁宗皇帝因为宠爱张贵妃，爱屋及乌，便一再给张尧佐加官进爵，先是将张尧佐调到京师，任开封府推官；未几，又权知开封府，未几，又拜为三司使。北宋的三司使，掌一国财权，号为“计相”，权力排序只在二府（宰相与枢密院）之下。接下来，张尧佐便极有可能拜相，位极人臣。 就在宋仁宗给张尧佐加官进爵的同时，一场针对张尧佐非正常晋升而展开的接力拦截也启动了。 拦截张尧佐的主要力量来自台谏系统。按宋朝体制，朝廷除授若未当，台谏有论列之权。张尧佐被提拔为三司使之时，监察御史陈旭便表示反对：“尧佐以后宫亲，非才也，不宜使制国用。”只是仁宗皇帝“不听”。 张尧佐在三司使的位置上大约坐了一年，知谏院包拯、侍御史知杂事何郯又相继上疏，反对张尧佐留任三司使，因为“三司使位望任使，为二府之亚，跂步便至”，而后妃之族一旦柄国政，恐有大患。何况张尧佐这个人才力平庸，如何可任要职？ 在台谏压力下，仁宗皇帝不得不于皇祐二年（1050）下诏：“后妃之家，毋得除二府职位。”堵了张尧佐挤入宰执之列的进路。同时，罢去张尧佐三司使之职，改授宣徽南院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制置使。 宋朝的节度使，只是尊贵的虚衔，但无多少实权；景灵宫使也是闲职；宣徽南院使为宣徽院长官，掌内廷供帐；群牧制置使则是主管马政的长官。看来宋仁宗也是想收了张尧佐的事权，而以“富贵保全之”。不过，一下子授予张尧佐四使，这个皇恩也太浩荡了，给予的富贵也太过分了。因而台谏官纷纷进言反对。 宋仁宗也预感到台谏官会强烈反对，所以提前做了一点准备——在宣布授予张尧佐四使之前，先任命王举正为御史中丞。 王举正这个人很有意思，庆历年间，他当参知政事（副宰相）时，被连襟李徽之弹劾：“举正妻悍不能制，如谋国何？”说他连老婆都搞不定，如何能够谋国？谏官欧阳修等人也上书批评他尸位素餐，弄得王举正不得不辞去参知政事，出知许州（今河南许昌）。现在宋仁宗将王举正任命为御史中丞，用意不言自明。 其实大家心里也都相信，王举正“重厚寡言”，生性“儒懦”，对张尧佐除拜四使的任命，肯定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迤逦退避”，如此一来，“尧佐之命必遂行，论谏弗及矣”。 然而，仁宗与臣僚都看走眼了。王举正甫一上任，仿佛小宇宙爆发，立即就放了一把火，“力言擢用尧佐不当”。来看看他的奏疏是怎么说的： “臣伏睹张尧佐优异之恩，无有其比。窃以尧佐素乏材能，徒以寅缘后宫，侥幸骤进。国家计府，须材以办经费，尧佐猥尸其职，中外咸谓非据。近者，台谏纵有论列，陛下虽罢其使任，而复加崇宠，转逾于前，并授四使，又赐二子科名。贤愚一词，无不嗟骇。夫爵赏名数，天下之公器，不当以后宫疏戚、庸常之材，过授宠渥，使忠臣义士无所激劝。且尧佐居职，物议纷纭，当引分辞避，而晏然恃赖，曾无一言自陈，叨窃居位，日觊大用。……臣方叨司宪，适睹除命，事干国体，不敢缄默。望圣慈开纳，速降指挥。或臣言之不行，即乞罢臣宪司，出补远郡。” 但王举正的奏疏递入大内，却被仁宗扣留下来，作冷处理，“疏入，不报”。 王举正这个老实人的犟脾气也给激了出来。过了四天，由于皇帝对奏疏迟迟不作回应，王举正便在退朝后“留百官班廷诤，复率殿中侍御史张择行、唐介及谏官包拯、吴奎、陈旭，于上前极言，且于殿庑切责宰相”，因为除授四使这么重大的任命，如果没有宰相同意，也是断不可行的，所以宰相也有责任，台谏官有权质询他们。仁宗“闻之，遣中使谕旨，百官乃退”。 次日，仁宗下诏：“近台谏官累乞罢张尧佐三司使，及言亲连宫掖，不可用为执政之臣，若优与官爵，于礼差便，遂除宣徽使、淮康节度使。兼已指挥自今后妃之家，毋得除两府职任。今台谏官重有章疏，其言反复，及进对之际，失于喧哗。在法当黜，朝廷特示含容，其令中书取戒厉，自今台谏官相率上殿，并先申中书取旨。” 看得出来，对台谏官的这次抗议，仁宗皇帝是很生气的，他也想不通啊：你们不是说外戚“不可用为执政之臣”吗？好吧，前几天已申明“后妃之家，毋得除两府职任”；你们不是一再要求罢去张尧佐的三司使之职吗？好吧，现在就让张尧佐退居二线，领几个虚职。但你们还要闹意见，还喧哗于朝廷，成何体统？这不是欺人太甚吗？ 所以宋仁宗命令宰相对台谏官“取戒厉”，类似于口头警告。当时皇帝“怒未解，大臣莫敢言”，但枢密副使梁适还是站出来为台谏官辩护：“台谏官盖有言责，其言虽过，惟陛下矜察。然宠尧佐太厚，恐非所以全之。” 此时，张尧佐大概也觉得众怒难犯吧，主动上书辞去宣徽使、景灵宫使。宋仁宗也乐得顺水推舟，免去其宣徽使、景灵宫使的职务，“乃诏学士院贴麻处分”，重新起草了任命书，授予张尧佐淮康节度使、同群牧制置使的荣衔闲职，让他端坐京师领取厚禄。“而取戒厉卒不行”，口头警告台谏官一事，不了了之。 至此，台谏官拦截张尧佐担任四使的风波，总算暂时平息了下来。 第二次拦截张尧佐 故事还没有完，到了次年，即皇祐三年（1051）八月，宋仁宗以为风头过去了，又旧事重提，任命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判河阳府。 据南宋人朱弁《曲洧旧闻》的记述，是宋仁宗抵挡不住张贵妃的“耳边风”，才冒着触怒台谏官的风险，再次将张尧佐任命为宣徽使的：“张尧佐除宣徽使，以廷论未谐，遂止。久之，上以温成（张贵妃）故，欲申前命。一日将御朝，温成送至殿门，抚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温成遣小黄门次第探伺，知拯犯颜切直，迎拜谢过。帝举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朱弁的记述绘声绘色，极具镜头感。不过里面有些细节并不准确。皇祐三年，包拯并不是御史中丞，而是知谏院，而且，包拯在台谏官第二次拦截张尧佐时也没有什么过激举动。当时的御史中丞是王举正。王举正当然再次上书抗议皇帝对张尧佐的任命，并以辞职相要挟：“陛下不纳臣尽忠爱君之请，必行尧佐滥赏窃位之典，即乞黜臣，以诫不识忌讳愚直之人。”但宋仁宗对王举正的奏疏没有批复，冷处理。 当时的台谏官中有一位楞头青，叫做唐介，任“殿中侍御史里行”，脾气比王举正还要犟。当其他台谏官认为张尧佐这一次是外放河阳，“不足争”时，唐介却扬言：“（皇上）是欲与宣徽，而假河阳为名耳。我曹岂可中已耶？”其时，“同列依违不前，唐遂独争之，不能夺”。 宋仁宗被唐介逼得没办法，只好解释说：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的，是执政的宰相，不是我。平心而言，宋仁宗这么说也不完全是推卸责任，因为按照宋朝制度，人事任免决定需要宰相副署方得生效。宰相既然签发了对张尧佐的任命状，当然意味着他们同意这一任命，并对任命负责。 但宋仁宗一定想不到，他的那一句“差除自是中书”，立即将熊熊大火从张尧佐那里引到宰相文彦博身上，也使得“拦截张尧佐”的剧情出现了极富戏剧性的节外生枝，故事的主角立即由王举正与张尧佐转换为唐介与文彦博。 唐介听了仁宗之言，提出问责宰相，“当责执政”，并鼓动全台御史一齐上殿质询政府。但仁宗不允许这么做。唐介又提出辞职。仁宗也没有批准。于是唐介干脆对宰相文彦博发起火力猛烈的弹劾：“（文彦博）专权任私，挟邪为党，当初知益州（今四川成都）时，给张贵妃送了蜀锦，交通内宫，这才当上了宰相。现在文彦博重用张尧佐，显然是为了阴结贵妃。”张贵妃也拖下了水。 可以想象，宋仁宗接到唐介的弹劾报告，内心是震怒的。他将唐介的奏疏丢于一边，还扬言要贬窜唐介。唐介却不慌不忙，将弹劾报告拾起来，从容读完，然后说道，“臣忠义激愤，虽鼎镬不避，敢辞贬窜。” 宋仁宗“急召二府”，将执政大臣叫来，给他们看了唐介的奏疏，愤愤不平地说：“介言他事乃可，至谓彦博因贵妃得执政，此何言也？”唐介呢，却当面教训文彦博：“彦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隐于上前！”文彦博“拜谢不已”。 枢密副使梁适有点看不下去，“叱介下殿”，但唐介“辞益坚，立殿上不去”。宋仁宗也找不到台阶下来，坚决要处分唐介——贬到岭南烟瘴地春州（今广东阳春）当通判。盛怒之下，仁宗当时就叫来值日的知制诰，要他马上起草处分的敕命。倒是文彦博“宰相肚里好撑船”，站出来替唐介求情：“台官言事，职也。愿不加罪。”谏官蔡襄也进言：“介诚狂直，然容受尽言，帝王盛德也，必望矜贷之。”不过皇帝当时并不听劝。 次日，御史中丞王举正又上疏，“言责介太重”。此时仁宗已经气消，亦有悔意，担心这么处分一位敢言的台谏官，会引发内外惊疑，便重新让知制诰起草敕命，改为贬谪到生活条件稍好的英州（今广东英德）当通判。仁宗还有另外的忧虑：唐介万一染上“霜露之病，死于道路”，势必给自己带来恶名，于是又“遣中使护送介至英州，且戒必全之，无令道死”。 唐介在英州只是呆了两个月，便先后改迁荆湖“监郴州（今湖南郴州）酒税”、“通判潭州（今湖南长沙）”。皇祐五年（1053）八月，宋仁宗将唐介召回朝廷，任殿中侍御史。宋人评价说，唐介“贬斥不二岁复召，议者谓天子优容言事之臣，近古未有也”。 几年后（大约嘉祐年间），宋仁宗一日旧话重提，说起台谏官阻挠张尧佐任四使之事：以前言者“常指朕用张尧佐，必有如（唐）明皇播迁之祸。朕果用一尧佐，岂遂为明皇播迁乎？”此时已是知谏院的唐介很不客气地顶了皇帝一句：“用尧佐未必播迁。然陛下若播迁，则更不及明皇。盖明皇有肃宗兴复社稷，陛下安得有肃宗乎？”意思是说，陛下您若播迁，命运将比唐明皇还不如，明皇好歹有儿子中兴唐室，您有子嗣么？ 此话正好击中宋仁宗晚年最大的痛处。仁宗闻言，“变色，徐曰：‘此事（立储）与韩琦商量久矣。’”虽然恼怒，却不好责备唐介，最后只好坦言：立储这事，已经与韩琦等宰执大臣商议好了。 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