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阳明德育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作者：龚妮丽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三月十七日辛巳 耶稣2015年5月5日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王阳明是为数不多的既“立德”、“立言”，又“立功”的大儒，其思想不仅明代中后期“流传愈百年”（《明史·儒林传》），至中国近现代愈加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王阳明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伦理学家和军事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王阳明的思想经历了“出入释老”又“归本孔孟”的历程，至正德三年被贬贵州龙场，历经百死千难终于悟道，史称“龙场悟道”，以此为起点，他相继提出“心即是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四句教”、“万物一体”等哲学思想，形成了他的心学体系，走上了与朱子不同的心学道路。王阳明的德育思想正是他系统性哲学思想的体现，他的德育思想，包含着“致良知”的德育宗旨，协调统一的德育理念，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学校德育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致良知”的德育宗旨 “致良知”是阳明心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对于自己一生教学思想的提炼和总结，他声称：“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①]；他还提出：“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②]”。可以说，“致良知”既是他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内容，也是他教育的途径和方法。阳明的教育核心是关乎人的德性、德行的教育，“致良知”正是他德育宗旨最好的概括。 “致良知”是阳明“心即理”思想的展开。与程朱理学将伦理道德视为外在“天理”的制约不同，王阳明认为伦理道德是个人内在心灵、良知的呈现，他认为，“良知即天理”[③]，他将“心”看成是人的意志、主观精神，他指出： 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④] 王阳明认为“心”是“身”的主宰，“心”之所发，即是人的主观意识。人的行为是由人的意识支配的，有孝道父母的意识，才能去孝敬父母；有终于国家君王的意识，才能去效忠国家君王；有仁的意识，才能有“仁民爱物”的行为。在王阳明看来，仁义礼智、纲常伦理的“理”只能从人的本心上去求得，而不是外在于人心的“理”。 “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⑤]正是在“心即是理”、“心外无物”的思想理路下，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的道德本体思想。 王阳明吸取了孟子关于人不假外求，便先天具有良知、良能的学说，提出“性无不善 ，故知无不良”，将《大学》提出的“致知”，转换为“致良知”，所谓“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⑥]”，建构了他的德育思想。“良知”并非向外求“理”的“知”，而是本心裁定是非善恶之标准，王阳明说： 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无所与于他人者也。……今欲别善恶以诚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尔。[⑦] 阳明认为良知是每个人先验的善恶是非标准，“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良知应是人人皆有的道德理知，这就是知善、择善的是非之心。要想正确地判断是非善恶，只要有本真诚意之心，致其良知就能做到，因为良知本然是善，本然知善，所以本然地能判断事物的对与不对、正与不正、善与不善。但是，在人生与社会现实的经验层面，良知本体的明觉呈现往往会被小己私欲遮蔽，良知本体的自然运作也会受到狭隘私欲杂念的干扰，背离本然的良知。建构道德秩序，正是为了抵制和防御人类在历史文化中对良知的违背、对意义世界的消解。因此，“致良知”的目的，即是要让人回到良知本真的觉悟中，“致良知”是让人们接受道德教育、道德修养，恢复至善心体的大用，使良知本体之心、性、理、情浑然呈现，自然展开，并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致良知”的宗旨既关乎本体也关乎功夫，可以说，王阳明的整个德育思想就是如何在“致良知”的过程中，让受教育者“开悟”，而最终成为具有“天命之性，粹然至善”[⑧]的觉悟者。“致良知”应着力在“致”的功夫上。王阳明十分看重调动修习者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通过“静坐息思虑”、“省察克治”以革除私欲，这是一种内省自求于心的去敝工夫，也可以说是一种“向内功夫”。王阳明说： 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便是何思何虑矣。[⑨] “静坐息思虑”，可以让人心安静，从人欲妄想中回复平静，但仅仅是“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也是没有用的，还要教他们“省察克治”的功夫，随时随地自我反省，“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省察克治”的关键还是“思诚”，体认天理，得到“天理纯全”。 再就是“事上磨练”的功夫，阳明指出：“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⑩]。这就是应将纯然的本心、良知的“德性”贯彻到“德行”中去，即贯彻到主体“良知”意志所支配的行为中去，这是一种“向外功夫”。这是王阳明德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方法，也是他所倡导的“知行合一”说的体现。“致良知”与“知行合一”是完全相通的。王阳明说： 天地间活泼泼地，无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离，实亦不得而离也：无往而非道，无往而非工夫。[11]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12] “致良知”就包含着以行动来彰显良知，“行”的过程便是良知发用的过程，也是生命存在返回到良知本身的过程。王阳明一方面强调良知形上本源的意义，一方面又关注良知本体发用的实践过程，彰显良知的现实作用和价值，将“知”与“行”都统合到良知的世界中，这正是“致良知”最具道德实践意义的精神，这种体用不二的道德修习宗旨，对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价值。 二、协调统一的德育理念 在王阳明的德育理念中，十分注重协调统一的系统性，他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提出“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的进德修业基本原则，概括了德育和人格完善相互关联、协调统一的四个方面；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倡导对童蒙德育“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13]，将“知”、“情”、“意”、“乐”协调、统一起来；在《传习录下》中提出“学问也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14]，一方面重视教师的作用，另一方面更强调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倡导教师的点化与学生的自化相统一。这种种协调统一的德育理念，是王阳明德育思想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1、“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的进德修业基本原则 王阳明对于进德修业有着系统的教育理念，首先强调的是“立志”。他指出：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 王阳明认为“立志”是为学之本，也是道德修养之本，若没有道德修养的志向和目标，就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将一事无成。他告诫他的弟子们：“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所谓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只有真正立下坚定的道德修养之志，才能克服一切修习的障碍。 立志之后是“勤学”，王阳明指出： 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从吾游者，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 “勤学”既是检验是否真正立志的试金石，也是进德修业的必经之路。在道德修习方面他并不看重“聪慧警捷”，而更强调“勤确谦抑”。其实，勤勉、笃实、谦逊，本身就内含道德修养，对于德育，更应倡导这样的学习态度。 第三是“改过”，王阳明指出： 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 王阳明认为只要是人，就有可能犯过错，哪怕是“大贤”也免不了，但只要能改正，仍然可以成贤人。甚至是盗贼流寇，能知错改过，都可以成为君子。这是道德教育中十分重要的理念，道德修习，就是不断的认识自我，查找自身的缺点，不断改过，不断进步的过程。 第四是“责善”，王阳明说： “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谏师之道，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盖教学相长也。[15] “改过”是对己而言，“责善”是对人而言，即规劝别人改过。阳明告诫学生们，在修德的过程中，要相互批评攻错，由不善而归于善，这才是朋友之道。并强调要“忠告而善道之”，不仅勇于批评还要善于批评，以恰当的方式收到良好的效果。可贵的是他还鼓励学生向他“责善”，这样可以相互提高。字里行间透显出王阳明与学生平等、亲和、朋友般的师生关系，对学生的循循善诱，体现出阳明履践“致良知”德育宗旨的身体力行。 2、知、情、意、乐协调统一的蒙学教育 王阳明十分重视童蒙教育，以“明人伦”为蒙学教育的核心，在此基础上，再去培养他们的其他才能，他说：“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16]他深知这种教育的特点，一方面，“明伦”是人的本性良知，即使是儿童，也知道爱父母，敬兄长，明伦教化并非从外部灌输某种道理，而要用不同的方法引发人们本性中的良知；另一方面，要真正在意识、行为中时时处处都达到人伦的极至，即使是圣人，也有做不到的时候。因此，明伦教化必须在教育方式上下功夫。王阳明继承了孔孟的教育思想，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提出了一套顺乎人类天性的教育方法，他指出： 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大抵童子之情，乐嬉逰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17] 王阳明主张以“乐而行之”的美育手段，使受教者在知、情、意、乐各方面协调统一。“诱之歌诗”，以优美的诗歌诱导儿童，不仅激发他们的意志，也陶冶他们的性情，在朗朗上口，曲调优美的歌诗吟唱诵读中，给他们带来快乐。“导之习礼”，在练习礼仪的活动中，培养儿童严肃礼敬的行为举止，不仅身体得到锻炼，道德规范也从外到里沁入心扉，“明伦”的意识也逐渐形成。“讽之读书”，通过读书，不仅增长儿童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开启他们的智慧，培养他们的道德信念。王阳明十分反感当时那些违背儿童天性的弊端，他指出： 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持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俗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18] 王阳明看出“近世教育”以“知性”教育代替“人性”教育的弊病，用标点断句，模仿八古文，苛求天真的儿童，而不知用礼和善来激发他们，使他们视学堂为监狱，视师长为敌人，再要求他们从善，怎么可能？王阳明注意到童子的心理特征，以启发取代强制，让他们接受順乎人性自觉要求的教育，在知、情、意、乐协调统一的教育方式中不知不觉得到道德的提升，获得“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的效果，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3、自化与点化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王阳明的德育思想建立在其心学基础上，他宣称“心外无义，心外无善。”[19]人的意念与行为无不被“心”所主宰，一方面“良知”就在人的本性、本心中，另一方面，人被后天习气包裹，心有污染，“良知”不能呈现，德育就是要使受教者祛除后天污染的习气，将潜藏在人心中的良知呈现出来。可以说，德育就是一修“心”的工程，即修正被污染的“心”，使之内化出仁心善念。德育既然是对人心的修正，心性修习的主体必然是学生，因此王阳明强调修习者须“自得于心”，他说道： 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率性之谓道，道，吾性也；性，吾生也。而何事于外求？[20] 道德修养贵在自得，需要引导学生“自化”，学贵在“自得于心”，即独立思考、自我反省，培养自我的道德主体精神，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是非观，不被外界错误的观念所干扰。读经学道，均要与自我的道德修习联系起来，所谓“率性之谓道，道，吾性也；性，吾生也。”正如阳明告诫学生六经即是“吾心之常道”，只有将学经与修炼本心结合起来，才能做到“自化”。这正是德育之中最重要的“体贴之学”。 当然，教师的“点化”也是需要的，教师的作用不是对学生的修习包办代替，而是指点迷津，使之自我解化。在德育上，教师对学生的启发教育比直接地传授知识更重要。诚如阳明所说：“学问也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当。不然，亦点化许多不得。”[21]启发式的指点，可以让学生“自家解化”，解化之后便可举一反三，一了百当。王阳明立足于“心学”的德育教化，是十分深刻的，他主张在道德修习上，遇到疑难与困境，都应“反求诸己”，“自求自得”，这是培养学生建立伦理道德主体精神的有效方法，也是“致良知”必须重视的工夫。 三、王阳明德育思想的当代意义 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在提法上从来都将德育排在第一位，国家的教育方针也明确提出：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但是当今的社会，在欲望与功利的障蔽下，对于终极性的价值目标——信念、信仰、理想等精神上的追求正在淡化；极端的利己主义，使个人利益与社会价值产生冲突，出现人文精神的危机；残酷的市场竞争，使人与人产生激烈的利益冲突，导致道德的危机。在物欲牵引与市场竞争的社会现实中，“德育”在学校的首要地位并未落实，学生普遍缺乏远大理想，青少年犯罪呈上升趋势，有心理障碍的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学校“重智轻德”极为普遍，升学率成为学校追求的主要目标；说教式的“德育”课几乎是例行公事，对学生的意识和行为没有真正触动。道德失范现状的改变，固然需要全社会配合，而学校的德育也须反思和改进。王阳明的德育思想，是我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无疑对我们今天学校的道德教育有着积极的意义。 1、“立志”是德育的根本 王阳明的 “致良知”思想，首先就要求学生“立志”，志向的确立是进德修业的根本。如果不立志，就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有了向善修德的志向，才有坚定的意志去克服自身的缺点，革除不良的习气，通过勤学、改过、责善等实践环节，逐渐获得光明敞亮的心性，不仅知善知恶，还能行善去恶。我们今天的德育，也应该重视对学生“立志”的培养。一提到“立志”，学生们多是从功利的角度出发，即立志成为有知识、有能力、有谋生本事、有社会地位的人。青少年的偶像大都是科学家、文体明星、老板、官员……。很少有“立志”成为品德高尚的人，德育课中那些仁人志士似乎离他们很远，只是口号中学习的榜样。如果我们的道德教育能引导学生将道德修养视为自己一生努力的方向，立志成为如历史上品德高尚的优秀人物，懂得王阳明所说的“人人可以成圣人”的道理，我们的德育就成功了一半。立志修德并非与成为“有知识、有能力、有谋生本事、有社会地位的人”相对立，但立志修德一定应该置于首位，正如我们的教育方针将德育置于“智”、“体”、“美”之前一样。王阳明指出：“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22]近代教育家钱穆先生继承阳明学说，也如此说：“中国教育主要在教人如何好好做一人。而尤要在教其心。从性情方面做起。……学校教育则在教其性情外，又需教其各人之才智。”[23]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值得反思，应该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教书育人的理念，真正将“教人如何好好做一人”作为学校教育的重中之重。王阳明德育思想中的“立志”这个根本，值得我们深思并付诸实践。 2、“知行合一”是德育的原则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德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对我们今天的学校德育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的道德教育课程，往往将知识的灌输作为教育的重要手段和主要方法，这与朱熹的“知先行后”德育理念有相似之处。而王阳明在他那个时代就看出遵行这种教育方式的弊病，那时，就有一些读书人知行脱节，表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他指出：“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从）知识才能上求圣人，……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24]阳明针对朱子“知先行后”之说提出了“知行合一”的主张，以纠正知行分离的倾向。他认为“体用一源，有是体即有是用。”[25]知为行之体，行为知之用，体有用必显体，知行合一，知行不二。正如有学者论析王阳明这一主张时所说：“主体进行道德活动，从动机产生到实践完成，乃是一个整体统一的过程。要而言之，道德意念的动机世界与道德实践的生活世界，应是一个和谐、完整、统一的世界。”[26]因此我们今天的学校德育应打掉“知”与“行”的割裂，并非仅仅指知道了就要去做，而是将“知”与“行”视为一个整体，在道德实践中去“知”，在“知”的工夫上用“行”，使“知德”与“行德”相辅相成，贯穿一体。改变以知识灌输为德育的唯一或主要方式，而在学生“立志”修德的基础上，让他们明白德育是一种修炼工夫，即在正确的意识指导下去实践，在实践中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巩固正确的意识，懂透正确的理念；建立道德理性，又不脱离情感世界的真诚。德育就是要通过引导学生做修德的工夫，成就健全完善的道德人格，使言、知、情、意、行完全地统一起来。 3、启发式教育是德育须遵循的规律 王阳明关于道德修养贵在自得，“学”贵在“自得于心”的思想，以及教师应通过“点化”，引导学生“自化”的理念，对我们今天学校德育的教育方式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由于道德教育不是纯粹的知性教育，需要学习者从内心接受做人的道理，内化为自己的意识和行为，王阳明提出的“自家解化”无疑是德育最有效的方式，启发式教育应该是德育须遵循的规律。我们今天的德育课，大多是教师给学生讲授知识，通过考试，督促学生记住些知识，也有以说教的方式要求他们做好人好事。即使学生们德育考试都可以拿满分，内心深处是否认同这些做人的道理，并自觉自愿地去做到，就很难说了。甚至有的学生厌倦听这些说教，教学效果更适得其反。启发式的教育需要老师了解学生的心理，以理服人，以情动人，重在“点化”，“点”是“化”的手段，“化”是“点”的目的，即让学生化为自己内心认同的“理”，真心实意、心悦诚服接受的“理”，将这些“理”化为自己的德性和德行。即使是“点化”，王阳明认为还不如“自家解化”，如他所说：“学问也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当。”如何使学生自家解化，更需要老师们除了有“解惑授业”的本事，更要以身垂范，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启发学生，培养他们“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27]的主体精神。这样的启发教育要贯穿于他们的“立志、勤学、改过、责善”，贯穿于他们的“知行合一”、“事上磨练”。可以说，王阳明的德育思想，不仅是对受教者的指导，更体现出对教育者的要求。阳明先生对学生的言传身教是我们德育教师最好的榜样，记录阳明教诲学生的《传习录》，是启发式教育最好的教科书。 4、情理交融、寓教于乐是德育的有效方式 情理交融、寓教于乐既是王阳明顺其儿童天性的教育方式，也是对儒家礼乐教化的继承。德育是对人“心性”的教育，不是一种纯粹的知识教育，应该是一种情理交融的教化。中国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包含着情理交融的教育理念，即在快乐中接受道德理性教育，使受教者对“礼”的履践，乐而行之。“礼”是社会中人的行为规范，侧重理性的行为，“乐”合乎人性中的情，即《乐记》中所说的“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礼”与“乐”相配合，既规范人情、人性，又顺乎人情、人性，于是就有了“礼”与“乐”的内外结合。礼乐教化主要集中在社会性的道德伦理教化及个体人格修养两个方面，通过“礼教”、“乐教”、“诗教”为特征的“六艺”之教体现出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形式是审美教育，核心是道德教育。王阳明继承儒家的礼乐教化传统，并发扬了儒家的人格修养智慧，以“志道”为本，以“六艺”为用，认为这是一种合乎天性的教育手段。他将“德”（习礼）、智（读书）、美（歌诗）相结合，以启发取代强制，让儿童接受这种順乎人性自觉要求的教育，在歌诗的吟诵唱和中，调理性情，默化粗顽，渐渐合乎礼义。可见王阳明德育思想中情理交融、寓教于乐的高明之处。我们今天的德育也应该借鉴这种情理交融、寓教于乐的教育方式，将道德说教转变为让学生“乐而行之”的“礼”（德）“乐”双修，使受教者在快乐中接受道德的教化，将道德规范变成自己内心情感的要求，自觉地与周围的世界建立和谐、美好的关系。例如，通过多声部的合唱，激发人的向心力，各个声部协调一致，在完美和谐的音响氛围中感受和谐世界的美与善；通过优秀诗词吟诵，在诗化的语言、和谐的音调、高尚的意境中受到熏陶，内化为美好的情操，养成在生活中以人为善，真诚待人，宽容仁爱的道德修养。 【注释】 [①]《寄正宪男手墨二卷》，载《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续编一”，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点校本（以下引用简称《全集》），第990页。 [②]《传习录中》，载《全集》卷二“语录二”，上册，第71页。 [③] 《重刻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序（刘宗周）》载《全集》卷四十一“序说·序跋”，下册，第1612页。 [④] 《传习录》上，载《全集》卷一“语录一”，上册，第6页。 [⑤] 《答顾东桥书》，载《全集》卷二“语录二”，上册，第42页。 [⑥] 《答顾东桥书》，载《全集》卷二“语录二”，上册，第45页。 [⑦] 《大学问》，载《全集》卷二十六“续编一”，下册，第791页。 [⑧]《亲民堂记》，载《全集》卷七“文录四”，上册，第251页。 [⑨]《传习录上》，载《全集》卷一“语录一”，上册，第16页。 [⑩]《传习录下》，载《全集》卷三“语录三”，上册，第92页。 [11] 《传习录下》，载《全集》卷三“语录三”，上册，第123页。 [12] 《传习录上》，载《全集》卷一“语录”，上册，第123页。 [12] 《传习录上》，载《全集》卷一“语录一”，上册，第4页。 [13] 《传习录中》，载《全集》卷二“语录二”，上册，第87页。 [14] 《传习录下》，载《全集》卷三“语录三”，上册，第114页。 [15]以上引文均见《教条示龙场诸生》，载《全集》卷二十六“续编一”，下册，第974—976页。 [16]《传习录中·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载《全集》卷二“语录二”，上册，第87－88页。 [17] 同上。 [18] 《传习录中·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载《全集》卷二“语录二”，上册，第87－88页。 [19] 《与王纯甫·二癸酉》，载《全集》卷四“文录一”，上册，第156页。 [20] 《自得斋说》，载《全集》卷七“文录四”，上册，第265—266页。 [21] 《传习录下》，载《全集》卷三“语录三”，上册，第114页。 [22]《传习录中》，载《全集》卷二“语录二”，上册，第54页。 [23]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岳麓书社1986年版，174页。 [24] 《传习录上》，《全集》卷一“语录一”，上册，第28页。 [25]《传习录上》，《全集》卷一“语录一”，上册，第17页。 [26] 张新民：《阳明精粹·哲思探微》，孔学堂书局2014年版。 [27] 《书石川卷》，载《全集》卷八，“文录五”，上册，第270页。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