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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宋政府给官员分配住房吗?——宋朝公务员制度之三

http://www.newdu.com 2018-01-20 儒家网 吴钩 参加讨论
吴钩

    作者简介:吴钩,男,西历一九七五年生,广东汕尾人。历史研究者,认同儒家宪政主义。著有《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隐权力2: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游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重新发现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年),《中国的自由传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宋政府给官员分配住房吗?——宋朝公务员制度之三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四月初八日庚寅
              耶稣2017年5月3日     
     
    许多国家都实行高官住房制度——官邸制,我们耳熟能详的“白宫”即为美国总统官邸,“唐宁街10号”为英国首相官邸,“爱丽舍宫”为法国总统官邸。国外官邸制虽有千差万别,但总的原则却是一致的:一、国家只为少数高级别的官僚提供官邸;二、官员对官邸只有居住权,没有产权,任期内入住,卸任后搬出;三、官邸的费用由国家财政承担。
    按照这三条标准,中国古代也推行类似的官邸制,尤以唐宋时期为典型。
    秦汉时,国家实行的是“名田宅”制,“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即政府按照臣民的爵位高低,配给不同等级的住宅,很像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福利分房。
    唐代之后,国家不再对官员进行制度化的“赐田宅”,而慢慢形成了类似于现代西方国家采用的“官邸制”。唐宋的官邸制分中央官与地方官两套系统:在地方一级,州衙与县衙通常都划分为办公区(外衙)与生活居(内衙),地方官员及其家眷一般都居住在内衙。
    而在京师,中央政府则只向高级别的少数高官提供官邸,多数官员是住不了官邸的,如当过礼部主客郎中的白居易就没有资格入住官邸,只好写了一首《卜居》的诗发牢骚:“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白大诗人游宦京都二十年,官至礼部主客郎中,相当是外交部招待外宾的司长,却连一套住房也混不到。
    不管是地方政府的官舍,还是中央高级官僚的官邸,所有权都归国家,官员只能在任期内获得居住权,离任则必须搬走。唐玄宗时,宰相李日知提出辞职,获朝廷批准,“及还,饰装将出居别业”,即回官邸收拾了一番,准备搬出来。李日知辞职前并未与妻子商量,所以妻子很吃惊,骂他:“家室屡空,子弟名宦未立,何为辞职也?”
    宋朝立国后,中央政府在很长时间内都未建设官邸,京朝官只能自己租房子,仁宗朝的宰相韩琦说,“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韩琦所言,绝非夸大。与韩琦同时代的欧阳修调到京师任职,租住的是破旧小屋,一下大雨就浸水,他只好像唐朝的白居易那样写诗谴怀:“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邻注涌沟窦,街流溢庭除。出门愁浩渺,闭户恐为潴。墙壁豁四达,幸家无贮储。”
    连宰相都是租房居住,有朱熹的话为证:“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真宗朝的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职务)杨砺,租住在陋巷,“僦舍委巷中”,他去世时,宋真宗冒雨前往祭拜,发现巷子狭窄,连马车都进不了,“乘舆不能进,步至其第,嗟悯久之”。
    当然,在京城租房子还是挺方便的,北宋汴京的租赁市场非常发达,除了有大量民宅出租,也可以租住公屋。宋政府建有一批公租房,并设立一个叫做“楼店务”(类似于房管局)的机构进行管理,官民均可向“楼店务”申请租房。那租金呢?自掏腰包,以致有一位叫做章伯镇的北宋京官发牢骚说:“任京有两般日月:望月初,请料钱,觉日月长;到月终,供房钱,觉日月短。”看样子这位章大人还是一名“月光族”。
    高官无专门的官邸,各自租房居住,虽然可以减轻财政压力,但也会给政府带来某些不便,宋笔记《石林诗话》说,“京师职事官,旧皆无公廨,虽宰相执政,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则省吏遍持于私第呈押,既稽缓,又多漏泄。”意思是说,宰相僦舍而居,有时下班之后,宰相回家了,却有紧急的文件需要宰相审阅、批示,那只能由“省吏”送到宰相私第呈押,这样既耽搁了事情,也容易漏泄机密。
    因此,到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朝廷便拨款在皇城右掖门之前修建了一批官邸:“诏建东西二府各四位,东府第一位凡一百五十六间,余各一百五十三间。东府命宰臣、参知政事居之;西府命枢密使、副使居之。……始迁也,三司副使、知杂御史以上皆预。”这批官邸,民间称为“八位”,大概是有八套的意思吧。
    从史料记载可以看出:有资格入住“八位”官邸的都是副国级以上的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枢密副使、三司使、三司副使、御史中丞(相当于议长)、知杂御史(相当于副议长)。他们只是在任职之内有权居住于官邸,离任即必须搬出,南宋咸淳年间,宰相马廷鸾因为有“翻胃之疾”(呕血),上书请辞。尽管当时病情很重,无法长途跋涉回乡,但他辞职后还是立即从官邸中搬走,“遂出寓于六和塔”,在六和塔租房居住养病。
    至于部长以下的官员,是不安排官邸的,还得“僦舍而居”。当然,如果有钱,也可以自己购置住宅,不过宋朝官员俸禄虽高,但京师寸土寸金,宋人说,“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非熏戚世家,居无隙地。”许多官员在京城是买不起房子的,当过宰相的寇准,“历富贵四十年,无田园邸舍,入觐则寄僧舍或僦居”,为官四十年,居然也未能在京师置产,入京觐见皇帝时,只能在寺院寄宿或者租住民居。即便官员有钱购房,宋政府对此也有限制,如宋仁宗天圣七年,朝廷出台了一道“限购令”:“诏现任近臣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置屋。”限制现任京官在首都购买第二套房。禁令只针对官员,平民不受限制。
    在地方一级,宋代的州县衙门通常都包含了居住区与办公区,“或以衙为廨舍,早晚声鼓,谓之衙鼓,报牌谓之衙牌,儿子谓之衙内。”廨即官署,指政府办公区;舍即官舍,指官员居住区。州县的长官一般都会配备官舍,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官都有这个待遇,寇准被贬为道州司马时,州政府就没有给他分配住房,“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颇亦宏壮”,当地百姓拥戴寇准,动手给他建造了一所房子。苏辙被贬谪到雷州,也是“不许占官舍”,“遂僦民屋”,但苏辙的政敌——宰相章惇认为他有“强夺民居”之嫌疑,命令雷州政府“究治”,苏辙最后拿出了租赁合同,才未被治罪,“以僦券甚明,乃止”。
    
    “廨舍合一”的地方衙门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明清的县衙都由办公区与生活区组合而成,冯友兰先生小时候曾经随父亲在县衙居住过(他父亲在晚清时署理过崇阳知县),对县衙的构造很熟悉。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说:
    “进了(县衙)大门,绕过仪门,就是大堂。大堂前面两侧各有一排房子,这是县衙门的六房办公之地。……大堂后边,就是‘宅门’。这个称号表示此门以内就是县官的私宅。宅门进去,是二堂。二堂后边,还有三堂。进了宅门,往西边拐,就是花厅,是县官会客的地方。花厅西头,有一个套间,叫签押房,是县官办公的地方。花厅后边,隔一个院子,就是上房。母亲领着我们都住在上房里面。还有厨房和其他零碎房屋,都在东边的院子里。这个格局和体制,大概各州县衙门都是一样。”
    中国古代实行流官制,官员离任,即交回房产。
    不过对旗人,清廷则给予“福利分房”的特权,由朝廷“拨给官房”,即按照官阶高低向旗人分配房产,“一品官给房二十间,二品官给房十五间,三品官给房十二间,四品官给房十间,五品官给房七间,六品、七品官给房四间,八品官给房三间。”这是清初的分配标准,后来由于财政不堪重负,标准才有所降低:“各处取到旗下官员,拨给房屋,各照旧例酌减。”雍正、乾隆年间,朝廷又开始推行市场化的“房改”,允许福利房交易,旗人可以通过缴纳首付与分期付款的方式获得完整的产权。
    民国建立之后,旗人的住房福利特权才被废止,只有总统、内阁总理等高官由国家分配官邸,其他政府官员,则自购房或者租房,实际上即恢复了唐宋的官邸制。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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