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高估的思想家顾准 作者：邵建 来源：腾讯网大家专栏（2015-12-04）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月廿三日甲寅 耶稣2015年12月4日 [摘要]在20世纪最关键的问题上，也是顾准自己最看重的问题上，限于五四而无知其他，他显示出自己思想上的短缺。 2015年是顾准诞辰100年，巧合的是，也是五四新文化诞辰100年。不妨可以把顾准视为“五四之子”。当然不仅在于共同的诞辰年份，还在于这位“炼狱中的先知”乃是啜吮五四乳汁成长，其一生思想无脱五四。7月1日顾准诞辰那天，我收到一位年轻文学博士转发来的微信，那是顾准的一段话： “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不仅如此，直到现在，中国的传统思想还是中国人身上的历史重担……所以，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顾准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04页）  顾准，1915—1974，字哲云，上海人，学者，思想家， 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 应该坦白，这些年来我个人始终是五四新文化的批判者和传统文化的拥趸（一定程度上）。这位博士是不是好意用顾准的话提示我呢，不得而知。但，这倒促使我想要了解一下他（前此并没读过他的文字）。这位被誉为黑暗时代“拆下肋骨当火把”的思想者，其思想理路到底是什么呢。 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的朋友邮来了《顾准文集》。以上那段文字出于《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新文化暨《新青年》推出的两面旗帜。除了“政治正确”上没问题，尤其相较带有“科学主义”倾向的科学，民主则隐匿着连其倡导者都未曾认知的隐患。但，至少与这两者同样严重的问题是，即使传统文化并未产生科学与民主；但它也未必反对民主与科学。你固然可以倡导连你自己都未必清楚的舶来品，为何偏要与自己的文化传统过不去：不但必须批判，而且彻底否弃。 彻底否弃的逻辑可见1919年陈独秀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7页） 这是一种毫无逻辑的表述，只有态度和立场，没有知识与学理。无厘头地把包括伦理、政治、文学、艺术、宗教等在内的所有传统文化视为与科学民主的二元对立，又一元独断为它们之间不可两存。殃及一个世纪的文化破坏思维，被他们自己表述为“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恰恰这又是文革时破四旧的流行语）。然而，这样一种没逻辑的逻辑，正是顾准在这篇文章乃至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的思想依傍。对传统文化“整体和彻底”的否定，从五四到顾准，已经成为20世纪知识界的思想主线，它几乎主导并锁定了五四至四九后大陆知识人的思想状况，包括曾经盛赞过顾准的李慎之、王元化等（例外者谁）。 为现代而断绝传统，视传统为现代仇雠，隐藏在这种文化态度后的体认，我想大概只能用鲁迅当年对苏俄革命的礼赞来索引： “那就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鲁迅《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鲁迅全集》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26页） 把传统像粪一样抛掉，这种价值取向来自何端、它所导致的历史后果是什么，托克维尔似乎可以为我们具出答案。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前言中，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似乎更像是针对后来遥远中国发生的五四新文化： “可以说，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1789年的法国人那样，企图决绝地把自身的历史一刀两断，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挖下一道鸿沟。为防止把过去的任何东西带进新社会，他们高度警惕；为迥异于先辈，他们给自己设立了种种限制；为了让自身面貌焕然一新，他们不遗余力。”（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钟书峰译），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年版，前言第1页） 这段精彩的文字为我们揭示了世界范围内反传统潮流的源头。正如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一文所言： “17世纪以来，有两股革命潮流：一是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一是1789年和1870年的法国革命……”（《顾准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24页） 这其实也是世界范围内现代性发生和发展的两条道路。英美现代性不存在反传统的问题，法兰西以及效法法兰西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几乎无不存在此一问题。典型的例子就是属于法国革命谱系的苏俄十月革命和1920年代发生的中国革命（五四新文化正是它的前奏）。翻阅《新青年》很容易发现，五四新文化推崇的其实正是法兰西式的民主与科学。该杂志创刊号不啻就是法兰西专号，一如《新青年》刊名的外语翻译，不是如今惯例的英语而是法语。当然这是有意识的选择。有意识踵继法兰西的五四新文化在反传统的力度上显然后来居上。 那么，法国大革命以及范属这一历史谱系的革命后果是什么呢，托克维尔认为： “那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为强悍更为专制的政府，是如何摄取并垄断所有政治权力的，是如何取消付出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所有自由而代之以徒具其表的自由的；它是如何剥夺选民的知情权、集会权和决定权而又标榜人民主权的……，它是如何取消国民自治权以及思想、言论、出版自由——此乃1789年争取的最珍贵、最伟大的成果——的主要法律保障，而又盗用大革命之名的。”（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钟书峰译，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年版，前言第5页） 罗伯斯庇尔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却为法兰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恐怖。较之激进的革命现实，传统包括它的政府形态往往可能更不坏。以暴力的方式终结，代之而起却是各种以新为名的最坏，或走向最坏（历史到此已成死结。打开这一死结，法兰西用了80年，俄国-苏联-俄国的轮转，也花了近80年，历史其无后乎……）这庶几是法国大革命开启的一个诡异于英伦的现代性模式。如同劫数，它在东方那些后发现代化民族的历史中频频中奖。 晚年顾准虽然对20世纪的历史深有反思，也颇有斩获；但其思想框架依然以五四意识形态为支撑；并以其是非为是非，进而臧否历史人物。梁启超是顾准晚年的一个批评对象，他所批判的是梁启超写于1922年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当1970年代顾准声称：“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早在1920年代梁任公却表达了看似与顾准其实是与五四新文化不同的看法： “新思想建设之大业——据吾所确信，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练。”（以下梁氏引文及顾准对梁氏批评俱出《顾准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不另注） 以反传统的方式推进现代化，这是五四乃至顾准的价值理路。梁启超不然，在西方现代化面前，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梁启超对传统的态度既有疏通与开发，也有合理的针砭与淘洗。要其言，梁启超对传统抱同情之理解，并试图对中西两种文化作交互阐释并调和。但，顾准在自己的笔记中抄录这段话之前，先行下了一个政治评语：这是“梁启超的政治反动的证据”。抄录之后意犹未尽，又一言以蔽之“这不过是‘孔老二万岁’而已！”（前注书第200页） 落实到五四民主，为捍卫新文化传统，顾准引梁另一段话作靶： “美林肯之言政治，标三介词以檃括之，曰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我国学说，于of、for之义，盖详哉言之，独于by义则概乎未之有闻……[然而]实现by thepeople之方法，虽在欧美今日，犹不能作圆满之解答。况我国过去之国情——因地理及其他关系所产生之社会组织——多不适于此类方法之试验；既不能有可侍之方法，则不敢轻为理论的主张，亦固其所。”（前注书第199页） 顾准的批评和以上同调：“这完全是站在孔老二的立场上迎击五四的科学与民主之谈。”显然，不是梁启超而是顾准自己才是立场论而非思想论。另外，不止一次出现“孔老二”一词除了时代投影，也显示顾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先秦政治思想史》是梁启超1922年的作品。是时梁对五四民主的确抱有相当的疑虑。《新青年》的民主是取消议会、不要代表、人人表决的“直接民主”。鼓吹者认为只有这种古希腊式的民主才能真正实现“人民主权”（比较喜剧的是，顾准对希腊式的直接民主多有反思，但他似乎未审《新青年》张扬的民主正是不要代表的直接民主）。这样的民主显然只有政治正确的意义，它对一个非城邦的大国根本不具备操作性，而且这样的理论主张作为舆论鼓吹危害更大。梁任公对五四民主的隐忧不为无由。正因为这是舶来品，缺乏传统的内因，又缺乏“可侍之方法”，因而“不敢轻为”。顾准批评道： “这等于是说，吃饭不能一次吃饱，干脆不要吃饭，这是一种可怜的遁词。” 但梁启超的意思是，吃饭不能一次吃饱，民主不能一蹴而就。“不敢轻为”并非不为，此乃渐进论而非取消论。正如他这样概括传统政治： “要之我国有力之政治理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之下，行民本主义之精神”（前注书第199页） 如果以此概括梁启超清末时的政治努力，不啻是在君主立宪的框架下，逐步推行议会代表制之民主而非后来《新青年》的直接民主。君主立宪不但是英伦政治革命的成功；同英伦一样，保持君主虚位，实乃借传统之壳生现代之蛋。这正是梁启超对传统政治的自然浚发和针砭淘洗。岂“干脆不要吃饭”之有。 “‘在君主统治之下，行民本主义之精神’，这原是1894年的口号。1922年，梁启超继续为这个口号辩护，这算是忠实于自己的历史。然而他还要说‘中华民国之成立并非无源之水’而不肯正视中国缺乏民主传统，站在‘科学与民主’的大旗的对面，装成一个民主派的样子，实际上企图继续他的专制主义，这就是伪善了”（前注书第200页）顾准其实缺乏与梁启超的对话能力。1894年不是梁启超的历史，他的历史是20世纪清末十二年的虚君立宪。在政治价值的排序上，梁启超确实不是民主主义者，而是一个立宪主义者。宪政先于民主。限制乃至掏空君主权力，逐步扩展民众（政治）权利。这是清末梁启超的政治理路。与当时的孙中山不同，如果孙是以民权亦即民主反专制，梁启超乃以宪政反专制。梁氏当年以大量文字揭橥宪政反专制的政治机理，同时警告民主反专制反而可能被政治强势人物所利用从而导致新的专制。这样的论述包括潜在于这种论述之后的西方政治学传统（从亚里士多德到孟德斯鸠乃至《联邦党人文集》多有法治或宪政反专制的言述），顾准不妨是陌生的。他的政治学视角被五四锁定，他的政治谱系显然也是民主一词独挑大梁。比民主更重要的宪政，顾准或有提及，但显然不是他的选项。以至宪政主义梁启超这样一个比新文化运动资格更老的反专制主义者，因其不反传统，被顾准视为“企图继续他的专制主义”。 顾准晚年最重要的思考，亦即最为人们称道的思考是“娜拉走后怎样”。这个“怎样”是对革命成功之后而言。如果它是一个问题，源头显然还是法国大革命。在《民主与“终极目》一文中，顾准认为：“从1917-1967年，整整五十年。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但，1917不是源头，它还有更深远的背景。“1789年、1870年、1917年，这一股潮流，走了自己的路，可是还有另一股潮流，两股潮流在交叉吗？怎样交叉的？它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前景如何（《顾准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25页）？”在顾准看来，属于五四新文化的1917显然脉络于1789-1917的法俄历史中。顾准的判断没错，五四新文化从反传统的文化激进过渡到直接民主的政治激进，由此开出被主流意识形态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顾准则是这一历史的参与者。但，在其人生晚年，顾准发现，发源于1789年的法兰西式的革命是会反噬的，它甚至“势必要像蜻蜓一样把自己吃掉（同前，第317页）。”1917年苏俄革命即其证例（包括其后）。应该说，顾准的反思是认真、痛苦的，因为带有他自己的切身体验。但，遗憾的是，顾准的思考又是短板的，半截的，因而未得要领。 “娜拉走后怎样”，历史已经具出答案。这个答案是顾准不愿面对的，这不符合当年他投身的理想，以致要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只是，以1917年俄国革命为例，它带来的显然是比沙皇制度更为严厉的专制——此即“娜拉走后怎样”的真实场景。顾准亦表示“要为反对这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同前，第195页）。然而仅仅是态度并不解决问题。娜拉走后为什么这样，才是真正的历史反思。种什么树，结什么果。正如胡适有言：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把眼光投向娜拉出走之前吧，它与“娜拉走后怎样”直接因果。顾准并非念不及此。当他从1789梳理到1917时，声称：“可是这些发生在‘娜拉出走之前’。娜拉出走了，1917年革命胜利了（同前，第326页）。”于是，历史在这里被他打成两橛。没有之前，安有之后。痛感于后，岂能不反思于前。正是在这里，我们与其看到了反思，毋宁看到的是情怀：“我赞美革命风暴。问题还在于‘娜拉走后怎样’”（同前，第317页）。这真是一种思维的吊诡，不知顾准思路的内在逻辑。 类似的表述逻辑再次出现，它有关十月革命： “考茨基是和平过渡论者，他的和平过渡论，事实上给希特勒准备了第三帝国，他错了。列宁强调直接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夺取了政权，扫荡了沙皇政治的污泥浊水，他对了。他和考茨基的区别，是无畏的革命和胆怯的庸人之间的区别，这是无疑的。问题还在‘娜拉走后这样’。”（同前，第315页） 显然，“娜拉走后怎样”已经成了顾准的一个情意结。其实打开这个结并不难，答案就在他之前的表述。一段完整的历史，于前认同又于后痛惜，这是一种怎样的逻辑断裂。 1990年代以来，顾准在中国知识界被视为一个思想家，但他其实更是一个革命家，当然是带有深刻反思意味的革命家。他是一位民主主义革命者，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亦即同等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说：“私有财产终归是要消灭的，我们消灭了私有财产，这很好（同前，第323页）。”历史人物可以尊敬，但不必抑扬，尤其过分抑扬。我尊重顾准，尊重并认同顾准在那个思想贫瘠的时代非常难得的思考，比如价值规律、比如市场经济、比如终极目的，包括直接民主等。甚至有的思考极为深入，如“哲学上的多元主义”，这是顾准思考最精彩的地方。但，在20世纪最关键的问题上，也是顾准自己最看重的问题上，限于五四而无知其他，他显示出自己思想上的短缺。因此，针对1990年代以来知识界对顾准的高度评价，我认为，这是一个被高估了的思想家。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