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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峰】批判蒙昧主义,倡导师道复归——副教授趴地求学生赐“胯下之辱”有感

http://www.newdu.com 2018-01-20 儒家网 newdu 参加讨论

    批判蒙昧主义,倡导师道复归
    ——副教授趴地求学生赐“胯下之辱”有感
    作者:徐子峰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三月廿五日己丑
                 耶稣2015年5月13日
    
    昨日,人民网微博转发了一则《武汉晚报》关于“教授趴地求学生赐‘胯下之辱’称培养学生新思维”的新闻,立即成为当日的热门话题,并引来众多学者和网友的评论。以下引述原文:“武汉理工大学计算机科技学院的副教授张能立,在临近下课时走到教室前门,趴在地上:同学们,请从我身上跨过去吧。张能立解释:这只是表象,传递的却正是这种敢于用科学真理否定权威、反抗权贵的精神。”我想分两点来谈这件事。
    
    一、批判蒙昧主义
    余东海老师讲这是“师道扫地,斯文扫地”。我想这已经不只是“师道扫地,斯文扫地”的问题,而是一种蒙昧主义的宣扬,一种寄希望通过某种极端行为来祈祷蒙昧的复归。虽然张能立教授自己解释说:“传递的却正是这种敢于用科学真理否定权威、反抗权贵的精神。”但其实他的行为主张打倒的正是科学和理性。许多网友的评论都质疑“跨过去的就敢挑战了?”这种行为的结果必然能导致科学真理的坚持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就如同文革中打到孔子的塑像就好像把一切他们认为封建桎梏的东西都打到了,这种思想科学嘛?再如同文革中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这种行为理性嘛?科学是什么?科学是通过人类不断地学习,总结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科学不是桎梏的,而是不断质疑、不断进步的,是可以检验的知识系统。理性是什么?理性是作为人能够识别、判断、思考的智能,是通过符合逻辑的推理而非依靠表象而获得结论方法。我们党我们国家经历过文革那么沉重的历史教训,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要宣扬这种蒙昧主义的东西,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这种口口声声打着“科学”、“真理”、“理性”、“民主”、“自由”的招牌,却极力地希望扭曲人格、瓦解常识、破坏社会基本道德伦理的行为必须强力扼制。一个人的人格一旦扭曲,今天可以是学生把老师跨在脚下,明天就可以把父母跨在脚下,后天就能把国家民族甚至人类跨在脚下。一个社会的基本道德伦理一旦破溃,依法治国、和谐社会将如无土之木,每个人最基本的安全都会难以保证。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宣扬的并不是某一个君或某一个父的等级地位,而是对当时社会一种基本社会结构的稳定和对社会基本道德伦理秩序的维护。
    
    二、倡导师道的复归
    同济大学曾亦教授感叹道:“师道不尊如此。”其实这里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师者不自尊,二是学生不尊师。
    就第一个方面来说,不自尊既是作为个人不尊重自己,也是作为教师不尊重自己的职业。试问作为教师你自己不自尊,怎么教学生自尊?作为教师不掌握教育的方法,怎么教育得好学生?作为教师不明白教育的意义,怎么堪为灵魂工程师?《学记》云:“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正是儒家强调师教对于国家兴废的意义,是不可不慎的。
    就第二个方面来说,虽然在这个具体事例中是张能立教授自己主动请求学生“跨过去”并横躺在门口的地上,但是作为学生也不应该遵从老师的这种失礼(理)请求。旧来理解儒家思想,多习惯教条地理解君臣、父子、夫妻或师生关系,多以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存在一种绝对的权威。其实这并不是儒家的思想,而是被刻画的假象。《孔子家语》中讲:“小箠则待,大杖则逃,不陷父于不义也。”《后汉书》载孙钧亦云:“舜之事父,小杖则受,大杖则走,非不孝也。”我们可以发现儒家对伦常关系有自己的处理原则。侍奉父亲,小的责罚应当承受而不是一味地强调个人独立,大的杖罚则可以逃走,保护自己也保全父亲。这里面既有担当也有亲爱,但没有教条,体现的是儒家对个人主体社会意识和责任的推崇。
    再如《论语·子罕》载孔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可以发现在具体事情上,儒家主张个人自己行为的选择权利,并不是社会主体口号趋向哪里,就附和着迷失自己对真实和正义的判断。特别在师生关系的处理上,孔子讲:“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在这件事情中,学生如果能意识到老师这样的行为是错误的或过分的,就应当不去遵从。正如孔子所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虽然对方是老师,但“其不善”亦当改之,而绝不能从之。讲到这里又让我想到了有名的“柏林墙开枪事件”,一个理性的、有智慧的人应当做的就是朝天开枪,而我们的学生也可以从教室后门出去。
    我记得有一次一位韩国首尔大学的教授来母校作讲座,当时我担任讲座的记录员。会后我们把韩国教授送出门,临告别时我给他鞠了一躬表示感谢和尊敬,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也给我回鞠了一躬。这一躬让我们看到一位老师的敬意,也让我看到我们教育所存在着的缺憾。今天的社会现实问题很多,比如游客敢于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古迹之上,敢于站在红军塑像头上拍照,司机驾车互相抢道谩骂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其实多多少少都跟我们的教育有关。《学记》讲:“弗学,不知其善也。”又讲:“择师不可不慎也。”放之当下也是大有道理的。
    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学校教育的普遍性。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过一个学生的身份,师生关系已经成为父子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之外的又一重伦理,也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所不能缺少的一环。我们一生会经历许多的老师,一些是教授我们学业和知识,一些则是教授我们做人和处事的。韩愈讲:“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受业、解惑”固然是老师的职责所在,但“传道”才是师道的根本,所以他接着讲:“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对老师来说,师道尤其重也。另一方面对学生来说,正如子贡讲:“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学无常师,择善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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