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请方克立及其门下众弟子三思 作者：余樟法 因有匿名者于某网络发表《一个女人和她的遭遇——方克立两三件事》一文，对“我们的导师方克立先生极尽污辱诽谤之能事”，“作为先生门下弟子”的曹跃明、陈代湘等四十多位专家学者教授联名发表《关于方克立先生遭诽谤事件的声明》。 据传匿名者亦为方门弟子。匿名文章对方先生的“攻击”有没有事实依据，东海不了解情况，不敢妄断。但我认为，不管有没有事实依据，匿名攻击的行为都是很不君子、很不负责任的。方门弟子们为了维护师门清誉，发个声明，可以理解----尽管这么泛泛的澄清，效果可疑，澄而不清。 但是，“声明”说“我们不得不发表如下声明”是因为此事“影响除及于先生和方门弟子外，且及于儒学与中国哲学之声誉。”这就不诚实了，有首鼠两端之嫌。方先生已一再声明自己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反儒立场有目共睹。方先生受到诽谤，与儒学何关，与中国哲学何关？（儒佛道文化才称得上是中国哲学）最多只能说影响及于马克思主义之声誉，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失败提供了又一小小证明而已。连亲自扶掖的弟子都对导师“极尽污辱诽谤之能事”，还不失败吗？ 当然，马克思主义教育失败的证据如山似海，方先生的遭遇根本算什么。大半个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熏陶、教育、培养下，人性中恶的一面被全方位地释放出来，无限制地泛滥开来。多少人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污辱、诽谤、打击、迫害啊，又有多少人自己成了污辱、诽谤、打击、迫害他人的马克思主义啊。尤其是文革浩劫，真可谓人人成魔，举世若狂。 这在儒家是难以想象的。自古以来儒门中也不乏小人伪君子甚至大奸大恶，但终究以正人君子豪杰圣贤为主。象这样“大规模”地培养小人伪人奸贼恶棍的学说，除了马克思主义，古今中外再找不到第二家；其殃民祸国的程度，别说法家，便是任何邪教教义也望尘莫及呀。 当一种“主义”全方位播种仇恨、煽动斗争、升级人性之恶，“大规模”地培养小人伪人奸贼恶棍，甚至持续性地制造政治性社会性灾难，这种“主义”还值得信仰吗？还不足以让方克立先生反思吗？ 另外，当今天下对中华文化“极尽污辱诽谤之能事”者众，方门弟子们如果确愿为儒学与中国哲学之声誉着想，为中华民族的兴衰和前途着想，理当秉持“吾爱吾师吾爱吾真理”的精神，辟邪说放淫辞，传道授业解惑，作一个真正的儒者、卫道者。 2010-6-20东海余樟法 方克立先生还不反思，更待何时？ 作者：余樟法 父不父子不子、官不官民不民、师不师生不生的现象，古今中外都有，以儒家或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社会也难免。但是，无论如何都有一定的限度，都不至于发展到“马家”社会的程度。 我说过，仅仅方先生门下出一二弟子不肖，那当然算不了什么（具体是弟子不肖还是老师有问题，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兹言弟子不肖，乃姑依《关于方克立先生遭诽谤事件的声明》所说）。问题在于，大半个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教育系统“师不师生不生”已成普遍、“正常”现象。 更为严重的是，马克思主义不仅理论上破绽百出（“声明”中说“先生一生奉行马克思主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评论各派学术观点，发自本心，正大光明。”云云，甚是幼稚。这么说，只怕不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许可。马克思主义不明良知不识本性，不承认人性本然之善及其超越性。这种“哲学”不哲无学，纯粹是发之于和诉诸于人类习性，所起的作用更是鼓励着人类的斗争性、泛滥着国民的劣根性、放纵着各种习性之恶。）实践中更是造祸天下，居然会在和平年代“导”出“大革文化命”、大革同胞命的运动，让广大国民你死我活，让神州大地水深火热。 文革早已过去了，“马家”也已被架空了，但只要“马家”“在宪”，其流弊就未有穷期啊。岭云关雪儒友说得好： “儒学盛行的古代，即使乱世大概也没有堕落到以丑为美、甚至屠杀幼儿园小学生的水平！可以预言，中国一旦政局不稳，人人乱杀的惨剧将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末代王朝，不仅仅是官民之间，各阶级阶层人之间，各民族之间，甚至毫无利害冲突的陌生之间都可能看着不顺眼就加以杀戮。过去，盗亦有道，杀人也要找个冤家债主，所以即使乱世，也多少有点道德底线。现在还有吗？所以同样是法治体系崩溃的乱世，它们混乱的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别。现在的天灾频繁更是过去没法比的，今年全国性的地陷现象也成为热点，这是掠夺性开采的恶果，旱涝震风更是不断。人怨，天亦怒。”（跟帖于《敬请方克立及其门下众弟子三思》） 方克立先生及其门下诸弟子，作为知名学者教授，负有“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责任，负有文化、社会责任和一定的政治责任。东海苦口婆心，赠之以言评以以理导之以道，请他们反思马克思主义信仰，完全是为中华文化考虑，也是为他们自身长远考虑。 杨墨尚且为儒家所力辟，何况比杨墨更加异端的马列？方克立先生尽管坚持“马家”立场，毕竟对儒家不无研究，且亲身经历过文革、亲自领教过马式教育的“厉害”，当能理解东海的一番苦心，当知信仰和传播异端学说对社会和自己的危害性。如今垂垂老矣，一些事情可以看开些了，可以多为天下后世也为自己的良知慧命考虑了。如今还不反思，更待何时？2010-6-23东海儒者余樟法 儒家、马家、方家等等——答Yukunshi网友 作者：余樟法 一 Yukunshi网友为方克立先生及马克思主义辩，不少地方似是而非，然文字优美典雅，在当今学者中也算不无见识，很难得，乃认真答复如下。 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一回事，而个人信仰与社会政治也不是一回事，不可一概混同。确实，但是，它们之间也非“完全不同”，而是血脉相联、魂魄相关，不能完全割裂开来。 “解放”以来中国各种人祸包括“当今社会之种种乱象”，政治责任、领导责任无疑要由执政当局去负。东海十年来有大量文章议论时政、“问诸当路”，曾经以中国第一亡命徒自许，准备把自己给“豁出去”；其次，思想文化责任则由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去负，为此，东海也有不少文章剑指“马家”。 同时，那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不论真伪），特别是其中在社会、文化等领域负有重任、占有高位、富有名望者，也应该承担不同程度的责任----至少是文化责任。所谓春秋责备贤者，就是因为“贤者”承担着政治、文化、社会、历史等等重大责任。 二 “儒家本身与作为意识形态之儒教”确实有所不同，但也非“天壤之别”。儒家不论如何被统治阶级利用，不论如何教条化，只要儒家“作为意识形态”，其“真精神”终究要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和影响来。古代儒式王朝无论怎样“外儒内法”、“阳儒阴法”，终究比较开明和文明。 宋朝以后，君主专制程度越来越高，儒家受到的利用越来越恶劣，受到的歪曲越来越严重，故史家有“崖山之后已有中国”之说。清朝，本来就遭到严重歪曲的儒家又进一步僵化和教条化。但就是这样，满清政治的文明程度仍然超越现代特别是“文革”时期。 五四时代对儒家的批判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儒家在给予君主专制以良性的制约与导向时，也难免受到专制主义的侵蚀。到了“封建社会”晚期，不少早已陈旧僵化、本身就违反了仁义原则的社会规范和道德教条，对于种种社会问题负有相应的责任，打倒是应该的。 （对于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的落后，张之洞等洋务派及后来的谭嗣同康有为等改良派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和不同方面的努力。这说明儒家内部有相当的与时俱进、因时制宜的能力。） 五四的问题在于因噎废食，把某些外在道德规范的问题、某些儒者个人的问题无限上纲地一概委之儒家，不是升级它、回归它的真精神而是将它连根拔起。正如鲁迅所说：倒婴儿洗澡水时把婴儿给一块泼掉了。 三 儒学与马克思之学都曾经因意识形态化而有所扭曲，但前者根子正，源头清，大经*法没问题，无论怎样扭曲，都属于枝叶问题，实践上纵有偏差，不会过分；后者则是本身思想根基的问题（详见东海《异端论》、《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诸文），无论扭不扭曲，实践上都会全盘错误，犯错极易，纠正极难。 这就是儒学与马克思之学的区别。 所以，东海否定马克思之学，并非仅仅因为“社会问题”。当然，我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局部合理性的存在，不否认它对某些社会问题的认识和分析还相当深刻。我说过，哪怕邪教教义，也不会一无是处的。 至于马氏有共产之理想，儒学亦有大同之观念，两者乃是“形似”而已，形似而神异，两者所依据的人性论、生命观、世界观大不同也。“昔康有为、梁漱溟等甚而因此相比附”，yukunshi 先生也知道“牵强”。康有为、梁漱溟虽大儒，终究只是“贤人”。 四 yukunshi 先生曰：“（方克立）先生门下数十弟子，思想差异甚大，先生皆能包容”。于此足见方先生的修养和胸襟，我对待方先生与其它马克思信徒也是有所区别的（详见东海《异端论》）但是，方先生对“门外”众多的不同思想、学说、主义和信仰，是否也能包容呢？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古今中外各种不同的思想、学说、主义和信仰，是否也能包容呢？ 坚持正义真理道德理想、坚持一种优秀先进的文化与思想专制是两回事。东海“独尊儒术”，却不主张“罢黜百家”，或者说，我对各种异端外道的“罢黜”完全合乎仁义原则和现代文明原则。比如对马克思主义者，我会严厉批判，也会尊重其言论权，并主张给予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所有异端外道的言论权以制度保障。我说过： “言论自由是普适价值和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之一，也应该和必须成为当代儒家的重要原则。这方面不能“软”，不能“从权”，不能枉尺直寻及乡愿态度，也不能用投票来决定取舍不能诉诸于民意。所谓原则，就是“左右皆非之，諸大夫亦非之，國人亦非之”也要坚持的东西。对原则的维护坚持，是需要一点“虽万千人吾往矣”的精神的。”（东海文章《维护文明原则，顾全儒家大局》） 另外，拙著《大良知学》有《尊儒不是独尊》一文，也谈到尊儒与尊重思想多元的问题，欢迎参阅。 2010-6-23东海儒者余樟法 附yukunshi先生跟帖（跟于东海《敬请方克立及其门下众弟子三思》）： 东海先生就当今社会之种种乱象敦请方克立先生及其弟子反思，窃以为实在是找错了对象。众所周知，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一回事，而个人信仰与社会政治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岂可一概混同？对于专制社会之种种社会问题，五四时代曾一概委之儒家，因而提倡“打到孔家店”，流风之弊，以迄于今。有识之士则知儒家本身与作为意识形态之儒教固自不同，儒家真精神与被统治阶级利用之儒家教条，可能有天壤之别。正因为此，故不可因封建时代之问题而废儒学，故有今天提倡儒学复兴之可能。以足下之高明，吾想固不否认此义。 儒学如是，马氏之学宁非如是乎？任何学说，凡意识形态化则必致扭曲变形，儒学与马克思之学一也。社会问题，当问诸意识形态，岂可因此否定一种学说思想？马氏有共产之理想，儒学亦有大同之观念，昔康有为、梁漱溟等甚而因此相比附，此虽不免牵强，亦可见此未足为马氏之过。至如阶级斗争之类，其过在绝对化，我以为并不在其本身。社会阶层之间有矛盾，并因此矛盾而见社会之变动，此义作为一家之言，试问又有何不可，又如何能轻加否定？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如海德格尔、萨特乃至哈贝马斯、德里达诸大哲莫不同情之，正可见其自是一理，未可以轻非也。 由是而言，个人信仰马克思主义有何不可？且观方门声明，有“先生门下数十弟子，思想差异甚大，先生皆能包容”之言，盖其中尊信马克思主义者固有之，然同情儒学者亦是不乏其人。至于当今之社会问题，尝闻信仰马氏之学者固欲辨“真马”与“伪马”矣，如新左派之流，亦自不屑与正统之意识形态划等号，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内部，自有异同，又岂可不问皂白、一概打杀？学术之争，自来难免，方今儒学固宜复兴，然若必欲罢黜百家、定于一尊，此亦恐实非儒学之福。殷鉴不远，正在马氏之学！ 社会动荡、天灾频仍，足下不问诸当路，乃请方克立先生及其弟子反思，其欲年逾古稀之方先生及其身为学者之众弟子为此负责耶？岂非笑谈乎？“昭王南征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 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引向深入 ——二答yukunshi网友 满清与毛共，难兄难弟，颇堪一比。 毛共“解放”战争，可比于满清“入关之屠戮”；毛共马列洗脑，可比于满清“剔发之苛急”；毛共文革疯狂，可比于满清“四库之篡毁”。文字狱方面，更有得一比。满清对“反对派”“剖棺戮尸株连九族”，毛共对不同意见者也是大搞株连，“踩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死了也不放过----只是，毛共在没有重大天灾的情况下造成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在和平年代发动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内斗乃至内战等，满清就无可与比、望尘莫及了。 满清与中共的文明程度都很低，东海“每读明清嬗代之际”与每忆太祖在位之时，“未尝不废书而怅恨于无穷也”。然而比较而言，我以为“满清政治的文明程度仍然超越现代”之说是实事求是的。 儒式政权即使“阳儒阴法”，或者无论变得怎么坏，政治宽容度也相对比较高，改良起来也较容易，清末的宪政努力可以证明；马家政权即使“阳马阴儒”，或者无论怎么变好，政治宽容度终究不如儒式政权，转型起来则很困难，事实就摆在眼前。 两种政权下的民风士气也大不同。民风姑不论，仅说士气。“有明阉宦之残虐士类、满清文字狱之酷烈”都是违仁悖义的暴行恶政（“以理杀人”之惨、割股埋儿之异也是违背儒家原则的），但是，无论环境怎样恶劣，当时的“士类”的道德风骨相对而言都比较可观。明清士类虽不如唐宋，比马家政权下的知识分子群体则要强得多多：奴性少得多，骨头硬得多。 满清是异族统治，中共是异族文化统治。满清尊儒，是蛮夷而中国化，但满清政治严重偏离儒家仁义原则，虽中国化，蛮夷味道仍烈；中共灭儒，是中国而蛮夷化，但中共逐步背离马克思主义精神，虽已蛮夷化，“中国风”渐有所归。东海“于时尚能安坐而非共非马”，乃拜“和谐论”所赐，如果马克思主义依然原教旨，或者没有被逐步架空，东海即使不死，也得脱三层皮了。 另复须知，“非共非马”者并非都如东海一般“尚能安坐”（东海所求，乃言论的自由和渠道、儒家的兴旺发达。安不安坐，原无所谓。）满清文字狱虽严酷，也不是没有例外。满清之世如东海“非共非马”一般非满清的，并非全都如吕留良，并非全都在监狱里。如明末清初三大儒，不仅言论上疯狂反清，而且参加过实际抗清斗争。但他们仍然受到朝廷和地方相当的宽容和尊重。 我相信执政党及文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有所反思的，政治上架空马主义汲取儒家思想，学术上对儒家进行研究和阐发等等，就是这种反思的结果。只是我认为，当局及方克立们反思的力度、深度还很不够，还浮在表层。东海奋起棒喝狮吼，就是要把这种反思引向深入，从而不断强化“去马克思主义化”的力度，让更多的人反身而诚，反马归儒。 总之，东海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儒化中共、儒化中国。希望在一百年内，中国的政治、社会能够顺利越过各种历史性的障碍，走上仁本主义的光明大道。我知道自己看不到那一天，但仍将为那一天的到来而毕生奋斗。 2010-6-24东海儒者余樟法 来源：原道网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sp?boardID=2&ID=37250&page=1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