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圆融智慧与立体思维来审时度势和展望未来。】 从辛亥到五四，究竟是打开进步的闸门，还是泄放洪水猛兽？究竟是告别封建传统，还是中国文化的暂时的“战略退却”？从此，中华文明的机体中产生出“爆炸性张力”——人性从“仁者静”转为“智者动”，并用它来“救亡图存”：先是聚爆于内，而为内乱与浩劫的人祸之源（五四→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再是宣泄于外，而成现代化的动力（名为“改革开放”，实乃以中美结盟为历史契机）。而今地球上增添了一股更大的爆炸张力或洪水猛兽，正在冲击着生物圈或生命家园！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中国跻身世界强国意味着什么呢？新增了一位产业化和军国式的“主力”、来有效地破坏我们这个不幸的唯一星球，尽管它们之间也在进行殊死竞争！ 学者多认为，“救亡与启蒙”乃现代中国之变革或转型之旨趣。若论“救亡”，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者的前仆后继、再接再厉，不仅是大功告成（尽管内忧外患与“中国崛起”乃同步升级），而且简直是个奇迹（在几十年内，把中国从忧患低谷翻成了“超级大国”）。说到现代中国的政治，那是“救亡政治”——应对列强和西方霸权的致命重压；它随着“救亡”形势的改善而 “唯变所适、与时俱进”，今则大有为于“和平崛起”。至于“启蒙”，如果离开救亡国情而单独论之，从理想上讲，则是“缘木求鱼”——真正的自由民主，除了儒家大同的终极使命之外，皆不存在；从现实上讲，则是“西方陷阱”——中国传统之政治实乃止于至善，今人管中窥豹而不识大体；近代西方撷取其善而偏用致恶，损人利己而成“文明极致”；现代中国若按欧美标准而实行自由民主，必是事与愿违而适得其反，乃至恶性循环而民族自杀。 作为一个“文明型”的国家、而非单纯的民族国家，中国欲采取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必须具备像古希腊与罗马、近代英国和现代美国那样的条件——海洋霸权。然而即便具备如此条件，中国文化的潜在作用，也不允许中国人拥抱这般西式民主；否则的话，中国压倒一切，他国不是拼命反弹、便是俯首称臣，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吞噬地球生物圈和各民族的生计，这才是“最后的晚餐”呢！西方人之捷足先登、始作俑者，则“一之谓甚，事不过三”——“上帝的选民”指望升天堂而远离地球废墟；中国人之步其后尘、青胜于蓝，则“两三代人，百年光景”——他们不怕“断子绝孙”，而弃守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吗？ 中国实现民主须以民富国强为条件，而以其传统文化之复兴为前提。这就是说，中国不会盲目照搬西方式的那种基于人性恶、利益型的、国族主义的体制，即标榜“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的体制；她将重新选择其传统的那种基于人性善、道义型的、世界主义的政治，即主张“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政治。 西方政治或现代政治是对传统中国的反动，尽管其文官制度、民主政治及自由经济皆大抵来源于中国这个伟大的母亲文明。西方文明及其政治，以牺牲诸文明、几大洲和生物圈为代价，它的至恶的本质表现为“善”（中国往往相反。老子曰：上德若谷，大器晚成）。现代中国作为西方的受害者，其政治是撷取西方之极端而应对之，这只是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策；另一方面，在表面上，现代中国政治又有它自己的历史形式。 一言以蔽之，现代文明及其政治——欧美和其反面的中国，是传统中国的“阴阳逆变”，现代世界是其“吞吐天下”的对象。西方科学或致世界毁灭，她似乎回天乏力；除此之外，一切都在她的“阴阳周期”的掌控之中。兹即庄子云：“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上帝的“绝对精神”异化为万事万物——包括“人性恶创造历史”和“上帝的选民”以牺牲自然为代价来模仿上帝创世；最后，任凭世间最大冲突，一切回归上帝的绝对精神。这就是说，主要有两种相反的力量正在作用于我们这个脆弱的世界：一乃西方的启蒙理性的“死亡本能”，它实际上是在实践 “上帝的毁灭世界的计划”；一乃中国文化的“大同使命”，为此中国正在承受西方文化和西方科学分别所致的最大忧患与最大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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