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雕氏之儒”辨正 作者：宋立林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韩国《儒教文化研究》国际版第15辑，2011年。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腊月廿八日戊午 耶稣2016年2月6日 韩非子提出“儒分为八”，其中一派为“漆雕氏之儒”。不同于孟氏之儒、孙氏之儒等有传世文献可以考索，也不同于子思之儒有郭店简和上博简等出土文献可以验证，这一派，按照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的说法，属于曾经存在但久已失传的。[①]《汉志》所载《漆雕子》十三篇，应是解开漆雕氏之儒的钥匙，可惜《隋书·经籍志》已不见著录，可见其早已佚失不存了。因此，相对而言，对于漆雕氏之儒的研究，便显得十分稀少。既有的很多研究，也大多陈陈相因，鲜有新意，且很多似是而非之论点，广为流传。兹据仅存之数则史料，论衡各家，综合众说，对“漆雕氏之儒”的若干问题予以辨正。 《论语》中关于漆雕氏的记载有一条，在《公冶长》篇：“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记载极为简略，而在《孔子家语》中也有一条，在《七十二弟子解》：“漆雕开，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岁。习《尚书》，不乐仕。孔子曰：‘子之齿可以仕矣，时将过。’子若报其书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悦焉。”则较之《论语》稍详。《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曰：“漆彫开，字子开。孔子使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说。”与《论语》同。 另外，在《韩非子·显学篇》有一段十分珍贵的资料，使我们得以略窥漆雕氏之儒的一些思想特征。文曰：“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於臧获，行直则怒於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 我们所能利用的文献基本仅此而已。下面，我们先依据史料对几个关于漆雕氏之儒的几个基本史实如姓氏、名字、年龄、里籍、著作、组成等予以考察，将纠缠不清之处予以尽可能的澄清。然后再分析其思想主旨，概括其学派的特征，并对一些流行的观点予以批驳和纠正，力图提出自己的新看法。当然，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做到有破无立，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不过这总比大胆的瞎猜来得踏实一些。 一、“漆雕氏之儒”基本史实考辨 （一）关于漆雕之姓氏 刘宝楠以为：“依阮说，漆雕氏必其职掌漆饰琱刻，以官为氏者也。”[②]李零先生对此引用出土资料予以证实：“‘漆彫开’，是以漆彫为氏，名启，字子开，孔门一期的学生。彫同雕，指在漆器上刻画。战国齐陶文有‘桼(漆)彫里’,是制作漆器的工匠聚居的里名。此人是鲁人，鲁国也有这类居住区。孔门弟子中，以漆雕为氏，还有漆雕哆和漆雕徒父，也是鲁人，当与之同里。古代制造业经常使用劳改犯。此人受过刑，是残疾人。孔门弟子有手工业者、劳改犯和残疾人。古代歧视工商，工商不能做官，孔子让漆雕开做官，比较值得注意。漆雕开说，‘吾斯之未能信’，大概仍有自卑感，信心不足，孔子觉得他谦虚自抑，很高兴。”[③]我们以为，当以刘宝楠等之说为可信。漆雕氏恐非工匠之氏，而是负责漆雕工匠之官长由世掌其职，遂以为氏。如此，则漆雕氏恐非所谓手工业者或劳改犯，李零所谓“歧视工商”，而漆雕因之自卑，则恐怕求之过深了。漆雕开当为漆雕氏之后，随着“王官失守”，他们亦转而求学于孔子之门。 （二）关于漆雕开之名字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漆雕开，字子开。”宋王应麟云：“《史记》避景帝讳也。《论语》注以开为名。”汉景帝名“启”，马迁因避讳而改。只是不知王氏所云，是上一“开”抑或下一“开”乃避讳而改。清阎若璩《四书释地》云：“上开本启字，汉人避讳所改。”便具体指出了漆雕开当是名启，字子开。对于《论语》所谓“吾斯之未能信”，清宋翔凤《过庭录》云：“当是其名‘啓’，古字作‘启’。‘吾斯之未能信’，‘吾’字疑‘启’字之讹。启即啓字。”戴望《论语注》亦以为，“吾”当作“启”，乃古文“啓”之误。与宋说同。今人毛子水（《论语今注今译》）、程石泉（《论语读训》）等皆从此说。清人张椿《四书辩证》对此反驳道：“景帝讳启，《汉书·人表》、《艺文志》何以直称漆雕启？如谓《史记》讳启作开，何以于微子启作开，于夏后启仍作启？且《史记》避启作开，而《论》《孟》不必避一也，何以《孟子》称微子启，《论语》独作漆雕开乎？……孔安国，史迁之师，而曰漆雕，姓，开，名，则开为本字无疑。因开、启义通，故或启或开耳。” 关于张氏这一反驳，我们认为并无道理。这是他对汉代避讳并不了解之反映。古代行避讳之法，有“已祧不讳”之例，此点顾炎武《日知录》、陈垣《史讳举例》[④]已有论述。据潘铭基《<史记>与先秦两汉互见典籍避讳研究》的考察，《史记》中不避景帝讳者24例，而《汉书》则全书不避景帝名讳。在《史记》中，对景帝讳有避又不避，对此，潘氏予以分析，指出“臣民名字大抵更易因避帝讳而易之”，故改微子启为微子开，漆雕启为漆雕开，而夏后启则未改夏后开也。而班固《汉书》之所以不避景帝讳，是因距西汉已远，已属“已祧不讳”之列，可以不必讳也。故书中“开”、“启”二字并见。 李零先生已正确地指出：“他的名、字，哪个是开，哪个是启，也值得讨论。……《论语》引用弟子名，见于陈述，一般是以字称，我们估计，开是他的字，启是他的名。《列传》说他名开，字子开，名与字重，不合理，作开当是避汉景帝讳。《弟子解》说，‘漆雕开，蔡人，字子若’，蔡人说未必可靠，若字则是启字之误，盖颠倒其文，以名为字，以字为名。启、开互训，名、字相应。”[⑤] 我们认为，漆雕开，当是名启，字子开。依例自可称“漆雕开”。司马迁作“漆雕开，字子开”，明显属于避讳。至于除了《汉书》之外，皆作漆雕开，而不作漆雕启，是有原因的。《论语》作“漆雕开”，正如李零先生所说，是通例，引用弟子名，见于陈述，一般称字。如果《论语》之“吾”果为“启”之误，则正合弟子对师自称用名之例。而《论衡》作“漆雕开”不作“漆雕启”，正与称“密子贱”不称“宓不齐”相合。 而孔安国注云“开，名”，其实，恐怕孔氏之注已因避讳而改了。当然，亦有可能有其他原因，只是我们不得而知。《家语》作“漆雕开，字子若。”显以开为名，与孔安国说相合。这正是因为《家语》乃孔安国编次的缘故。李零先生以为“若”乃启之误，有此可能。至于何时“颠倒其文”，则不得而知了。 （三）关于漆雕开之年龄 漆雕开之年龄，《史记》未载，而《索隐》、《正义》引《家语》，及今本《家语》俱云“少孔子十一岁”。 如按此推断当为孔子早年弟子。李零先生即以漆雕开为孔门第一期弟子。 然而，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以为“十一”有误。如清人宋翔凤《论语发微》提出，“《正义》引《家语》或脱‘四’字，应为少孔子四十一岁”。钱穆先生进一步分析：“玩其语气，漆雕年当远后于孔子，不止少十一岁也。漆雕亦与子张诸人同其辈行，于孔门为后起，故能于孔子卒后别启宗风，自辟户牖。若其年与孔子相随，则孔子没后，为时亦不能有久，无缘自成宗派矣。（韩非所举八家中，惟颜子乃孔门前辈，此由后儒推托，与颛孙漆雕之自辟蹊径者不同。）……《汉志》有《漆雕子》十二篇，列曾子后，宓子贱前，疑其年世当在曾、宓之间。《汉志》每有自后至先为列者，此其例也。班《注》：‘孔子弟子漆雕启后。’宋翔凤《论语发微》谓后字当衍，是也。《正义》引《家语》或脱一四字，少孔子四十一岁，差为近之。”[⑥]此说为蔡仁厚《孔门弟子志行考述》所从。 牛泽群以为，开当小孔子四十五至五十岁，受业于孔子返鲁之后。[⑦]与钱说相近。牛氏之理据，亦与钱氏相似。其说谓：“以上八儒，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其他再传弟子更小，故知八儒之形成，应在孔子卒后有相当一过程，几经一代弟子，不然子思之儒当冠以曾子之儒，而子夏‘居西河教授’，亦能成为一儒。故子开至多与子张年龄相仿，若少孔子十一岁，孔子卒时已六十二岁，授徒传学经相当过程，形成一派之影响与成就，何胜其力？”[⑧]牛氏且以《家语》伪书，不足凭信，斥之甚厉。钱、牛此说似甚有力。 钱氏以为“韩非所举八家中，惟颜子乃孔门前辈，此由后儒推托，与颛孙漆雕之自辟蹊径者不同”，牛氏亦同意钱氏此说，其实，颜氏之儒当理解为奉颜子为宗之学派，颜子虽然早卒，但其有门弟子传其学，后世目以“颜氏之儒”，漆雕氏之儒恐亦同此例。关于漆雕开之卒年，史籍未载。[⑨]不过，漆雕开之授徒讲学，未必不能于孔子在世之时便已开始。开为孔门早年弟子，习《尚书》，又颇具个性，且于人性论有其观点，又有著作，故其在孔子卒后能开宗立派，别启宗风，是顺理成章之事。且子张与曾子、子夏年龄相若，为何韩非所言八儒有子张之儒，而无曾子之儒、子夏之儒？牛氏之立说已自相矛盾。 《家语》伪书说在学界影响甚大，大多学者对此说之误习焉不察，人云亦云，成见之深，足以令人忽视其中宝贵材料。如今，根据我们的研究，《家语》绝非伪书，其所载资料对于孔子和孔子弟子之研究，价值极为重大。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真书不一定所载都是真实可靠的，非独《家语》为然，任何史料都当如此看待。因此，我们认为，在无其他铁证出现之前，关于漆雕开之年龄，只能从《家语》之说，开与颜路、曾皙一辈年龄相仿佛，属于孔门最早期的弟子。 （四）关于漆雕开之里籍 《史记》之《集解》、《索隐》皆引郑玄之说云“鲁人”，而所引《家语》并今本《家语》皆以为蔡人。 刘九伟以为：“‘漆雕氏之儒’作为儒家的一个学派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也可以说，‘漆雕氏之儒’就是以漆雕开为首的儒家上蔡学派。”[⑩]刘海峰亦认同刘氏之说。[11]二氏所据乃方志文献，亦包括地方之民间传说。方志文献固然可用，但利用方志文献也会遇到诸多麻烦。众所周知，方志所载多有以传说为史实之弊。同一名人之里籍，可在诸多方志中找到，尤其是时代愈古，传说愈多，不同方志一般都予以记录，如果迳以为史实，往往会大上其当。今日愈演愈烈之争夺名人故里之风，正由此来。如果漆雕开真如郑玄之说，为鲁人，而非《家语》所云之蔡人，则刘九伟立论之根基已失。所谓上蔡学派云云，只能是无稽之谈了。 我们认为，《家语》所云“蔡人”之说可能有误，当从郑玄之说为鲁人。此需辨明者，谓《家语》有误，并非因其为伪书也。至于《家语》为何记为蔡人，则属于事出有因，无所查据了。上引李零先生之说已指出：战国齐陶文有“桼(漆)彫里”,是制作漆器的工匠聚居的里名。鲁国有这类居住区。而且，如果上面关于年龄的判断无误的话，漆雕开作为孔子早期弟子，为鲁人的可能性较大，因为从现在资料来看，孔子最早期的学生中可考者如仲由、颜无繇、冉耕、闵损、秦商等皆为鲁人。而且据郑玄所说，另一姓漆雕之弟子漆雕哆，亦是鲁人。二人虽未必为父子，当亦为宗亲。 （五）关于“漆雕开刑残” 《墨子·非儒下》：“桼雕刑残。”《孔丛子·诘墨》作：“漆雕开形残。”孙诒让《墨子间诂》云：“《孔子弟子列传》尚有漆雕哆、漆雕徒父二人，此所云或非开也。《韩非子·显学》篇说孔子卒后，儒分为八，有漆雕氏之儒，又云‘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此亦非漆雕开明甚，《孔丛》伪托，不足据也。俞正燮谓即漆雕冯。考漆雕冯见《家语·好生》篇，《说苑·权谋》篇又作漆雕马人，二书无形残之文。俞说亦不足据。” 《孔丛子》长期以来亦被视为伪书，但是据黄怀信先生等考证，此书绝非伪书。结合《孔丛子》所载，可知《墨子》所谓漆雕，正指漆雕开。孙诒让不信《孔丛》，误也。不过，他不同意俞氏之说，则是正确的。 上引李零先生之说有云：“古代制造业经常使用劳改犯。此人受过刑，是残疾人。孔门弟子有手工业者、劳改犯和残疾人。古代歧视工商，工商不能做官，孔子让漆雕开做官，比较值得注意。漆雕开说，‘吾斯之未能信’，大概仍有自卑感，信心不足，孔子觉得他谦虚自抑，很高兴。”我们以为，李先生此说不能自洽。因为，以漆雕为氏源于制作漆器的工匠的职掌，很明显漆雕氏起源甚早，不应自漆雕开方有此氏也。那么又谓“古代制造业经常使用劳改犯。此人受过刑，是残疾人”，则自相矛盾矣。 关于“漆雕刑（形）残”的理解有二。一是指漆雕氏行为残暴，二是指漆雕氏受刑身残。前者以《墨子》为本，后者以《孔丛子》为源。 《墨子》原文作：“孔某所行，心术所至也。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货乱乎齐，佛肸以中牟叛，漆雕刑残，<罪?>莫大焉。”刑，或本作形。吴毓江《墨子校注》云：“孙谓《孔丛》不足据，是也。此‘漆雕’疑即《韩子》所载之漆雕。‘漆雕刑残’，犹言漆雕刑杀残暴也。《韩子》下文又曰‘是宋荣子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正与此文意相类。” 当然，刑残或形残，皆可含有“因刑致残”的意思，（注家多以此为解。）不过，放在《墨子》的上下文中细绎文义，其以“乱”、“叛”等与“刑残”相提并论，并俱归之于“罪莫大焉”，则吴氏说“犹言漆雕刑杀残暴”，指漆雕开非常重刑、非常残暴，而非漆雕开本人受刑致残，是符合《墨子》原意的。 而《孔丛子》作“形残”，且下文“诘之曰”则明确指出：“漆雕开形残，非行己之致，何伤于德哉？”，则“形残”，只能指形体残疾，而其故则可能即因“刑”而“残”。但不能指“刑杀残暴”，明矣。 二者孰是孰非，很难遽下论断。不过，我们如果说“漆雕刑杀残暴”，虽然符合《墨子》之原意，但《墨子》本身是在“非儒”，攻击孔子及其弟子，甚至将阳货、佛肸等都归之孔子门人之列，显然有“欲加之罪”、“强词夺理”的味道。至于“漆雕刑（杀）残（暴）”也就难以信从了。 如果说漆雕开曾受过刑，倒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牛泽群以为“受刑身残，不当在不仕并‘从大夫后’门下弟子时，若以花甲又经年之身受刑身残，亦属不可思议”。[12]便属于胶柱鼓瑟之言。我们知道，在孔子弟子中，确乎不乏手工业者、劳改犯和残疾人。如孔子之女婿公冶长，便曾“在缧绁之中”，坐过牢。但孔子知道其“非其罪也”（《论语·公冶长》）。对于漆雕开之刑残，《孔丛子》说“非行己之致，何伤于德哉”，可见二人正属于同一情况。 那么，漆雕开为何会刑残呢？吴氏将“刑残”与“暴”联系起来予以解释，则予人以启迪。不过，关键是如何理解“暴”。在墨子和韩非子等“非儒”者眼中的“暴”，未必是真的“暴”。不过，它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漆雕氏的思想风格。其“不色挠，不目逃”和“行直则怒于诸侯”的作风，恐怕正是导致其“刑残”的原因了。 （六）关于“漆雕氏之儒”的著作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云：《漆雕子》十三篇，班固自注：“孔子弟子漆雕啓後”。这里的“十三”，有多处著作引作“十二”，即使同一学者，在不同的论著中亦有既作“十三”又作“十二”者，不知“十二”之说何据。是版本不同，抑或抄录有误，不得而知。 关于这一部《漆雕子》的作者，关键在于对“后”字的理解。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认为“后（後）”，是指漆雕开之后代。一种意见认为“后”字为衍文。 关于第一种意见，如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提出：“班注漆彫启后者，盖家学也。启之后人所记欤？”[13]李零也认为：“后字是表示该书出于漆雕启的后人。”[14]张觉亦持此说。[15]钟肇鹏明确指出，《漆雕子》十二篇，乃系漆雕氏之儒一家之学。[16]这里的“一家之学”即可理解为“漆雕氏”之家学，又可理解为“一家之言”的学派之学。不过，钟先生以“后”作推测，似乎是指前者。吴龙辉更是提出：“漆雕氏之儒当在孟子之后。……我认为，漆雕开只可看作漆雕氏之儒的祖师，但并非真正的创立者。创立漆雕氏之儒的人乃《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漆雕子》十二篇的作者——漆雕启的后人。”[17]刘海峰同样认为，后非衍文，当是指漆雕开之后人。《漆雕子》十三篇当为漆雕开之后人、弟子、再传弟子共同著成。其主要内容当涉及《书》、《礼》中的微言大义以及漆雕氏的学派思想。[18] 主张第二种意见的也不少。如宋翔凤《论语发微》云：“《汉·艺文志》‘儒家漆彫启后’，按《汉书》‘后’字当衍，或解为开之后，不特文理记载不顺，况《论衡·本性篇》云:‘世子作《养书》一篇。密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性情，与世子相出入。’据此则开亦自著书，《七略》安得反不载也？《韩非子·显学》有漆雕氏之儒，则开之学非无所见，盖亦子张之流欤？”刘咸炘引周中福《郑堂读书记》亦据《汉志》上载《曾子》、下载《宓子》，断此十三篇即漆雕启作，后字为传抄所误加。[19]郭沫若亦持此说，并予以推理分析：“后字乃衍文。盖啓原作启，抄书者旁注啓字，嗣被录入正文，而启误为后，乃转讹为後也。”[20] 我们以为，这第二种意见是可取的。从《论衡·本性》记述世硕、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等性情论一段资料分析，可能王充是读过这些人的著作的，当时《汉志》所载的这些著作都还未佚失，所以王充才十分肯定地说这些人都有性情论，而且大体相同，稍有差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漆雕子》的作者应该就是漆雕开。最起码当时的《漆雕子》题名可能是“漆雕启（开）”。因为，在先秦时期大部分诸子著作，都是一个学派的集体作品，而往往冠以学派创立者的名字。正如《汉志》所载《曾子》、《宓子》、《世子》、《子思子》等一样，《漆雕子》亦当列于漆雕开之名下，而不可能再标注“漆雕启后”，因为那样显然属于画蛇添足了。我们再来观察《汉志》对这些书籍的著录及注。 《晏子》八篇。名婴，谥平仲，相齐景公，孔子称善与人交，有《列传》。 《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孙，为鲁缪公师。 《曾子》十八篇。名参，孔子弟子。 《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启后。 《宓子》十六篇。名不齐，字子贱，孔子弟子。 《景子》三篇。说宓子语，似其弟子。 《世子》二十一篇。名硕，陈人也，七十子之弟子。 《魏文侯》六篇。 《李克》七篇。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 《公孙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 《孟子》十一篇。名轲，邹人，子思弟子，有《列传》。 对作者之说明，大都采取“名，字，身份”之格式。即以《曾子》《宓子》《世子》《公孙尼子》等为例，皆是先名，后注明身份：“孔子弟子”或“七十子之弟子”，而独《漆雕子》之注不同。我们可以作一个推测。可能原来之注亦同此例，作“漆雕启，孔子弟子”，而后如郭沫若所推测：“后字乃衍文。盖啓原作启，抄书者旁注啓字，嗣被录入正文，而启误为后，乃转讹为後也。”如此则为“漆彫启后，孔子弟子”，便不词矣，故好事者改为现在这个样子。当然，这只是大胆的臆测。 退一步说，即使《漆雕子》真是所谓“漆雕启后”所作，那么也是漆雕氏之儒的作品。 除此之外，很多学者对漆雕氏之儒的作品还有许多推断。如梁启超、郭沫若等以降，学者多将《礼记·儒行》（《孔子家语·儒行》大体相同）归于漆雕氏之儒。我们通过研究，《儒行》当是孔子与鲁哀公对话之实录，反映的本是孔子的思想，为孔门弟子整理流传。郭沫若等以为其为漆雕氏之儒的作品，恐怕理据不足，失之偏颇，同时也降低了其文献本身的意义。不过，另一位学者的看法，却值得关注。蒙文通先生曾指出：“以漆雕言之，则《儒行》者，其漆雕之儒之所传乎？”[21]如果我们确信《儒行》与漆雕氏之儒有所关联的话，那么，蒙文通先生的说法庶几近之。因此，我们认为，说《儒行》为漆雕氏之儒的作品，并不能理解为该篇为漆雕氏之儒所“作”，而只能理解为该篇乃漆雕氏之儒所“传”。也就是说，漆雕氏之儒只能看作这一篇文献的“传述者”，不应看作该文的“作者”。正如，《中庸》《表记》《缁衣》《坊记》等皆记孔子之言，而为子思之儒所传，而可以称之为子思之儒的作品一样。[22] 陈奇猷进一步扩大了视野，他提出：“以此漆雕之议为准绳，在《吕氏春秋》中可辨别出若干篇为此派学者之著作，如《忠廉篇》《不侵篇》是也。”[23]此后，高专诚进一步指出：“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中的《忠廉》、《当务》、《士节》、《离俗》、《介立》、《诚廉》、《不侵》、《高义》、《直谏》、《贵直》、《士容》等十数篇，许多人都认为是北宫、漆雕一派的言行记载，亦或与所谓的《漆雕子》属一类的著作篇章。确实，这十几篇所反映的观念，有一股豪侠之‘士’的气派。当然，我们这里所讲的‘派’并不一定指某种有一定教条或某几位特定首领的宗派，而是讲那个时代里，有那么一些人，敢于与异己的势力抗争，这就是所谓的‘豪士’或‘国士’的阶层。”[24] 对此，我们持审慎的态度。能够扩充关于漆雕氏之儒的文献资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是，如果没有出土文献的佐证，我们现在很难就断定其为漆雕之儒一系所有。我们看这些篇文献中，所称举的人物，大多并非儒家，而是墨家、游侠之属，将之归为漆雕氏之儒的名下，似乎过于草率。其实，其实在这些论者看来，也不敢自信，而是将所谓“派”重新做了界定，而所谓“我们这里所讲的‘派’并不一定指某种有一定教条或某几位特定首领的宗派，而是讲那个时代里，有那么一些人，敢于与异己的势力抗争”[25]，其实已经失去了学派意义，而是近乎泛滥的称谓。可是，这样的界定过于宽泛，对于研究漆雕氏之儒，根本毫无价值可言。基于此，我们以为，对于漆雕氏之儒的考察，还只能以《论语》及《韩非子》等所载的零星资料为根据。尽管十分遗憾，但却相对稳妥。 另外，郭店楚简问世之后，其中《性自命出》一篇，亦有学者推测有可能为漆雕氏之儒的作品，但这种可能性虽说存在，但大部分学者在深入研究分析之后，大多放弃了这一推论。[26] （七）关于“漆雕氏之儒”的组成 梁启超云：“惟漆雕氏一派，即《论语》上的漆雕开，《汉书·艺文志》有《漆雕子》十三篇，可见得他在孔门中，位置甚高，并有著书，流传极盛。在战国时，俨然一大宗派。至其精神，……纯属游侠的性质。孔门智、仁、勇三德中，专讲勇德的一派，《孟子》书中所称北宫黝养勇、孟施舍养勇，以不动心为最后目的，全是受漆雕开的影响。”[27]看来，在任公的眼中，北宫黝、孟施舍等皆属漆雕氏之儒的行列。郭沫若则认为：“孔门弟子中有三漆雕，一为漆雕开，一是漆雕哆，一为漆雕徒父，但从能构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派来说看，当以漆雕开为合格。他是主张‘人性有善有恶’的人，和宓子贱、公孙尼子、世硕等有同一的见解。……这几位儒者都是有著作的。……这几位儒者大约都是一派吧。”[28] 刘咸炘则推测《汉志》所载鲁仲连子、虞卿等人“为人不脱游士之习，不似儒者，……入之儒家，殆以其行重节义，异于朝秦暮春之流，有合于刚毅、特立，若漆雕之伦与？”[29]将鲁仲连、虞卿等亦归入漆雕氏之儒的行列，似乎更为不妥。 高专诚将宓子贱与巫马施等都归之于漆雕氏之儒予以论述。但他同时清醒地意识到，“本章叙述的这三位弟子的联系……有些表面化”，因为像宓子贱与漆雕开除了性情论上有相似之点外，其他方面看不出更多的相似之点。不过，他又从“重行”的角度将之联系起来，说道：“从大的方面讲，这三位亦可以说是重行的一派。”[30]但他对另外两个漆雕氏是否与漆雕开有关系，则不置可否。 刘九伟则认为，这一派的组成，除了郭沫若所说的宓子贱等人之外，还当包括上蔡籍的三漆雕、曹卹、秦冉等人，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才是漆雕氏之儒的正宗”[31]。刘海峰除了认同所谓“上蔡”三人为漆雕氏之儒外，并对郭沫若、高专诚等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宓子贱、公孙尼子、世硕、北宫黝、巫马施等人与漆雕开在思想上有相似或相同之处，是否为同一学派不能轻下结论。[32] 我们认为，上述这些说法，大都不可信据。不过，刘海峰氏质疑郭沫若、高专诚等，则是可取的。如果因为世硕、公孙尼子、宓子贱与漆雕开在人性论上有相近或相同的主张，而将之划为一派，则无疑忽略了其思想的不同之处，这一点高专诚已经指出。如果以有无著作来确定学派，那么世硕、宓子贱、公孙尼子皆有著作，为何八派之中却无之呢？至于因北宫黝与漆雕开俱有“不色挠、不目逃”这一所谓“任侠”之风，便将之归为一派，显然又忽略了《孟子》所谓“北宫黝似子夏”的说法了。如果依蒙文通所言，将子夏、曾子、漆雕都归之为一派，显然不合适。 至于秦冉、曹卹，同为蔡人，如果因为地域关系将之与漆雕氏划为一派，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漆雕开为鲁人的可能性要大于为蔡人说。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将秦冉、曹卹划为漆雕氏之儒的阵营，就有些不妥了。其实，更为关键的是，以地域来划分学派，在后世虽大盛，但以区域来划分的标准，其实还是思想主旨之一致或相近。所以，即使漆雕开为蔡人，与秦冉、曹卹同为“老乡”，亦难以简单地确定其为同一学派，这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另外两个漆雕氏呢，是否可以划为漆雕氏之儒的阵营呢？ 我们先来看这几个人同漆雕开的关系。 根据《孔子家语》和《史记》所载孔门弟子资料，孔门共有漆雕氏三人，一是漆雕开，一是漆雕徒父（《家语》作漆雕从），一是漆雕哆（《家语》作漆雕侈，郑玄云鲁人）。据《世本·氏姓篇》（秦嘉谟本）：“漆雕氏：有漆雕开、漆雕徒父、漆雕哆。”则此三人当为同宗。李零指出，“漆雕哆（字子敛）：鲁人（《目录》）。哆，是张口，字通侈，与敛含义相反。漆雕徒父：鲁人。《索隐》引《家语》字固，今本《家语》作‘漆雕从，字子文’，疑文有误，徒父乃字，其名为国，同下郑国字子徒例，而错写成固；今本《家语》，从是徒之误（繁体从作従，与徒相近），文是父之误。”[33]李氏之说，可备参考。 另外，在《家语·好生》篇有“漆雕凭”，揆诸语境，当为孔子弟子，然不见于《弟子解》，这个“漆雕凭”在《说苑·权谋》篇作“漆雕马人”。卢文弨曰：“‘马人’二字疑‘冯’之讹。《家语·好生篇》作‘漆雕慿’，《左氏》襄二十三年《正义》引《家语》作‘平’。”[34]叶德辉云：“疑一人，名冯，字马人。”[35]我们怀疑，慿、冯、从乃一人。凭、冯皆属蒸部韵，而从乃东部韵，东、蒸旁转，则从或为慿之假字。而且，从与慿义近，徒与从可互训，徒与慿亦可互训。《论语》“暴虎冯河”之冯（慿），即“徒”义。马人或是慿字之传抄致讹，抑或为徒父之形近而讹。此人名从或冯、慿，而字徒父，正合名字相关之例。孔子赞誉“漆雕凭”为“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可见此人年辈较小，可能为漆雕开之后。此正如孔子屡称颜回为“颜氏之子”，而颜回与乃父颜路同为孔子学生之例。 当然亦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如果《墨子》和《孔丛子》所说漆雕开“刑（形）残”，是指其曾受刑徒。而其子取名徒父云云，或正与此有关。而漆雕哆，据郑玄云亦为鲁人，则与开、慿恐亦为同宗。 那么，即使我们确定三位漆雕氏的关系，是否能够说其皆为漆雕氏之儒呢？似乎仍难以断定。因为，在孔门之中，同为父子，却思想风格等截然迥异者，便有一个突出的例子，曾点与曾参父子，很难以归为同一学派的。当然，如刘海峰等推测的那样，漆雕氏之儒包括漆雕哆、漆雕徒父等人以及其后人，则亦未尝没有可能。只是没有坚强的证据，而只能算是臆测之辞了。 其实，考察一个学派的成员，最关键的要看其师承和学术主张。如果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思想和学术主张又不见得一致，那么我们就无由去断定一个人属于这一个学派。 我们所能推定的是，从韩非子的语气来看，漆雕氏之儒既然作为儒门一大宗派，自然会代有传人，不管是其子孙后代，还是弟子及再传弟子，都会有其一定的影响的。只是，限于史料的阙如，我们也只能遗憾地说，漆雕氏之儒的组成，已无从查考。将宓子贱、北宫黝等归为漆雕氏之儒，并不可靠。 二、“漆雕氏之儒”为“任侠派”驳议 尽管漆雕氏之儒留存的资料十分稀少，但仅存的几则资料，依然可以一窥这一学派的思想特色。关于漆雕氏之儒的思想特征，自章太炎、梁启超、胡适之、郭沫若先生以来，学者几乎众口一词，将漆雕氏之儒视为儒家之“任侠派”（当然，用词有异，如另有“游侠派”、“武侠派”[梁启超、胡适之]、“儒侠派”[章太炎、钟肇鹏等]等说法，但意思大体相同）。傅斯年、蒙文通、刘咸炘、钟肇鹏、孔繁、张岂之、马勇、高专诚、徐刚等皆主此说。我们认为，将漆雕氏之儒称之为“任侠派”，是不正确的。 能否称其为“任侠派”，我们要首先考虑其否与其思想主张、特色相符。我们从材料出发，予以梳理。 （一）传习《尚书》 我们知道，孔子施教，先之以《诗》《书》。在孔子早年的教学中，六经尚未形成，《诗》《书》《礼》《乐》是其常有科目，而只有到了晚年，孔子才赞《易》作《春秋》，将之纳入教学体系，而且作为“特设科目”，非一般弟子所能接触和学习。 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仲尼弟子列传》亦谓：“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所谓“身通六艺”与“受业身通”显属同义。那么，六艺所指为何？是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还是《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六经”。我们认为，当指后者。如是以来，身列《仲尼弟子列传》和《七十二弟子解》的七十多人皆能通六经，与上文所说《易》《春秋》非一般弟子所习是否矛盾呢？ 其实，我们认为，六艺固然是指六经而言，但这里所谓的“身通六艺”、“受业身通（六艺）”是虚指，并非孔门七十子皆能身通六经。因为从现有资料来看，真正通经传经者并不多。而且各有所偏，如商瞿传《易》、子夏传《诗》等，亦符合孔子因材施教之原则也。 所以《孔子家语》载开“习《尚书》”，并非指漆雕开“专习”《尚书》，而不懂其他经典，只是表明他对《尚书》在某一阶段之学习，或对《尚书》有偏好而已。并不能如有些学者认为的，据此证明《家语》乃后世之伪书，错讹尤甚。 传为陶潜所著的《圣贤群辅录》所云：“漆雕传礼为道，为恭俭庄敬之儒。”刘海峰氏据此以为漆雕氏亦传《礼》。对此，尚需一辨。如果我们认同韩非子所谓“漆雕之议”，那么《群辅录》所谓“恭俭庄敬”的说法正与之相反，就站不住脚了。 （二）不乐仕 《论语·公冶长》：“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悦。”《家语》明确记载：“漆雕开，字子若，少孔子十一岁，习《尚书》，不乐仕。孔子曰：‘子之齿可以仕矣。时将过。’子若报其书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悦焉。”较之《论语》要详细。但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此语之时间，当在孔子为鲁司寇时。其时，孔子门人多有仕进者。而作为早年弟子的漆雕开，年龄已经四十多岁，再不出仕，“时将过”。这与孔子所谓“四十五十而无闻，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的意思相合。 孔安国《论语注》云：“仕进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习。”郑注“子悦”云：“善其志道深。”康有为《论语注》：“漆雕子以未敢自信，不愿遽仕，则其学道极深，立志极大，不安于小成，不欲为速就。”刘宝楠《正义》：“信者，有诸己之谓也。由开之言观之，其平时好学，不自矜伐，与其居官临民谨畏之心，胥见于斯。其后仕与不仕，史传并无明文。《家语》谓开‘习《尚书》，不乐仕’。夫不乐仕，非圣人之教。”程树德亦谓：“夫不乐仕，非圣人之教，夫子谓‘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子路亦谓‘不仕无义，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夫子为司寇时，门人多使仕者，盖弱私室以强公室，非群策群力不为功。斯必指一事而言，如使子路堕费之类，非泛言仕进也。今不可考矣。”[36] 至于“未能信”之义及孔子“悦”之的原因，皇侃《论语义疏》载：“一云，言时君未能信，则不可仕也。”《韩李笔解》记：“韩曰：‘未能见信于时，未可以仕也。子悦者，善其能忖己知时变。’李曰：‘云善其能忖己知时变，斯得矣。’”李零先生则不相信这些“美妙”的阐释，他以漆雕形残而自卑来解释“未能信”。这种解释相当质朴实在，但比较来看，李先生的说法其实并不高明。我们从宋儒那里看到，这短短几个字，实际上反映了漆雕开之境界已达相当高之地步。 程明道曾谓：“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对此朱子与门人亦多有讨论，在《朱子语类》中载有多条问答。如： 或问：“‘吾斯之未能信’，如何？”曰：“‘斯’之一字甚大。漆雕开能自言‘吾斯之未能信’，则其地已高矣。‘斯’，有所指而云，非只指诚意、正心之事。事君以忠，事父以孝，皆是这个道理。若自信得及，则虽欲不如此做，不可得矣。若自信不及，如何勉强做得！欲要自信得及，又须是自有所得无遗，方是信。” 问：“漆雕循守者乎？”曰：“循守是守一节之廉，如原宪之不容物是也。漆雕开却是收敛近约。” 问“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曰：“漆雕开，想是灰头土面，朴实去做工夫，不求人知底人，虽见大意，也学未到。若曾皙，则只是见得，往往却不曾下工夫。” 问：“漆雕开与曾点孰优劣？”曰：“旧看皆云曾点高。今看来，却是开著实，点颇动荡。” “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若论见处，开未必如点透彻；论做处，点又不如开著实。邵尧夫见得恁地，却又只管作弄去。[37] 我们知道，孔门弟子在孔子去世后，出处不一，据司马迁《儒林列传》的说法：“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可见，孔子弟子中确有“隐而不见”的一批人。《论语·雍也》记“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卒，原宪遂亡在草泽中。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阎，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怿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又云：“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无行，多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尝仕。’”《游侠列传》亦云：“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可见，闵子骞、原宪、公皙哀皆有不乐仕之精神。另外，曾点亦显现出“狂狷”的精神，显然亦是不喜仕进的一位贤者。而其“未能信”之语，又展现出其谦虚之精神，真君子之风范也。果如此，那么，在孔门当中，便有多位“不乐仕”的弟子了。正如吴林伯解《公冶长》“子使漆雕开仕”章时所云：“谓值世乱，我不信能仕进，乃沿‘天下无道则隐’而发，孔子服其志道之笃，故悦之也。”[38] （三）人性有善有恶说 漆雕氏之儒之所以能自成一派，必然要有其独特的思想学术主张。在现存的点滴史料中，我们还有幸窥见一鳞半爪。在东汉王充《论衡•本性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情性各有阴阳，善恶有所养焉。故世子作《养性书》一篇。密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唯世硕、公孙尼子之徒，颇得其正。”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得到一下几点信息：第一，漆雕开有关于性情论的著述；第二，漆雕开主张性有善有不善；第三，漆雕开之论性情与世子有“出入”，即相近但并不相同。我们知道，密子贱、漆雕开为孔子及门弟子，而世子和公孙尼子则为七十子之弟子，为孔门再传。这里有一个关键词——“之徒”。此词可作两种理解，一为门徒、弟子之义，二为徒党，指同一类或同一派别的人。对此词理解不同，便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李锐提出，“很可能不是说密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等人或世硕、公孙尼子等人，而是指这些人的弟子后学”。[39]他之理据便是，这里若是指密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这三人，似“密子贱、漆雕开”不当与世硕并列。对此，我们表示怀疑。因为将孔子弟子与再传弟子并列来论述，似无不可，正如《汉志》所列儒家诸子，亦无一定顺序，并不按照年龄和辈分来列序。其实，这个“之徒”与《史记·儒林列传》所载“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於子夏之伦，为王者师”中的“之伦”义近，都是指“这些人”的意思。但这个“之徒”却并不一定是“同一学派”，只是说这些人有某些相近的特征罢了。 陈来先生认为，在孔门当中，从孔子之后到孟子以前，人性论的主流正是这一批人的主张。他说：“世子是孔门当时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都是孔门的重要人物，告子‘仁内义外’说见于楚简的《六德》篇等处，孟子对告子的批评，往往使人忽视了告子也是一个儒家。告子与孟子同时，应在公孙尼子和世子之后。宓子贱、漆雕子、世子、公孙尼子、告子，他们的人性论虽然在说法上不完全一致，但都比较接近，可以说这类人性论共同构成了当时孔门人性论的主流。荀子有关人性的基本概念也明显地受到这一先秦孔门人性论的主流的影响。孟子以后，孔门早期人性论并未即被孟子所取代，而一直延续流传。所以这种人性论并不能仅仅被定位为在孔孟之间的儒家人性论，在战国至汉唐时期，它一直以各种互有差别的形式延续流传，成为唐以前儒学人性论的主流看法。”[40]陈先生的这一看法是否正确，是一回事。而他指出漆雕等人的人性论主张有着重要的影响，则是另一回事。而这无疑是很重要的一个认识。 王充既说“皆言性有善有恶”，又言“与世子相出入”，可见漆雕开等与世硕的人性论并不完全一致，而是存在在差异。但差异果恶乎在？曹建国认为：“性有善有恶在逻辑上至少有两种解释，一是说一个人的人性中有善的成分，也有不善的成分，另一种解释是说有的人天生就善，有的人天生就恶。”[41]而李启谦先生则进一步分析指出，《孟子•告子上》所载三种人性论，“性无善无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世硕之人性论可能为第二种，而漆雕开则为第三种。漆雕的这种人性论，正确与否且不论，不过总算是一家之言，所以列为八派之一。[42] 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云：“《孟子·告子篇》：‘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盖即谓此辈。”正与李启谦说同。而黄氏引章太炎《辨性上篇》云：“儒者言性有五家：无善无不善，是告子也。善，是孟子也。恶，是孙卿也。善恶混，是杨子也。善恶以人异殊上中下，是漆雕开、世硕、公孙尼、王充也。”则将漆雕与世硕之人性论归为一类，无所分别矣。刘咸炘则认为，“其所谓性有善有恶，又与有性善有性不善不同，与公都子所称及告子、荀子、孟子之说为六说。”则是另一种意见了。尽管我们从王充那里知道，漆雕开与世子的性情说有“出入”，但史料阙如，我们还是无法确知其详。 据此，我们可以肯定，人性论是漆雕氏之儒思想主张中一个较为有特色的部分。但它还并非使漆雕氏之儒成立的充要条件。因为我们也应当看到，如果仅以人性论可以为一家之言来解释漆雕氏之儒的成立，似乎会带来另一个疑难，那就是，为何在韩非所谓八儒之中，没有“世硕之儒”，也没有“宓子贱之儒”呢？ 在郭店简《性自命出》问世之后，有学者便注意到这则史料，与之联系起来。如丁四新先生说：“《论衡•本性》云公孙尼子论性情，‘言性有善有恶’，与《性自命出》篇毕竟有相一致的地方，这样他与宓子贱、漆雕开、世硕等人一起，仍有可能为《性自命出》篇的作者。”“宓子贱、漆雕开皆为孔子弟子。《论语•公治长》云：‘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斯焉取斯。”’孔子赞许宓子贱为君子，可见其德行颇为高尚了。《公治长》又云：‘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悦。’此‘信’乃自信，以信德允诺其心，可见漆雕开对自身修养的重视了。这样看来，宓子贱、漆雕开亦无法排除与《性自命出》篇的关联。然亦只是可能性而已，尚难推定。”[43] （四）尚勇 《韩非子·显学》称：“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张觉以为“议”通“义”，表示学说主张，可从。[44]那么，根据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韩非眼中的漆雕氏之儒的学说思想特征。 论者在讨论韩非子此处所论时，往往都会与《孟子·公孙丑上》所载：“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挞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宽博，亦不受於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的一段话结合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