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景耀】“我是范雨素”，你是谁？——世俗时代的文学与文明
| 周景耀
作者简介：周景耀，男，西历1981年生，安徽省颍上县人。清华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职于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中文系，兼任南轩书院院长，张浚张栻学术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致力于诗学、儒学与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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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范雨素”，你是谁？——世俗时代的文学与文明
作者：周景耀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五月十三日乙丑
耶稣2017年6月7日
前段时间，一篇名为《我是范雨素》（以下称《我》）的文章在很短的时间内席卷网络平台，引发广发关注，出现了一些立足于不同立场与视角的讨论，这些讨论丰富并拓展了这个文本，一些问题就此呈现，但非常可惜的是，随着热度的下降，那些由文本延伸出的问题却未能得到持续而深入讨论，这个文本讨论的空间还很大。
鉴于此，我试图沿着未竟之话题，谈谈对这个文本的看法。
谈论《我》，首先是将之作为“文学”作品看待的，也是所谓文学研究者首先在谈，似乎对“文学”之为“文学”先行具有某种共识，若细究起来，关于文学的惯常认识与《我》相合又背离，但《我》并不是自由自在的表达，它不可避免的向惯常的文学认识靠近，有意或无意，它必须进入某种话语场或某种模式，引起关注的可能性才会更大，这似乎构成某种话语的“潜规则”。
自“文学”进入中国之日起，对“文学是什么”的探索也随着兴起，而这种定义“文学”的雄心事实上从未成功，林林总总的“文学”界说，多为事后追认，非但不能阐说全部的文学事实，更会在新的文学实践面前捉襟见肘，事实上，那是歧异于文学之外的另一套话语创造，不但导引文学的可能性极其有限，且多数时候会为“文学”的发展设置了一道又一道隐秘的理论沟壑，文学因此受限而走向狭窄，其生命力也萎缩了。
因此，对文学的界定时刻面临失效的危险，所以美国批评家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中认为关于何谓文学的五种定义，都不能全然涵括文学的全部特征，无非是在不同视角之间转换而已。
五种定义是：1、文学是语言的“突出；2、文学是语言的综合；3、文学是虚构；4、文学是审美对象；5、文学是互文性的或者自反性的架构。
这五种界说，在中国文学理论教科书中昭昭可见，即便存在着创造性的理论拓展，但根本精神仍是人家的，此间尤以“想象”、“虚构”、“审美”影响深远，各种嫁接这几个关键词的“文学”定义层出不穷，由此而有所谓文学价值高低的判断，文学之分雅俗的问题也产生了，与之相伴的是一种观念性的文学区隔意识潜滋暗长，20世纪的文学实践是对此问题有着充分的证明。
就此而言，对于《我》的认识多少受此文学思维的影响，《我》也在此现代区隔之内，将之界定为“底层”叙述即是如此。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当文学作为可以把控的观念对象，它也失其所是，必将远离人类生活。这样一种理性至上的规划世界的雄心，使一切走向透明，成为可摆置的图像，文学因而不能自主。
我们耳闻目见的很多作家，都存在着为某种观念囚禁的危险，其作品常常成为某种观念的注释。比如20世纪由启蒙思潮延伸出的一系列思想观念，在中国作家的作品里有着充分体现，很多作品就是对这些观念与主义的说明，模式单一而贫乏，因主义在先，看开头即知结尾，某种意义上，作家直接担负了思想家、政治家的角色而不知，此为文学现代形象的最大表征。
而《我》或许是一个例外，它没有写主义，也在固定模式之外，虽然范雨素扬言要写一个荒诞的故事。
定义文学的理性僭越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往往与意识形态的宏大事业密切勾连在一起，规范世界的理性热情是二者共同的现代性追求，但形下层面，我们看到，二者相互面对的局面如此诡谲，紧张感史无前例，摆脱、斗争、参与与依附是二者关系的基本存在面相。意识形态的塑形工作从未远离文学，而文学抵抗塑形与控制的努力也时刻不缺，这在20世界各个时段的文学与政治的论述中有着鲜明的体现，但大多数时间里，文学是意识形态的手段，却没有成为使意识形态崩溃的工具。
一个高大的形象始终在文学的园地里徘徊，那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它劝说文学为建基于政治经济学之上的国家理性或某个阶级服务，成为国家权力结构的一部分。伊格尔顿曾立足于此讨论英国文学的兴起，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也具有这样的特质与追求，因此文学被界定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存在，有助于塑造民族共同体，正如安德森认为的那样，文学虚构无声地、不断地渗入到现实当中，默默地创造着一种非凡的群体的信念，这正是现代国家的特征。
既如此，则文学难以按照合乎常情的轨迹运行，它原本不需要方向的提前预设，如今却无预设不成文，那对它来说是走向衰竭的劫难，它将因此脱离大地，无法自持，它不再是它自己。
当意识形态的介入足够强劲时，很多人难以适应，发声迟钝，由此搁笔，痛苦无比，世界已经不允许诗的存在，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某些时段的事实。意识形态的规训是一种话语，与政治有关，在文学批评程式不一是言说中体现出来，文学及其批评行为何尝不是一种政治行为？但《我》似乎在意识形态边缘游走，没有一个高大的形象供其瞻望，它好像对此也没报什么期待，亦无明确之预设，它在大地上行走与生发，因此面目保全而为人关注。
和定义文学的雄心与对文学的意识形态规制同步进行的，还有文学批评的形而上学取向。这一取向表现为在阐释文学作品时的理念先行，文学作品成为形形色色理论的试验场，各种来自西方的理论借助中国的文学作品传播与更替，颇为热闹。如至今流行的启蒙、民族国家、现代性、主体性、殖民、文化、女性主义等等即是文学批评赖以展开的主要话语。
有批评者对《我》一文进行的“底层”阐释也是如此，这是曾经的“阶级论”的变种，与“打工文学”、“农民工文学”、“边缘文学”等话语绾结在一起，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构想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显然别有用意而又充满想象。
若以阶层论文学意在改变现实、引发意识形态的重构，似乎是一种遥远的理想，在世俗时代，文学的力量弱而又弱，共同体的塑造此时不靠文学也能进行，何况，从现代文学诞生之日起其塑造现实（政治）的可能性就已经不存在了，被政治反向塑造是其存在的常态。那么，寄寓在文学上的所谓“阶层”之类的叙述，也终将与文学无关，文学的广阔图景并未因此敞开，打开一扇门，却关闭了其他通道，文学逼仄了。
而事实上，“阶层”话语的发明与实际的生活情形绝难相符，顶多具有片面的合理性，但由此引发的文学的与社会的偏见确实是事实。在范雨素的讲述里，她其实是将自己定位在底层的，而一些所谓的批评家也从这个角度解释她、介入她、固化她，使之自卑自贱的意识愈发自觉。话语塑造认知，并累积话语解释文本与现实的有效性，阶层意识即是例证之一。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20世纪以来，理念指导生活造成困境的事实屡见不鲜，下学上达终抵不过形而上的一贯而下省事，如此理性之狂妄，不仅损伤社会，也必使文学面目全非，无所适从。《我》若仅是“底层”故事，大概其意义的丰富性也要大打折扣了，估计也很难引发网络上如此之多的讨论，这年月，伤情之事太多，比范素雅惨的人与事，每天都能从快餐新闻里看到，是故，我们关注《我》，一定不是蹭热点那样简单。
那么，《我》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也就是说，关注《我》的人未必都是范雨素那样的“底层”人，可能社会各个阶层都有，这也就意味着，《我》绝不仅仅是一个“底层”的叙述，它所引发的共情效果，说明生活于此间的大多数人在实际生活中正经历着与之相似的故事，区别或许只在于所从事的工作形式不同而已——《我》中有你我的影子。
《我》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经济为主导的世界，经济占据核心地位，文中所述，莫不与此有关，举凡房地产、教育、城乡、留守儿童、阶层分化、信仰危机等问题，皆在有利可图的经济秩序中产生，每一个触碰过这个以互利为目标的社会的人，似乎都生活在上述某一个问题之中，那些问题不专属于所谓“底层”的范雨素们。
这体现了《我》的开放性，它的开放性，足以使文学的诸多定义与形上阐释的诸般话语失效，这提醒我们，谈论文学及其如何可能的时候，需要跳出惯常思维。做到这一点，来自传统的认识也许值得重视，比如“兴观群怨”说，若以此说衡文学，则文学不难从定义文学的观念的泥潭里抽身而出，重获它如其所是的本然面目。
“兴观群怨”说，是中国诗学的重要观念，进入现代后，为现代文学观念挤压而放逐于传统之外，失去定义文学的机会。若不带偏见的细细思量，现代以来的诸多文学观念其实不过是就“兴观群怨”的某一个侧面反复进行言说罢了，但今天，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将之作为知识来看待的，它显得陈旧，不够现代，因此无法定义文学。
我们总是借助一波又一波来自西方的观念定义文学解释文学，坚信那才是真理，对“兴观群怨”代表的文学观念是“不信”的，一如对传统的“不信”。“不信”是现代社会的流行病，范雨素也得了此病，她称之为“文明恐惧症”。
范雨素说：
我在多年的打工生活里，发现自己不能相信别人了，和谁交往都是点头之交，有时甚至害怕和人打招呼。我对照心理学书籍给自己治病，得的叫“社交恐惧症”，也叫“文明恐惧症”，一旦恶化，就成“抑郁症”了。
范雨素的“不信”与她的经历有关，若她多年间经历的“有信”的事情居多，她大概不会对他人与社会持一种拒斥的态度。不难理解，这个社会是不可相信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也是无信的，以“有信”对“无信”，谈何容易！范雨素意识到这是现代文明之病，此病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呢？
这要归功于启蒙，一种基于科学逻辑与理性信仰的思想运动的兴起，催生了“不信”社会的产生。韦伯意义上的西方启蒙固然与中国的启蒙存在着诸多历史的差异，但对“信仰”祛魅的后果却是一致的。于是，信仰、神话、非理性、宗教仪式等现象退出社会生活——世俗时代降临了，科学、理性、实用、个人主义塑造着这样的时代，这是一个宽容的、理性的、重实效的、进步的和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社会，陈独秀《敬告青年》所陈之六义，即是对此精神之注解：
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隐退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超越的理性是其核心精神，“不信”成为基本的观念预设。查尔斯·泰勒认为在现代社会，“不信”的预设已经变成主导性的了，并在某些关键的社会环境中——比如在学术和智识生活中获得了霸权，不信的预设因此能更容易延伸到别处。
就20世纪中国启蒙的情形来看，确如泰勒所言，不信在学术领域体现的最为明显，持启蒙姿态的现代知识分子，对过去与历史是质疑的，让民众“理性”而不迷信是这个群体的根本追求，中国传统在此狂妄的理性面前一再遭受诟病，一种基于天道的信仰被祛魅，与此信仰密切相关的爱有差等的社会秩序瓦解了，为一个追求均质与民主的社会替代。
泰勒说：“我们已经从一个有着人格化连接的等级秩序转移到一个非人格化的平等关系，从经中介进入的垂直世界转移到水平的、直接进入的社会”。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组织与民众的日常生活，都以某种方式与天的观念有关，以不同的方式连接于天，从天那里找到根源并以之为根基，构建人间世界的斯文秩序，这是得到天的受命与保护的体现，而现代国家显然摆脱了这种连接。
就此而言，置身“世俗”社会，现代人可以充分介入政治而无需遭遇“天”，可以凭借理性构型社会、为自然立法，而不必以敬天法天为前提。但在中国传统社会，可以说天的信仰无处不在，天与一切事物交织在一起，它不单独分属于某个领域。
在天的逻辑下结构信仰的时代，人们在一个有神论的、有寄托的、有秩序的世界中生活，进入现代各个领域的运作是独立的，一般无需求助天或任何宗教信仰，每个人敞露无遗，不信成为生活之常态，考量的依据内在于各领域的“合理性”——经济领域的收益最大化、政治领域的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也因此，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想象变的越来越靠近，比如今日对物质、财富、关系、契约、交换等观念的认识是具有普遍性的。而基于此均质与直接介入的社会特质，我们确定范雨素的社会想象与我们相差不会太远，因此她的“不信”是具有普遍性的，某种意义上，那是一种虚无主义的体现，这或许是《我》引起广泛关注的根本原因。
显然，我们需要对范雨素的“不信”提高警惕，抵抗“不信”的力量是“信”，“信”什么往往是人生命延伸的最后一根稻草。范雨素的稻草是爱。她说：
只有爱心才能治疗。我想到母亲对我的爱，这个世界上永远只有母亲爱着我，我每天都使劲这样想，我的心理疾病没有恶化。
必须强调的是，让她生命延续下去的“母爱”不是抽象之“爱”，是最切己自然的“亲亲之爱”，她借此抵抗“不信”的世界。由宏大的叙事、严密的组织、人道主义的集体构造、理性的互利装置组成的自由世界，都被她排除在外，来自那个世界的种种许诺与美好蓝图，在她那里都失效了。
在此意义上，我们感同身受，现代性的世界筹划，也在此暴露出它日益穷尽的套路，人亦更为迫近的面临生存论的难题而虚无不已，人在筹划导致的“不信”的世界里呆的时间太长了，而人无信不立。若此时无爱，范雨素的生命将无法正常延续，这种爱不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之博“爱”，那种陈词滥调的抽象之爱对她而言已经没有意义，她的爱是更切实可感的源自血脉的原初之爱，只有这种爱让她踏实，支持她走下去，也成为她的孩子们构筑世界观的本然起点。由此爱凝成的“信”因此而相续不绝，以至身边的世界，“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因此成为可能。
任何取消这个起点的想法与规划都是可怕的，事实上，百年来我们一直置身此“取消起点”的宏大的计划之中而不知不察无识无畏，但试图脱离血缘之情的离家出走的行为事实上一次也没成功过，因摆脱起点即摆脱历史与时间，历史与时间是人得以存在的本体所在，脱离时间的人，也将脱离大地，这是危险的，对一个正常人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和毫无必要的。
曾听过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1941—）的一次讲座，他认为与英国不同，中国以家庭组成社会，这是中国文明的特色及文明得以延续的缘由之一，如果取消家庭，追求一种分立的、原子化的（atmoized）、个人主义的文明，在瓦解家庭的同时，社会也将分崩离析，不可预知的社会问题将纷至沓来。耳闻目睹，因脱离原初之爱的家世界而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在今天实在太多了，这在《我》里面也有充分的体现。
由亲亲之爱构筑的家的世界，对范雨素来说是温暖之所、自由之地与神圣空间，除此之外，她还能去哪里？她做了尝试，似乎无处可去，家是她生存的起点及其生存之意义，她的“信”由此生长、延伸，源源不竭，因此，曾经瓦解与破坏的，还要因时损益的建起来，那是属于常人的世界。
通过范雨素的叙述，她无意而本真的为我们打开了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生活的可能性，对此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因为，可以说范雨素代表的是广大的普通人的感受，或者说她代表的是广大正常人的感受，这种感受的普遍性，不光告诉我们生命得以延续的源点在何处，也提醒我们认知与结构文明的正常逻辑是什么。《我》之更要紧处即在于此。
2017年夏于甬上
（作者按：本文是课堂讨论的结果，感谢邓玲琳同学的记录，我在她整理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大幅删改与补充。课毕，嘱学生以《我是范雨素》为例，做一篇《我是……》。这是一份成长记录，他们经历虽简单，但基于97后的观察社会与审视自我的视角也许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阅读体验。现择几篇习作附后，以供观览。为保持原生态，我未做任何修改。）
之一：
我是常丫丫
时光的脚步从未停歇地走过了我人生中的二十年，回首过去的二十年，经历过的事有平淡也有起伏。不管是喜是忧，都是我人生中不可复制的回忆。现在就让我来讲一下我的成长史。
时间倒退回我的幼年，1996年4月5日我出生在了一个偏远的山村地区，家里很穷，落后的环境必然伴随着人们封闭保守的思想观念。
我恰恰是个女儿身，所以我的出生没有带给家人太多的欣喜和感动，爸妈不给我起名字，我的名字是我的小姨起的，家里人只是觉得家里填了一个需要消费的人。
因为我是姊妹中的老大，刚开始的几年父母因为农活不怎么管我，只是把我带去地里刨土，幼年时不觉得脏，几亩地就是我的玩伴，在里面打滚堆土堆，时光一晃就过去了。
慢慢的我有了妹妹，去不了地里了就只能把妹妹抱在大腿上哄着她照看着她不让她哭，有时候太累太困不知不觉就和妹妹一起睡着了。
不过，生活中的平淡多了就会迎来起伏。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小伙伴去看人家碾场，不料，因为玩的太尽兴，没有看见迎面而来的三轮车，所有的小伙伴迅速四散躲开，只有我傻傻的待在原地，开三轮车的伯伯没有反应过来，错过了刹车的时机，于是我眼睁睁看着三轮车从我腿上碾过去，年龄太小，丝毫没有反抗的能力……
伯伯吓白了脸，急忙下车抱起我就往我家跑，我因为极度疼痛，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之后爸妈开着三轮车把我送到了镇上的一家医院，医生帮我打了石膏，那时候医疗技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只是草草地处理了一下就结束了，爸妈带我回去慢慢在家里康复，幼小的我被缠上了好多层厚厚的石膏，那时不能站起来走路，只能坐在地上靠着双臂的力气往前挪动，石膏被不安分的我划破了好几层，仍然抵挡不住向往自由的我……
现在记起这些事，只是谈笑风生而已，儿时的我虽然经历了好多苦痛，但毕竟还小，许多东西都不懂，过去了就过去了。现在想起来，心里挺酸楚的。
渐渐地我长大了，因为我家姊妹太多，我被迫被送到了外公外婆家，从此开始了我的读书时代。外公外婆没有孙子，我就是他们的宝贝，有啥好吃的好喝的总给我留着，他们舍不得吃一口喝一口。
我就这样被他们娇惯一直到上高中才离开他们。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他们也没有太多时间看着我，只好把我早早地送去学校，单单学前班我就上了两年，因为太小校长不让我升学。
其实现在想起来也挺好的，我认识了好多小伙伴，包括同级的和不同级的。记得那时候长的黑瘦黑瘦的，总是受人欺负，书包里总是充斥着这样那样的垃圾，发霉的馍馍，废旧的本子，应有尽有。
外公不忍心看我受人欺负，就拿了两盒烟去找了我的班主任，用两盒烟给我换了一个班长的职位。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轮到我来欺负别人，那时候哪懂得贿赂，只知道谁给我好吃的就不欺负谁，因此小伙伴都比较怕我，不敢和我作对，谁要是和我作对报告给老师的纸条上一定有他的名字。
不过，当了班长以后我的学习成绩也慢慢开始提升，总是老师身边的小红人，学习好还是班长，就这样叱咤风云度过了小学时光。
接下来就是初中时光了，这一辈子最难忘的就数初中了。
从幼小渐渐成长，我遇到了一个努力争气的班，班主任火气很大，总是严格要求我们。真好，那段时光，我遇到了要好的朋友，收获了比较成熟的友谊。
我上的那所初中虽然很破旧，很落后，但有着一帮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老师们。我的每个老师都令人尊敬，不管是做人做事还是做学问，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坚守和原则。我的化学老师同时是我的地理老师生物老师和计算机老师，在我的印象中他啥都会，讲起课来滔滔不绝，但却不会让人感到厌烦。
我的数学老师因为年轻时干农活弄伤了右手，从此写字都是由左手来完成，虽然是左手，他画的圆却比我用右手画的圆圆多了，数学老师虽然是理科生，但整个人的气质透露着文人的典范。
右手失去动手能力的他总是笑着面对我们，面对每一天。历史老师上课从来不带课本，他熟悉他讲的内容在第几页第几行，他的记忆总是令我们大吃一惊。物理老师写的一手好字，毛笔字钢笔字均刚劲有力，总是被人家请去写对联。班主任总是板着脸，死盯着我们，鼓励我们好好学习。
不过，我们没有辜负这么多老师的辛苦，初中虽小，中考却考了全县第二，为县重点高中输送了大量人才。这就是我不平凡的初中时代。
然后我顺利进入了县重点高中，这下就比较惨了，在人才济济的高中里，我显得那么不起眼那么渺小，不出人意料，第一次考试五十多个人我考了四十九名。
知道名次的我哭了很久，一个人坐在操场边总结经验教训，决定重新振作起来，我开启了拼命学习的模式，于是，出人意料我考到了第十一名，这下就比较稳了，我一直前进，第九，第五，第三，直到第二。这里面的心酸和苦痛只有我知道，我不想多说。
我觉得高中的那段日子真好，有一群可爱的学生一起为未来努力奋不顾身，有一群可爱的老师为了我们的成绩夜以继日，这样的日子值得铭记。可能一辈子只有这一次了吧，过去的已经回不去了，我不再多想。还记得我的高中里有一个孔子的庙，每次快到考试的时候，孔老夫子的石像下面总是摆满了苹果，有的时候还能见到一两个虔诚的学生跪在石像下面祷告……
现在说起这些只能谈笑风生，那些为梦想拼命地日子也就这样被一笔带过，少了当初的那份雄心。仿佛时光还能退回那年夏天，校广播又放着朴树的那首平凡之路，我们绕着大操场一圈一圈跑步或者散步，谈论着同学之间的八卦事……
教室里刻苦学习的同学很少下去散步，错题笔记抄了一本又一本，笔芯换了一根又一根，试卷一张一张发下来，铺天盖地，遮住了课间熟睡着的同学；老师在黑板上讲啊讲，一天又一天强调着那些重点，恨不得把它们刻到我们脑子里，粉笔灰撒了一地，这就是我们逝去的青春啊，真的回不去了…
无论怎么样，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该散的终究要散的，高考轰轰烈烈的到来，每个人都捏着一把汗，父母亲忙忙碌碌，为我们准备营养品，我们心里忐忑不安地翻看着每一个老师讲过的重点。
我记得高考前那天晚上我失眠了，第二天昏昏沉沉就进了考场，不过结果没有我想的那么差，基本上属于正常发挥，现在想起来高考不过是一件小事，以后的路还有好多好多比高考更让人忐忑的，想开了就好了。
为期两天的高考我过得特别平静，感觉正常发挥就不用担心什么了，分数下来的那天中午，我因为焦虑没吃饭，就守在手机旁，不一会分数线就出来了，比去年低了好几分呢，我又安慰起自己。电话是我爸打的，我看到他咧嘴笑了我就知道结果肯定是好的，不出我所料，我上了一本线，超出了二十多分，这一段终于告一段落。
2016年7月13日是最令我难忘和激动的一天，从早上起来一直在院子里瞎转悠，连午饭没吃午觉没睡就一直在等录取结果，手机从不离手，生怕错过了录取消息。就这样一直到晚上，我打开手机输入了身份证号码和准考证号，忽然弹出了宁波大学！我哇的一声叫了出来，吓坏了我爸妈。那时候觉得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我的付出和努力终于有个一个结果，人世间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此吧。高中大抵是如此度过的。
2016年9月8号，我从静宁出发到西安，踏上了去宁波的路。乘坐火车一路南下，边看风景边听歌，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颠簸，我第一次到了这么大的城市。感觉茫然不知所措，想家又不敢对父母说，我怕他们不踏实，担心我，所以我只能佯装适应和习惯。
其实心里挺难过的，这边人生地不熟的，还害怕我会被人潮淹没，因为我早就听说南方人才济济，我怕没有我的一席之地。
所有的担心和恐惧我只能默默放在心里，难过了就只能望着一片灰蒙蒙的天空想想家。
不过，有时候我又觉得幸运，正因为我一无所有，我才有了永不停歇努力的理由。我愿意一直前进，永不放弃。
2017年5月14日，我很虔诚地写完了这篇文章，瑾以此文章怀念过去的永不复返，记录从今的来日方长。我相信，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这就是我自己。
之二：
我是陈露冰
和范雨素不一样，我的生命依然是一本书，只是是一本被装订得很平整的书。
我出生在浙江宁波的一个沿海小镇，我的父母从一开始都是小镇上普通的镇民。
奶奶生了四个儿子，父亲排行老四。幼时艰辛的生活将他锻炼成一个坚忍的男人。我小的时候，父亲替别人开着翻斗车运土。母亲在一家砖厂里烧砖窑。而我，在他们的手掌心里慢慢长大。
我的童年是幸福的，常常跟在堂哥后边去田里挖蚯蚓，去海边捡花螺。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家里生活的不易。我记得的是，每晚父亲工作回来带我去马路边吹风；母亲日里带我去集市上买小裙子。直至现在，当我回忆起童年里母亲在砖窑附得一身的灰尘，父亲被烈日晒得红亮的脸庞，我才知道我是从那个艰难的岁月中被小心呵护的花朵。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只会为我买新衣服，她从不打扮。早起穿件灰蓝色的罩衫，下面一条宽松的运动裤，蹬双沾满黄土的解放鞋，便上砖厂烧窑去了。白天我便去奶奶家，傍晚母亲回来接我，她总是灰头垢面的，解放鞋上好像沾了更多的泥土，梳好的马尾也散作一团。母亲可没时间管这些，她领着我去菜场买好菜，便马不停蹄地钻进厨房，“老板牌”抽油烟机轰轰的声响伴随着父亲进门的脚步声。若是夏天，父亲必是光着膀子，脖子上挂着条湿透的毛巾，不知是水打湿的，还是汗。我的父亲，好像也比早上出门时更黑了。就这样，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吃起了晚餐，一天不见，晚餐的时光甚是美好。
五岁那年，父亲跑了一个长途，开的夜车，由于疲劳驾驶，父亲在回来的路上撞上了一个横穿马路的路人。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母亲接到电话后瘫软在沙发上无助的模样。之后的日子，母亲四处找亲戚、朋友借钱。母亲先去找了几个当时家里有闲钱的亲戚，吃了闭门羹。她着急无措，母亲必须筹到索赔费，才能让父亲少一些麻烦。那阵子，家里天天挤满了人，很多平日里交情一般的人知道我家出事后，都纷纷伸出援手。最终，在大家的努力下，一切终于风平浪静。我家也因此背上了债务。这一纸欠条，是我们家一辈子都还不清的恩情。
我常常在想，“血浓于水”真的代表不了什么，血缘这条纽带桎梏了太多毫无感情的人。不是因为这件事后我不再相信亲情，而是我懂得了患难之中，真情的可贵。
后来，我到了上学的年龄。我的父亲，为了让我有更好的教育，托人托关系将我转入城里的实验小学，那时由于学籍的不同，我还要交4000元的转学费。
父母借着利息，将我送入了学校。从一年级开始，到高三，我始终在我们城市里最好的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女孩子不读书，以后怎么会有出路。”我到现在，都深深佩服我父亲当时的远见卓识。
如果当初他和镇里其他父母一样，将我送到镇上的中心小学，再升至镇初中，再到一所普通高中，现在的我，便会是一副见不得人的模样吧。也许在现在这个社会，很多人会冷眼说：“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你看某某莫小学还没毕业呢，现在照样是个大老板。”不可否认。
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么高的天分，也秉不了这么强的信念，更做不到连学都没上完就跑去社会上开什么大公司。所以，我始终深深地感谢我的父母，让我有机会安安稳稳、脚踏实地地接受良好的教育，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
我的父亲，在我十来岁的时候，终于鼓起勇气改行自体创业。我觉得父亲的勇气，来源于我，来源于这个家。他太爱我了，怕我没法跟城里的孩子一起做朋友，怕我在城里生活的不好。
他先是入股了砖厂，砖厂分红分了几年，父亲的手里终于有了一笔可流动的资金。他再次贷款买了第一辆挖掘机，这一次，可不是贷4000元的学费，而是买挖掘机首付的十几万。要知道，买一辆挖掘机要百来万呢。
父亲当然不能一次性支付这么多，加上借的钱，刚好首付。买了挖掘机，他又请了会开的师傅，开始了他的“老板”生涯。挖掘机的活不少，这边做完工程便连夜拖到另一边。父亲忙的不可开交，渐渐地，母亲不再去砖厂烧窑，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起来了。
没过几年，父亲又贷款买了第二辆挖掘机，接着又和别人一起合股了第三辆大型挖掘机。同年，我小学毕业，那年房价涨得飞快，我们家却紧锣密鼓地在城里一个新的高档小区买了房。
有句话说的一点都不假，“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我觉得我们家就印证了这一点。现在的父亲，管理着一家砖厂，又“坐拥”着四辆挖掘机，偶尔还投资点工程项目，成了名副其实的老板。
成了老板娘的母亲终于开始端详自己脸上的皱纹黑斑，开始在意自己下垂的肚腩。果然，女人都是爱美的。她的衣柜里塞满了漂亮的裙子，梳妆镜前也摆满了瓶瓶罐罐。
而我，除了学习要靠自己，生活更是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舒服得不行。成了老板的父亲，身体也日渐发福，啤酒肚一日大过一日。只是，曾经那段困窘不堪的岁月在他黝黑的脸上留下印记，我的父亲，看起来要比其他同龄的老板更为苍老。
有一次，父亲开车带着补习回来的我，迎面而来一辆隆隆作响的翻斗车，许久不见儿时翻斗车的我高兴地大喊：“老爸快看，翻斗车诶！”一旁的父亲却默而不语，良久，才幽幽地说：“十年前，我们也还过着那样的生活呢。”
是啊，既然经历过，又怎么会忘却。总说岁月无情，我却不以为然，岁月镌刻在父母脸上的痕迹，不就是时刻提醒着我们，切莫过了好生活，就忘却那段艰酸无助的日子啊。
初三，我越来越感受到笼罩在压力之下。事实上，我所在的奉化区，以前是奉化市，只有一所省级重点高中。所有人削尖了脑袋往里钻，当然也包括我。
我的成绩一直不错，但对所有临近中考的学生来说，上一个好的高中，意味着离重点大学不远了。何况父母平日里从不让我担心生活上的任何事，除了学习。不尽人意的事还是发生了，中考前的四次模拟考，我的成绩一次比一次差，排名更是层层下滑。父亲急的要死，可他不是老师，尽管他很想把我从退步的深渊中拉回来。
比父亲更急的，是我。毕竟直面现实的当事人，是我自己啊。我知道成绩下落的原因，是我调整不好自己的心态。中考一天天临近，父亲终于开口了，他说，你放轻松考，考不进，我就想办法花钱让你去借读，好的环境很重要。
我亲爱的父亲，在这个时候，不是催我怎么把成绩提上去，不是怪我在最后关头没有稳定成绩，而是想着怎么让我少点压力。
为了父母，我咬着牙，挺过了中考。命运的眷顾，让我顺利升入重点高中。中考成绩下来的那天，父亲看着校门口光荣榜上赫然印着的我的名字，乐得合不拢嘴。那一刻，我觉得命运眷顾的不是我，而是我亲爱的父亲。
上了高中，我面临全新的人生。文理分科的时候，偏文的我选择了学理，并被分到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我很喜欢理科班里的相亲相爱的氛围，一下课，一堆人围着叽叽喳喳聊个不停，互相分享着手里的零食。总觉得那时候的课间十分钟，好像有三年那么长；那时候的高中生活，好像有一辈子那么久。
有时候，突然好想再回到那个写满骄傲的年纪，单纯地享受和同学们在一起的日子。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一袭朴素简洁的不显身材的校服，但却有那令人羡慕的脸庞，那充满希望的目光，那是我无往不胜的青春啊。
现在，我如愿以偿地在大学的校园里，就像曾经梦想的一样，长大成人。只是，时光只解催人老，你在意的，怀念的，最后不过氤氲在记忆中。
在我的脑海里，常有一群少年，他们把衣服挂在肩膀上，走在阳光里，有一种时光永不老的的肆无忌惮。直到近几年，身边的人一个一个永远地离开，我才知道，时光会远走，少年会长大。
我的生命，仍旧是一本装订得平整的书，命运将我裁剪得如此精致，我又以何辜负？
之三：
我是韩蕙如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儿，虽不是养尊处优，万事幸福，但我总觉得命运在眷顾我。
我是山西忻州人，生在一个平凡的工人家庭，独生女。
我的父亲叫韩文革，是一名电工，家里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他是老大，叔叔是老小。而父亲和叔叔的待遇简直天差万别，爷爷奶奶不疼我父亲，当然也包括我和妈妈，在我小时候，奶奶教唆我爸和我妈吵架，不论我妈怎么做，我奶奶都不认同。
记得小时候，我妈去姥姥家有事，把我送到奶奶家，我意外地在柜子里发现一瓶饮料，开心地正要拿出来喝，被奶奶一把夺了回去放到了柜子里，并附带一个白眼。她以为我还小，什么都不懂。
初中的时候，我妈有事我又去了奶奶家，由于一个同学要买表缺了三元钱，我妈留给我的零花钱也花光了，就和我说能不能问奶奶借三元，然后会还我的，我问我奶奶要，我奶奶果断拒绝了。
奶奶不疼我，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当别人问到原因时，我奶奶说嫌弃我是个女孩——但是我婶婶生了两个女孩，我奶奶爷爷视为心肝宝贝，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与我的待遇天差地别，每次看到他们疼那两个小孙女的场景，我都觉得很心酸。
去年考上大学，奶奶没有打过一个电话问过一句我考得如何，我知道她不疼我，也没有和她主动说过，因此奶奶逢人就说我不孝顺，一点都不知道疼他奶奶，还说白疼我这个孙女了，我听说之后只是呵呵一笑，我有时候挺迷信的——我觉得：人在做，天在看，人说话不能这么假的。
我的母亲叫袁秀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庭妇女，本来想找个工作的，但是为了让我更好地成长，专职照顾我。直到去年高考结束，我来宁波读大学，她才出去工作。母亲没有多高的文化水平，但是对我的教育却没有落下趟儿。我的母亲从小受到我姥姥姥爷良好的教育，识大体，会做人，我今天的性格养成和我妈妈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很感谢我的母亲。
虽然说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不能打骂，良好的教育应该是沟通，但是不得不说，我这种脸皮厚的人不打不骂还真是治不了我，我妈现在总说很后悔当初那么打我骂我，但是我从没有怪过她，要不是她那时候的严厉，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姥姥姥爷对我的爱相当于爷爷奶奶对他们两个小孙女的爱再多很多吧，姥爷视我为心肝宝贝，有什么好的东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记得小时候我在城里上学，姥爷在村里的院子里打一口井，不知怎么跑出来一直很肥的兔子，立马姥姥姥爷就把兔子炖了肉等我来的时候吃，可是那时候信息不发达，电话未普及，他们一直等不到我回去，我姥爷就打算去我家送肉给我吃，当他把肉拿出来时，发现已经发霉了。每每想到这件事，我的眼泪总是不由得落下来。
去年高考完，成绩出来后姥姥姥爷说我要上大学了，给了我两千元说是作为奖励，我知道他们的钱是种地攒下来的，来之不易，所以我不收，姥姥姥爷都哭了，质问我为什么不要，最后我拿了钱。我发誓，将来自己挣钱了，一定好好报答他们。
从我上学前班到初三我家搬家之前，我妈每天接送我上下学，风雨无阻。因为我们家住在一条运煤大卡车经过的路边，车祸频发，经常受害者连全尸都保不住，直接被车碾成骨头渣子。
听到车祸的事情，我们就像听到有人在路边捡了五毛钱一样稀松平常，所以妈妈不放心。而且马路对面是一座山，那座山上埋着很多人的尸体，还有很多诡异的事情经常发生，我也不知为什么当初我们家要在这里盖房子。
小学的时候上下学都是在白天，上初中之后，就有了早晚自习，我妈通常送我之后要一个人回家，我知道很恐怖，但是她从未抱怨过一句。
初三毕业之后我们家在一个比较繁华的小区买了房子，把老房子卖掉了，我妈才放心我一个人上下学，她也算是享了福。
高中和初中一样，班主任都是全校最好的，但是我并没有珍惜，我没有好好学习，早恋了。我们班主任知道后立马通知了我父母，我爸妈很伤心，但并没有因此打骂我（妈妈只是在我上初中之前实行“家暴”）。
当时正好分文理科，我们班主任带文科班，我想学理科，而我因为没有好好学习，去不了好的理科班。爸妈和班主任商量之后，班主任觉得我一个女生学文科也挺好，可以继续留在他的班里，但是错误一定改。我考虑了几天之后打算好学文科，并且不再和那个人联系。在班里，我还是挺珍惜这个机会的，认真学习起来，成绩也一下到了班里前十，然后考到了宁大。
因为我是独女，家里比较希望我留在山西上大学，但是我不希望留在那个黄土高原，我想去东部沿海的发达城市，所以和爸妈谈过之后，他们很理解我，所以即使很不放心，也还是把我从笼子里放了出去。
来宁大之前，莫名其妙特别想学跆拳道，我不是那种淑女，从小就心里有点想学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得知宁大有跆拳道社团之后我义无反顾的加入了，现在也还是很喜欢跆拳道，有很多的收获，不过最大的收获还是“捞”了个人——他是我现在的男朋友。
他叫边旭力，比我大两岁，浙江绍兴人，他读过很多书，这些书涵盖了很多不同的学科，所以在我的很多迷茫之处都能给予指点。他跆拳道有黑带水平，在跆协是我的教练，由于我练的勤快话也多，两个人经常交流，就顺其自然了。
我前面说过我早恋过一次，但那时候真的是什么都不懂，现在和那时候感觉不一样，不论我们两个人能走多远，我们还是把对方放在了各自的人生规划当中，我们希望能一直走下去。
我们的价值观相同，但是两个人的性格却是互补的，我做事拖拖拉拉，他做事雷厉风行，他带着我更快地做事，我拖着他做事的时候多加思考少犯错误；他目标感强，可是我似乎有点缺乏目标；我人际导向强，他却比较弱……
我说我是一个幸运儿，我有疼爱我的爸爸妈妈，即使没有得到爷爷奶奶的爱，我得到了加倍的姥姥姥爷的爱；在我人生即将堕落的时候，我的班主任及时把我从悬崖边拉了回来；在我报志愿的时候，爸爸妈妈能够尊重我的意愿让我来到这里；在我来到大学非常迷茫的时候，我遇到了我的男朋友，从跆拳道教练转为生活方方面面的教练，让我本应迷茫的大学变得有目标有动力有计划……
我不知道我是否会像这样一直幸运下去，也不知道以后的运气如何，但面对运气的态度是可以掌控的。人生的路是自己走的，所以，我只知道我要奋力前行，我要努力，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之四：
我是杨莹
若把心沉下来，以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冷眼旁观，则我能看到一个由他人构筑起来却真真切切属于我的回忆。
我常常能觉察到，其实我一直活在别人的对话、思想以及生命里。因而在我的记忆中满是外婆的念珠、奶奶的蒲扇和母亲盈盈的笑靥。这些或具象或抽象的符号转而化成了层层水汽，充斥在我记忆的深处，蒸发成了生命的颜色。
今天，回首二十一年的韶华，我发现自己竟不曾拥抱过孤独，也不曾拥有过独自静思的空间。我来不及品味悲伤，也来不及承受失败。我是幸福的，是可悲的，更是幼稚的。
我深知若细数这二十一年的生命，用笔写下，不免会为人诟病。似乎二十一年不足以拥有谈论或记录的资历，更何况我的装束、行动、思想都与大城市所言的时髦相悖。但我仍愿意以最古老的方式，用最真实的笔调写下由他人构筑的我的世界。
我是浙江余姚人。十八岁之前，未曾离开这座小城。记忆中的老余姚，只有山涧的水流与地上的孩子是喧闹的。在那里，山村简陋可是沟渠干净；小径无路，可是石阶整齐；田野错杂，可是芳草可爱；屋瓦狭隘，然而颜色缤纷。
我坚信，它会是大隐如周梦蝶一般的人物所追求的圣地。但对于十八岁渴望追求“大世界”的我而言，这是我竭尽全力要逃离的地方。
十八岁的我，叫做不甘平凡。
外婆
童年的我，排斥外婆，却与奶奶格外亲近。外婆出生于梁辉县一个地主家庭，一个人便霸占了村里的“N”项第一：第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第一台九寸黑白电视，第一个入赘的男人，第一个足足九斤的大胖小子，以及第一个嫡亲的孙子。谈起外婆，人们总用一种羡慕又崇敬的语气，搜刮出肚中最美好的词来形容她。
不管是家中还是村里，她都有着与自身身材不相符的决断力。外婆八岁时，遇到邻居家小孩打架，石头砸破了孩子的脑袋，顷刻间，鲜血流成瀑布。她二话不说，抄起一条湿毛巾捂住孩子的伤口就把他送到了卫生院。反倒是身为大队队长的外公，一辈子光听外婆的，也没做过什么决定。外公所做过唯一的决定就是将母亲嫁给了同在工厂上班的年轻小伙子，也就是我的父亲。纵使外婆嫌弃父亲的经济状况，却也拗不过一辈子沉默寡言的男人提出的唯一一个要求。若是外婆执意不许，那么恐怕现在也就没有我的存在了吧！
外婆说的话管用是有原因的，她的善良和勤劳也是有原因的。
她在大队中总是先进分子，什么男人、女人的活她都能干，常常袖子一撸就钻到男人堆里修起了水库。在三姐妹中，她不市侩、不矫情。一群老太太念经时，她也总是最不吝啬自己嗓音的那一个。这种凡事都要尽力的性格，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更何况她还有一个担任妇女主任的妈，以及一个听话的大队队长做“内人”，她说的话自然也就管用。
然而，我久久无法找到她善良的原因。我常常替她不平：为什么明明只消一分力，她却总出十分。何必呢？让自己这么累值得吗？难道就为了一个荣誉称号，还是为了别人嘴里说出的一个“好”字呢？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原来在外婆的心中扎根的不是我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所言的“等值交换”，而是“积善有余庆，积恶有余殃”的因果信仰。如今，患有脑部肿瘤的她，不也正是因为这种信念撑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春夏，熬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秋冬吗？
其实，我挺佩服外婆的善良与决断力，也一度想与她接近，但唯独一点，每每听到外婆神色飞扬、用加了着重号的语气说出“嫡亲长孙”这四个字时，我便尽可能地躲得远远的。或许是出于小山村人撕不下的面子，或许是出于乡下人低不下头的自尊，我与外婆总是隔了一层说不出道不明的隐形薄膜。有时，她离我很近，但有时，她却陌生到窒息。
奶奶
奶奶与我的回忆，似乎都在那张被凿去菩萨像的木床上。这张木床是木匠艺人设计打造的。床的三面都有挡板，四边用木条支撑起来，顶上是镂空交错、大小不一的格子，再往上铺了一张透明的油纸，用来阻挡灰尘，四个角上各有一尊菩萨头像，雕刻得细致而精巧。如此古老的艺术雕刻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人批为迷信。奶奶亲眼看着一帮壮汉用斧子、锯子凿下了角上的的四个菩萨像，流下了眼泪。或许因为这张老木床也承载了奶奶的什么回忆吧，搬家时，她说什么都能扔，唯独这张床是舍不得扔的，于是，它便一直留到了现在。
记忆中，我总是躺在床上，依偎在奶奶的怀里。她轻摇着蒲扇，现编现唱着一段段儿歌（至今我仍能哼唱一些）。而我总爱仰头，数着床顶的格子，听奶奶讲着“余姚谜语”。有些是她自己编的，也有些是她听别人讲的。由于年龄太小，我总是猜不出来，但越猜不着便越爱猜。刚开始，奶奶还能不重复地讲着新的谜语，到后面，她便插着腰，半嗔半笑地说：“我不跟你猜了，反正你也猜不到！”
奶奶家有一个大大的院子，院子里建了些小房子，用来租给外地来的民工。这些人在村里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外地人”。我总觉得“外地人”与我们不一样，他们最爱偷生（小孩），总是手里牵一个，背上背一个，怀里还要抱一个。他们逃避罚款、偷挖红薯、偷摘果子，（我不曾看过他们偷东西，却深信他们能这么干）他们穿着脏衣服，还往巷子里泼脏水。由于出租的房子没有卫生间，一个村子又仅有两个公共厕所。因此，他们还在巷子里排泄“有机化肥”。儿时的我便对这些“外地人”有着莫名的反感。我一度认为，只有余姚人才能称作“好人”。这是多么狭隘的偏见啊，但这些偏见却根深蒂固地伴我度过了整个童年。
“外地人”的存在让奶奶养成了低着嗓子说话的习惯。她总用大提琴似的音调教育我：“要把院门关好，别人的好坏我们是看不出来的……”念叨到最后，她总要用“孺子不可教也”式的语气，以“你们这些人是什么也不懂的”作结。奶奶说话时的神情总是分外严肃，仿佛院子里除了废纸板、易拉罐以及几只下蛋的老母鸡外，还有会遭人觊觎的珍宝一般。
奶奶总是有自己的规矩，尤其是在饭桌上：打饭不能打第一碗，吃饭要端着碗，筷子不能插在饭上……从小我就被教育要听话，在家听父母，在外听老师。这使我在小学时期总是将老师的话当成圣人的教诲，丝毫不敢违背。
上小学前，我换过三次幼儿园。第一次是在妈妈工作的民办幼儿园，第二次是在民工子弟学校，大我五岁的表姐也在这所学校上小学。学校很小，站在校门口便足已窥视整个学校的一举一动。教室仅有五六间，我总是按照心情，选择其中的一间，然后听着一、二年级的课程（在这里，谁也无法阻止一个幼儿听高年级的课）。第三次，由于要升小学，母亲便把我转到了学校规定的附属幼儿园。在这里，我将自己定义为“优等生”。我可以肆无忌惮地用最高傲的眼神看着身边那些“咿咿呀呀”连英语都不会的小孩。
七岁的我终于进入了小学的校门，那个年龄是很容易骄傲。我的成绩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年龄又相对较小。更何况班主任在父亲为学校贡献了书柜后似乎总是对我爱护有加，我能觉察到老师的不公平，但作为被维护的对象我总是乐在其中。有一次，我把老师晒在阳台上的鞋子撞到了楼下，适逢上课铃响，便来不及下楼去捡。就在上课铃响的数秒之内，一向明察秋毫的老师便将此次案件的嫌疑人锁定在了平常吵闹的小男生身上。如今，我已记不起来当时的自己目睹断案全过程时在想些什么，只是那个帮我背黑锅的小男孩，至今还留存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奶奶有三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孩，从未上过学。老二好学，奶奶就做奶娘挣钱，一直供他读到了大学。老三便是我的父亲，他的成绩比老二还要好，还未到上学的年龄便追着老师，哭着喊着要跟哥哥一起上课。但自从六年级那年，跟着叔叔出城玩了一趟后，心便彻底野了。他开始模仿沈从文，变着花样儿逃学，享受来自大自然的洗礼，不幸的是，他终究没能成为第二个沈从文，倒是成了一名不错的青年木匠。
或许是有了父亲的前车之鉴，奶奶总是督促爷爷或者母亲送我上下学，生怕我继承了父亲的“优良传统”。幸好，我生性怯懦，又没有这方面的心眼儿，才能安全地在学习的道路上走过了十六余年。
母亲
母亲在她25岁那年嫁到了杨家，占领了比外婆更多的第一次：第一次洗衣服，第一次下地，第一次伺候大伯家的儿子、女儿以及刚刚出生的我。听母亲说，我出生于一次意外。当天，常年寄养在我家的表哥摔在了地上，母亲去拉他，就这么一蹲便引起了早产。母亲挺着大肚子在医院上上下下地办理手续，独自一人诞下了我。我出生时仅有三斤四两，医生说定要养在保温箱中才能活下来。母亲没有足够的钱，又因为我只是个女婴，就默默将我带回了家。讲起我的出生，母亲总会抱着我笑着说，“我就知道你命大！”但每每听到这些故事，我总是会为幼年的自己感到心酸。
母亲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她年少时，会像小男生一样爬树，会独自上山挖笋、放羊，会偷骑外公的自行车，也会独自一人出门远行。她总是贪玩，拎着本该装满草的篮子，和孩子们疯跑，回家时，拿树枝架起薄薄的一层草，虚张声势地在外婆的眼皮底下倒入牛棚交差。
母亲本该是活泼的模样，25岁之后，她却开始变得娴静。或许是因为婚姻吧。人们总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母亲在结婚前却连爱情都不曾经历便直接进入了亲情阶段。母亲和父亲是传统的家长式婚姻，见了几次面便草草地结婚了。母亲和父亲刚开始是相敬如宾的，父亲什么都听母亲的，俨然一副三好男人的模样。他会炒菜做饭，会帮孩子换尿布，也会骑车带母亲出游，再看上一场露天的电影。但渐渐地，在姑姑的嘴里，父亲竟成了一个怕老婆的“软柿子”，她言之凿凿：“没有一个男人会干换尿布这种事，这都是女人才干的活，你能碰吗？”起初，父亲不曾理会，但人言可畏不是没有道理的。很快父亲便适应了“大男人”的生活，并甘之如饴，他只顾挣钱养家，其余的家务一概不再沾染。因为此事，父母之间经常产生争执，幸而他们的争吵总是隔着一道门，我只需忍受嘈杂，不必目睹战争现场。
渐渐地，到了现在，家里连争吵也没了，变成了偶尔的牢骚和抱怨。或许，吵了一辈子，累了吧，终于还是要归于宁静的。于是，母亲用老成的语气告诉我别计较，教导我别在意。或许，在她的幸福观中，平静和不改变就是最好的安定。
至于我呢？我更欣赏年轻时的母亲的故事，不管她信不信，我总能从她的眼睛里找到渴望青春的模样。
我
我总是在想，如果，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一个乖顺的我，一个被他人指挥着的体面的“提线木偶”。我会走上父母规划的最安全的路，成为一个坐在路边鼓掌的女孩。那么，我将成为怎样的人？或许，我不会经历重大的创伤，不会面对浓烈的孤独，更不会承受惨重的失败。但我想，我的生命将缺少波澜，我会不如镜子里的“我”深沉而独立，甚至不如倒影中的“我”跳跃而包容。我不清楚，这样的“我”会是什么模样，但我坚信，我不愿成为这样的“我”。
我的身边有许多爱折腾的朋友。他们各不相同，有的折腾创业，有的折腾爱情，也有的折腾到了国外，满世界地蹦跶旅行。我身边也有许多追求“不变”的朋友，他们却是千篇一律。他们愿意躺在床上举着手机看综艺节目，过了一会儿，感觉到了一丝疲惫，于是茫然四顾、唏嘘感叹一番，又仰头望了望空空如也的天花板，拆了包薯片，点开了一个新的综艺节目。他们忽而辗转反侧，忽而惆怅感伤，但转眼又送给自己一句话——平凡挺好。
我常常听到外婆、奶奶、妈妈口中蹦出“平平淡淡才是真”这几个字，那是他们经历过太多的动荡，如今只需坐在椅子上感叹一句现世安稳；那是他们经历了太多的无奈，看破了太多的生死，如今只能躺在摇椅里安慰自己平凡就好。
那么我呢？没有波折、不曾纵情，又怎么对得起青春二字的张扬与明媚？
我总是觉得，我和小城中人不一样（从出生起就不一样）。或许我缺少的是他们骨子里的安定，我生活在宁静的小城，却总是期盼着青春的猖狂，渴望着年轻的不凡。我任性地笃定：二十一岁的我理应是父亲逃学时的模样，是母亲年轻时的风姿。纵使终将平凡，我也曾经绽放！
若能选择，我愿如一朵野花，开在崖壁之中，自顾自热烈。
之五：
我是杨晓琦
一
我的家在浙江丽水遂昌。地理老师曾说：“丽水，是浙江的西藏。遂昌啊，就是丽水的西藏。”也常听到人说，我们县是丽水市的角落疙瘩，公路通到我们这里就到头了。每次一听到这种话，我总有一种“地球其实是扁平的”的错觉。
而类似的话，我从小听到大。这些话就像是什么真理一样，身边的长辈饭后乘凉的时候会说，老师上课时会说，上中学时我也经常和同学交流并且在叹气后达成共识。而每次我和同学达成共识，就感觉自己像指点了世态一样满足。但是事实上，我从小到大没有出过县城。茶余饭后对遂昌津津乐道的长辈们，大部分也一直守在这片山区。我曾经疑惑，第一个批判我们家乡的人是怎样说服那些没有出过县城的人让他们认为自己所在的地方很落后很贫穷？还是说遂昌真的有那么落后以至于外出几趟就能把遂昌和其他一些地方立马分出个高下来。明明也还是有很多晚上去钱柜唱歌的年轻人，每天雷打不动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热衷于买保健品的爷爷奶奶。后来我看了《围城》，发现自己原来是与书里喜欢聚在一起谈论中国落后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共鸣。
不管怎样，遂昌落后的确是遂昌人民的共识，遂昌是贫困县这也是事实。爸爸妈妈们都希望我们飞出去，大学毕业也不要再回来。县城里的学校努力引进外边的教学机制。政府更是大刀阔斧地新辟地建房产，植树种花搞旅游，还弄了轰轰烈烈的“亮化工程”。家乡的改革在推土机与LED灯中显示出摧枯拉朽之势。
可能是运气好，我们这一代几乎赶上了所有的改革。
我一出生，县里出了政策说县城的户口可以用钱买了。于是农村户口的妈妈连忙花了几千块把她和我的户口转到了县城。几千块对于二十年前的我们来说算是一笔大开销。但是妈妈说她那时不后悔。她说她和小姨上学时因为是农村户口经常被城里人瞧不起，每个月的月末看着城市户口的人能拿补贴时心里羡慕得不得了。谁知道几十年后一切都反了过来。城市户口不值钱了，农村户口反而因为能拿补贴分田地而金贵得不得了。“不过如果我不把你变成城市户口的话，你就上不了县里的小学了。上不了县里的小学你就肯定考不上大学了。所以还是值得的。”她这么安慰自己。这倒是实话，在当时如果要上县城的小学要达到两个条件，一是要农村户口，二是要划在小学附近的房子。没有城市户口没有背景的孩子，都只能在所属的乡村上小学。而如果在乡下小学学习的小孩能考到县城的二中，大人都会觉得这小孩是“有灵气”、“很努力”的。
于是城市户口的我就这样上了县里的实验小学。县里的小学一共有两个，一个是相当于当地贵族学校的新世纪小学，一个是实验小学。在我这届之前，前者的学生能直升我们县最好的初中二中，二中剩下的几个名额才轮得到后者。但我幸运啊，小升初的时候我又赶上了教育改革。二中开始按比例招收学生了。于是我就踩着名额线的尾巴进了二中。
我在二中一开始的日子还是比较惬意的。但是惬意的日子不长久。二中为了“改进落后的教育面貌”引进了杭州育才的教育机制。到了初二，育才已经完全把二中吃掉了，遂昌第二中学正式改名为“遂昌育才中学”。
育才如狼似虎，育才来势汹汹。学校由开放变成了封闭式管理。晚饭后闲聊散步的时间用来放英语听力。晚自修由两节课变成了三节课。开始有每天一次每次一门课的周测。周日的下半天也要补课。期中期末还要和杭州那边进行联考。难度陡然增加的试卷让天赋变得比努力更重要。光荣榜上逐渐列出了一大批不努力但是很聪明的人，一些勤奋的人反而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而我，我就是那勤奋但是被成绩抛弃的人。我变得非常刻苦，班主任说我是她教过的最努力的学生。然而我踉踉跄跄，我跌跌撞撞，我不停挣扎但还是被绊倒了。我排名依旧下滑。初二对我来说是灰暗的。我后来翻那时的日记常常能看到“绝望”这个词。我的确快抑郁了。“你看看别人为什么成绩这么好还这么轻松？你光学的累是没有用的，你要找更好的学习方法。”老师和家长常常对那些刻苦但是成绩依然很差的学生提学习方法，这让我感觉学习方法好像是苦海里唯一一根浮木。后来我成绩慢慢上去了，但我其实不确定这到底应该归因于我持之以恒的努力还是学习方法。只是我在看到试卷上的分数时还是会想，其实聪明就是聪明，成绩也许和学习方法，没有太大的关系。就像是有些人成功确实是因为运气好，那就不要硬是归因于努力了。
虽然我不想回顾我的初二，但我也要承认育才的确实了不得。本来二中和三中在高中重点班的名额差距不大，但是育才吃掉二中以后，进二中的前一百名只有一个学生来自三中。如果说我们县的教学领域是一片草原，本土的中学是懒洋洋吃草晒太阳的的绵羊，那么引进育才就像是引进了一匹狼。狼碾杀了羊，然后生态系统开始变异了。
总之我熬过了那段时光后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遂中。然后我又发现遂中也在挣扎。遂中说，育才高中快建立了，它要和我们抢生源。遂中说，如果再不被列在“全国最具特色中学”名单里，我们就失去竞争力了。遂中说，没办法了，为了更好的成绩，我们要进行封闭式教学。我有点怕遂中也会像原来的二中一样变异。还好我多幸运啊，我在高考改革前，在遂中进行封闭式教学前，毕业了。
二
我总感觉，我所在的内庄，是中国最普通最传统的村庄。
村里的人家，每家一个儿子是标准配置，没有儿子的家庭在村里是抬不起头的。我们是村里唯一一户没有儿子的人家。还好爸爸算是倒插门女婿，我们一家一直住在县城外公的房子里，接触不到农村那么多的恶意。
小时候的我对“重男轻女”没有多大的概念。我只是特别反感每次到农村过年过节，老爸总是会向那些叔叔婶婶吹嘘我成绩多么优秀，醉酒后更是一反常态地当着一群人的面冲我叫“宝贝女儿亲爸爸一下”。后来我懂了，一个人吹嘘其实是因为他不自信。当众表现出的珍视是故作对外界的不在意。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感谢独生子女政策，感谢妈妈“只要一个孩子”的坚持。我最终还是在家人的宠爱下天真地长大了，并且成为了村里唯一考上大学的女孩子。爸爸终于能把村人的恶意当成是泛着酸水的嫉妒了。
内庄的人民以农为本。以农为本，其实也就差不多意味着贫穷了。我爷爷那边一直很穷，爷爷觉得这样穷不行，后来就让我爸跟我奶奶姓王，认为这样会转运。而我是也跟我妈妈姓的，据我妈所说，是因为爷爷他们认为我是女孩，不许我随他们的姓。不论如何，也许爸爸是从小被灌输了“不能穷下去”的观念，所以他不想只当一个农民，他比任何人都敢闯。
我上小学的时候爸爸曾经消失了一段时间。后来我才知道，爸爸去上海游了一圈。爸爸说他本来“想趁着这几年还有力气”去上海打工的，但因为舍不下我和妈妈所以还是回来了。不过妈妈说他是因为上海物价太高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才回来的。一般讲到这里他们两个总是要起争执。
后来他又陆续干过很多活，比如倒卖盗版手机，带人旅游，传销，自己做生意之类的。折腾这么些年，倒也真的比村里普通的农民赚的多。
我常觉得自己幸运。我出生在一个不是那么重男轻女并且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我有一个外出打工未遂的爸爸，我有宠爱我的妈妈外公外婆。我有一个完整且天真的童年。我多幸运啊。
三
我是杨晓琦。可是杨晓琦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在我小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的人。
小孩子都想证明自己与众不同，并且对自己的特点津津乐道，哪怕你只是能更快的找到邻居家的猫，只是在捉迷藏的时候总是最后一个被找到。我也一样渴望不同，我觉得我是特别有灵气的人。
小时候常常对这世界不解。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夜晚看星星看久了会起鸡皮疙瘩，后来才明白那其实是幼小生命对宇宙的敬畏与崇拜。也常常不能理解人造世界与自然的对接。一栋楼房，怎么会是一栋楼房？即便是知道楼房是由水泥建筑的是由工人盖起来的，可是还是疑惑它怎么可以从土地里拔地而起。
幼小的生命并不能很快的适应世界。小学时戴着红领巾在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学生中间偶尔会从内心深处涌出难以言语的恶心。这种恶心与我听到大人对我说“你长大后也要结婚嫁人生儿育女”时的感受如出一辙。我想这可能是一种过敏。对人群过敏，对世俗为一个人定好的未来过敏。
而小时候我就把这种过敏称作是灵气。我觉得有灵气的我很特别很了不起。
后来随着我的长大，我的过敏渐渐好了。我的灵气，也就慢慢的消散了。而会让我感到现实不真切的星空，后来随着县城亮化工程的推进，也最终不见了。
我终于脚踏水泥地，终于开始挤进这个社会。我为成绩发愁，为人际关系发愁，为未来就业发愁。我接受了“我是社会里一个普通的人”的定位。
我就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看着我的小县城为了发展而挣扎，看着我的学校为了进步而挣扎，看着我的爸爸妈妈为了生活而挣扎，而且很快我也要为我的未来挣扎。
我所看见的一切都平凡，平凡的一切都在为生存挣扎。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之六：
我是朱佳乐
我是朱佳乐，我出生在1997年的江南小镇。从小我就被家人小心翼翼地呵护，又得益于关系网的无限延伸性，被许多陌生人间接地“保护”着。我一直希望能找到一个能概括这种“无限关怀”的词语，直到有一天看见“人情社会”一词，我以为再恰当不过了。
由于我的生日是在9月1号后面的小生日，理论上七岁那年我是不能上小学的。但是父母凭着在当地小学有熟人的资源，以及以为不送礼也能办成事的单纯想法，觉得能成功把我塞进小学，可是谁知中间曲折好久，直到开学前夕我才拿到了第一张通行证，但是距离背着书包上学堂还有八千里路云和月。父亲脾气上来了:"我们不去了！再让她多轻松一年，明年我们上名校！"
这一赌气，就把我送到了几十公里以外的另一个区——我们市的中心区之一。也许是为了撑起这一口气，为了接送我上下学，父母这一年里卯足了劲，竟然打拼出了一辆车。"我们开车的时候，路上还没几辆私家车呢。"后来父亲时常这样骄傲的说。
要撑起这一口气的代价可远远不止这一辆车。还有跨区域上学理所当然要交的8000元借读费，以及把我送去名校过程里经过的一层层厚重的关系。
在我家楼下开小店的老太太跟小学的领导有关系，我能去名校上学她做了一些贡献。这使她在后来以一般人提不出口的价格问父母买车库的时候，更有底气。父母同意了，据说后来车库被老太太以翻了几倍的价格卖掉了。再后来，这个也成了奶奶激励我好好上学的说辞:"你看你爸妈付出了多少代价让你进了这个小学。"
是啊，关系的代价真重啊。
到我五年级的时候，我们一家就搬到了现在的家，据说要在上学前一年落户在学区范围内，就可以上对应的学校。之前父母看了附近蛮多房子，看到现在这一套时得知了这是学区房，对应的学校还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学校。“好！买！”
你说世界真是小啊，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环交着一环，真是幸运，这所名校的校长竟然是父亲朋友的老同学。真是妥了，本来就可以上这所学校，现在外加这一重保障，我一定能被分进一个好班。我的父母这样想着。
那一天，父亲与他的好友一起来到了名校找校长，可是已经有人比他们先到了，他们坐在走廊外面的长椅上，静静地等待召见。看见父亲他们，他们不耐烦地招着手示意他们排队。当父亲知道他们都是来送礼的以后，就扭头离开了。
在开学前一个礼拜，别人都收到了录取通知，而我没有。我妈打电话去问，学校负责人竟然说名单里没有我的名字。这下我妈急了，我记得那天我正在家看着电视，她急吼吼地冲进房间拿了几本东西就急吼吼地出门了。妈回来以后，就冲着父亲发火指责他的朋友不靠谱。其实也正常，不送礼的关系怎么能靠谱。后来我才知道，我被名校给落下了。虽然开学第一天，我心满意足地进了名校大门，可是用黑色水笔另外补在表格外面的我的名字，还是在这些黑体印刷体里显得格外突兀。其实我本来就可以上这个学校，后来父母也说了这是学校的疏忽，但是我更不愿意把它看成一个巧合。以后三年我都把校长叫做猪头，因为他长得真的有点像猪。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考上了心仪的高中。你说巧不巧，我高中班主任竟然是母亲同事的弟弟。人与人的关系网究竟有多大,才能做到每走一步都能被这层网络“保护”。班主任是数学老师，这本就让我生畏的学科，再加上这层让我生畏的关系，我几乎从来不主动去问问题，我的数学也几乎没上过班级平均分。
过去的我一直在强调自己的能力，但是现在我不得不想，没有这一层层的关系包裹，我的现在会是怎么样。比起现在，我会不会要费十牛三虎之力才能到达现在的位置，还是过得比现在更自在？
之七：
我是邓铃琳
1、我想对自己百依百顺，随心而行，后果自负。
我仍在象牙塔里快活，纵已然成年。常常窥得塔外风景，但不得全貌，心悦之，又心惧之。
我是邓铃琳，但我不是很喜欢这个用了十八年零五个月的名字，一来近似音的名字甚多，不计其数，二来考验我带着川味儿的普通话。曾经问及名字由来，答：大姑妈和奶奶找算命的人算过，这个名字取得挺好。撇撇嘴，没说别的。
虽是独生子女，但家族上还是有好些兄弟姊妹，同姓的有一个堂姐和堂兄。幼时不喜见到堂姐，因为她凭借口才可以把长辈们哄得舒畅，可以让小辈不情不愿但又不得不给她她想要的。
又是厌烦，又有些艳羡，跟妈妈迂回婉转地感慨，妈妈说，你姐是你奶奶带大的，你奶奶年轻时口才很好。
可堂兄也是奶奶带大的，温润如玉，笑和沉默多于说，有零花钱会带我吃东西，不会舌灿莲花在弟弟妹妹们手上剥皮。
妈妈说，毕竟是男孩吧。她看我一眼，奶奶希望你也是男孩。
我没回答。我觉得当女生也挺好的。不管如何，我在外婆家成长经历也颇为愉快，表兄姊大我近十岁，下暂无弟妹，可以说是享外婆一家独宠了。
2、该上学前班了，小县城没有学区房，只是抓阄，凭一双手。
小县城多个学校，排名早早有分高下。
一把汗，捏回来的学校并不讨好。于是爸妈提了些东西上了些门。我五岁多入了县城公认最好的学校，直接进了一年级。
很幸运，班主任是位很好的老师，无论从课堂教育来说，还是从人品教育来说。
小学毕业后我拿着八百多人中前二十的成绩免了学费进了小城市里排名前三的初中，也从别人口中听到了一个不负责任的老师可以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
高中毕业后小学同学会，当年六十来人，天南海北的赶来，也聚齐三四十。
谈及小学班主任，当年同窗口径一致，说老师对学生的人品很重视。
深以为然。
妈妈对我的教育也竭尽全力，识字前会每晚念故事，后来识字了，书架便越来越满。
年幼的人总爱谈天说地，因为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天地都在嘴里，都是长大长高就可以触及的东西。
于是他们问起，你以后想做什么。
我以后想做什么？
我仔细思考，可脑子里，好像也只有那一段话。
永远让我心潮澎湃着的。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文学类的吧。
如是回答。
一二年级男女生玩得热闹，三年级不知道哪来一阵风，以性别为界限，跟异性走得近些，就吹些闲言碎语黏上去。
他们走那么近，肯定是早恋了。
风里尽是或轻或重的玩笑。
小学班上很可能出这样一个人，女生排斥，男生欺负。偶尔也有人乐得一起玩，但迎接的大多数目光，是不带善意的。
我们班有这么一个女生，起因难明，一起玩的时候，和普通人也没两样。但总归是被大多数人推阻在集体之外。
不过也有人向她伸出手，又或者是为她拿起笔。那天班主任把她支去办公室，给我们念了一篇作文，文出自班上人缘极好的一位女生笔下，讲的被校园暴力的那位姑娘。
再后来偶然同路，一位男同学冲她开着玩笑，内容早已记不真切，但她趾高气扬地指着他对我说，邓铃琳，打他。
那模样，我还记得。
过些时日有传言说，当初那位拿起笔的女孩后悔了。未求证，只是暗暗思索，如果我是老师，我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往后的日子认识了另外一些被校园霸凌的朋友。他们的老师或是无所作为，或是处理不放。有一位老师甚至让霸凌方说出原因，让被霸凌的女生改。
人的恐惧总是会反应在行为上，心中恐惧愈强，行为则愈偏激。
心病何医，心药何来？我暂无解，偏偏还得到了一个逃避心理气息浓厚的回答：别当小学老师。
甚至是，别当老师。
纵然最初的梦想是中文系，但是在听父辈说中文系的出路是老师时，心生动摇。
3、升上初中，离开这个连图书馆也没有的小县城，去了小城市。寄住在小伯家，和堂兄表姐一起，由奶奶照顾。三室两厅，我和表姐同睡，十一二年早睡早起的习惯轻轻松松被拗过去，也是在这里开始沉迷手机。
虽不至于没日没夜，但把大把大把的时间精力砸在上面。那里面网络文学异军突起，长，并且各有千秋，倒不似现今千篇一律，套用模板。
除此之外还有游戏，后期剑侠情缘三席卷网络，至于前期，虽然没有涉及什么很好玩的，但有一句话是，无聊就学习，立刻会出现更有趣的事情来打断你。
我颓废，却不自觉。
成绩持续在进国重高中的线上下波动，家里人有些着急，眼看着我从两位数掉到三位数迟迟起不来的老师们也着急，好在最后一周下定决心好好学习，擦线而过，进入重点班。
与此同时，初中是我过得最快活的几年。
我沉迷网络，也在上面认识了许多朋友，三观尚未确立，是非犹难判明。所幸，有人告诉我年龄是本钱但不是撒泼的理由，有人告诉我对错可能难以判断但真假可以求得，有人告诉我要宽于待人严于律己。
也有人教会我如何和朋友相处，什么是底线，精神的富裕同样重要，不要事事都讲成功论。
有人告诉我，与其担心亲近的人飞得高不高，不如关心他们飞得累不累。筋疲力尽的时候，最怕有人在身旁高喊加油。既然力竭，何以加油？
可是爸妈并不会听任我与网络上的人来往过近。
被骗到外地然后绑架的案例太多了。他们这样说。我也闭上了意欲再解释的嘴。
即便成绩不如当初入校，也只是不如当初，在新环境如鱼得水，网上现实都不觉有什么孤独而言。
虽然，心里还是有隐隐的预感与希冀。
生活很好，没有达到我要的最好。
4、高中与初中不过两三条街相隔，初中班上半数人都进了这所高中，三三俩俩地被分配，好巧不巧，一个都没有跟我分配到一起。
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傲气，虽然心说中考大部分是靠运气，但是班主任所强调的，高中不比初中，不是一个学期就能够学好的，我依旧没太放在心里。
小初的语文成绩往往是几科中的最好，若论排名，甚至论分数。但我从未真正接触，所谓文学。只是心生向往，徘徊门前，踟蹰不知如何更进一步。仅仅是现当代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高中的语文老师很有个性，自成风格，讲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爱情，讲李敖唾弃政治，讲文之风，史之影。
想触碰整个世界，读书为上策。
迷迷糊糊地点头，又好像清清醒醒地认知了。
长假去了趟广州，灌汤包的新鲜汁液顺着喉咙烧进胃里，奶黄包的奶香在口腔回荡，海岛上一小时前刚打捞起的海鲜被清蒸保留了最嫩的肉质。
夕照燃了海浪，海浪亲吻沙滩，沙滩凝望天幕，天幕陷入沉眠。
这里没有刺破夜空的霓虹和嘈杂。
晨曦点明苍穹，苍穹唤醒潮汐，潮汐抚慰渔船，渔船捎回味觉。
新拆的书搁在窗棂，被光点亮。
我在海天间。
海天入我眼。
于是心中的希冀被具象化。
回来后开始关注行业的就业率和薪水水平。社会地位和财富的成功论不能代表真正的成功，但若这是我所思所求的必经，我会去争。
我想沉下来。
面临分科。
你学理科吧，出路更多。家长如是说。
枯坐到半夜，分科意向填了理科。
5、这时间弹指即过。
不可稍有停留。
彼时相识几年的一个好朋友去了另一个区的一所私立，天之骄子在那边大受打击，一度陷在倒数。
直至低血糖，胃痉挛，住院。
室友在考试前紧张到腹痛难行。
高一的同桌在与心理医生交谈后，选择暂时离开以求心态恢复。因为抑郁。
我嚼着高一班主任的话，在高三欲哭无泪，咖啡浓度越喝越高。
开始喝风油精。
我们飞得很累，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停下来，没有一个人愿意停下来。
因为不甘心。
与网上朋友的交流和吐槽也日益减少，凡事当靠自己。
班主任是位极其重理轻文的化学老师。
于是那两年，人文精神，历史爱好。
扔在理科题海里不见踪影。
高中班主任是位性格难以一言概论的老师。
她会对打架被记过，但忘戴眼镜坐到讲台旁的同学说，讲台旁坐的是十班的门面，你是十班的耻辱。
也会仔细地注意到脸色发白的同学，二话不说签了假条让对方回去休息。
她会对早起贪黑但成绩不好看的同学说，去读文科吧，你也就这样了。
也会对成绩久久徘徊在倒数十五但对待班级事务认真谨慎的同学说，你要加油，有什么问题来找老师。
我曾想，怎么会有如此矛盾的人呢？
到底是象牙塔里住了太久，不知大千世界，以冲突为美之一种形态。
无论如何，感谢她不加掩饰的话语，我的化学成绩在高考逼近满分。
高一明确自己想要物质，可也许是天生，解出压轴题的快感占据内心仅几分钟，唯有耐品的文章，赢得我热泪盈眶。
学姐说，你要定个目标才不至于迷茫。
我的目标是什么呢。
法律，医学，金融，管理。
都可以吧，我说。
那看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她如是说。
是什么呢？
我自然知道。一日未敢忘。
我最喜欢的是中文。
那就加油。她笑着。我也是中文。
当一切回到原点。但又不止是回到原点。
6、成绩确定的那一晚我正和妈妈在江边散步，接到电话听到了那个分数。
汹涌的，难以克制的。
我在大街上泪流满面，自知丢脸，然无助于它的停歇。
这一刻我知道我高中的所有，就到此为止了。
也许是哭那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也许是喝风油精的日子不会再来。
也许是全力以赴后的彻底放松。
也许是告别。
也许是对之后的事，有所预料。
目标的触碰远远难于抉择的做出，翻开理科招生那本厚重的书，中文系的数量寥寥。
都在我不可触及之处。
我委屈，却只无声抗议。只当因果循环，冥冥注定。以此自劝宽心。
这一次又格外执拗地选择了与中文沾边的专业了，那四个字，新闻传播。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方知道可以选择分流到中文。
兜兜转转。
兜兜转转。
做老师的小伯并不赞同，他建议我去学新闻，为了出路。
我看着他。可是我喜欢中文系。
他沉默片晌。那也好。
因为喜欢，所以将无所畏惧。
之八：
我是阿七
每个人最大的相同就是每个人都不相同。
你有你的心事，我有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每一个都有它的名字。
我是阿七，我要讲的是我的故事。
（一）竹马青梅你是山间那明月
记得当年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树梢鸟在叫。不知怎么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三毛
梦最开始的地方，好像身边就有你。你是温柔的邻家大哥哥，你的眼眸里是一汪海也似的温柔。
那年，我六岁，你十二岁。
刚刚长了牙的虎崽总是不安分的。大概是总听大人说后山有狼狗，小孩子去了会被叼走再也找不到妈妈。从小不在身边的妈妈在我小小的脑子里并没有什么概念，我却独独对后山的狼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想去看一看。
是了，好奇是每一个孩子的天性，总是充满了一往无前的勇气。
于是，夕阳西下，不像往常一样回家，偷偷摸到后山。因为大人说，狼狗的眼睛在夜里是宝石的颜色。
我一个人走在山路上，夜幕渐渐挂下来，只剩下月亮蒙蒙的光。像所有俗套的小说故事，我迷路了。面对一个又一个分叉路终于我感受到了恐慌。
毕竟还是个孩子。
我缩在山涧边的大石上不敢动弹，我不知过了多久，只知道月亮在瞳孔中不断放大变亮。
忽然我听到了你的声音，你可知，那一声阿七在那时在我耳中便是天籁。
你把我背在背上，你窄窄的肩膀却异常的让我安心。月光照在你的身上，汗水被照得亮晶晶的，对了，你的耳朵就像山间另一个月亮。
听着你重重的呼吸还有蛐蛐儿的乐音，我渐渐被周公召去。梦见皓月当空，至于花落了多少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
（二）所有的分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
我希望下一次你们看到我的时候，我已经是更好的阿七。
上初中以后，你们的样子才在我脑海中越来越清晰。原来母亲真的是长发飘飘有一双很漂亮的眼睛，原来父亲真的是敦实憨厚有一双布满老茧的大手。你们是一对平凡的夫妻，是我的父母。
又是生计，让我熟悉了母亲做的菜以后，又不得不面临你们的离开。生活总是这样，一份安逸以后，一转头又是另一阵兵荒马乱。
你们坐在床边问我，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我颔首答应，我说，我可以照顾好我自己。
南美是那么遥远，隔了整整一个太平洋，把思念都变得绵长。
我强忍着泪水挥别载走你们的大巴。我不敢去机场我怕看到你们泪眼婆娑的样子。我更怕我掉下的眼泪会让你们不忍离去。毕竟说好了的，我不会让你们看到我掉眼泪的样子。
你们看过了我太多的娇惯和脆弱，这一次让我勇敢一点像个英雄。
爸，妈，分别有两年多了。我很好，我一个人熬过了一个高三，我还记得那个盛夏炎炎的太阳和焦灼的内心。我一个人离开家乡到大学，我还记得为我指路的志愿者是个长发飘飘的姑娘。我一个人可以照顾好自己。也请你们务必照顾好自己。
时光，请务必善待我的父母。时光，你慢点，等我长大，别白了他们的头发。
（三）你曾是我的信仰也教会我成长
我喜欢过你两次，即使两次都不得善终。
我们认识了很多很多年，又分别了很多很多年。很多很多年，我们过着各自不同的生活，身边有各自不同的人。再重逢的时候，你还是轻而易举的打乱了我的生活。
你是无意穿堂风，偏偏孤倨引山洪。恋爱总是这样，喜忧参半，谁认真得多，谁难受得多。毕竟喜欢这玩意是没法控制的，即使捂住了嘴，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至少这一场还是我输。
分开是一件猝不及防的事，所有承诺来得快去得也快。
可惜时光之里山南水北，可惜你我之间人潮似海。
异地恋本来就是耗心的一件事。但是也教会了我顺其自然。
我也不会再大半夜跑到阳台或者厕所轻声打电话然后第二天感冒黑眼圈还一个劲的傻笑，我也不会再看到什么都想到你比如你的名字你喜欢的颜色你的声音和你向往的地方，我也不会再惦记想和你一起去的台北，也不会再把你写进日记，也不会再给你寄写满心事的明信片，也不会再梦见你的时候嘴角扬起。
诚然，失恋是一件难熬的事，可对于熬过了不知多少苦痛的我来说却显得不那么困难。我依然爱笑爱闹爱把自拍晒在朋友圈。
我依然是那个阿七，依然是别人眼里的混世小萌王。
你说的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其实我说吧，没有那么多理由分开了不就是不爱了嘛。正如莫文蔚唱的——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
我且当我们没有缘分就好了，嗯，对，我不怪你。我们都过好自己的生活。
一别两宽，各自生欢。
只有跌倒才会记得疼，才会更懂得珍惜自己让自己快乐。偶尔还会想起你，就当是回忆存下，老来讲给孙儿听，算是一场当时年少。
碧落青天，阳光正好，这个夏天和以前一样，没有惊喜，没有你，也没有关系。
友情，亲情，爱情，生活的三原色。人生难免七情六欲，不然总觉得不圆满。我不信佛，我只是滚滚红尘中的一粟，有喜有悲才算此一生没有白活。毕竟要活出自己的样子，毕竟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
我是阿七，这是我的故事。
之九：
我是张艳演
我是一个随意且懒散的人，却在批判自己方面，有着典型的完美主义人格。我极度厌恶自己身上的每一个缺点，然而不曾思考过改变，这又成了我厌弃自己的一个地方。可想而知，我每天是多么痛苦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我出生在洞头，一个海岛小镇。哦，不，这位同志已经入了城市户口，破格挤进了市区的行列。
就按现在进行时的称谓吧，洞头区是我成年以前一直居住的地方，说不上哪里好，也想不出有什么坏。最值得当地土著们聊以自慰的就是那点清新的空气。一位大伯说：“我看咱们洞头就很好，比什么北京啊、上海都要好。这儿啊每一天的空气都是干净的，不怕得病。”那是因为这儿落后吧大叔！您看看山沟沟里哪处空气不好？
当面和人顶嘴不受人待见，尤其是上了年纪又好面子的中年男同胞。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我实在犯不着。废话穿耳过，我还是我，我还是不喜欢洞头。
人没有无缘由的爱，自然也产生不了无缘由的恨。我花了十八年从洞头南走到洞头北，熟到能分辨空气里的视听与幻觉，也知道街上碰到陌生人要微笑点头——80%他就会是你妈妈的姐姐的丈夫的舅舅。每个岛民在出生的瞬间就被套上了千百层蛛网，联结着岛上的其他人。
这正是我讨厌的第一点，小海岛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让每一个人的隐私见光死。前一天傍晚你偷家里的钱被老妈打了，第二天上学就会有同学问你借你用偷来的钱买的漫画杂志。信息的绝对开放一直让我饱受困扰，直到后来看了《楚门的世界》才明白烦闷的原因：每一天的生活像是一场面向全岛居民直播的真人秀，每一个角落都装满了窥视你的摄像头。自由在哪里？
另一件让我恐惧的是参加亲戚的筵席。你会在筵席上碰到你讨厌的小学同学，骂过你的数学老师，甚至某一家不让你赖着看书的光头店长。这一切对社交恐惧症们简直是史诗级的噩梦。天呐！让我立即消失吧！然而你还是得熬过剩下的两个小时，需要做到虚情假意地和小学同学寒暄，按捺住不爽把期中成绩汇报给小学老师，顺便，被锃亮的光头照的食欲恹恹。
当然这不是让我讨厌的唯二原因，我更看不惯当地人的市井气息。斤斤计较，咄咄逼人，为了蝇头小利唾沫星子飞半天。我实在想不通地区优越感的心理机制，不止是洞头、温州，似乎每一个发达点的城市都理应瞧不起外地人。这位大婶，明明对面的四川小哥穿得比你得体，比你更加礼貌，OK？
生活中一群目光短浅、从众的群体中，不能被同化，就是被嫌弃。标新立异的后果是十有九人堪白眼。你成功了，事后诸葛亮雨后春笋般冒出；失败了，这辈子也再挺不起脊梁。
在这样一个地方长大，从无知到成熟，从抗拒到同化。话已出口才发现，我变成了当初自己最讨厌的模样。
（二）洞头南
我家安在洞头的南面，距离中心区不近不远，步行不至于累死累活，坐车不必担心小题大做。
我的家人，就像岛上的其他居民，守着自己的一小方天地过活，平时邻里朋友走动走动，日子也算过下去了。
我像一颗树，不知羞耻地汲取土地的乳汁，我的成长消磨着爸妈的生命，能明显的在一瞬间惊觉他们老了。
当生命迈过了厚重的一坎，人的欲求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少。他们考虑的不再是远大前程，不再像年轻人一样热衷幻想，只求安度晚年。
我眼中的父亲是火，是他一点就着的爆脾气，也是他固执洪亮的刻板大道理。父亲常年奔波在外，我与他接触的时间不多，他又是传统的中国式父亲，总板着一张国字脸吓唬孩子，我和他的感情几乎可以用单薄二字来形容。
父亲年轻的时候由着性子横冲直撞，办过厂，全国各地谈生意，但不是所有温州人都适合做生意，没过多久，工厂就倒闭了。这个惨痛的教训打击到了初出茅庐、满腔热血的年轻人。他只好收起了性子，重拾起老手艺，乖乖听话进他二哥的公司做建筑工程。
从记事起，父亲已经是不得志的模样了。我只觉得他是一个普通人，经历着最平凡的一生，其他孩子对父亲的崇拜在我身上看不到半点影子。他年轻的辉煌，只有在柜子里翻到的名片和大人们饭后的闲谈中才突显端倪。
我一直理不清我对父亲有着怎样的情感，我不觉得他优秀，并且常常能在他身上发现无法容忍的自大、吹嘘和不知变通。但他的人生让我觉得真实——很多时候，失败后没有成功的转机，只能守着失败走下去。每当想到这些，我不再觉得他身上的缺点有多可恶，这是生命留给一个平凡人的烙印，真实的，无法避免。
我眼中的母亲是水，是一个温顺、贤惠的家庭妇女。长年的陪伴，我对母亲更为了解，感情也更深。面对父亲的强势，母亲总选择忍让，回忆中吵架的片段好像只剩下父亲的大声责骂。
没有棱角的性格让母亲受尽了苦。不吭一声地把家务活全包了，面对老人赡养的问题，也总是最尽心尽力的一个儿媳。母亲只会在忙碌完一切后对着我和姐姐抱怨，抱怨其他儿媳的无所作为，抱怨自己像保姆一样活着。一出家门，又把所有的苦水往肚里咽，一句抱怨也不说。
胆怯又懦弱的母亲让我心酸，更多时候，我深感怒其不争的悲哀。
我的姐姐比我年长六岁，她的性格更贴近父亲，风风火火，总敢做许多我想做又不敢做的事。例如，一个人出门远行。两个年纪相仿的小孩子免不了打闹。我对我姐的童年印象并不好，提到她，就和眼泪挂上了钩。没抢到遥控器的大哭，把她奖品玩坏被打哭。我们是上辈子的冤家，她嫌我烦，我觉得她坏。懂事后，打闹少了，两个水火不容的姐妹一下子变得亲近。就算久不联系，也知道有一个人愿意真心真意地为对方付出，因为我们是血浓于水的亲人。
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的我，性格融合了所有人的特质，自尊又敏感，野心勃勃又畏首畏尾。
人前显的呆滞，于是向往独处，只有独处让我觉得自在。独处的时候都做些什么呢，我也说不清楚，不用说话也不觉得尴尬就很好。一个人看书，玩手机，放空。空到大脑皮层的褶皱都平了，就开始睡觉。
享受一个平静而悠长的午觉。没有梦境，只有满目浩瀚的黑，纯粹的滴不入墨汁。
醒来，继续把剩半本的书看完。
醒来，告诉自己，要融入生活。
附录：
学生习作之我是方华
作者：方华
来源：“南轩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五月十九日辛未
耶稣2017年6月13日
正午的太阳发狠地晒向地面，脚下的水泥被太阳晒得发白，远处的空气在地面与树丛间扭曲升腾。
这一幕情景，一瞬间激起了我儿时的回忆，十二岁以前的每一个假期，我都会去邻省乡下的姥爷家著，那时后大多数像这样的炎热中午，我都会偷偷溜出去，爬上姥爷家的房顶，缩进西北角的一大片桑树丛里，尽管热的要死，但我就是觉得很有安全感，坐在那里，我不是发呆就是想一些有的没得的事情，比如：“如果世界突然只剩下我一个人怎么办？”“我是不是可能只是一具不停做着连续梦的腐烂尸体？”等等，想着那些不存在的，我甚至会顺着思路一步步推演，在大脑里形成一个完整的过程，等回过神时，已经不知道思想跑了多远了，不过如今一些老师和书本告诉我，可以把其中一些归为简单的哲学问题时，我也稍稍的得意了一下，似乎也能勉强符合大人眼中的爱思考的好孩子形象。但是我至今也不知道我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具体从何而来，所以总体上我把这个问题归结于我的生长环境。
我生于一个穆斯林家庭，然而却有一个一点也不穆斯林的姓（当然方姓在青海也十分罕见，上大学前除了我爸，似乎不认识什么姓方的人），所以，在这背后的却也藏着不少故事。
我爷爷，浙江奉化生人，汉族，据说是哈工大出身的知识分子，年轻时随部队支援青海，在青海和大字不识一个的先进青年也就是我奶奶结婚，这就有了我爸。我猜大概是巨大的文化背景差异的问题，我爸三岁时他们就离婚了，这之后的五年，我爸跟着我爷爷回了浙江生活，我爸八岁那年，我爷爷单位把两个人一并抓回了青海（这是我听到最多的版本，鉴于当事人已经不在了，真相和细节已经无从知晓），这之后我爸便由我奶奶单独抚养，我爷爷也就定居青海，直到我爸当兵第二年是，我爷爷因病客死青海。虽然这一长串曲折的故事并没有我的参与，但深深影响了我的家庭氛围，也就间接影响了我。
尽管我爸不承认，但我还是知道，他在我爷爷去世前是不守穆斯林戒律的，而且现在他也是抽烟喝酒的（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不得吃猪、狗、驴等动物的肉，不得抽烟喝酒），但我奶奶对于宗教十分讲究，所以，我小时候经常帮我爸撒谎，记得小时候每当我奶奶来我家，我爸就像躲教导主任的中学生一样，慌忙的收起他的烟、酒、打火机、烟灰缸之类的“违禁物品”，还要嚼一块口香糖，有时候就算喝醉了酒，只要一听我奶奶要来，马上清醒过来。那个时候我一直以为我奶奶不知道我爸是在骗她，不过这几年我改变了想法，某次我爸喝酒喝断了篇，我奶奶找他做事，就直接去了她家，我奶奶只是哭着扇了我爸几耳光，虽然父母对于即将年过半百的子女动武教育是很少见的，但对于我奶奶这样的极其讲究的人，只是认识这样的人就已经是种耻辱了。所以她其实是知道的，甚至有可能知道我爸小时候是吃猪肉的（因为得知我要去浙江上学时我奶奶的情绪就明显不对劲了她知道这是一个穆斯林很难吃饭的地方），但她从未拆穿过，大概时因为只有我爸这一个孩子，他们的关系十分微妙，但实际上她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她患精神分裂症最严重的三年，因为只认识我爸一个人，我爸便三年如一日的奔波于单位、我家、她家给她做饭。
大概是因为我爸已经指望不了，没有文化背景的我奶奶又执着于死后的世界，所以很自然的从娃娃抓起，从小就不停给我灌输诸如，不好好坚持功课（穆斯林功课包括礼拜、戒律等），死了以后会下地狱，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教我背诵古兰经，一般古兰经的标准语言是阿拉伯语，所以我接触的第一门外语就成了阿语，（非常有趣的是以我奶奶似乎认为古兰经是用一种神圣的语言写成的，不是阿拉伯语），可能因为小时候记忆好，直到现在我还熟记着那几段不短的“苏勒”（圣赞一类）虽然一直不知道它们具体讲的什么。不过显然，她灌输的东西没能抵得过唯物主义的力量，一直以来我还是相信科学，不过我对她所说的一切也不是全部不加思考，比如小时候我妈就长说：“你奶奶总是把天堂描述的那么细节，好像她真的看过一样。”开始我也和她一起声讨我奶奶迷信，但后来我又想了想，我们活着的人谁都没死过，怎么知道死后是不是还有一个世界呢？
除了我奶奶，对我影响深刻的人还有我的姥姥和姥爷，它们也都是世代相传的西北地区穆斯林，甚至在外貌上更加远离汉人的长相，我是他们一手带大的，我的大多数人生观也都是基于他们。因为受过一定的教育，他们对于宗教就是十分矛盾的，比如，我姥爷常说：“我每天做礼拜就是为了锻炼身体。”（伊斯兰教的礼拜要求一日五拜，每拜前须小净），国内的大部分地区，伊斯兰教禁止音乐舞蹈，但我姥爷从小就热爱音乐，刚从清真寺做完礼拜回来，就开始摆弄各种乐器，我姥姥年轻时也热爱音乐舞蹈，两人年轻时都是单位里的文艺好手。很多时候，我猜他们心里并没有一个强烈存在的真主，不过是按宗教要求办事罢了。
所以，他们和我奶奶基本上时不怎么见面的，一见面气氛就会很紧张，不过有趣的是，他们都把问题归结于新老教之争。（我国伊斯兰教最大的两种教派，源于民国时期马步芳的改革，我奶奶是新教，姥姥姥爷是老教，两教在各种方面分歧还是很大的）
再这样复杂的唯物主义和宗教、新教与老教争端下长大的我，的却对于宗教与世界有着自己的认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的确对宗教没有什么好感，感觉与宗教相关的一切事物都是麻烦至极的，六年级时，我读了高尔基的三部曲，主人公祖母和祖父都是教徒，但祖母的上帝解释温和而宽厚的，绝不会扔下他的信徒与绝望中；祖父的上帝确实残暴的，乐于惩罚，那时我突然意识到，人的宗教观一定同于他看世界的方式，如果他内心充满美好，那上帝也就是仁慈的，如果他只能看到黑暗，那上帝就是残暴的，我的信仰是我自己的，我可以自己定义真主，没有人有权利批评我，甚至说，这种问题本就没有什么对错。
在生活中，我也碰到过一些他人难以理解的我却能够找到共鸣的人。上个学期的课堂上，老师讲到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宗教观，我一时非常又共鸣感，他晚年在处理与宗教关系的问题时和我一样，更相信科学，但依然保持着宗教的生活习惯，他将此归结为人民做的都是有意义的，看来不只是我，当代许多人都承受着科学与宗教的博弈。
对我而言，这种对宗教的需要并不是为了寻求精神寄托，更多的应当将此归结为对戒律的依赖。到了大学后，身边的南方同学不是很了解民族与宗教，一些了解我的朋友会问我“既然你不相信真主的存在，为什么还是坚持戒律？”之前我的确比较回避这种问题，但正是这个问题，也给了我新的思考，我试想了一下，如果我破了戒会怎样？结果我只感觉到天都要塌了一样的压力，好像破了戒，我就不是我了。所以，我对戒律有很强的依赖性，这让我联想道，释迦摩尼圆寂前，其弟子问他，没有了他谁来引导信徒，他说，戒律就是最好的老师，我想，正是如此宗教才得以不断延续，戒律会使人产生很强的角色感和凝聚力，伊斯兰教严格的宗教戒律应该也是它成为历史上横跨欧亚非世界的世界三大宗教的原因之一，它皈依手续简单，对信徒的要求却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一个人来说，剖析自己的世界观之本，的确是一件困难又痛苦的事，对于我来说，我并不急于找到答案，也许这将是我一辈子的事，但我不会盲目跟从任何思想，我希望通过自己，有一天找到宗教存在是否有真的具有意义，寻找科学与宗教的和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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