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世盗名的《大宪章》 ——反民主的伪造品 作者:诸玄识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八月初一日 耶稣2015年9月13日 ![]() 图解 最近,英国历史学家马克·莫里斯(Marc Morris)指出:中世纪的英国国王签署文件或法律,从来不用鹅毛笔(左边的硬币图案:请注意红圈中的鹅毛笔),而是用他们自己的印章或别的官方印章。(英国《每日邮件》)。他讽刺道,这是对历史认知的“小学生错误”(schoolboy error)。由此可见,英国官方和学术界对《大宪章》的来历完全不清楚。 ![]() 贵族劫持国王签下《大宪章》 ? 按照西方历史,今年是《大宪章》签署八百周年(1215—2015年)。不久前,英美诸国隆重纪念。啊,英格兰民主已有八百年了!令世界及中国的民主志士无比向往、顶礼膜拜。 (一)《大宪章》是反民主的 本文在阐述1215年英国《大宪章》纯属伪造之前,让我们来看看它自从“问世”以来所发挥的功能。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吉尔·莱波雷指出:“《大宪章》的重要性通常被歪曲地夸大了。”(Magna Carta’s significance has often been overstated, its meaning distorted.)。[1] 《大宪章》即使是真的(17世纪时的英国法官爱德华·科克“旧事重提”),那也简直就是历史的垃圾——贵族劫持国王索取权力,而更加剥削人民(农奴)!在欧洲中世纪和近代前期,贵族比国王更直接地压迫劳动者。所以梵蒂冈于《大宪章》八百周年纪念(2015年)之际,严厉批评道: “《大宪章》享有夸张的声誉(Magna Carta……enjoyed an exaggerated reputation)。”它代表着“贵族的私利”(the selfish interests of the baronage)。[2] 虚假地宣称自由社会。《大宪章》这一天创造了我们的“假民主”,而真正地奴役人类……。(The false claims of a Free Society and creation of our “Fake Democracy” to this day, came from the Magna Carta true enslavement of Humanity……)。[3] 最近,英国学者文森特·琼斯(Vincent Jones)撰文,写道:当局无耻地纪念“民主(大宪章)八百周年”!请想想,在它之下,英国贵族政治的罪恶行径:“在《大宪章》的第二个世纪,残镇压农奴起义,挖了约翰的眼睛;后来又枪杀平等派洛克耶,吊死年仅12岁的卢德分子查尔斯顿!”[1] 就连西方中心论者黑格尔也对《大宪章》嗤之以鼻。他说: 那些强有力的贵族仿佛构成了一个中间机关,职务是维护自由;但是正当地说来,贵族们所维持的只是他们自己的特权,一方面反对王权,另一方面又反对民众。英格兰的贵族逼迫国王签了《大宪政》;但人民一无所得,仍然处在原来的地位。波兰的“自由”同样地不过是贵族们的自由,同国王站在反对地位,全国被束缚在一种绝对的奴隶制度之下。[4] 在17世纪中叶,英国下层的“平等派运动”遭到镇压。平等派领袖李尔本(John Lilburne, 约1614—1657年)抨击《大宪章》。他揭露,《大宪章》只是贵族的自由,而人民则被置于“诺曼枷锁”(Norman yoke)。[5]平等派成员理查德·奥弗顿(Richard Overton )称,《大宪章》对于人民是“无法忍受的束缚”( intolerable bondage)。[6]掘地派领袖 杰拉德·温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 (1609 —1676年) 批评道:《大宪章》只能说明主人的索求能够如愿以偿——贵族和神职人员获得了自由,而人民则始终被他们奴役。[7] ![]() 图解 1819年彼得卢屠杀(英国曼彻斯特)。人民要求废除贵族政治。他们要求有一个属于人民的“大宪章”(Peter Linebaugh: The Magna Carta Manifesto: Liberties and Commons for Al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p.139. )。 对《大宪章》的极大讽刺是:一直受英国《大宪章》鼓舞的法国贵族,在18世纪末,与国王进行“法律抗争”;而这回则是国王“为民请命、匍匐救丧”——希望贵族能够分担赋税,减轻人民的疾苦。那就是,在1789召开的“三级会议”上,贵族再次折服了国王;随之而来的结果怎样,他们统统都被送上了断头台!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 1787年,当路易试图不顾占有者的社会地位、向所有地产征收一种统一税时,贵族和教士硬要路易就权力问题作出决定。特权阶层谴责这种新的税为非法的,宣称唯有集会于三级会议的全体国民才能制定如此重大的变革。由于金钱的匾乏非常严重,国王最终让步,允诺在1789年春天召开三级会议。贵族以为他们能控制这一会议,从而重新获得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但是,他们的估计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三级会议的召开所导致的不是贵族的胜利,而是一个巨大的革命浪潮的掀起;这一浪潮将扫除法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确立的制度和统治阶级。[8] 以儒家的“俗世人文、民本公平”为内核的17—18欧洲启蒙运动、及其所导致的美国革命与《独立宣言》与法国革命与《人权宣言》,是近代西方缔造民主政治的主流;尤其是美国的革命者们(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等)憧憬儒家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有教无类、学优则仕”,而建国立宪。[9] 而这个主流在英国则表现为长年累月的“犯上作乱”的宪章运动(19世纪上半期),反对贵族凭借《大宪章》与《权利法案》垄断议会与政权。当时的英国学者卡莱尔说,如果不引进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即使是议会普及城乡、其法案条文像黑莓一样繁多,那也是毫无意义的。[10] ![]() 图解 ↑ 19世纪上半期,英国爆发了波澜壮阔、旷日持久的宪章运动,要求实现“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结束贵族阶层凭借《大宪章》(Magna Carta)和《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而垄断议会和政权。政府屡次进行武力镇压,造成流血惨案;但运动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在英国打赢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其上层为了万民鼓动、一致对外,以巩固英国的世界霸权;决定妥协,通过引进传统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科举),逐步开放政权。19世纪下半期,英国帝国主义进入“日不落”,世界财富向它“一边倒”;在此情况下,英国议会批准了以中国式的文官制度为运行机制的选举与考试,实际上是批准了“人民宪章”。 ![]() 《大宪章》,在中世纪是保护贵族特权,它们可以任意杀死一个农奴而不负法律责任;而它在近代,则成为反人民的贵族政治的“合法保障”。[11] 当人民援引其义、分享权力的时候,却遭到拒绝和镇压;斗争(宪章运动)长达半个多世纪,直到不列颠帝国主义攫取大半个世界的资源财富的时候,英国的统治层才愿意“让利相安、政通人和”。 ![]() (二)中世纪欧洲没有历史 笔者已撰写了多篇的相关文章,略述了中世纪欧洲历史的伪造,诸如法兰西女英雄贞德、[12]欧洲第一个才女克里斯蒂娜、[13] 但丁《神曲》[14] 和查理曼大帝[15] 等。(请读 诸玄识《杜撰的世界历史——外国学者揭秘西方史学》)这里再来谈一谈《大宪章》的伪造问题。伊赫桑·巴特博士说: 《大宪章》(Magna Charta)属于被杜撰的、假的手稿。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埃德温·约翰逊(Edwin Johnson, 1842—1901年)曾详述过这个伪造的特点。我在此举出另一部书,即布鲁尔(1810-1897年)所著《历史的笔记》,它列举了许多欧洲国家都步英国之后尘,而伪造了它们各自的“大宪章”(最近,瑞士也发现在13世纪有“大宪章”——Switzerland's Magna Carta, 1291。请注意,那个时代,整个欧洲都是非文字的!——引者)。 现在所展示的《大宪章》的“原始文件”是用拉丁文写的(Magna Carta)。1215年的西方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整个中世纪,除了极少数教士之外,全然是非文字社会(completely illiterate medieval society)。[16] 直到近代之初的16世纪中后期,大部分的法国和英格兰的贵族都是文盲。[17] (请读 诸玄识《中国影响之前:原始的欧洲 》) 在1215年时,因为王室是来自法国诺曼底的征服者——1066年“威廉征服”,英格兰的国王和贵族——实际上都是部落头领——都讲原始法语,而被统治阶级都讲原始英语(属于日耳曼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土语)。而这两种语言在当时都是口语方言,它们形成文字语言要再过几百年、是印刷术普及之后的事。当时,只有极少数的神父专用拉丁文(它在文艺复兴之前是不可能被使用于神学之外的“俗世事物”的),绝大多数的教士都是文盲[18] 。吉尔·莱波雷说:“(中世纪)的英格兰法律都是口语。其统治的规则和法律岂会用书面文字写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格兰维尔认为,习俗和先例共同构成了一个可知的普通法。”[19] 除了大的教会伪造之外,不可能存在一个中世纪的《大宪章》。当教权与王权发生冲突之时,教会就会以伪造文件来制伏国王。菲利帕·霍斯金等学者说:中世纪后期进入伪造的活跃期,坎特伯雷的托马斯·伯克特伪造了《大宪章》。[20] 当然,这还需要深入考证、核实。 剑桥大学古代史教授M. I.芬利认为,《大宪章》来自虚假的历史。[21] 他进一步指出,那前前后后的历史都是不真实的: 不仅“爱德华忏悔者”法律(Edward the Confessor, 1042—1066)是假的,而且在威廉征服(1066年)前后的整个政法体制,包括《大宪章》,都是杜撰的。道格拉斯教授指出,“科克不是历史学家”(Edward Coke,1552—1634年, 最早在法律上认可这个文献的人。——引者)。[22] 关于中世纪欧洲的伪造历史的总体情况,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 迈克尔·佩肖托(Michael Peixoto)指出: 当我作为学生时,我的导师曾告诉我,伪造的文献都是很完美的文档。……伪造问题是中世纪历史的各主要方面的关键之所在。一些有关教皇的基本文件都是被伪造的,直到许多世纪以后才被人发现。在1066年威廉征服之后不久,英格兰王国的几百个大块土地的契约被伪造出来。有些学者估计,全部的查理曼时期的记录,有50%以上被查出是伪造的。 中世纪的人(教士)为了作者权、影响力和合法性而斗争,这也构成中世纪的文化要素。他们的神学著述、个人信件、宗教圣物和编年记录等,凡此都存在着真假的问题。中古和近代学者们为迷恋权利而弄虚作假。以上就是我们诠释历史文献所应具有的透视方法。[23] 艾力克斯·博斯在其所著《博物馆的愚弄:欺骗的历史》一书中指出: 大体而言,(欧洲)中世纪的僧侣和神职人员可能是所有时代的伪造历史之最( medieval monks and clerics were probably the most prolific forgers of all time.)。(他们是“原罪”——是欧美学者汇聚西方与世界之伪史的始作俑者。——引者)……。 信件、教会历史、圣徒神身和教产契约等都是伪造者创造出来的。直到文艺复兴催生“历史学科”,几乎所有的伪造(事件、文献)都未被察觉。随着广大范围的伪造变得明显,一些学者开始质疑任何一份中古教会文件的真实性。在1675年,丹尼尔·帕普布洛奇(Daniel van Papenbroeck, 1628—1714年)总结道,所有的古代事迹都是源于11世纪的修道士的杜撰。但他的如此举动惹怒了教会,因而几年后,他不得不“悔过”。 另一位17世纪的学者让·哈尔端揭露,绝大部分的有关古典希腊和罗马的文献、文物和古钱币,实际上都是中世纪本笃会修士伪造的。哈尔端宣布,在他去世时,他会留下一个纸片,上面写着僧侣伪造历史之原委。不幸的是,这个神秘纸片下落不明。[24] ![]() 图解 法国历史学家居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 1857—1934 年)论儒家与西方民主的渊源关系。 (三)儒家与英国民主 《大宪章》,西方在其借助儒学缔造民主之时是反动阻力(贵族工具),在对其受害国诉诸民主攻势之际属于心战武器(普世价值)。 英国贵族凭借《大宪章》及其所衍生出的《权利法案》,长期把持议会而进行“合法统治”;直到其发动鸦片战争之后,迫于下层压力(“人民宪章”),不得不引进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科举,1870年代),而逐渐开放政权。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评论道: 实际上现代英国的官吏制度,是仿照传统中国的官吏制度而建立的。同罗马制相比较,中国的这种制度取得了很大成功。鸦片战争时,在侵略中国的英国人心目中,当时的制度是极为优越的。英国人曾考虑是否也要采用。各种议论的结果……确立了通过考试选拔任用行政官的制度,今天已经广泛普及。[25] 如果没有对于儒家政治的模仿和采用,就不会有西方及英国的民主。关于这方面的来龙去脉,伊恩•马卡姆教授说: 英国议会的早期成长,纯粹是贵族性质的,中产阶级被拒之门外。……中国文化和英国的政治生命的关系,从塞缪尔·约翰逊于1738年在《绅士杂志》的撰文可见;他说,在中国,学者才有官职,……而不考虑贵族特权。 孙中山说,……在政治哲学上,西方必需向中国学习。他又说,文官考试制度,别的国家是复制英国的,而英国则是从中国引进的。这是历史事实。[26] 德克•博德教授更为详细地讲道: 英国的文官制度的中国起源是比较清晰的。18世纪的一些英国学者称道中国的这项制度,他们敦促英格兰采用之。180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尝试。……随后几十年,许多英国人倡导援引中国模式,而在英格兰全面实行之。最积极的呼吁者是驻华外交官密迪乐,他于1847年发表《关于中国政府和人民及中国语言等的杂录》一书,其主旨是:“敦促英国各部门实行竞争性的文官考试制度,以改善不列颠和英帝国的行政功效。”他叙述了中国的体制,称:“一个持久帝国归因于‘选贤任能’的好政府”。如此呼吁使英国政府建立调查此项制度的委员会,在1853年,它向议会呈递了《永久性的文官制度》的报告,提议:设立中央考试司,招纳有知识的候选人,它应该是普遍开放的常设机构,以促进政府服务基于才德、而非偏爱。该报告还说,中国已经有效实践这些原则,非常久远。……它导致了第一个英国文官制度委员会于1855年问世……。 今天,文官制度的原则已被民主国家普遍接受。……文官制度无疑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品之一。[27] 从本质上讲,西方民主与其文化和传统并无关系;实际上,西方也不存在它的独特的文化和传统,这些都是近现代被打造、被伪造的。西方民主及文明决定于其暂时优越的“海洋地缘”。这是客观的、而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旦条件改变则走向反面(原形毕露于内部祸乱的“霍布斯邦”)。“海洋地缘”使西方立于不败之地,而征服世界;其矛盾(原罪、性恶和生存竞争的负面)转嫁于外,全球资源财源滚滚向内倾注;这样,西方社会就变得宽松、和解、有序和理性——内部佳境,文明极致!实质上,西方民主是人类的政治文明的严重倒退(中国传统政治是基于民尚善的自我管理),是儒家治道的变异和蜕变。(请读 诸玄识《华夏赐予欧美民主:政治文明的西方退化》) 一下图组:中世纪欧洲的“法治”——贵族与教士的残暴: ![]() ![]() ![]() ![]() ![]() ![]() ![]() ![]() ![]() ![]()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