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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质平:从晚明小说看中国文学的启蒙传统

http://www.newdu.com 2017-11-23 中华读书报 佚名 参加讨论

    我最近因为在普林斯顿大学开了一门明代小说的课,经常阅读明代小说。其中令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它们体现出中国人对情色问题的态度。“情”在明末特别受到知识分子的重视,如李贽在《焚书》里面强调“情”,他的《童心说》在中国历史上可说是开时代先河。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如冯梦龙选编的《三言》里的《卖油郎独占花魁》。跟美国学生讲这篇的时候,美国学生认为这个故事基本上是说卖油郎看到这个花魁女,惊艳之下说“我一定要跟这个花魁睡上一觉”,他问“一夜要多少钱”,那个老鸨告诉他要十两银子,他想只要努力工作,把银子集够就可以了。后来卖油郎的至诚感动了花魁,与他成婚。
    这个故事体现了中国人在小说里很少讲所谓的柏拉图式爱情,在中国人看来,爱情就是赤裸裸的,就是一定要成其好事,只有在成其好事这件事情上面才体现出爱情的实质来。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在情、色这两个方面,中国人是情因色起。当然中国小说里也有一种无情之色,如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另外那个嫖客孙富,对杜十娘完完全全是一种色(李甲多少有一点情的成分)。可是要说明的是,中国小说里有无情之色,无无色之情,就是说色的成份并不是被贬得很低,不但不是,而且很清楚地说明情从色而来,《红楼梦》里面也是这种看法。西方人认为柏拉图式的爱情是比较高尚的爱情,但中国不看重这个。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差不多妓女从良的故事都是如此。
    中国小说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特别男性化的男性如李逵、张飞、武松,都不近女色,也不受诱惑。真正好色的都是白面书生,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李甲,《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陈商。而且,在这些妓女从良的故事里,女性往往都比男性坚强,更能大胆追求爱情。像花魁娘子直接对卖油郎说“我要嫁你”,这种表现可以说是男性某种程度的弱化。可是能不能把男性的弱化就解释成女性的强化呢?其实未必。我觉得与其说是女性的强化,不如说是女性的理想化。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或者像《聊斋志异》里的鬼故事。哪个男人不希望碰到这样一个女鬼——夜半来、天明去,要钱给钱、要色给色?男性的弱化加上女性的理想化,产生了明代后期的这种言情小说。
    另外,中国传统小说还反映出中国人不太讲宽恕。鲁迅死的时候对儿子说:“如果你伤害了这个人,他却说宽恕你,你千万不要相信他。”他曾说“我之所以宽恕你,并不是因为我大度,而是因为我无能。”这些话,说它尖刻也好,说它是对人性的透视也好,我觉得是很深刻的。中国小说里面也经常体现出这点。
    中国人对宽恕持怀疑的态度。胡适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们要分清“容”跟“忍”是两回事。中国很能忍,但不能容,忍有余、容不足。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都是忍。在这样的传统中来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这个故事,我们应该对蒋兴哥这样的人致以崇敬。他能够宽容妻子的不贞,在中国人看来,这样的男人是“乌龟”,会受到讥讽、嘲笑。以此来看梁启超《小说与群治的关系》,确是深刻。他认为要了解中国人的性格,必须看中国人的小说,我们要改变人们的思想必须先从改变中国小说开始。冯梦龙在为《三言》写的序中谈到编选的目的,是希望将它们作为《孝经》等儒家读本的辅助读物。他说编小说的人要有一种使命感,要用小说改造社会。
    从16世纪的晚明小说,到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再往下到鲁迅的小说,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对于为什么要写小说,鲁迅的说法是中国就像一个铁屋子,中国人在里面快要闷死了,他要写小说唤醒人们。胡适早年写小说的时候,也是说要开通民智。一直到1942年毛泽东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其目的都以小说作为唤醒民智的工具。
    但林语堂是个例外。他认为文学没有目的,作家就是为自己写作。这样一种无所为而为的态度在当前中国很重要。夏志清也说过,晚近中国的作家“脑子里只有中国”,想的都是要怎么样为中国富强、为开通民智做工作。什么时候能把这个议题搁到一边,文学就会有独立的一天了。可是从明代的小说一路看下来,这很困难。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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