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 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之改朝换代，表面上是破旧立新、大浪淘沙、时代进步，实际上是优势接力、国运叠继、应变求生。 追溯到中古后期，那奄奄一息的“西方”在被中国文化注入新生命之后，便由“原罪爆炸”引发“科学爆炸”——人性恶和生存竞争，在向外扩张、向外平衡，即在祸害外部世界的条件下会产生“文明奇迹”（包括科学与民主。黑格尔说：“人性恶创造历史”），从而爆炸全人类与生物圈。中华民族死里求生——其应对“西祸”所致的内耗几乎也是致命的，所以我们不应该以此来否定朝政的救亡之功，更不应该憧憬西方的“文明极致”，因而否定中华文明。 她的以倚凭边疆和倾压海洋为特征的“地缘政治”，系关现代中国之兴亡；在此方面，清朝乃及时开创而艰难守成，国民党有再造之恩却力尽身败，共产党则成就前业并发挥全效。——否则腹背尽丧，中心倾覆，遑论屹立东方，海洋立国！清朝还基本根除传统意义上的胡患、使之极少被列强所利用（除了外蒙独立，其余如蒙藏滿疆皆有惊无险）。清朝虽是丧权辱国，但毕竟多亏其劳苦功高，中国才会免于印度或非洲乃至土著美洲一样的命运。国民党不仅领导中国走出半殖民地之低谷，而且还在诸多方面开启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尤其是在中华民国之废辱约、收失地和联合国之气运的条件下，今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有可能。中国在冷战中“捭阖纵横，脱颖而出”，在后冷战中“与时俱进，和平崛起”，这都是共产党的独特的贡献。另一方面，现代中国不得已进行深度转型、以应对最大外患，这难免产生极大阵痛和内耗；她之所以能够忍受下来，而不至于自我消亡；其主要归功于国民党（1927－1980年代）在文化复兴、传承道统的方面所起的中坚作用。 2，终古奇变，百年翻转 中国自古承受天下忧患，所以总是致力于恢复普遍和谐；又创发了天人合一的礼乐人生（非如今之耗丧生态），并且推广她的和谐文化（非如今之世界战国）。所以，她看似“保守落后、停滞不前”，实乃“自我调节、稳健发展”，（李约瑟语）。相比之下，西方是反其道而行之：它的社会充斥矛盾与冲突，在其获得外来科技而海洋扩张、向外平衡之前，是个相争相害、生生灭灭的“霍布斯邦”，哪有“文明”，只是依靠基督禁锢人性、免于消亡而已！中国科技使之“发现新大陆”，从而西方人能够以“全球性生态”来平衡其大竞争、大发展；与此同时，又通过中国文化之“启蒙”，他们建立了非基督教的“俗世文明”。这样，西方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就变成科学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动力，西方人遂能用物质力量去征服自然、征服世界。此乃“欧洲奇迹”和“中国落伍”之原因！现代中国如不“变古”，就“身先死”；但若如此，世界则会加速毁灭。“变古”乃“明哲保身”，这就是所谓的革新、转型和进步！ 明清以来的历朝，均有极大之贡献；它们缺一不可，各尽其能，前仆后继，先后支撑着中华文明。古人云“五德终始、三统交替”，其要旨是以改朝换代来应对忧患。尽管改朝换代本身也充斥祸乱，但除非已实现“全球大同”，内忧外患乃在所难免。这就是说，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代，缺少其中之一的贡献，中华民族就会四分五裂、亡国灭种。进言之，中国之所以没有像印度那样被殖民、没有像非洲那样被瓜分，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像印地安人那样被灭种，反倒是谷底翻身、快速复兴、逆境攫取？其主要原因有三：第一，中国文化无比深厚及其具有“唯变所适、与时俱进、他山攻错、逢凶化吉”的政治功能，使其人能够施展“以柔克刚、以夷制夷、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的“战国策”。第二，中华文明以“平天下”为攻、以“大一统”为守，灵活变通，总能见效；虽暂力弱阳衰，但却阴魂不散，将会阴阳交替。第三，她的文化及文明基于性善，包容对立，动态平衡，无限扩充；进而内圣外王，推己及人，遂成广土众民、族情相安、藩服修睦。这般由文化之“致广大而尽精微”和文明之“无排他性的开放亲缘”所形成的最广泛最深厚的凝聚力，即便失落，也能有所抵销“国家分裂”的趋势。 3，清朝的贡献 历史上的中华文明饱受欧亚大草原的胡患，它周期性地发作，动辄杀人千百万，倾覆文明中心，造成中原板荡（假如中华文明局限于其主要发祥地的黄河流域及华北平原，而无高山腹地和多水江南用以战略缓冲和生态缓解；那么，她面对内忧外患之向心聚爆，则绝难幸存下来，“四大文明古国”全成历史绝唱）。进言之，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幸存且壮大，有两个基本原因：A.客观条件为辅：南中国开发而缓解生态与缓冲胡患，B.文化作用为主：儒释道叠兴而调伏人心与调和天下。 到了明朝中叶，偏倚东南的经济重心开始遭罹“海洋暴力”（始于倭寇和海盗）；后者作为一种“新忧患”，不亚于胡患、而且潜力无穷——随着“海洋时代”的到来，它将无限升级。任何民族或文明都不能承受如此海陆之两面受敌。为了幸存下来，中华文明必须涵融和化解这个双重忧患。为此，她不得不进一步“平天下”和完成更大的“大一统”；不得不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农耕文明”和“华夷之辨”。 胡患虽然愈演愈烈，然而物极必反。满清入关而“化腐臭为神奇”——古训之“以夷制夷、守在四夷”变为现实。清朝消除数千年之胡患，不用长城限内外，塞北与江南永和为家，巩固蒙藏滿疆之四边形胜，齐其政不变其俗。从此以后，中华民族能够挟其优越的“地缘政治”（大纵深、高倾势、压海洋）应对最大挑战：其弱时可纵深退守，而立于不败之地；其强时能长风进取，实现海洋立国。倘若不是清朝取代明朝，边疆全被俄罗斯等国所攫取，胡患不仅不绝、反而被列强所利用，不知道要比“五胡乱华”严重多少倍！中华像往古一样地局限于中原、盆地和滨海，四面受敌、无险可守，哪能对付空前无比的外患，只是坐以待毙、亡国灭种而已！ ★☆清朝之评语：主要是在中华文明“外延”的方面，确立超国家、多民族、跨宗教和泛世界的“大一统”，驾临天下，大同框架；虽然清朝本身只是历史长河的一瞬间，但自那以后，中国人能够站到“地缘政治”和“世界战国”的制高点来应对任何挑战，进退有据：其虽积弱，却易于力挽狂澜；其必复兴，必再次平治天下。 4，中华民国的贡献 清朝之统治，名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实际上属于中国传统的“天下太平”的体制；它远非现代国家的军国机制，所以不能适应西方所带来的“世界战国”。换句话说，正因为中国传统政治是“道统德治、无为而治”，而非行之有效的“权力制度”（没有政治压力，老子曰： “圣人处上而民不重”），也就没有足够的抵抗力；所以清朝才会被民国所取代、（半传统的）民国又让位于新中国；后者以其最大化的组织力和动员力来确保“球籍”，难免内伤元机，损害文明。 清末民初，版图剥落，大一统分崩离析，边疆岌岌可危。然而，于1927年重建的中华民国，很快扭转颓势：收复失地，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尤其是，中华民国首次从现代国际法意义上，巩固了中国的蒙、藏、滿、疆及台湾；之前，在此方面全是不确定的，何况都被列强所控制或占据；至于“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样的说法，则根本不被他国所接受。如果没有中华民国，特别是如果不是她危难受命、励精图治和抗战救国；那么，苏俄和日本就不只是在蒙古和满洲两地的争夺上相妥协（1941年日苏条约），而是伙同英法美等列强瓜分全中国。果真如此，即使有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牺牲，最多也是保有几个地方“苏维埃”，而苏俄的占领区的大部分则都会变成“加盟共和国”；绝非是相对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那是因为有中华民国的有效影响！在此情况下，列强就会进而实施种族灭绝的阴谋。 最重要的是，中华民国在文化或精神上确保华夏的丰功伟绩，不应该被忽略。在它之前是“民族异端”（满洲部落），之后是“文化异端”（马列主义），皆是“以夷制夷、他山攻错”；两者“急功近利、立竿见影”于整合散乱、打造国势，乃以否定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为代价——深度损伤文明机体之凝聚力与生命力。所以，若非国民党的及时补救与“反哺大陆”，中华民族难免趋于解体。这就是说，清朝和新中国皆是着重于中华文明之外延的拓展或巩固，却相当损伤中国文化之内涵。幸亏国民党在这方面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而“承上启下”，中华民族虽然起落倾荡，却能安然无恙；尤其是经过20世纪的“巨劫奇变”，她还能“大难不死、忧患余生”！今中国之复兴传统、恢弘国风，大抵是涵摄三民，步入正轨。 1945年初，美苏英三强共谋（雅尔塔密约）陷害作为“第四强”的中华民国，来达成西欧之妥协，从而把它们之间的对立，限制于“冷战”的范围内，而非是毁灭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于是，在日本投降的前夕，苏联红军掩至满洲，汇合国际共产主义，装备中国的反对党，而美国则困绑政府军（武器禁运），使之被动挨打（“马歇尔调停”是“马歇尔计划”的先决条件，即以牺牲国民党中国来复兴欧洲，使共产主义东移）。国共内战和两党易帜，正是在此国际背景下完成的。反过来想，若非新中国，假如1949年之后仍是国民党统治大陆，似乎是科技立国和海洋立国径直地展开，而免于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恰恰相反，那才是中华民族的灭顶之灾呢！因为果真如此，美苏就不会进行冷战，而首先是深化“雅尔塔阴谋”来灭亡中国。国民党被定性为“民族主义”，意味着西方不能接受这个“潜在挑战”；而中华民国的崛起，则是复兴儒家的与往昔的“天下中心”，这将使西方文明及其霸权主义“无地自容”（费正清及其同仁——多为驻华人员、即那些被赫尔利大使指责为“颠覆者”——共识于此，并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 ★☆中华民国之评语：结束半殖民地，完成民族独立，跻身“大国”；在科技、教育、人才、国防上为华人世界之现代化，奠定了根基。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内涵的方面，它曾是从五四到文化大革命的反传统狂潮的中流砥柱：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万变不离其宗，即中国不会完全西化；《易经》曰：“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其乱有底线，首先是在精神上不弃“仁情”，做到“笑泯恩仇”（无对）；其治也无疆，首先是在原则上不悖“王道”，推行“和谐世界”（大同）。 5，新中国的贡献 在列强对立冲突（两次世界大战及其之间）的阶段，国民党能够玩耍“以夷制夷”，从而结盟抗争；但在霸权宰世之际，它便沦为“文明冲突”的首个牺牲者。中国共产党在其势单力薄之初，在文化上是“暗渡陈仓、瞒天过海”，尽管其民族主义比之国民党，乃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羽毛丰满之后，它便“金蝉脱壳、原形毕露”——它的富国强兵，更甚于国民党之所为。西方人的智慧事先看不透这些，更不知道“改朝换代”的另一面。 在美苏两霸看来，中国共产党代替国民党政权，使中国不再是“潜在的挑战者”（东方文明），罗斯福总统曾说：中国——特别是分裂的中国——可以成为“我们伟大事业的附庸”。但在1945－49年之间，美国为了全盘利益，把已和它自己建立“初恋关系”（延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推给了苏联，以换取西欧的非共产化。于是，“明察秋毫”的斯大林设计了让新中国与美国正面冲突的朝鲜战争。（不过，斯大林最担心的事，在他死后30年发生了，那就是“中美蜜月”，此种使之两面受敌的“地缘战略”，是苏联解体之前提条件）。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顺理成章地和苏联解决了、国民党所难以解决的满洲占领问题和新疆分裂问题。运用它的那套从苏联引进的西方式的超强体制，维护了多民族、大边疆的统一，遏制了领土分裂、政治分裂和思想分裂（西方思潮）的愈演愈烈的可怕势头，尽管尚未彻底解决。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以其最大组织力和动员力，形成现代的军国机制和全民的战斗序列，这是中国保住“球籍”的前提。在冷战中，中国合纵于苏联而有后盾，连横于美国而有奥援；在两个超级大国的轮流“扶植”下，先后展开工业化和现代化。结果苏联帝国解体，美国霸权徒劳，中国“和平崛起”。 ★☆新中国之评语：确立现代国家的战争机制，克服周边的军事威胁和顶住两霸的致命重压；脱颖而出于冷战——使中国从最初的受害者，变为最终的真赢家；突破国际障碍，深深地卷入世界市场和西方经济，奇迹般地“迎头赶上”。1949年至今，容受和消解西方的祸因乱源，更大规模的富国强兵。在文化与文明的自我价值的方面，国民党“直道而行”而功亏一篑，共产党“曲线救国”而初见成效。 6，总结：文明奇迹，文化展望 文明奇迹：对于身陷世界激变的近现代中国进行省思，可知其文化之成熟圆满和其文明之生机盎然。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华文明表现出至少五点堪称世界人文之奇迹：A.敌对的胡患变成她的“拓疆抚藩”和“创业垂统”的功臣；B.这个最大最久的文明遭罹至大至深的忧患，却能“假亡以存、先否后喜”（语出《易经》）；C.短短十几年里，这个险些亡国灭种、四分五裂的国度，一跃而跻身“列强”（“四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D.从历史的最低谷勃然而起，百年拼搏，现在快要变成超级强国了；E.在西方的致命重压和科技封锁之下，掌握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本领。 文化展望：第一，中华文明承受着遍天下的祸因乱源，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亡国灭种的阴影挥之不去，以致内忧外患与“中国崛起”同步升级；不过，物极必反、峰回路转：中国的承受忧患的历史过程快到尽头了，她的“平天下”已接近其终极目标了！第二，正是因为承受忧患，中华文明的至善之性往往表现为“恶”（致乱天下的西方恰相反——造成“内部佳境”）。在世界历史中，中国既是母亲文明、又是中流砥柱。在现代史上，若非西方阴谋，而让中国拥抱阶级斗争——涵融源自“原罪性恶”的西方祸患；那么，冷战就成了全面毁灭的新的世界大战。第三，中国的任何朝代和体制都是其文明的手段和现象，而非她的目标或本质。外部世界的祸因乱源越大，中华民族所承受的苦难也越大，其政治的反应就越强烈（以致被西方指责为“专制之国”和“人祸之源”）。所有都是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策。第四，由于东方文化及其平衡功能被破坏，竞争与科学无所控制，中国疲于奔命于应对来自西方的忧患；所以，全世界正在径直地走向毁灭——在越趋萎缩的地球生物圈中，进行着愈益严重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中国影响世界历史的“阴阳周期”已经淹没于“资本周期”（人欲横流）之中，在这全人类的存亡绝续之秋，中国文化还能有所作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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