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正德庚辰王阳明之梦 ——兼论开悟“致良知”宗旨的政治苦境 作者：任文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中国儒学》（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三月初十日甲戌 耶稣2015年4月28日 一、王阳明《纪梦》诗 梦境在人生际遇中总是透露出一些神秘的色彩，孔子曾以很久没有梦见周公而叹其“衰”。王阳明曾在十五岁时梦谒马伏波庙，并于梦里题诗云：“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诗尚不磨。”[1]嘉靖七年戊子十月，王阳明用兵两广之时，偶然间得拜谒伏波祠，情景宛如昔年梦中，不禁感叹两广之行有非偶然者。一个多月以后，王阳明即与世长辞，此梦亦堪称奇。本文所欲解读者非阳明此梦，而是正德十五年庚辰八月的一个梦，王阳明为此而赋《纪梦》诗，并于诗序中叙此梦来历如下： 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卧小阁，忽梦晋忠臣郭景纯氏以诗示予，且极言王导之奸，谓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导实阴主之。其言甚长，不能尽录。觉而书其所示诗于壁，复为诗以纪其略。嗟乎！今距景纯若干年矣，非有实恶深冤郁结而未暴，宁有数千载之下尚怀愤不平若是者耶！[2] 王阳明在梦中偶尔遭逢晋郭璞，并告以东晋王敦、王导一段故事。王敦、王导事详《晋书》本传及元帝、明帝《纪》，今略叙其与王阳明梦境相关者如下。王敦与其从弟王导俱为东晋开国皇帝晋元帝重臣，王敦于晋元帝末年、晋明帝初年两度兴兵作乱，明帝太宁二年（324年），王敦“愤惋而死”，其党羽亦被剿灭。王导则历元帝、明帝、成帝三朝皆为朝廷重臣。元帝末年王敦初作乱之时，王导率族人请罪于元帝，元帝称王导“以大义灭亲”。王敦兴乱得志之后，王导亦得以加官。王敦欲废元帝，因王导所争而止。明帝即位后不久，王敦再度举兵兴乱，此时他已重病在身，王导率子弟先行举哀，人皆以为王敦已死。王敦与其党羽覆败后，王导再得加官。《晋书》之“史臣曰”称述王导为帝王之“股肱”，比之于管仲之相齐、诸葛亮之兴蜀。[3]至于郭璞与此事之渊源，则王敦兴兵之初，曾请郭璞卜筮，以不称己意而杀之。《晋书》郭璞本传载其事如下： 敦将举兵，又使璞筮。璞曰：“无成。”敦固疑璞之劝峤、亮，又闻卦凶，乃问璞曰：“卿更筮吾寿几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敦大怒曰：“卿寿几何？”曰：“命尽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诣南冈斩之。[4] 王阳明诗序即据此以称郭璞为“晋忠臣”。王导曾以郭璞为参军，遇事亦时请郭璞卜筮，郭璞当亦熟识于王导，故而在王阳明梦中由郭璞道出“王导之奸”于事理上能讲得通。通过《晋书》王导传史家之评语，我们可以解读得出王阳明之梦为翻历史旧案之梦，如其所言，用以抒“数千载之下”“怀愤不平”之气。虽为梦里翻案文章，然亦当合于事理，故而在《纪梦》诗中，王阳明述其梦醒之后：“开窗试抽晋史阅，中间事迹颇有因”。也就是说，梦醒检诸史籍，王阳明认可了郭璞的说法。下面我们即通过《纪梦》诗，进一步看郭璞如何翻历史旧案的： 切齿尤深怨王导，深奸老猾长欺人。当年王敦觊神器，导实阴主相缘夤。不然三问三不答，胡忍使敦杀伯仁？寄书欲拔太真舌，不相为谋敢尔云！敦病已笃事已去，临哭嫁祸复卖敦。事成同享帝王贵，事败乃为顾命臣。几微隐约亦可见，世史掩覆多失真。 《纪梦》诗以“深奸狡滑”评王导其人，并认为王敦之觊觎神器，王导实与之同谋且阴主其事。所引以为证的有二事：其一为王敦兴兵得志后，欲用周顗（字伯仁），询之王导，三问三不答，故最终杀之。《晋书》周顗本传载此事来龙去脉如下： 初，敦之举兵也，刘隗劝帝尽除诸王，司空导率群从诣阙请罪，值顗将入，导呼顗谓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顾。既见帝，言导忠诚，申救甚至，帝纳其言。顗喜饮酒，致醉而出。导犹在门，又呼顗。顗不与言，顾左右曰：“今年杀诸贼奴，取金印如斗大系肘。”既出，又上表明导，言甚切至。导不知救己，而甚衔之。敦既得志，问导曰：“周顗、戴若思南北之望，当登三司，无所疑也。”导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应令仆邪？”又不答。敦曰：“若不尔，正当诛尔。”导又无言。导后料检中书故事，见顗表救己，殷勤款至。导执表流涕，悲不自胜，告其诸子曰：“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5] 据此，则王敦咨询于王导之时，本意欲重用周顗。《晋书》谢鲲传道此渊源颇详： 初，敦谓鲲曰：“吾当以周伯仁为尚书令，戴若思为仆射。”及至都，复曰：“近来人情何如？”鲲对曰：“明公之举，虽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实未达高义。周顗、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举而用之，群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鲲弗知，敦怒曰：“君粗疏邪！二子不相当，吾已收之矣。”鲲与顗素相亲重，闻之愕然，若丧诸己。[6] 观此亦可知，王敦起初本意即欲重用周顗、戴若思，及入都以后，征询人情于谢鲲，谢鲲告以群言沸腾，若任用“南北人望”周顗、戴若思，则群情可平复，而未曾想当日王敦已派人拿获周、戴二人。参诸周顗本传，则谓王敦之杀周、戴，实由于王导之暗示，《纪梦》事责以“胡忍使敦杀伯仁”，亦不为过。《纪梦》诗引以为例的另一事则为王敦致书王导，言所恨于温峤（字太真）。 王敦与温峤事发生在晋明帝初年，温峤获明帝倚重，王敦忌之，于是请温峤为左司马。温峤以周公辅成王故事劝谏王敦，王敦不为所动。后温峤用计摆脱王敦还都，上奏王敦有逆谋，请朝中先行为备。王敦再兴乱，温峤领命御之，由是而有王敦致书王导责温峤之事。然《纪梦》云“寄书欲拔太真舌，不相为谋敢尔云”则略有误，《晋书》温峤本传载其事云： 敦与王导书曰：“太真别来几日，作如此事！”表诛奸臣，以峤为首。募生得峤者，当自拔其舌。[7] 观此可知，“表诛奸臣”以后语为《晋书》叙事所及，并非发于王敦致王导书。《纪梦》虽有此误，然从王敦致书王导切责温峤之事，亦可质问以“不相为谋敢尔云”之语。有鉴此两事，《纪梦》将王导率子弟先行为病笃中的王敦举哀，视为“临哭假祸复卖敦”的行径。而王导于王敦兴乱之时所持为观望的态度，视其成败以定去就，所谓“事成同享帝王贵，事败乃为顾命臣”。 以上按《纪梦》诗语稽考相关史实，只是为王阳明之梦做笺注，至于王阳明于梦境所翻历史旧案能否成立，并非本文的考察对象。此梦较之王阳明少年时谒马伏波庙之梦无疑更见神奇，以千载以上之人造访梦中发历史之覆。其实，此亦有不足为奇者，王阳明《纪梦》诗后尚附录有得于梦中的郭璞“自述诗”，其中“王导真奸雄，千载人未议。偶感君子谈中及，重与写真记”一语略道出其中端倪。此语中的“君子”，当指王阳明而言，也就是郭璞之所以“托梦”于王阳明，乃是缘于他偶尔曾“听闻”王阳明谈及王敦、王导之事，故而托梦以真相告知。此“自述”诗是王阳明得于梦，抑或出于其所杜撰，并不非常重要，但它透露了王阳明曾在与人言谈中疑及王敦、王导之事则当为可信的。也就是说，王阳明本人对此事本来即有所怀疑的。 以此梦太过神奇，王阳明是否真曾有过这样一个梦，我们不能不有所存疑。如确有此梦的话，给它一个略见合理的解释，即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如前所述，王阳明日间曾与人谈及此事，并纠葛于胸中，故而有其事入于梦境。如果此梦出于杜撰，那么这杜撰本身也是比较耐人寻味的了。 实则此梦是否出于王阳明杜撰也并非本文考察的对象，实亦无从稽考。无论如何，确实有那么一首《纪梦》诗，王阳明于此诗中翻千载以上历史陈案，这一点，真实无误地发生在正德十五年庚辰八月二十八日的那样一个晚上。那么，何以会有这样一首诗？即便此梦为真，我们也可以追问，王阳明何以有这样一个梦？ 难道仅仅是为历史的陈年旧帐翻案吗？抑或别有所指？ 二、庚辰王阳明虔州行止考述 王阳明作此梦时适在虔州（即赣州）。王阳明于正德十一年丙子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地方（次年九月改授提督军务，职权更大），正德十二年丁丑年正月至虔州上任，直至正德十四年己卯六月奉敕出发前往福建勘处叛军，此间除外出征剿地方贼寇外，始终居于虔州。此段岁月，发动了三次比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平漳寇，平横水、桶冈寇，平大帽、浰头寇，虽多在军务倥偬之中，然而至正德十三年戊寅四月平大帽、浰头班师还赣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地方已获平靖，王阳明将较多的精力放在了治理地方上。举乡约、立社学、行十家牌法等等，经过一番措置以后，其地已初见太平之象。此时前来受学的弟子邹守益在多年以后曾忆及其在虔州所见所闻： 往岁受学于虔，时方剿横水，破桶冈，平浰头，郊野乐业，商贾四集，而成人小子横经讲学，歌诗习礼，雍雍文物之盛。[8] 此中所述并非一时应景之谀词。邹守益在嘉靖朝因疏争大礼获罪而谪判广德州，在他治理地方的时候，老师在虔州的举措经常会成为他的重要参照。如他在广德颁布《谕俗礼要》之时，头脑中浮现的是王阳明在虔州“聚童子数百而习以诗礼，洋洋乎雅颂威仪之隆”[9]的情形，而《训蒙诗要》[10]之颁行，亦未尝不有得于其虔州见闻。邹守益所述情形，如果我们读了《传习录》的《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11]应当能有所领会。无时无处不讲学的王阳明，在地方初见太平之象时，另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讲学了。除邹守益外，此时在身边的弟子尚有薛侃、杨仕德、何廷仁、欧阳德等人。而王阳明早期重要语录、著作如《传习录》（今本《传习录》上卷））、《大学古本旁释》、《朱子晚年定论》等均刊刻于此时，亦非偶然。 我们知道，王阳明正德十四年己卯六月离开虔州赴福建平叛，因中途遭遇宁王叛乱而未果，遂退返吉安“倡义”起兵，并于七月末平定宁藩之乱。之所以谓为“倡义”，因平定宁藩并非王阳明此时职责所在，起兵只是准之于“大义”。朝廷当然也明白这一点，故而在获悉宁王叛乱之后，由兵部尚书王琼举荐经廷臣会议后，命王阳明以提督军务原职“兼巡抚江西地方”。不过，王阳明获悉“兼巡抚江西地方”的任命已在八月十六日[12]，距平定宁藩已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 巡抚虽为兼职，但江西经宁王之乱后，百废待兴，职责颇重，省城南昌当为王阳明办事所在。但是，自正德十五年庚辰六月，王阳明离开省城前往虔州，停留了四个月左右的时间，直至九月（是年闰八月）方再度返回省城。[13]提督南赣军务虽然也是其职务所在，不过王阳明此次虔州之行依然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地方。虔州之行究竟何所为而来呢？ 稽考相关文献，讲学似乎仍然是一个主旋律。其间，王阳明弟子邹守益、陈九川、夏良胜、舒芬等均在虔州侍奉老师讲席。邹守益前此受学虔州之后，在宁王叛乱之时，亦相从于老师倡义起兵之列，此番已是二度至虔州问学。陈、夏、舒三人则均为平宁藩之后新入阳明门下的弟子，此前，三人方经历了同样的政治遭遇。 正德十四年己卯三月，钟情于游历、巡幸的正德皇帝在巡游宣府、大同一年有奇返回廷阙后不久，再兴“南巡”之念。廷臣一时尚沉浸君上还阙的喜幸之中，骤闻此消息，不觉相顾失色，起而谏诤者先后继起。陈九川等三人亦上疏力争，与疏争诸臣一百又七名皆因此获罪，罚跪廷阙五日，杖三十。陈九川、夏良胜因此“除名”，返回江西老家。舒芬则谪为福建市舶司副提举。此事与后来嘉靖三年群臣疏争大礼一样，是有明历史上不多见的灾难，所不同的是，此次群臣虽受责难，但从事态的发展来看，他们似乎最终获胜了，正德皇帝“南巡”之事因此不了了之。此事也传入了在虔州初享“太平”的王阳明的耳中，他对事态的发展非常关注，写信给京中的弟子朱节询问相关情况： 人自京来，闻车驾已还朝，甚幸甚幸！但闻不久且将南巡，不知所指何地？亦复果然否？区区所处剥床以肤，莫知为措，尚忆孙氏园中之言乎？京师人情事势何似？便间望写示曲折。[14] “京师人情事势”所关切的是朝廷之中士大夫风气如何，王阳明借《易》“剥”卦“剥床以肤”言自身的处境，象言“剥床以肤，切近灾也”，联系到信中无法明言的“孙氏园中之言”，阳明这里极可能是指即将到来的宁王之叛乱。在此情境中，不能不对正德南巡事予以特别的关注。陈九川己卯自京城返回临川之后，即至南昌拜访军务倥偬中的王阳明问学。[15]“京师人情事势”陈九川自能为其详细条陈，因此，王阳明利用“提督军务”的便宜，礼取福建市舶司副提举舒芬至军前听用，判语云：“访得福建市舶提举司副提举舒芬志行高古，学问深醇，直道不能趋时，长才足以济用，合就延引，以匡不及。”[16]此类事在王阳明也非偶然，此前他就曾调用同样因言获罪而贬谪广东三河驿丞的王思至军前听用。因此之故，陈、夏、舒三人与邹守益得与王阳明庚辰虔州讲席。关于这次虔州“游学”的感受，陈九川于告别时曾赋诗歌咏。 其《虔州奉别阳明先生二首》云： ■传■学鬼神闻，一点良知万圣根。河水只应充口腹，乌头今复壮真元。春风久坐观亲炙，清庙忘言肃骏奔。但使灵心无障隔，此身终日立师门。 良知何事系多闻，妙合当时已种根。好恶从之为圣学，将迎无处是乾元。（原注：后阙）[17] 其《赣回舟中简王蒙岗年兄》又云： 虔州再见阳明后，真觉吟风弄月回。月白九天梧叶下，风清一夜桂花开。象山何处寻书院，明水安居问酒杯。道丧经亡今转甚，吾徒休自叹秦灰。[18] 诗中所咏主题均为讲学，如“春风久坐”、“吟风弄月”所指示者。王阳明对于学生的即将离开非常惋惜，并赋诗挽留： 闻说东归欲问舟，清游方此复离忧。却看阴雨相淹滞，莫道山灵独苦留。薜荔岩高兼得月，桂花香满正宜秋。烟霞到手休轻掷，尘土驱人易白头。[19] 王阳明是为“道”挽留弟子。人世间的仆仆风尘易催人老去，烟霞之中的“清游”莫随手轻易抛掷，薜荔攀岩、桂花飘香的宜人秋季正适合于讲学问道。在儒者的话语中，讲学悟道与山水之乐往往纠结于一处。山水胜境随处可得，在当时略显蛮荒的虔州也不例外，距虔州府治不远处有一处通天岩胜境，是年金秋八月初，师弟子之间的一次游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阳明《游通天岩示邹陈二子》诗云： 邹陈二子皆好游，一往通天十日留。候之来归久不至，我亦乘兴聊寻幽。岩扉日出云气浮，二子晞发登岩头。谷转始闻人语响，苍壁杳杳长林秋。嗒然坐我亦忘去，人生得休且复休。采芝共约阳明麓，白首无惭黄绮俦。[20] 此次游历由邹守益、陈九川先行发起，一去十日不回，王阳明久候不至，亦乘兴出游寻通天幽境。通天岩有忘言岩、玉岩、观心岩、潮头岩、圆明洞、紫霄宫等胜境，师弟子之间多有歌咏唱酬。[21]此间，游历与讲学也始终在一处，如王阳明《坐忘言岩问二三子》所咏，“几日岩栖事若何？莫将佳景复虚过。未妨云壑淹留久，终是尘寰错误多。”“事若何”、“莫虚过”，所指均为讲学悟道之事，“云壑淹留”、“岩栖”俱为讲学事。邹守益在多年以后与陈九川忆及此事时，亦云“益再见先师于虔，与明水陈子切磋通天岩中”[22]，“切磋”即指讲学而言。故而王阳明于此情境中不禁慨叹：“不知相继来游者，还有吾侪此意么？”[23] 谓此次出游令人印象深刻，起码在邹守益眼中如此，二十八年之后，邹守益再至虔州寻“通天旧游”。[24]而三十四年后与陈九川回忆及此时，老师当时叮咛之语犹相记在耳：“采芝阳明，白首黄绮。先师之命，夙夜其保之。”[25]“采芝阳明，白首黄绮”即出自前引王阳明《游通天岩示邹陈二子》诗句“采芝共约阳明麓，白首无惭黄绮俦”，“采芝”、“黄绮”所用典故出自秦汉之际“四皓”故事[26]，王阳明援引以言退隐之意。当然，在王阳明语境中，退隐始终与“退而修省其德”亦即讲学求道相联系在一起，邹守益援此以与陈九川相勉励，意亦在此。 提及讲学，王阳明庚辰六月至闰八月在赣州期间尚发生了其一生之中的一件大事，即“致良知”宗旨的开悟，这是继“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学问发展历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有关虔州开悟“致良知”宗旨的相关考证与论述可参见拙著《心学的形上学问题探本》。这里，可以补充一点的是上文所引述的陈九川《虔州奉别阳明先生二首》诗。两诗所吟咏的核心议题即“良知”，所谓“一点良知万圣根”、“良知何事系多闻”。而王阳明《传习录》中对其开悟“致良知”宗旨的记载，最初正见于陈九川虔州所录语录中。而从奉别诗中亦可见，陈九川此次游学最大的收获即是得以聆听老师在初悟“致良知”宗旨后，对他所进行的教诲——而此番教诲是他前一年己卯在南昌时尚未曾与闻的。王阳明读了弟子奉别诗后，不禁慨叹，为弟子此行庆幸：“若未来讲此学。不知说好恶从之从个甚么？”[27]“好恶从之为圣学”，所从在于“良知”。 虔州庚辰的这个金秋，师弟子徜徉于烟霞、梧叶与桂花飘香之中，相与讲明新“发明”的“良知”之学，憧憬着有朝一日共采紫芝于阳明之麓，这一切对于王阳明看来如此惬意。何以就在游通天岩后半月有余，就有了我们开篇所说的那样一个梦呢？两相对照，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王阳明晚年居于越中时的一句诗：“却怜扰扰周公梦，未及惺惺陋巷贫。”[28]不过，这里仍然可以追问，王阳明于江西经宁藩之乱后的生灵涂炭中以“兼任巡抚”之责行至虔州难道即单纯为了游历讲学而来吗？实际情形似乎并非如此，本年六月，王阳明自南昌赴赣路过泰和时，于旅途稍暇时书答罗钦顺讨论《大学》相关问题，中云“恐至赣后人事复纷沓，先具其略以请”[29]，则王阳明自知赣州之行实不免于“人事纷沓”，故而于江上舟中之暇答书论学。究竟何以将人事纷沓呢？ 三、“用兵之地”——虔州 经以上铺陈后，我们不妨回到正题，看一看《年谱》中的对于此处虔州之行的相关记载： 先生至赣，大阅士卒，教战法。江彬遣人来观动静。相知者俱请回省，无蹈危疑。先生不从，作《啾啾吟》解之……且曰：“吾在此与童子歌诗习礼，有何可疑？”门人陈九川等亦以为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讲学，吾昔在省城，处权竖，祸在目前，吾亦帖然；纵有大变，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轻动者，亦有深虑焉耳。” …… 先生在赣时，有言万安上下多武士者。先生令参随往纪之。命之曰：“但多膂力，不问武艺。”已而得三百余人。龙光问曰：“宸濠既平，纪此何为？”曰：“吾闻交址有内难，出其不意而捣之，一机会也。”后二十年，有登庸之役，人皆相传先生有预事谋，而不知当时计有所在也。 观《年谱》所载，与我们前述虔州行止情形判然迥别，所谓“大阅士卒，教战法”，乃至招募武士，王阳明自谓其行“有深虑焉”，《年谱》解读其行“计有所在”。上文所引第一段《年谱》文献当多源于陈九川之述，钱德洪《刻文录叙说》载陈说甚详： 陈惟濬曰：“昔武宗南巡，先生在虔，奸贼在君侧，间有以疑谤危先生者，声息日至，诸司文帖，络绎不绝，请先生即下洪，勿处用兵之地，以坚奸人之疑。先生闻之，泰然不动。门人乘间言之，先生姑应之曰：‘吾将往矣。’一日，惟濬亦以问。先生曰：‘吾在省时，权竖如许势焰疑谤，祸在目前，吾亦帖然处之。此何足忧？吾已解兵谢事乞去，只与朋友讲学论道，教童生习礼歌诗，乌足为疑！纵有祸患，亦畏避不得。雷要打，便随他打来，何故忧惧？吾所以不轻动，亦有深虑焉尔！’又一人使一友亦告急。先生曰：‘此人惜哉不知学，公辈曷不与之讲学乎？’是友亦释然，谓人曰：‘明翁真有赤舄几几气象。’愚谓《别录》所载，不过先生政事之迹耳。其遭时危谤，祸患莫测，先生处之泰然，不动声色，而又能出危去险，坐收成功。其致知格物之学至是，岂意见拟议所能及！”[30] 陈九川之所以发此一番议论，起于王阳明去世后弟子编辑其《文集》所产生的争议。钱德洪当初编辑阳明文集之时，以“纯于讲学问道”者为“正录”以“明其志”，以“疏奏批驳之文”为“别录”以“究其施”。“别录”告成后，同门之中有“病其太繁”者，陈九川亦因此而有此番议论，以为《别录》所收诚为阳明“政事之迹”，然于其遭危谤、处祸患之道犹不能全然体现，此则正为“致知格物”之学所至，不可一概视之为“意见拟议”。钱德洪于陈九川所言当有同感，故述之于《叙说》中。 从陈九川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虔州本为“用兵之地”——是王阳明此前数年征战的大本营。王阳明在“奸人”疑谤之时，自蹈于“用兵之地”，“大阅士卒，教战法”，不避嫌疑。省城诸司因此屡发文帖，请阳明回省，以避嫌疑，阳明处之泰然。门人亦以此意相劝，阳明无奈，但以“吾将往矣”虚应其事。陈九川亦以为言，王阳明自云已“解兵谢事乞去”（“谢事乞去”为实有其事，“解兵”之云则非其实），在此讲学论道，教童子习礼歌诗，有何可疑！祸患如何可避，譬如雷要打，也只好随他打来。而“有深虑焉”一语即发于对陈九川此番议论之中。此后又有人托友人前来告急（指遭“疑谤”之事），阳明嘉其义气，唯以“不知讲学”为其惋惜，请门弟子与其讲学。这里需申明的是，“讲学”并非“避祸”的手段，如我们上文所言，在王阳明本来是无时无处不讲学的。 那么，王阳明庚辰在虔州貌似“解兵谢事乞去”，实则按兵不动或可云拥兵自重，其“深虑”所虑何事？关于此事，如果说《年谱》“大阅士卒，教战法”及陈九川相关说法出于二手材料，而招募万安武士之说尤类于“传说”的话，王阳明本人的说法无疑更有说服力： 近得省城及南都诸公书报云，即日初十日圣驾北还，且云船头已发，不胜喜跃。贱恙亦遂顿减。此宗社之福，天下之幸，人臣之至愿，何喜何慰如之！但区区之心犹怀隐忧，或恐须及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方有的实消息。其时贱恙当亦平复，即可放舟东下，与诸君一议地方事，遂图归计耳。闻永丰、新淦、白沙一带皆被流劫，该道守巡官皆宜急出督捕，非但安靖地方，亦可乘此机会整顿兵马，以预备他变。今恐事势昭彰，惊动远近，且不行文，书至，即可与各守巡备道区区之意，即时一出，勿更迟迟，轻忽坐视。思抑归兴，近却如何，若必不可已，俟回銮信的，徐图之未晚也。[31] 这是王阳明写给他的弟子顾应祥的一封信。此信未标注年月，然观其中“即日（‘日’疑为‘月’——笔者注）初十日圣驾北还，且云船头已发”语可知，该书当作于庚辰闰八月[32]，是时王阳明犹在虔州（书首云“近得省城及南都诸公”也说明了阳明此时不在省城）。从此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当王阳明听到“圣驾北还”的准确消息后，喜不自胜，甚至身体的病痛也为之“顿减”，以为是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不过此时王阳明犹“心怀隐忧”，以为须等到“霜降以后，冬至以前”得到准确消息后方可完全放心。之所以有这样一个时间段，是王阳明计算正德北还行程，当能于此段时间返回朝中。[33]也就是说，只有正德返回朝中以后，“隐忧”方可释然。顾应祥此时本有“归”意，王阳明劝其稍加抑制，如实在不能的话，最好也等到君上还朝消息的确后再有所图。 更为关键的是，王阳明在此信中明确提到了“整顿兵马，以预备他变”。他不欲张大其事，只是借永丰、新淦、白沙一带被流贼劫掠之事，希望该道守巡官急出督捕，安靖地方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整顿兵马”、“预备他变”。同样因为不欲声张的缘故，王阳明并未正式发文，只是托时任江西副使的弟子顾应祥加以转告。阳明此信亦可证《年谱》记载其在虔州“大阅士卒，教战法”所言不虚。此时，我们再回头审视王阳明游通天岩诸诗中的一句诗，“莫道仙家全脱俗，三更日出亦闻鸡”[34]，“闻鸡”所用为祖逖闻鸡起舞的典故，所隐喻者为练兵、用兵等军旅之事。也就是说，即便是在游历之中，王阳明也未全然忘却其“隐忧”、“深虑”。 关于《年谱》所云此时至赣州“大阅士卒，教战法”之说尚有王阳明本人的公移可以为证。闾东本《文录》收有《牌行岭北道集兵操练》公移，作于“闰八月二十七日”，与前引《与顾惟贤》书作于同月。中云： 先该本院行仰本道，将原调上下轮班操演机快，各留该县委官管束，遵照本院原定伍法时常操习武艺，看守城池，毋容懈弛，若奉本院明文调取，便就依期速赴军门听候去后，今照所辖地方盗贼不时窃发，所据原散兵快人等，应该通取赴教场操演，为此牌仰本道官吏，即将宁都等各县原定上下班次兵快，通令整备鲜明器械，取赴赣州教场，大阅武艺，考较勤惰，俱限九月十五日齐到，敢有迟违，治以军法。[35] 从该公移中我们知道，阳明此前调集兵快，散居各县进行操练，勒令随时听其调取。此时，阳明将散居各县的兵快调集至赣州教场，集中操练。公移中明言调集的原因是“所辖地方盗贼不时窃发”，实则如《与顾惟贤》一书所言，当为“整顿兵马，预备他变”。从后来九月十七日《案行岭北道禁约操军》[36]的公移中，我们可以知道，所集兵马如期而至，阳明恐其“不守军令，罪及无辜”，故申此禁约。 行文至此，与操练、整顿兵马相联系，王阳明之“有深虑焉”、“计有所在”、“心怀隐忧”所指当已能够明了。即王阳明怀疑随正德南征之臣僚中有阴谋叛乱者，故而只有在圣驾安全返回朝中之后，一切方可释怀。而开篇所述庚辰之梦，非徒以翻历史旧案，正借以指今日之事。以王敦影射宁王，自无可疑。那么，王导借指何人呢？不外乎江彬、许泰等人，据《年谱》语焉不详的相关叙述判断，可进一步断定，如有确指之一人，此人当为江彬。王阳明之整顿兵马，正为预备变起仓促之际，兴兵勤王。 前此宁王叛乱之先，王阳明亦曾有所准备，正德十三年冬，嘱福建按察司佥事周期雍招募骁勇，预为之备。故宁王叛乱起时，江西省外勤王之师唯周期雍先至，只是前此数日，宁王已被擒获。[37]此番王阳明再度有所预备，只是他所忧虑的事情并没有最终发生。我们知道，后来江彬在正德十六年武宗驾崩后，为阁臣杨廷和等所逮，后以谋逆罪名处死。这里并非是王阳明有什么未卜先知的能力，江彬是否真有谋逆之事，亦难以考究落实。王阳明非好大喜功、张大其事之人，这一点，观其平宁藩后，将宁王与朝中官员交通往来书信尽行销毁一事可见。对于江彬等人，王阳明也只是预为之备，尽在己之分。虽然如此，细忖此事，仍有让人触目惊心之处，江彬等人非同宁王，乃武宗近幸，南征之时，与武宗终日相处一处，若一旦发动逆谋，非但远在江西的王阳明鞭长莫及，即武宗身边“忠义”之士一时之间或亦无如之何。如此说来，王阳明此番所预备的非常之“变”想来令人齿冷，极而言之，其最坏的打算同时也是极有可能发生的是，于君上被弑之后，起兵靖乱。 王阳明何以会有如此极端的想法呢？江彬于武宗南巡之时最近于“谋逆”者有一事，在正德十五年庚辰六月一日，“丁巳朔，上在南京。幸牛首山，宿焉。诸军夜惊，左右皆失上所在，久之乃定。传言江彬欲为逆云。”[38]后来刑部对于江彬“谋逆”的判词有云“虎旅夜惊，已幸寝谋于牛首”[39]，所指即是此事。此事对于时刻关注南京“行在”动止的王阳明来说，不可能不有所耳闻，其由南昌赴虔州启程恰在六月中旬，亦不排除与与声闻此事有相关联的可能。不过，此事只是出于“传言”，王阳明之预备非常之“变”不可能仅仅据此“传言”，他之所以有如此极端的想法，实与平宁藩后一年以来所遭际的种种令其感到困惑、迷惘的政治处境息息相关。 《年谱》以处“忠、泰之变”概括此逼仄的政治危境，并不十分准确。此政治危境的线索是多重的，除处忠、泰之变而外，尚有如献俘、减免江西税粮等诸般情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政治生涯中最为激烈的一段抗争，这种抗争也使其自身随时处于险地，所谓“百死千难”，断非虚语。同时，也正是在这“百死千难”之逼仄的政治情境中，王阳明终有“致良知”宗旨之开悟。 四、献俘行在 正德十四年己卯七月二十六日，王阳明在宁王叛乱一个月零十二天之后，擒之于鄱阳湖，宁王之乱宣告平悉。七月三十日，上捷音疏。八月十六日，王阳明接到了兵部咨文，得到兼巡抚江西地方任命的同时，获悉武宗意欲御驾亲征。前面我们提到过，武宗于本年三月即有南巡的念头，后以臣下力争而不果于行。当宁王叛乱的消息传递到京城后，使其“南巡”之念以另外一种相对而言略见名正言顺的方式得以实现，于是自称“钦差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寿”，兵发向南。去京师未远，即得王阳明捷音疏，遂秘而不发，以继续南巡。王阳明何以动了亲自献俘阙下的念头，我们难以知晓。按他自己所说：“平贼献俘，固国家之常典，亦臣子之职分。”[40]则此举实为国家之“常典”，有可以不必深究处。[41]不过，从时间上讲，王阳明正是在获悉武宗南征的消息后，于次日所上《请止亲征疏》中提出自己将按国家之常典，亲自押解宁王等一干人犯赴阙献俘，并具体拟定日期为九月十一日。从王阳明后来的行迹看，献俘与止亲征也始终纠葛在一处。从此时开始，直至次年三月，作为江西巡抚的王阳明，多奔波于省城与武宗行在之间。 是年七月三十日，王阳明在上捷音疏的同时，另上《旱灾疏》[42]。据疏中所言，自是年三月以来，江西十三府无雨，遭遇非常之旱情。宁王叛乱时，曾以优免租税收买人心。王阳明集义兵之时，亦曾许江西之民代为奏请免除税粮。此时，上告旱灾，兼兵乱之余，奏请朝廷免除此年江西税粮。被灾免税，本来也是国家常典，况江西逢旱灾、兵乱之双重灾难。可是，从后来事态发展来看，此事屡起波澜。天亦不遂人愿，次年，江西再遭水患。天灾人祸，令以巡抚总揽江西地方行政、司法、军事大权的王阳明几乎一筹莫展。 王阳明于疏止亲征之后，即着手处理江西地方急务，如疏请处置地方从逆官员、恤谋逆从犯重刑、参九江、南康失事官员、处置被劫地方官员印信、清查宁王侵夺民田、清查宁王劫掠府库钱粮，等等。在此期间，并二上“便道省葬疏”。此时疏乞省葬，难说有何用意，王阳明一乞省葬疏在六月二十一日，与《再报谋反疏》为同日所上，正值举义兵之初。举兵与省葬均为义所当为之事，前者揆于为人臣之义，后者准于为人子之义。一乞省葬得旨“待贼平之日来说”，此时贼平，故再疏请。九月十二日，王阳明将巡守省城、看守宁府库藏、“厘革抚绥”江西地方事宜一一条列清晰，委相应官员遵照施行后，踏上献俘之途。[43] 我们知道，王阳明启行献俘，虽于《请止亲征疏》中上告，但此时并未获明旨允行。如作一个合理的推测的话，王阳明于八月十七日上疏时拟定九月十一日的献俘日期，实有其用意所在。也就是说，八月十七日疏告献俘之时，他完全可以逆料奏疏往返途程的时间差，至九月十一日相关旨意不可能送达江西。在此期间内，王阳明一方面可以处置经乱之后江西地方事务，一方面可以打探南征官兵动向。若南征事寝，则“献俘”之事可再从容计议。若南征事未寝，则可如期启行，使“献俘”既成事实，以阻武宗南征。何以有如此用意，我们于下文将可以看到，天灾人祸后生灵涂炭的江西，在南征官兵驾临之后，将再遭涂炭。这是王阳明借“献俘”阻武宗南征的真正意图所在。 九月二十六日，王阳明献俘行至广信地方，相继收到武宗南征先行官张忠、张永、许泰等人揭帖、手本，责令其停止献俘，留江西省城侯命。 奉钦差提督军务御马监太监张扎，付内开：“会同钦差提督军务平贼将军充总兵官左都督朱，议得止兵息民，不为无见，但照奔溃党恶，见该各属日报啸聚流劫，亦非已靖；党恶闵念四等，又系职等行文之后，拿获之数，亦或尚多；抚按守臣，当此新乱之余，正宜留心抚绥地方，听候勘明解京，良由不知前因，固执一见，辄要自行获解，私请回师。再照妃媵系宗藩眷属，外官押解，恐有妨碍，设或越分擅为，咎归何人？职等体念民力不堪供给军饷，责令将官将所领官兵分布各府住扎听掣，当职止带合用参随执打旗号等项人员，径趋江西，公同巡抚等官查验巢穴，及遍给告示晓谕，抚安地方；一面具请定示另行，除差委锦衣卫都指挥佥事马骥前来外，扎仰本司各该官吏照依扎付内事理，即便遵照钧帖内事理，备行巡抚都御史王等将已获贼犯留彼，听候明旨钦遵施行。[44] 这是由江西按察司转呈的有关“献俘”之事对王阳明的较早的约束。“张”指张忠，“朱”指许泰（为武宗收为义子，赐姓“朱”）。从此札中可以看到，他们并不认可王阳明所言地方已平靖，令王阳明等留心抚绥地方。对于其献俘止亲征之举则责以“固执一见”、“自行获解”、“私请回师”等语。同时告以体谅民力不堪供给军饷，大军将不临江西，只是带少数随行人员前往勘验。后来，我们可以知道，张忠、许泰并未践言，大军实亦抵达江西省城。对此责令停止献俘王阳明未予理睬，只是称张忠等人“忧国爱民”之心素闻远近，至江西必能布朝廷恩惠，“抚谕安辑”贫困颠连中的江西小民。自己献俘之事，唯告以“本职纵使复回省城，亦安能少效一筹，不过往返道途，违误奏过程期，有损无益”，谓行期已先行上奏，不敢耽误。 在广信期间，王阳明所收到的一时关于“献俘”事之公移不止此一札，列举如下： 奉钦差提督军务御马监太监张扎付内开：“访得宸濠已该本职擒获，克复省城等语，未曾亲到江西，又无堪信文移，止是见人传说，遽难凭据；况系宗藩人众，中间恐有拨置同谋，逆党未尽。” 及节准钦差提督赞画机密军务御用监太监张揭帖开称：“将各犯委的当人员，用心防守，调摄饮食，献俘阙下，会官封记库藏，俱候按临地方区画等因。” 又准钦差提督军务充总兵官安边伯朱手本开称：“即查节次共擒斩叛贼级若干内各处原奏报有名若干，无名若干，有名未获漏网并自首及得获马骡器械等项各若干，连获官军卫所职役姓名，备查明白，俱各存留江西省城，听候审验；仍查余党有无奔溃，及曾否殄灭尽绝缘由，通行开报，以凭回报。”[45] 准钦差提督赞画机密军务御用监太监张揭帖开称：“今照圣驾亲率六师，奉天征讨，已临山东、南直隶境界，所据前项人犯，宜合比常加谨防守调摄，待候驾临江西省下之日，查勘起谋根由明白，应否起解斩首枭挂等项，就彼处分定夺。若不再行移文知会，诚恐地方官员不知事理，不行奏请明旨，挪移他处，或擅自起解，致使临难对证，有误事机，难以悔罪。”[46] 除前所提及的张忠、许泰之外，尚有太监张永的揭帖。其中“诚恐地方官员不知事理，不行奏请明旨，或擅自起解，致使临难对证，有误事机，难以悔罪”之责，也可谓强烈了。王阳明对张永后一揭帖有所回复，告以押解人犯的相应状况，以及对宁府“库藏册籍”等项的措置情况，于献俘事再度申明：“本职亲解宁王，先已奏闻朝廷，定有起程日期，岂敢久滞因循，不即解献，违慢疏虞，罪将焉逭？”数日之后，王阳明咨请于兵部，以查验络绎收到的相关文移真伪，他说： 照得本职缪当军旅重寄，地方安危所关，三军死生攸系，一应事机，若非奉有御宝敕旨，及兵部印信咨文，安敢轻易凭信；今前项各官文移，既非祖宗旧章成宪，就使果皆出于上意，亦须贵部行有知会公文，万一奸人假托各官名目，乘间作弊，致有不测变乱，本职虽死，亦何所及？除奉钦差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钧帖，曾奉朝旨，相应遵奉，其余悉遵旧章施行外。缘前项各官文移，未委虚的，俱合备行咨报贵部，为此备抄揭帖，黏连恣请查验施行。[47] 在此兵部咨文中，王阳明指出他所先后收到的各官文移有违于“祖宗旧章成宪”，故无法判断其意旨究竟从何而出，即便果出于君上之意，因未按法定程序传布，亦无从辨别真伪。故而王阳明申明自身因军旅重寄，除前有明旨，“……朱”（即武宗本人）之钧帖当遵行外，其他不按法定程序送抵的文移，概不遵行。而王阳明在答复一系列阻止献俘的揭贴、手本之后，如《年谱》所载：“乘夜过玉山、草萍驿”。[48]其于草萍驿曾赋诗二首，序云：“九月献俘北上，驻草萍，时已暮。忽传王师已及徐淮，遂乘夜速发。”[49]于所赋诗句中，王阳明再度道出了对于王师南征的忧虑： 一战功成未足奇，亲征消息尚堪危。边烽西北方传警，民力东南已尽疲。万里秋风嘶甲马，千山斜日度旌旗。小臣何尔驱驰急？欲请回銮罢六师。[50] 亲征消息所以“堪危”，一以西北边境随时有警，一以东南地区民力疲弊，不堪大军再扰。而自己之所以因献俘而急急惶惶驱驰于道路，正是为了使皇帝回銮，罢六师之南征。此时的王阳明已感觉到凭一己之力劝阻此事无异于螳臂当车，不禁寄望于朝中重臣：“自嗟力尽螳螂臂，此日回天在庙堂。”[51] 虽然日夜兼程，王阳明献俘之途在十月初行至杭州时仍为人所阻，在此遭遇到了南征率兵先行的太监张永，即前此于揭帖中以“不明事理”相责者。宁王等一干人犯为张永所截获，王阳明谢病退居西湖。此即王阳明于《宿净寺四首》诗序中所说的：“十月至杭，王师遣人追宸濠，复还江西。是日遂谢病退居西湖。”[52]关于王阳明与张永遭遇之事，《年谱》与《明史》载其事互有异同。 《年谱》正德十四年九月条下云： 九月十一日，先生献俘发南昌。忠、泰等欲追还之，议将纵之鄱湖，俟武宗亲与遇战，而后奏凯论功。连遣人追至广信。先生不听，乘夜过玉山、草萍驿。张永候于杭，先生见永谓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经大乱，继以旱灾，又供京边军饷，困苦既极，必逃聚山谷为乱。昔助濠尚为胁从，今为穷迫所激，奸党群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势。至是兴兵定乱，不亦难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为群小在君侧，欲调护左右，以默辅圣躬，非为掩功来也。但皇上顺其意而行，犹可挽回，万一若逆其意，徒激群小之怒，无救于天下大计矣。’于是先生信其无他，以濠付之。[53] 《明史》王阳明传载其事大同小异： 至钱塘遇太监张永。永提督赞画机密军务，在忠、泰辈上，而故与杨一清善，除刘瑾，天下称之。守仁夜见永，颂其贤，因极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师扰。永深然之，曰：“永此来，为调护圣躬，非邀功也。公大勋，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54] 至《明史》张永传叙其事大异： 宁王宸濠反，帝南征，永率边兵二千先行。时王守仁已擒宸濠，槛车北上。永以帝意遮守仁，欲纵宸濠于鄱阳湖，俟帝至与战。守仁不可，至杭州诣永。永拒不见，守仁斥门者径入，大呼曰：‘我王守仁也，来与公议国家事，何拒我！’永为气慑。守仁因言江西荼毒已极，王师至，乱将不测。永大悟，乃曰：‘群小在侧，永来，欲保护圣躬耳，非欲攘功也。’因指江上槛车曰：‘此宜归我。’守仁曰：‘我何用此。’即付永。”[55] 《年谱》与《明史》王阳明传对张永均有所称许，故叙俘虏交接事较为顺畅。张永传叙事则扬王阳明而抑张永，其事则略见波折。张永其人，王阳明于正德五年庚午（1510年）至正德七年（1512年）在京为官时已知其人，是时，正值张永初除刘瑾而获武宗信用。王阳明评价其人云：“其深奸老滑，甚于贼瑾。而归怨于上，市恩于下，尚未知其志之所存终将何如。”[56]对于张永家族“一门二伯，两都督，都指挥、指挥十数，千百户数十”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深为不齿，而对于当时自首辅李东阳而下一时朝中重臣为之“趋承奔走”的现象更见痛切，这也是王阳明当初力求远离京师改任南京“闲职”的原因之一。准此情理，王阳明对于张永不可能有什么信任可言，况且前此于广信府张永揭帖停止献俘时二人已有一番往还（《年谱》与《明史》王阳明传于广信移文王阳明停止献俘者唯列张忠、许泰，而不及张永，亦失其实），故而，张永传虽类于小说家言，反于事理更为契合，然其所言事情经过未必准确。三者所载，于王阳明以俘虏付于张永之事，皆略显轻率。王阳明之所以昼夜兼程过玉山、过草萍驿，意在借献俘止武宗南征，使江西生灵免于涂炭。而张永之阻截于杭州，如前引诗序所云，正为押解宸濠返还江西，这是王阳明此前于广信地方所极力抗争者。究其实，王阳明之交割逆犯于张永，实为无可奈何之举。因此时张永持有“大将军”（即武宗）钧帖，王阳明《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暂留养病》公移云： 又扶病日夜前进，行至浙江杭州府地方，……适遇钦差提督赞画机密军务御用太监张奉命前来江西体勘宸濠等反逆事情，及查理库藏、宫眷等事，当准钧帖开称：“宸濠等待亲临地方，覆审明白，具奉军门定夺”等因。……所据原解逆犯，合就查明交割，带回省城，听候驾临审处通行。[57] 此中“当准钧帖开称”即指“大将军”钧帖，王阳明前此于兵部咨文中亦自称所当遵行者，其效力实与“御宝敕旨”无异。既抗争无路，只好将人犯交割于张永，听凭其带回江西候驾议处。当然，交割逆犯亦当有法定的程序，非如张永传所载“我何用此”而一笑付之。在“交割”公移中，王阳明“烦请”张永会同监军御史以及浙江都、布、按三司等官，将人犯等项“逐一交查明白”，同时呈兵部“查照知会”。[58]邹守益《王阳明先生图谱》载王阳明与张永杭州遭遇之事唯云：“太监张永邀于浙江，遂会三司查明交割，解回江西，而暂流（‘流’当为“留”——引者注）湖西养病。”[59]所载更为准确。另据闾东本所载十月十一日《牌行副使陈槐督解逆犯》公移，王阳明于交割逆犯后，又令当时随同自己献俘的江西按察司副使共同督解逆犯回江西，其中即有其“恐致疏虞，或生他变”的担忧，[60]可见事情并非如后人渲染的“即付永”这般简单。 谓王阳明交割逆犯出于无奈，尚有一事可以为证，即王阳明托病暂留西湖休养。如以献俘为积极抗争的话，养病则是无奈之中的消极抗争。[61]前引诗序“十月至杭，王师遣人追宸濠，复还江西。是日遂谢病退居西湖”，虽寥寥数语，于辞气之中亦可见“谢病退居”抗争之意。“交割”公移中王阳明亦道出其“暂留养病”后所拟行止：“稍俟痊可，一面仍回省城，或仍前进，沿途迎驾，一面具本乞恩养病另行外……”[62]也就是说，王阳明此时并不避讳其行止，视事态的发展，有可能即返回江西，同时也不排除继续前行、赴行在迎驾的可能。后来，我们知道，他选择的恰恰是后者。 王阳明“江西诗”中，除上面提到的《宿净寺四首》外，尚有《西湖》一首可确知为养病西湖时所作。[63]数诗中可以解读得到王阳明当时的思绪，不外于两条主旋律，其一为退隐，其二为忧虑。《西湖》诗云：“世路久知难直道，此身那得尚虚名！移家早定孤山计，种果支茅却易成。”[64]直道难容于世，不如早日归隐，种果支茅。其实，无论仕途顺畅与否，“归隐”（退而修省其德）往往是王阳明魂牵梦绕的一个美好愿望，只是动多掣肘，难偿所愿。之所以多有掣肘，一方面固是环境使然（如前面提到的在正德间于京师求退，即曾遭到自祖母而下家人的一致反对），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王阳明自身——不得不拘于“大义”之所关。关于这一点，王阳明于《宿净寺》之四中借山僧之口以自嘲：“山僧对我笑，长见说归山。如何十年别，依旧不曾闲？”[65]就此时而言，王阳明所始终不能已的是对武宗南征之事的忧虑： 常苦人间不尽愁，每拼须是入山林。若为此夜山中宿，犹自中霄煎百忧。百战西江方底定，六飞南向尚淹留。何人真有回天力，诸老能无取日谋？[66] 此诗最能代表王阳明养病西湖的心绪，言自己每以人间愁绪为苦，而以拼入山林为念，可是今夜既已谢病山中，何以仍有万般忧虑煎熬，以致中夜不能成寐呢？归根溯源，依然是那尚在南征途中的六师。如前面慨叹螳臂难以当车，王阳明自知难有回天之力，再责于朝中重臣。“诸老”是对内阁大学士的称呼，此时诸老之中，首辅杨廷和同毛纪留守京师，梁储与蒋冕则随驾南征。“取日”为“取日虞渊”之省（“虞渊”传为太阳下落之地），意指挽狂澜于既倒。如果说前引“此日回天在庙堂”对朝中重臣尚有所寄望的话，那么“诸老能无取日谋”更多的则是一种责问。 王阳明养病西湖停留几日，无从考察，然时间很短。《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暂留养病》公移所署月日为“十月九日”，此后不久，再度启行赴行在，同在十月内，即已抵达镇江。[67]《年谱》述其事云：“先生称病，欲坚卧不出。闻武宗南巡，已至维扬，群奸在侧，人情汹汹。不得已，从京口（即镇江）将径趋行在。”[68]王阳明虽自忖无回天之力，然揆诸“大义”，并未放弃，仍欲奋力一争，使武宗回銮。关于此次取道镇江赴行在之行，文献所载较为简略，然均谓至镇江而止。至于中止的原因，《年谱》谓“大学士杨一清固止之，会奉圣旨兼巡抚江西，遂从湖口还”，《明通鉴》谓“为中官等所沮”[69]。杨一清为王阳明正德间官吏部时的上司（吏部尚书），正德十一年，杨一清于大学士任上致仕，至此时一直居于镇江家中。《年谱》云“固止之”，“止”当为“劝止”之义，《明通鉴》“考异”解读为“沮”[70]，不确。一以杨一清已致仕多年，无“沮”之权力；二以王、杨二人关系尚属密切，当为“劝止”义。王阳明“江西诗”中有《杨邃庵待隐园次韵五首》即作于此时，亦可证二人确实在镇江于此时相见。[71]既然相见，劝止之事亦合情理，《年谱》云杨一清“固止之”，当有其文献所本。不过“奉圣旨兼巡抚江西”之说，则略显牵强，因王阳明前此于八月十六日在江西时已正式获“兼巡抚江西”的任命，不应该再有此旨，当然，也可能是有旨意督责其返江西履行巡抚的职责。《明通鉴》“为中官等所沮”之说唯见于目录中，正文及“考异”均未提及，不知所本为何。不过，王阳明中止此行，显然不仅仅是因为杨一清的劝止。其《阻风》诗云： 冬江尽说风长北，偏我北来风便南。未必天公真有意，却逢人事偶相参。残农得暖堪登获，破屋多寒且曝檐。果使困穷能稍济，不妨经月阻江潭。[72] 观其中“未必天公真有意，却逢人事偶相参”可知，“阻风”并非徒指一种自然现象，正是借此以喻人为的阻挠，无由赴行在、睹天颜，面诤请驾回銮。“残农”、“破屋”之意象所指为日益凋敝的民力，这种困穷如果能够因武宗回銮稍见舒缓的话，哪怕自己经月阻于江潭无缘得赴廷阙又有何妨呢？阻阳明此行者为何人，我们难知其详了，不过亦可猜测无非是武宗身边的一时佞幸。[73] 《年谱》与各种史料虽载阳明镇江此行较略，不过，王阳明“江西诗”中可断定为作于此一时者尚多。其中，可确定为作于镇江之诗，除上举待隐园次韵五首外，尚有初至金山所作《泊金山寺二首》。另外，未载于《全集》的赠金山寺僧人的佚诗尚有数首[74]。至于可断为此行途中或返江西途中所作者亦多。从这些诗作中我们可以判定，阳明此行历时颇长。《年谱》谓其十一月返江西，并在此后叙述与已至江西省城的北方军队遭遇情景时，述及“冬至节近”之事。[75]然考《舟中至日》诗，冬至之时，王阳明仍然滞留在江边舟中： 岁寒犹叹滞江滨，渐喜阳回大地春。未有一丝添衮绣，谩提三尺净风尘。丹心倍觉年来苦，白发从教镜里新。若待完名始归隐，桃花笑杀武陵人。[76] 是年冬至为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就是说，直至此时，王阳明犹滞留于“江滨”，尚未返回省城南昌。诗中慨叹自身于君上事丝毫无补（“衮”指帝王服饰），徒觉“丹心”倍苦，白发日增，“归隐”之梦犹萦于怀。此一时入阳明诗句中的，有严君平、陶渊明，如“明朝且就君平卜，要使吾心不负初”[77]，又如“他年若访陶元亮，五柳新居在赤城”[78]，借以言归隐之意。此外尚有诸葛亮、田单，如“徒闻诸葛能兴汉，未必田单解误燕”，[79]借以言自身空有其志，而无补于时事。终日泛舟奔波于寒江，苦于赴阙无门的王阳明也会常常泛起如屈原一般的哀怨，如“屈子漫劳伤世隘，杨朱空自泣穷途”[80]，又如“语及艰难处，停杯泪欲倾”[81]。这是因为他始终挂念着仍在南征路上的君上，如“世情平地犹多艰，回瞻北极双泪潺”[82]，又如“翠华此际游何地？画角中宵起戍楼”[83]，“北极”、“翠华”均借指武宗皇帝。 五、张、许之难 王阳明镇江之行无更多的史料足以考徴，我们只是从他此时诗中慨叹世道的艰难，赴阙无门，报国无路，王阳明在此时是应该有所遭际的，最终于无奈之中返回江西省城兼巡抚任上。[84]此时，张忠、许泰已抵达南昌，且未如其曾经允诺的，不带军马前来，王阳明看到的是“军马充斥街巷”[85]的南昌。经宁藩之乱、再遇旱灾的江西，因北方军队的驻扎，尚需供应粮草等军用物资，一二官员将此项费用转嫁到本已不堪重负的江西民众身上。十二月十一日，王阳明行江西按察司，查禁“因公科索民财”。有关北军费用支出如府库相应储备不足，则“就将在库不拘何项银两，给支接济。”而有关科取民间财物之事，“即行查究禁革，未到官者，毋再追并；已在官者，照数给还。”[86]因军马扰攘，一时人心惶惶，王阳明不得已，于十二月内三度张榜告谕军民，禁省词讼。十二月十五日，《告谕军民》云： 尔等居民，念自己不得安宁之苦，即须念诸官军久离乡土，抛弃家室之苦，务敦主客之情，勿怀怨恨之意，亮事宁之后，凡遭兵困之民，朝廷必有优恤。今军马塞城，有司供应，日不暇给；一应争斗等项词讼，俱宜含忍止息；勿辄告扰，各安受尔命，宁奈尔心。[87] 在此告谕中王阳明也道出了自身对于时局的无能为力，如开篇云“尔等困苦已极，本院才短知穷，坐视而不能救，徒含羞负愧，言之实切痛心”，末尾又云“本院心有余而力不足”，亦可见其一时处境的尴尬。然告谕张贴后情况并无改观，甚而往往有越级直接诉之于都察院巡抚衙门者，王阳明于十二月十七日及此后不久两度张榜“禁省词讼”，并于告谕中郑重声明“本院系风宪大臣，职当秉持大体，正肃百僚，非琐屑听理词讼之官。”[88]如有不得已之词讼，亦须逐级申诉，不得动辄越级“冒渎宪体”。江西一时之人心汹汹，除军马驻扎外，另外一个原因是此时武宗仍欲至江西一行（后未成行），如王阳明《禁省词讼告谕》所云“况闻圣驾将临……”。[89]江西此时情景，王阳明于次年奏疏中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随蒙大驾亲征，京边官军前后数万，沓至并临，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锋镝之余，未及息肩弛担，又复救死扶伤，呻吟奔走，以给厮养一应诛求；妻孥鬻于草料，骨髓竭于徴输。当是之时，鸟惊鱼散，贫民老弱流离弃委沟壑；狡健者逃窜山泽，群聚为盗；独遗其稍有家业与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颠顿号呼于梃刃捶挞之下。郡县官吏，咸赴省城与兵马住屯之所奔命听役，不复得亲民事。上下汹汹，如驾漏船于风涛颠沛之中，惟惧覆溺之不暇，岂遑复顾其他……[90] 此中所述江西人情事势，是北军南征可以预见的一种后果，这也正是王阳明此前之所以力排诸般阻力，借“献俘”止武宗南征的一个重要原因。此时统领北军的张忠、许泰等人，为争平宁藩之功，百般寻衅滋扰，不但使局面更加混乱难堪，同时也使王阳明陷入种种事端的纠缠之中。张、许之寻衅，《年谱》所载多为琐屑之事，钱德洪后访于王阳明征宁藩时的军前参谋龙光而撰有《征宸濠反间遗事》，其中所述相关情事较为关键： （龙光）又言：“宁藩事平之后，京边官军南来，失其奸计，由是痛恨夫子，百般搜寻罗织，无所泄毒，挤怒门人冀元亨与济、禹、光等，俱欲置之死地。冀元亨被执，光等四窜逃匿，家破人亡，妻子离散。直伺官军离却省城，方敢出身回家。……”[91] 雷济、萧禹、龙光均为王阳明身边参谋、亲信，前二人在赴福建平叛行至丰城初遭宁藩之乱时即在其身边，而王阳明闻乱之初行反间、缓兵之计时，具体施行者适为此三人，故龙光的叙事是比较可靠的。王阳明嘉靖元年辞封爵疏可证其言： 其帐下之士，若听选官雷济、已故义官萧禹，致仕县丞龙光，……或诈为兵檄以挠其进止，坏其事机，或伪书反间以离其心腹，散其党与，阴谋秘计，盖有诸将士所不与知，而辛苦艰难，亦有诸部领所未尝历者。臣于捷奏本内，既不敢琐琐烦渎。今闻计功文册，复为改造者多删削。[92] 王阳明之所以在捷奏本内未言及反间之事，龙光述其意云：“夫子捷疏虑繁文太多，一切反间之计俱不言及；亦以设谋用诡，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93]不过，王阳明并不欲掩人之功，“计功文册”中是有明确记载的，而在计功文册为人所删削后，在辞封爵疏中再度申明此事。 张忠、许泰之所以要拘执冀元亨、雷济、萧禹、龙光等人，实为陷害王阳明交通朱宸濠。冀元亨因曾受王阳明所遣至朱宸濠处与之讲学，龙光等人是离间朱宸濠与其下属刘养正、李士实等关系的具体执行人，自然亦有行反间时“交通”刘、李等人的“证据”遗留下来，这些均可以成为张、许借以构陷王阳明于朱宸濠“先与后取”的有力武器。冀元亨因讲学与朱宸濠不欢而散之后，王阳明为使其免于宸濠陷害，派人护送返还常德家中。朱宸濠反，王阳明举义兵，冀元亨闻讯后，再至江西老师军前襄助，与福建勤王之师同日抵达[94]。未曾想此后却因张、许构陷师门而被执，后押赴京师，死于冤狱将解之时。而龙光等王阳明帐下之士，此时亦不免于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唯有四下逃匿以避祸，至北军离省之日方敢返回。身处此情此景中的王阳明，情何以堪？ 而王阳明身边之人一时也有勾结张忠、许泰，造谣生事者，其《行江西按察司审问通贼罪犯牌》云： 照得本院于正德十四年六月内，因宁王谋反，起兵征剿，具本奏闻，当差赣州卫舍人王鼐赍奏，却乃设计诈病，推托不前，显有通贼情弊。及至擒获逆贼，差赍紧关题本，赴京奏报，却又迂道私赴太监张忠处捏报军中事情，几至酿成大变。及将原领题本，通同邀截回还，所据本犯，罪难轻贷。为此牌仰本司，即将发去犯人王鼐从公审问明白，依律议拟，具招呈详。毋得轻纵，未便。[95] 由此牌可知，王鼐本为王阳明所遣持捷音疏至京城奏报之人，未曾想其迂途至张忠处捏造军中事情，兴起波澜。所捏造者何事已不可考究，然据王阳明言“几至酿成大变”可知，事体非常严重，应与张、许之构陷有关。坚信“无辩止谤”的王阳明一时虽已焦头烂额，然其心尚不为如此诸般情事所撼动。“孤肠自信终如铁，众口从教尽铄金！碧水丹山曾旧约，青天白日是知心”，[96]任凭众口铄金，我之孤肠依然自信如铁，此心自有青天白日可鉴！ 时间很快到了己卯除夕新旧交替之际，这一年的除夕王阳明是与饱受张、许凌辱的一同平宁藩的将士伍文定等人一起度过的，并赋《除夕伍汝真用待隐园韵即席次答五首》： 一年今又去，独客尚无归。人世伤多难，亲庭叹久违。壮心都欲尽，衰病特相依。旅馆聊随俗，桃符换早扉。 向忆青年日，追欢兴不孤。风尘淹岁月，漂泊向江湖。济世浑无术，违时竟笑愚。未须悲蹇难，列圣有遗谟。 正逢兵乱地，况是岁穷时。天运终无息，人心本自危。忧疑纷并集，筋力顿成衰。千载商山隐，悠然获我思。 世道从卮漏，人情只管窥。年华多涉历，变故益新奇。莫惮颠危地，曾逢全盛时。海翁机已息，应是白鸥知。 星穷回历纪，贞极起元亨。日望天回驾，先沾雨洗兵。雪犹残岁恋，风已旧春情。莫更辞蓝尾，人生未几倾！[97] 诗中体现了三重主旋律。其一为乡思。王阳明于年初闻祖母之丧，即无时不念及归省身处哀疚之中的家中老父，所谓“亲庭叹久违”。当年节之时，这种乡思更见强烈，况自身遭逢多难，衰病相侵，唯于客旅之中随俗更换桃符，辞旧迎新。与乡思纠缠于一处的，尚有我们前面提到的其魂牵梦绕的“归隐”情结。其二为蹇难。“多难”、“违时”、“蹇难”、“变故”、“颠危”等语均指此而发，实质性内容即如我们上述的张、许之构陷。其三为希望。王阳明于蹇难之中除保有一份如铁般的“自信”孤肠外，也并没有对时事丧失希望。这种希望缘自其所恪守的儒家先圣的“遗谟”，也缘自于其“曾逢全盛时”的政治经验，同时也缘自其对于“天运”终将贞下起元、否极泰来的信念。 其中，略须一说的是“莫惮颠危地，曾逢全盛时”的“全盛时”之意义所指。此处所指当指王阳明于弘治朝时期所目睹的朝中士大夫风气，具体而言，是指以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为首的刚正的士风，此二人均于正德初年触忤刘瑾而去，弘治阁臣唯李东阳留下。正因为有如此一段尚属美好的政治经验在，王阳明于武宗南征时朝中内阁“诸老”不能挽回其事颇感不解，也正是这段经验让他于颠危之中尚能保有一份“贞极起元亨”的希望。当然，这种希望一如其末诗末联所咏，透露着几分无力与伤感：“莫更辞蓝尾，人生未几倾”。莫再推辞席间这最后一杯酒，如此倾杯而醉一生之中能得几回呢？ 在乡思、蹇难与希望的三重变奏中王阳明迎来了新的一年。庚辰正月，王阳明于初一、初二、初三与立春（初八）日均有诗咏怀。在这些诗中，我们于王阳明征宁藩之后，再度听到了杀伐之声，如是年夏他在虔州“大阅士卒”所为者。其《元日雾》云： 元日昏昏雾塞空，出门咫尺误西东。人多失足投坑堑，我亦停车泣路穷。欲斩蚩尤开白日，还排阊阖拜重瞳。小臣谩有澄清志，安得扶摇万里风！[98] 正月初一遭逢大雾，借浓雾喻世路之艰难，所谓“人多失足投坑堑，我亦停车泣路穷”。“阊阖”，原指天门，借指廷阙之门，“重瞳”借指武宗皇帝。“蚩尤”借指兴乱之人，此时或指在江西省城兴风作浪的许泰等人。“斩蚩尤”，则此时王阳明已起杀伐之心，然空有“澄清”之志，无扶摇万里之风相支持。《二日雨》云： 昨朝阴雾埋元日，向晓寒云迸雨声。莫道人为无感召，从来天意亦分明。安危他日须周勃，痛苦当年笑贾生。坐对残灯愁彻夜，静听晨鼓报新晴。[99] 正月初二，冷雨驱散了浓雾，王阳明慨叹人为可感召天意，于残灯枯坐的无眠惆怅中，寄望听闻通报晓霁的晨鼓声。中间“安危他日须周勃，痛苦当年笑贾生”借汉初故事，言自身所欲有所作为。周勃乃随汉高祖起兵之重臣，后曾诛弄权之诸吕。王阳明引周勃以自况，即以其曾诛灭弄权之诸吕而言，而此后周勃亦因功高遭嫉，被诬谋反。而“安危他日须周勃”，既云“他日”，则借周勃以自况者并非指自身前此擒宸濠之事，而是指未来即将发生的“安危”之事。贾生指贾谊，周勃被诬谋反系狱并最终释放之后，贾谊曾上疏刺君上如何善待功臣。不过王阳明此处“痛苦当年笑贾生”，当非因此事而“笑贾生”。当指贾谊为梁王太傅时，梁王坠马而死，贾谊以为自己未尽到太傅的职责，常哭泣，岁余亦死。“笑贾生”之处，正以其未能预防于事发之前，徒然“痛苦”于事发之后。况之于王阳明此一时处境，则他所思考的是在武宗身边弄权之诸佞幸“逆谋”未成之时，当如周勃有所作为，不当于事发之后，徒抱痛苦之怀。“安危他日须周勃”，与前诗之“欲斩蚩尤开白日”所咏实为一事。“斩蚩尤”之事王阳明虽然始终未唐突付诸实施，不过从其后来行止我们可以知道，他一直是预为之备的。值得一提的是，王阳明庚辰八月十五日在虔州时，曾为其弟子顾应祥书《元日雾》、《二日雨》二诗及《再游九华》以相赠，书写时间距八月二十七日之《纪梦》诗未远，书此二诗，显然并非阳明所云“一笑”之如此简单，而是有其用意的。[100] 与“斩蚩尤”同入王阳明庚辰正月诗者，则为江西人民的困穷。如《三日风》所咏：“一雾二雨三日风，田家卜岁疑凶丰。我心惟愿兵甲解，天意岂必斯民穷！”[101]又如《立春二首》所咏：“破屋多时空杼轴，东风无力起苍痍。周王车驾穷南服，汉将旌旗守北陲。莫讶春盘断生菜，人间菜色正离仳。”[102]年初变幻无常的气候，使困穷中的田家妄猜年成之丰凶，而兵乱之后的江西，颓败的破屋中已很久不曾听到织机的声音，民间饥馑之色随处可见，圣驾南征之军早一日北还，民间之倒悬即早一日解。王阳明此时虽有“斩蚩尤”的踌躇之志，无奈无扶摇万里之风可以借助，唯“春盘浊酒”聊以自慰。 六、再赴行在“献俘” 张忠、许泰等所统率的北军何时离开了江西省城，各种史料缺乏记载，从阳明奏疏可知其驻扎省城达“数月”[103]之久。北军抵达省城当在王阳明献俘至广信府（己卯九月二十六日）之后不久，最早于九月底十月初到达。王阳明《三日风》之诗云“虎旅归思怀旧土”，可知庚辰正月初三日北军仍未离省城。由《年谱》所载我们可以知道，王阳明于庚辰正月应召再赴行在（此时武宗已在南京）。综合相关资料，王阳明此次赴行在实际上是与北军一同离开的，主题仍然是“献俘”。而《年谱》所载相关事情多有误，略述之于下。 《年谱》于正德十五年庚辰“正月，赴召次芜湖。寻得旨，返江西”[104]条下述有四事。其一，赴召起因。以张忠、许泰在南京向武宗进谗言谓王阳明“必反”，故有此召以验其是否必反。王阳明赴召，张、许阻之于芜湖半月，后入九华山。其二，赴召至上新河，思“窃父而逃”。其三，王阳明私计江彬“有他”，欲用计执江彬于武宗前，以死相抵。其四，正月晦日过开先寺，刻石读书台后。于此后二月则惟记以“先生以车驾未还京，心怀忧惶。是月出，观兵九江，因游东林、天池、讲经台诸处”、“是月，还南昌”数语。 从《年谱》之叙事看，王阳明正月应召启行之日甚早，其间阻于芜湖半月、入九华山，而于正月晦日已返回庐山开先寺。然观王阳明之《立春二首》诗，似仍作于南昌，也就是说至正月初八王阳明有可能仍在南昌。若此后启行，滞留芜湖半月，复入九华山，于正月三十日回程过庐山开先寺，此行亦太嫌促迫了。况且如前引《三日风》诗可知张、许此时率北军尚在南昌，即便随即离江西至南京，向武宗进谗，王阳明再应召启行，则行期应当更晚。 然而，就真实的情况而言，王阳明正月此行启行之日确实非常晚，且非以张、许之谗言而被召。王阳明后来于家书中曾述及此事： 正月廿六日得旨，令守仁与总兵各官解囚至留都。行及芜湖，复得旨回江西抚定军民。皆圣意有在，无他足虑也。家中凡百安心，不宜为人摇惑，……[105] 此信是现存王阳明本人直接言及正月赴召之事的唯一材料。观其内容可知，家人当于其事有所耳闻，且有所忧虑，故而王阳明发此信以说明原委，请家人安心，故而不排除王阳明为使家人放心而杜撰一二事情的可能。然考诸相关材料，则这种可能性应该可以排除，王阳明除于其事轻描淡写之外，并无杜撰之处，由此信亦可知《年谱》之误。 首先是赴召的缘由，并非因张、许之谗言，而是“得旨，令守仁与总兵各官解囚至留都”，这里有几点需略作说明。其一，王阳明己卯庚辰之际，在南昌处张、许之难时，因“献俘”而押解至杭州的朱宸濠等一干人犯当亦由张永解回江西省城。而前已说明，王阳明等人此时在南昌尚有一项重要任务，即等待圣驾驾临南昌，以处理宸濠反叛相关事宜。武宗未遂江西此行，当以身边众臣有所劝阻[106]，故而于正月此时令“解囚”至南京行在。其二，既要解囚，“平贼献俘，固国家之常典”，作为平靖叛乱首功之人的王阳明自当与于其列，故而有旨令其参与“解囚”也是合情合理的。其三，与王阳明一同“解囚”之人，所谓“总兵各官”，正指张忠、许泰、张永等人。其中，“总兵”即指许泰，他的此时职衔是“钦差提督军务充总兵官安边伯朱”（因为武宗收为“义子”故称姓“朱”）。 其次，此次赴召启行日期当在“正月廿六日”得旨之后，这也应该是张、许帅北军离开江西省城的日期。那么，《年谱》所载正月晦日（三十日）留石刻读书台之事又如何解释呢？计其日程，不审二十六日至三十日之间是否能至芜湖而返回，如无此可能，则正月晦日过开先寺或当为解囚赴召启行路过此地而作，并非赴召返回江西后所作。而读书台石刻的内容也正与“解囚”的情境相符合： 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宁藩濠以南昌叛，称兵向阙，破南康、九江，攻安庆，远近震动。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复南昌，宸濠擒，余党悉定。当此时，天子闻变赫怒，亲统六师临讨，遂俘宸濠以归。于赫皇威！神武不杀，如霆之震，靡击而折。神器有归，孰敢窥窃。天鉴于宸濠，式昭皇灵，嘉靖我邦国。正德庚辰正月晦，提督军务都御史王守仁书。[107] 此刻内容亦庄以谐，叙述“复南昌，宸濠擒，余党悉定”之后，缀以“当此时，天子闻变赫怒，亲统六师临讨，遂俘宸濠以归”数语。然“遂俘宸濠以归”之语亦合于王阳明与许泰等（武宗所统“六师”之先锋官）一行人“解囚”赴南京行在的情境。 至于“解囚”至南京的具体时日，《明武宗实录》与《明通鉴》没有明确记载，唯《国榷》系“宸濠械至，泊于江上”于庚辰二月乙丑（六日）[108]。《明武宗实录》载四月甲申（二十七日）随武宗南征至南京的大学士梁储、蒋冕劝谏武宗之言云：“而宸濠等解至，又两月余矣……”[109]，由此上推，“解囚”至南京日亦当在二月，《国榷》之记载应有其所本。而《明武宗实录》庚辰二月丙寅（七日）载梁储、蒋冕劝谏武宗回銮之言云：“今幸贼徒擒获，乞即日回銮，……”[110]观其语气，当亦为解囚至南京之初所言者，亦可证《国榷》二月六日之说不谬。这与王阳明家信中所云正月二十六日得“解囚”旨，此后启行上路，至南京应适在此时，其行程是相互吻合的。此亦可证我们前此据王阳明家书所作相关推论不谬。 如王阳明家书所言，他自己的此次南京之行至芜湖即告中止了，其原因王阳明于家书中唯告以“复得旨回江西抚定军民”，并轻描淡写解释以“皆圣意有在，无他足虑也”。领旨赴召，中途而止，当非无因而至，必系为人所“沮”，然其详情已无从知晓了。《年谱》载其事云：“忠等恐语相违，复拒之芜湖半月。不得已，入九华山，……”然之所以有如此记载，则因归此次赴召为“忠等”谗言“必反”而至，故有是说。前说既不成立，则此说亦不完全可信。然此中却当有辨。 《年谱》为王阳明及门弟子所编，其叙事资料当有其所本，何以于正月赴召事有如此多的讹误？这里我们可以再举一例，王阳明正月底奉旨解囚行至芜湖而止，家书与《年谱》所述均如此。然而《年谱》系于此下的尚有如此一条“赴召至上新河……”，上新河实已在南京地方，既为至芜湖而止，何以又有至上新河的可能呢？ 考诸黄绾所撰《阳明先生行状》，也载有王阳明因被诬“必反”赴召之事，不同于《年谱》的是，《行状》未载具体时间，而向武宗进“必反”谗言之人为江彬，更为重要的是，所记王阳明被阻之地在“南京龙江关”，而非芜湖。另据新发现的史料——王阳明齐山寄隐崖石刻云：“正德庚辰清明日，阳明山人王守仁献俘，自南都还。”庚辰清明为三月九日，此石刻亦云是“自南都还”。再综合以《年谱》“赴召至上新河”之说，则王阳明确实曾经因赴召至南京地方。那么，这与王阳明家书“行及芜湖”而止之间的矛盾如何解释呢？ 实际情况如果作一个合理的推测的话或许是这样的，王阳明庚辰正月至三月之间，曾两度奉召往南京行在。其一为我们前面提到的正月二十六得旨，与许泰等人押解朱宸濠赴南京，行至芜湖被阻而还。除此之外，应该还有一次应召赴南京行在，且已行至南京地方（如龙江关、上新河等地名所指示的），时间当在庚辰清明（三月九日）前，而此次赴召很可能即如《年谱》与《行状》所载是因被诬“必反”而至。《年谱》于此段叙事之所以有以上所指之诸般混乱，即缘自将庚辰两次赴召混淆为一事，俱系之于正月条下。而《年谱》所叙相关诸事，应该多是第二次应召至南京时所发生的。包括被诬以“必反”、入九华山、上新河“窃父而逃”之思、与江彬之冲突等事，《年谱》所载当有其所本，只是与“解囚”赴南京之行相混淆，所系时间亦有误，而所载之事应该仍有其可信处。 如被诬以“必反”之事，《年谱》与《行状》俱载其事，而互有异同，所本资料当有不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此事是有一定的可信性的，只是时间当在二次赴召之时。再如与江彬之冲突，《年谱》载其事云：“江彬欲不利于先生，先生私计彬有他，即计执彬武宗前，数其图危宗社罪，以死相抵，亦稍偿天下之忿。徐得永解。”[111]江彬不似许泰曾至江西，他在武宗南征时随圣驾同至南京，王阳明与江彬的正面冲突发生在南京地方的可能性更大，而此云“即计执彬武宗前”，则王阳明当已在南京地方，故而方有可能设计执江彬于武宗之前，并以死相抵。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年谱》所载“入九华山”之游，这是王阳明此时比较重要的一次经历，今存“江西诗”中，以九华山诗为最多。王阳明弟子邹守益在《九华山阳明书院记》中如此追述此次游历：“至正德庚辰，以献俘江上，复携邑之诸生江学曾、施宗道、柯乔以游，尽搜山川之秘，凡越月而后去。”[112]云“越月而后去”，则此次游历历时颇长。至于其具体时间，从阳明文集现存相关材料中难以推知，不过，据尹文汉先生《王阳明游九华山综考》[113]云，尚有不载于文集的新材料可证此次游历的日月。 其一为九华山宴坐岩悬石倒覆处的摩崖石刻，所刻阳明《题周金和尚偈》落款有“正德庚辰三月八日阳明山人王守仁书”数字。其二为前面提到的与九华山相去不远的齐山寄隐崖石刻：“正德庚辰清明日，阳明山人王守仁献俘，自南都还，登此，时参政徐琏、知府何绍正同行，主事林豫、周昺、评事孙甫适至，因共题名”。是年清明为三月九日，由此可知是年三月八日、九日王阳明尚在九华山一带盘桓。尹文汉先生据此综合《年谱》正月“入九华山”记载，推论以为“最大的可能是阳明于正德十五年一月和二月底三月初两次游历九华”。 应该说尹文汉先生所引两段见于石刻的新材料当属可信，然其综合《年谱》所作的相关推论则不一定准确。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年谱》正月所载“赴召”之事多有讹误，其正月游九华山之说考诸时日无此可能，而真实情况很可能是只有“二月底三月初”一次九华山之行。若有两次九华山之游，则初次之游也当在二月了。至于齐山题刻述此行仍道“献俘”、“自南京还”，则虽然二次赴召因被诬谋反而至，但武宗之召虽为验其是否谋反，但召命所明言者可能仍然是令其至南京“献俘”[114]。 析论至此，我们尚需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即两次赴召之间，王阳明身居何处？初次赴召至芜湖，按王阳明家书中的说法，是因“复得旨回江西抚定军民”而止。既有旨意，则王阳明即于芜湖返回江西的可能性比较大，《年谱》“复拒之芜湖半月”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据我们前文考证，正月三十日“解囚”过庐山，此后当至九江湖口沿长江而上，至芜湖当在二月初。自芜湖返江西，亦当沿长江原路返回，先至九江府，此正与《年谱》二月“是月出观兵九江，因游东林、天池、讲经台诸处”相契合。也就是说王阳明“得旨回江西抚定军民”后，很可能并没有返回南昌（或返回南昌后未久即“出”），而是至九江“观兵”。 之所以采信《年谱》观兵九江之说，一个原因是我们前面提到，从王阳明正月初在南昌所作诗中，其已动“杀伐”之心。另一个原因是“观兵九江，因游东林、天池、讲经台诸处”有王阳明诗可以作为旁证。《年谱》所载“东林、天池、讲经台”诸处之游，有王阳明“江西诗”数首可为参证，如《庐山东林寺次韵》、《远公讲经台》。游天池之诗则有《夜宿天池月下闻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115]，与游九华山诸诗编辑一处。清人周赟编《王阳明先生九华诗册》，亦误收此诗于其中。按，“天池”之名庐山、九华山皆有，断此诗为庐山所作，一以《年谱》有东林、天池之游，且《年谱》此说有王阳明《书九江行台壁》可以为证。[116]另外一个原因是此诗后另有一首《文殊台夜观佛灯》同与九华山诸诗编辑一处，周赟亦误将其收入九华山诗册中。“文殊台”虽然也同见于庐山、九华山，但“佛灯”却正是庐山文殊台奇观，而其地恰在天池峰。 王阳明“天池诗”所咏情境如此。王阳明晚间留宿天池峰顶，于月下闻雷声，次日晨询于山下路人，知昨夜山下有大雨，有感而作。其第三首云：“天池之水近无主，木魅山妖竞偷取；公然又盗山头云，去向人间作风雨。”此诗所咏正为影射时事。“天池之水近无主”喻武宗南征，朝中一时无主。“木魅山妖”则影射江彬、许泰等人，此后数语即指其假借武宗旨意于人间兴风作浪。此时的王阳明是有一番豪气的，如作于同时的《文殊台夜观佛灯》所咏：“老夫高卧文殊台，拄杖夜撞青天开；散落星辰满平野，山僧尽道佛灯来。”[117]“老夫”（自称）豪气干云，夜间拄杖撞破青天，星辰洒落满地，山僧误以为是佛灯降临——此番气魄确非常人所及。 以上是王阳明庚辰春日正月底至三月间赴召行在相关行止的考证，因相关史料阙如并略显凌乱，我们只能尝试勾勒出此行的大致情形。除九华山诗、庐山诗外，“江西诗”中作于此一时之间者尚多，虽难于稽考具体作于何时，然可确定为正月底至三月间往返于江西与南京行在之间时所作。试于诸诗中略述王阳明一时心境，实亦有似于此前在江西时的三重变奏。要言之，即归隐、蹇难、担当的三重变奏。 王阳明乘舟至南直隶池州府铜陵之时，附近小山上有铁船，观而有感，吟咏道：“由来风波平地恶，纵有铁船还未牢。秦鞭驱之未能动，傲力何所施其篙。我欲乘之访蓬岛，雷师鼓舵虹为缫。弱流万里不胜芥，复恐驾此成徒劳。世路难行每如此，独立斜阳首重搔。”[118]人世间之路纵然身屡平地亦难逃风波之恶，纵有铁船亦徒唤奈何。唯凭雷师鼓舵，乘之造访蓬莱仙岛。但弱流万里，草芥尚难以承载，驾此只成徒劳。在风波蹇难之中，时而豪气干云，时而徒唤奈何，独立斜阳，搔首踯躅，确为王阳明此时心情的真实写照。王阳明此时诗中，“阻风”仍然是象征蹇难的意象，如《繁昌道中阻风二首》所咏：“阻风夜泊柳边亭，懒梦还乡午未醒。卧稳从教波浪恶，地深长是水云冥。”[119]纵有长风兴起恶浪，我自稳坐舟中，任凭风浪吹打。 王阳明于江边遥望与此行颇为有缘的九华山时，适值阴晴不定，时而得见，时而不得见，不禁心生感慨：“平生山水最多缘，独此相逢容有数。……蓬莱涉海或可求，瑶水昆仑俱旧游。洞庭何止吞八九，五岳曾向囊中收。不信开云扫六合，手扶赤日照九州。驾风骑气览八极，视此琐屑真浮沤。”[120]末二联借江上观九华再度道出王阳明担当之豪气，一时“昏霾”之琐屑如海中泡沫，拨云扶日，扫六合、照九州，正在我辈此时！“不信开云扫六合，手扶赤日照九州”与此前所责“诸老能无取日谋”适可相对而观。 当王阳明登上九华山云峰尽览九华诸峰胜境之时，不禁心生惺惺相惜的感慨：“巨壑中藏万玉林，大剑长枪攒武库。有如智者深韬藏，复如淑女避谗妒。暗然避世不求知，卑己尊人羞逞露。何人不道九华奇，奇中之奇人未知。我欲穷搜尽拈出，秘藏恐是天所私。”[121]巨壑之中林立的九华诸峰，在王阳明眼中浮现的是武库中大剑长枪林立的场景，实因观峰之人此时心中“杀伐”之心犹在。而深韬藏的智者、避谗妒的淑女，更是此时王阳明自身的真实写照。 七、水灾自劾 自庚辰正月底离省城赴行在，王阳明再返回省城长期停留已在三月下旬了。[122]省城虽然不似己卯庚辰之交有大军驻扎骚扰，然亦未见片刻清静。如前所云，王阳明己卯平定宁藩上捷音疏的同时，因江西遭逢旱灾兼兵乱之双重灾难，上疏请免江西税粮。此疏始终未获明旨答复，而当王阳明此次返回省城之时，户部相应官员已至江西催征税粮，旱灾、兵乱之余，兼以前此大兵临省时的供应浩繁，江西民力凋敝，相应官员一时束手无策。三月二十五日，王阳明再度上《乞宽免税粮急救民困以弭灾变疏》，请求免除江西己卯、庚辰两年的税粮。虽有此举，然经历了再赴行在的诸般遭际之后，王阳明不免于齿冷，与免税粮疏同上者为《三乞省葬疏》。[123]此疏开篇数语道出其此一时之心情： 臣旦暮惶恐，延颈以待，内积悲病之郁，外遭窘局之苦，新患交乘，旧病弥笃，方寸既乱，神气益昏，目眩耳聩，一切世事皆如梦寐。今虽抑情强处，不过闭门伏枕，呻吟喘息而已。岂能供职尽分，为陛下巡抚一方乎？[124] 所云“外在窘局之苦”即指省城处忠、泰之变以及二赴行在时的种种遭际而言。同样的情形在一时同僚、弟子的信中亦有所申述，如在写给荐举其至南赣安定地方的兵部尚书王琼的信中如此说： 生之汲汲为此（指疏乞省葬事），非独情事苦切，亦欲因此稍避怨嫉。……今地方事残破惫极，……兼贱恙日尪瘠，又以父老忧危致疾之故，神志恍恍，终日如在梦寐中。今虽复还省城，不过闭门昏卧，服药喘息而已。此外人事都不复省，况能为地方救灾拯难，有所裨益于时乎？[125] 在此信中他道出了此时疏乞省葬不单单是为省葬而发，同时也是为了“稍避怨嫉”，此所谓“怨嫉”自然来自武宗身边江彬、许泰等佞幸，如前述之种种遭际。而与此时在京中为御史的弟子朱节的信中复云： 欲投劾往去，虑恐祸出不测，益重老父之忧。不去即心事已乱，不复可强留。神志恍恍，终日如梦寐中。省葬之乞，……而吏部至今不为一覆，岂必欲置人于死地然后已耶？仆之困苦危疑，当道计亦闻之，略不为一动心，何也？望守忠与诸公相见，为我备言此情，得早一日归，即如早出一日火坑，即受诸公更生之赐矣，至祷至祷![126] 此中“投劾”指自我弹劾，如此后五月王阳明所为者。此时王阳明对这一点尚有所顾虑，或亦以没有找到合适的机缘，故隐而不发。在与弟子此书中，王阳明对于“当道”（应指阁臣而言）对于其自身“困苦危疑”的处境不为动心颇感不解。“死地”、“火坑”，是王阳明此时对自身处境的真实体会。两封书信皆道及的“神志恍恍，终日如梦寐中”，虽所言未必实情，但却足以能够体现王阳明一时的心情。 “省葬”事既杳无音信，江西地方事“残破惫极”，身任巡抚之责，不免要强打精神，有所补裨，如上疏乞免税粮之事。王阳明在给王琼与朱节的信中对于自己在此情境中犹疏言免税事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所以复有蠲租之请者，正如梦中人被锥刺，未能不知疼痛，纵其手足扑疗不及，亦复一呻吟耳。”[127]言江西地方事非如处梦寐中人所能为力，然痛痒相关，虽明知不能有所为，犹不免受驱于本能而聊一呻吟。 王阳明自去年七月底即疏请免税，中间亦有其他一二官员代为申请，而江西旱灾、兵乱乃至大兵临省俱属实情，何以己卯税粮最终未得豁免？如果排除一些人为因素的话，应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由武宗南征所导致的朝廷政局的一时混乱。王阳明于庚辰年底所上《征收秋粮稽迟待罪疏》[128]中引述江西布政司相关咨文，于此一时之混乱多所说明。依江西布政司咨文，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二日，经巡按江西御史唐龙乞请、巡抚苏松都御史李充嗣复核，已议定免江西税粮二年（受灾重者免三年）。同年二月，户部员外郎龙诰犹催征相关钱粮。三月初五日，漕运衙门按相关税粮定额催促缴运。三月二十八日，又经南京工科给事中奏请并“奉钦依”：“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应钱粮果系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暂且停征，还着各该官司设法赈济，毋视虚文。”与此同时，户部员外郎龙诰仍“急如星火”催征。这就是布政司咨文中所说的“部院明文征免不一”，王阳明所谓“乃今停征之令甫下，而催并之檄复行，赈济之仁未布，而棰挞之苦已加，法令如此，有司何以奉行，下民何所取信？”[129]出现如此混乱的情况，不能不说与武宗南征而造成的一时国家政令颁布渠道不够通畅有关。 在无奈与混乱中就税粮与救灾事措置一番之后，如前引与朱节信中其所言者，王阳明终于决定“投劾往去”，于五月十五日上《水灾自劾疏》[130]，于疏中言及江西“鱼鳖之民聚栖于木杪，商旅之舟经行于闾巷”的遭遇水灾的情形后，罗列了身膺巡抚之任的自身之四大罪状。阳明自劾疏中所言四宗罪，实为借曝白自身之罪过以指摘朝廷、主上之失。第一大罪为对于宸濠之变自己不能“图于未形”，以至劳动“圣驾亲征”，终止百姓殆于道路，朝廷政令阏隔。第二大罪则为身为人臣，不能直言极谏以悟主听。第三大罪为“掇拾罗织”与“聚敛征索”，前者明为指摘自身，实则与阳明无干，即指江彬、张忠、许泰等武宗身边佞幸。聚敛征索或于阳明有涉，在疏免税粮无果，户部催征再四的情况下，阳明不得不有所措置，以求了事塞责。第四大罪“上不能有裨于国，下不能有济于民，坐视困穷，沦胥以溺”，虽无实事所指，但却是王阳明自身处境的真实写照。于疏末王阳明请求或将其“显戮”，或“削其爵禄，黜还田里”，以作为人臣不职之戒，以息天怒人怨。 此疏可视为己卯平定宁王之乱以来，对于一系列发生于自身、发生于江西、发生于朝中的事情的最后公开抗争。疏上后杳无音信，阳明遂决定“往去”，然此“往去”非如与弟子朱节信中所言意味着还家，而是去往阳明用兵之大本营，虔州。从现存文献看，阳明此行似非匆匆，不乏山水之乐，吟咏之兴，乃至与舟中与罗整庵书长篇大论以论学。然实际情形并非完全如此，邹守益编《王阳明图谱》在叙及王阳明自南昌赴赣途中经吉安府与僚属游青原山时曾如此记载：“（王阳明）亲登于石，论抗许泰等及驭边兵颠末，曰：‘这一段劳苦，更胜起义师时。’”[131]当时邹守益即在老师身边，阳明此番言论，颇有一些动员、鼓动的意味在其中。阳明或借游山玩水而对军旅之事有所安排，亦未可知。王阳明最终来到了虔州，回到了我们开篇所述之情境——整顿兵马，山水之乐，歌诗习礼，讲学乃至“致良知”宗旨之开悟之多重变奏。 结语 通过上述，我们将阳明一生中重要的“致良知”宗旨之开悟的情境有所析论，与龙场悟道一样，均为从“百死千难”中所逼逐而出者。我们知道，儒学乃躬行践履之学，故而有所谓工夫论，工夫云者，读书、静坐乃至冥思苦想或为其数端，然尚非关键之所在。以王阳明自身而论，开悟“致良知”宗旨后，其工夫论则无非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一句。而王阳明正德己卯庚辰之际所遭际者，我们亦可视之为外境对于人心良知的考量、磨砺，亦可说是“致良知”工夫的展开。如此一番事上磨炼后，有了阳明生命中的二次开悟，自“龙场悟道”确立了其为学趣向以来，至此则终趋于成熟。 【注释】 [1] 《梦中绝句》，《王阳明全集》卷二十，页79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2] 《纪梦 并序》，同前注，页777-778。 [3] 《晋书》，卷六十五，页1761。中华书局，1974年。 [4] 《晋书》，卷七十二。页1909。 [5] 《晋书》卷六十九，页1853。 [6] 《晋书》卷四十九，页1378。 [7] 《晋书》卷六十七，页1788。 [8] 邹守益：《虔州报功祠记》，《邹东廓文集》卷四，《四库存目丛书》集66，页33。 [9] 邹守益：《谕俗礼要序》，《文集》卷一，页571。 [10] 参见邹守益：《训蒙诗要序》，《文集》卷一，页571-572。 [11] 《全集》卷二，页87。 [12] 《年谱》以巡抚江西的任命在己卯十一月，王阳明《请止亲征疏》则云：“正德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准兵部咨：……齎付都御史王守仁，不妨提督军务原任，兼巡抚江西地方。……”准此可知，其获悉巡抚任命在是年八月十六日。 [13] 此处所据为《年谱》，然王阳明庚辰在赣时间似有可进一步考证者。清人翁方纲曾见一阳明家书，述其情形如此：“右王文成家书，上其父龙山公，不著岁纪。先生自平宸濠之后，于正德十五年九月还南昌，此书云：‘二月二十日寓洪都男王守仁百拜书，上父亲大人膝下。’又云：‘冬底北来云云，今又已一月余。’此则正德十六年辛巳春所作也。”（《跋王文成家书》，《复初斋文集》卷二十一。《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455册。）从翁氏所述看来，此书作于正德十六年辛巳二月无疑，其考证无误。然所引“冬底北来”事，似应指离赣州北来南昌，若如此，则王阳明离开赣州在“冬底”，即十二月底，至南昌在一月初，故写此信时云“今又已一月余”。然未见此书原文，不知所云“冬底北来”之事是否确指此事，翁氏引《年谱》正德十五年九月还南昌之说，也未据此封家书而有所驳正、解析，姑识之于此，待考。 [14] 《与朱守忠手札》（二），钱明：《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附录，页297。此间“剥床以肤”当有所指，与“孙氏园中之言”当有关系，或即指宁王即将谋反之事。阳明后来疏辞封爵时曾用此语言宁王谋反时江西之情势，“况江西诸郡县近切剥床，触目皆贼兵，随处有贼党。”（《再辞封爵普恩赏以彰国典疏》，《全集》卷十三，页456。） [15] 《传习录》陈九川所录语录云：“己卯归自京师，再见先生于洪都。先生兵务倥偬，乘隙讲授……”（《全集》卷三，页90。）具体时间当为己卯王阳明征宁藩之中或之后不久。 [16] 《全集》卷十七，页599。“闾东”本《阳明先生文录》署此公移于“八月二十三日”，当为正德十五年庚辰八月二十三日，正阳明在虔州之时。舒芬得牌后至阳明军前听用则不知在何时，也无法遽然断定其地点为虔州，为叙事方便计，姑系之于此。 [17] 《明水陈先生文集》，卷十四，页151。 [18] 同前注。 [19] 《留陈惟濬》，《全集》卷二十，页749。 [20] 《全集》卷二十，页779。 按：此诗收录于王阳明“江西诗”中，未署具体年月。而王阳明通天岩诸诗多收于“赣州诗”中，亦未标明年月。稽考相关文献，应皆为一时所作。其中，《通天岩》一诗，周建华《通天岩王阳明刻诗及历代步王韵诗》一文录有该诗“后记”，云：“正德庚辰八月八日，访邹陈诸子于玉岩题壁。阳明山人王守仁书。”（《寻根》2002年第2期）周文未注明该“后记”出处，观其上下文，似为录于现在尚存于通天岩的石刻。无论该“后记”出处如何，然所系年月日“正德庚辰八月八日”应属可信。故系王阳明师弟子此次游历于是年八月初。 [21] 咏通天岩之诗：王阳明有《通天岩》、《游通天岩示邹陈二子》、《游通天岩次邹谦之韵》，《又次陈惟濬韵》（邹守益原诗未见、陈九川原诗存半首，见下），邹守益有《与陈惟濬历览通天岩将归赋别》（《文集》卷十二，页207）、《通天岩谢阳明先生二首》（同前注，页218）、陈九川有《同邹东廓游通天岩题紫霄宫壁 阳明先生有次韵》（《文集》卷十四，页151）。咏忘言岩之诗：王阳明有《忘言岩次谦之韵》（邹守益原诗未见）、《坐忘言岩问二三子》，邹守益有《忘言岩遇雨》（《文集》卷十一，页192）。咏圆明洞之诗：邹守益有《同陈惟濬诸友游通天岩小饮圆明洞》（《文集》卷十一，页179），王阳明有唱和《圆明洞次谦之韵》。咏潮头岩之诗：邹守益有《潮头岩》（《文集》卷十一，页192），王阳明有唱和《潮头岩次谦之韵》。 [22] 邹守益：《明水陈姻家寿言》，《文集》卷二，页625。 [23] 《坐忘言岩问二三子》，《全集》卷二十，页749。 [24] 邹守益《赠董谋之》云：“予往岁受学虔州，与董子希永切磋世讲之谊，后二十有八年，复寻郁孤、通天旧游。”（《文集》，卷二，页620） [25] 邹守益：《明水陈姻家寿言》，《文集》卷二，页625。 [26] 王阳明曾撰《四皓论》翻历史旧案，否定《史记》、《汉书》所载“四皓”出而辅佐汉太子之事。详见拙文《王阳明史论佚文〈四皓论〉考》，《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27] 《传习录》下，《全集》卷三，页95。 [28] 《夜坐》，《全集》卷二十，页787。 [29] 《传习录》中，《全集》卷二，页75。 [30] 《全集》卷四十一，页1578。 [31] 王阳明：《与顾惟贤》，《全集》卷二十七，页999。 [32] “圣驾北还”事，考诸《明通鉴》在庚辰闰八月：“丁酉，上自南京返跸”（《目录》卷十二，页500），是月丙戌朔，丁酉为十二日，与阳明所言“初十日”略有出入。 [33] 王阳明所料与事实相去不远，据《明通鉴》，正德皇帝于十月庚戌（二十六日）抵达通州，但并未就此还朝，而是在此地驻扎下来，直至十二月甲午（十一日）方返回京师。 [34] 王阳明：《游通天岩次邹谦之韵》，《全集》卷二十，页747。 [35] 闾东本《阳明先生文录》《别录》卷十二，页十四。 [36] 闾东本《阳明先生文录》《别录》卷十二，页十四。《全集》亦载此公移，惟题作《行岭北道申明教场军令》（见《全集》卷三十一，页1163）。 [37] 王阳明庚辰《书佛郎机遗事》云：“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佥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赣。时逆濠奸谋日稔，远近汹汹。予思预为之备，而濠党伺觇左右，摇手动足，朝闻暮达；以期雍官异省，当非濠所计及，因屏左右，语之故，遂与定议。期雍归，即阴募骁勇，具械束装，部勒以俟。予檄晨到，而期雍夕发。故当濠之变，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适当见素公书至之日，距濠始事亦仅月有十九日耳。”（《全集》卷二十四，页921。）周期雍事另见王阳明《预备水战牌》（《全集》卷十七，页576）、《犒赏福建官军》（《全集》卷十七，页585）等公移。 [38] 《明通鉴》卷四十九，页1308。 [39] 见《年谱》，《全集》卷三十四，页1270。 [40] 《请止亲征疏》，《全集》卷十二，页409。 [41] 谈迁《国榷》引高贷之说云：“武宗惑于群小，欲幸江西，守仁欲为保境恤民计，宸濠诚不可不执赴阙下。”亦以为“献俘”之事因“保境恤民”而有其必要，但有进一步有如此之“责备”：“然命一将入献，无不可者，而奚必于亲往耶？既有巡抚江西之命，则责守有在，况屡有诏止，何可违也？”并以王阳明之称病西湖比拟于岳飞之弃军归山，以为非“公逊硕肤之道”。（《国榷》卷五十一，3192页，中华书局，1958年）此确有求全责备之意，然揆诸当时情势王阳明所为亦有不得不然者，此不赘。 [42] 《全集》卷十二，页407。 [43] 《年谱》以献俘发南昌在九月十一日，所据为王阳明本人奏疏、公移中所言及日期。然观王阳明于九月十二日所发一系列公文，当为针对自身献俘离职后委相应官员措置相关事务，故疑王阳明献俘启程之日在九月十二日或稍后。 [44] 王阳明：《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献俘呈》，《全集》卷十七，页588。按，王阳明此文未标明月日，中云其献俘“已至广信地方”，阳明《献俘揭帖》署日期为“九月二十六日”，中亦云“已至广信地方”（《全集》卷三十一，页1140），可知为一时所作。另据闾东本，《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献俘呈》所署日期即为九月二十六日。 [45] 均见王阳明：《咨兵部查验文移》，《全集》卷十七，页589，闾东本《文录》署此公移于“十月初二日”。另，闾东本尚收有九月二十七日《准答安边伯朱留查功次手本》一篇公移，即答复《咨兵部查验文移》中所列“安边伯朱手本”者。 [46] 王阳明：《献俘揭帖》，《全集》卷三十一，页1140。 [47] 王阳明：《咨兵部查验文移》，《全集》卷十七，页590。 [48] 《年谱》，《全集》卷三十四，页1268。 [49] 王阳明：《书草萍驿二首》，《全集》卷二十，页754。 [50] 王阳明：《书草萍驿二首》，《全集》卷二十，页754。 [51] 王阳明：《书草萍驿二首》，《全集》卷二十，页754。 [52] 王阳明：《宿净寺四首》，同前注，页755。 [53] 《全集》卷三十四，1268页。 [54] 《明史》卷一百九十五，页5164-5165。 [55] 《明史》卷三百四，页7793。 [56] 《王阳明上父亲二札》，《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二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7] 《全集》卷十七，页591。 [58] 《全集》卷十七，页591-592。关于呈“兵部查照知会”之公移闾东本《阳明先生文录》有收录，见《案行江西按察司交割逆犯知会兵部及钦差等官》、《咨报兵部交割逆犯》（别录卷十一，页十四——十五）。 [59] 《宋明理学家年谱》第10册，650页。 [60] 《别录》卷十一，页十五。按，宁王叛乱时陈槐随王阳明一同举义兵，时任饶州知府，江西副使之擢在平宁王之乱后。 [61] 《明武宗实录》卷一百八十“正德十四年十一月壬辰（二日）”载南京六科给事中孙懋、十三道御史吴铠等奏疏亦云：“宸濠之变，都御史王守仁身先将士，元恶就擒。比者俘至浙江，太监张永必欲亲临覆审，缘此引疾乞休。”（页3499）言官当时奏疏所言，较诸后来史籍所载，当更为可信。准此亦知王阳明移交俘囚于张永事出无奈，而养病西湖，实为一种抗争的行为。 [62] 《全集》卷十七，页591。 [63] 与此数诗编辑于一处的《寄江西诸士夫》、《太息》与《归兴》疑亦为此一时前后所作。《太息》与《归兴》除与《宿净寺四首》编辑一处外，无他佐证，唯诗中所咏思绪与此段处境相类。《寄江西诸士夫》一首疑为过玉山离开江西境后不久所作。首云“甲马驱驰已四年，秋风归路更茫然”，王阳明丙子岁获任命，十月归省后付赣（次年正月至赣），至此岁己卯，首尾相连可称“四年”。“秋风”，离江西境初至浙江在九月下旬，仍可称之为“秋”。 [64] 《全集》卷二十，页754。 [65] 同前注，页755。 [66] 《宿净寺四首》之二，同前注。 [67] 王阳明《泊金山寺二首》诗题注云“十月将趋行在”，可知其抵达镇江金山寺犹在十月。另据闾东本，王阳明自十月九日交割逆犯后，直至十月十七日，尚有数篇公移处理相关善后问题。离开杭州北上或在十月十七日以后。另尚有一篇十月二十七日公移，未知作于杭州抑或离开杭州之后。（参见《别录》卷十一，页十四——二十四） [68] 《全集》卷三十四，页1269。 [69] 夏燮：《明通鉴》目录卷十二，页499。 [70] 考异云：“惟杨一清之沮，《年谱》载之，《明史》王、杨二传，皆不见，今不取。”（《明通鉴》卷四十八，页1303。） [71] “次韵”可不必相见，然“其二”诗注云“是日公方移山石”（《全集》卷二十，页758），“其四”云“兹园闻已久，今度始来窥”（同前注，页759），可知二人确实曾相见，而诸诗亦多描摹杨一清待隐园之实景。 [72] 《全集》卷二十，页757。此诗在“江西”诗中，未标揭年月，然于“冬江”等语及所咏情境可推断作于己卯冬，即此次欲由京口趋行在之时。 [73] 王阳明弟子欧阳德在与同门王畿论及老师《年谱》事时，曾论及镇江之事云：“得宸濠赂馈要津簿籍，立命焚之，江彬欲假此有所罗织，以大将军牌遣中贵数十辈来诘，遇诸镇江，气势汹汹，谕以祸福，晓之以理，其人罗拜而去，竟以此为诸奸所沮，不得见上。初欲乘机遘会，拨乱反正，竟亦不得行矣。此二事诸兄当有能听其详者，以无可凭证，未及序入，幸商确，何如也？”（《寄王龙溪二》，《欧阳德集》卷二，页59。凤凰出版社，2007年。）观此，则王阳明被沮镇江，实为江彬派遣中官所为，与《名通鉴》目录“为中官等所沮”之说同。欧阳德虽因“无可凭证”、未知其详而未序入《年谱》（《年谱》乃阳明弟子集体撰述）中，然所言此事当有其所本，附识于此。 [74] 钱明《〈王阳明全集〉未刊散佚诗文汇编及考释》收录有《金山赠野闲钦上人》、《赠蒲菊钰上人》、《赠性空商人（号曰舟）》、《赠雪航上人》数诗，谓“原载清庐见层《金山志》卷第七”。（均见《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附录，页274） [75] 见《全集》卷三十四，页1269。 [76] 《全集》卷二十，页757。 [77] 《即事漫述四首》之三，《全集》卷二十，页756。此四首诗当作于己卯冬，王阳明返回省城南昌前。观其中“六师冬尽尚南征”、“底事寒江尚客船”等语可见。 [78] 《即事漫述四首》之二，同前注。 [79] 《即事漫述四首》之四，同前注。 [80] 《过鞋山戏题》，鞋山又称大孤山，位于江西九江湖口，《年谱》谓王阳明此次镇江之行后，“遂从湖口还”江西，疑为作于此时。然不敢必，因次年芜湖之行应该也要经过此地，姑系于此时。 [81] 《杨邃庵待隐园次韵五首》其五，《全集》卷二十，页759。 [82] 《登小孤书壁》，同前注。小孤山在江西九江彭泽，疑亦为己卯冬返江西途中所作（中有“冻滑丹梯足力孱”一语似可理解为时间仍在冬季，亦以影射世路艰难）。 [83] 《舟夜》，《全集》卷二十，页757。观诗中“甲马尚屯淮海北”一语可知此诗作于己卯冬（武宗于十二月方抵达南京）。 [84] 王阳明抵达南昌的时间如上所述，当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冬至之后。而现存王阳明此阶段在南昌最早的公移是十二月十一日发布的《防制省城奸恶牌》、《行江西按察司查禁因公科索民财》，故王阳明此次返南昌具体时间为十一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十一日之间。 [85] 《防制省城奸恶牌》，《全集》卷三十一，页1142。 [86] 《行江西按察司查禁因公科索民财》，同前注，页1143。 [87] 《全集》卷十七，页593。 [88] 《再禁词讼告谕》，《全集》卷三十一，页1145。 [89] 《全集》卷三十一，页1144。 [90] 王阳明：《乞宽免税粮急救民困以弭灾变疏》，《全集》卷十三，页427。 [91] 钱德洪：《征宸濠反间遗事》，《全集》卷三十九，页1471-1472。 [92] 王阳明：《辞封爵普恩赏以彰国典疏》，《全集》卷十三，页453。 [93] 钱德洪：《征宸濠反间遗事》，《全集》卷三十九，页1471。 [94] 王阳明《书佛郎机遗事》云：“初，予尝使门人冀元亨者因讲学说濠以君臣大义，或格其奸。濠不怿，已而滋怒，遣人阴购害之。冀辞予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计。’遂遁归。至是闻变，知予必起兵，即日潜行赴难，亦适以是日至。见素公在莆阳，周官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余里，乃皆同日而至，事若有不偶然者。”（《全集》） [95] 《全集》卷三十一，页1160-1161。此牌唯署月日为“六月十五日”，当为正德十六年所发。 [96] 王阳明：《用韵答伍汝真》，《全集》卷二十，页757。此诗收于“江西诗”中，观末联所云“茅茨岁晚饶风景，云满清溪雪满岑”之“岁晚”可知，当作于正德十四年己卯岁末在江西省城之时。 [97] 《全集》卷二十，页760-761。 [98] 《全集》卷二十，页762。 [99] 《全集》卷二十，页762。 [100] 阳明所书该诗卷现收藏于“石头书屋”，曾于2008年9月19日至9月26日在日本学习院大学“纪念王阳明龙场之悟五百年暨中江藤树诞生四百年中日阳明学者墨迹展”中展出。清人钱大昕亦曾目睹阳明此诗卷，并赋有《题邵二云编修所藏王文成公诗卷》一诗，该诗题注云“正德庚辰八月望，为惟贤宪副书《元日雾》、《二日雨》、《再游九华》三诗”，此题注乃引述阳明书该诗卷之题识“惟贤宪副以此卷，书近作，漫录数首，一笑。正德庚辰八月望，阳明山人书于虔台之思归轩中。” [101] 《全集》卷二十，页762。 [102] 《全集》卷二十，页762。 [103] 如《乞宽免税粮急救民困以弥灾变疏》云：“若是者又数月，京边官军始将有旅归之期。”（《全集》卷十三，页427） [104] 《全集》卷三十四，页1270。 [105] 《又与克彰太叔》，《全集》卷二十六，页988。题为“又与克彰太叔”，然观书信内容，实为三封书信并作一封者。此中所引出于第二封，虽未标揭年月，然观其内容可知作于正德庚辰正月赴召之后。 [106] 如时在南京任给事中、当言路之责的孙懋于正德十四年己卯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急献俘馘以彰天讨以修大祀疏》云：“又奚必亲临其地，面缚其人而后为我皇上之功哉？即今传闻宸濠自囚系以来，或食或否，濒于死者屡矣。……伏愿皇上大奋乾断，速降明旨，著落钦差张永等官即将首恶宸濠、逆党刘吉等牢固管押，解送前来，由是献俘告庙，奏凯班师……”（孙懋：《孙毅庵奏议》卷下，页1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即劝谏武宗不必亲临江西其地、面缚宸濠其人以为功，当速令张永等人押解至南京。 [107] 《年谱》三，《全集》卷三十四，页1270。 [108] 谈迁：《国榷》卷五十一，页3200。中华书局，1958年。 [109] 《明武宗实录》卷一八五，页3549。上海书店，1984年。 [110] 《明武宗实录》卷一八三，页3534。 [111] 《全集》卷三十四，页1270。 [112] 《东廓邹先生文集》卷四，《四库存目丛书》集66，页6。 [113] 载《池州师专学报》，2006年第2期。 [114] 或以此时俘囚已至，不当再有以“献俘”为名义的召命，实则不然，宁王等解至南京后，即关押于江边船中，武宗始终未“受俘”（因“受俘”即意味着“南征”告毕，不得不返驾回鸾），直至庚辰秋将回驾之时，方于南京举行“献俘”仪式，随即还京，所以此间有“献俘”之召是不足为奇的。 [115] 《全集》卷二十，页772。 [116] 《全集》卷二十，页766。诗开篇云“九华真实是奇观，更是庐山亦耐看”，此后所述皆为游庐山观感，中云“眼余五老晴光壁，衣染天池积翠寒”，可知亦曾至天池。此《书九江行台壁》诗当亦为《年谱》所云“观兵九江”时所作。 [117] 《全集》卷二十，页772。 [118] 《舟过铜陵野云县东小山有铁船因往观之果见其仿佛因题石上》，《全集》卷二十，页763。 [119] 《全集》卷二十，页766。繁昌在南直隶太平府，诗中又云“花柳沿村春事殷”，可知作于庚辰春之行。 [120] 《江上望九华不见》，《全集》卷二十，页768。 [121] 《登云峰望始尽九华之胜因复作歌》，《全集》卷二十，页771。 [122] 王阳明此次“献俘”最晚有时间可考的文字为石钟山题字，此题字不知今日是否尚留存，清人翁方纲《石钟山王文成题字》诗题注录有其题字内容：“正德庚辰三月丁未，都御史阳明王守仁献俘自南都还，登此。参政武邑徐琏同行。”据翁方纲题注，尚有一诗，未载于《王阳明全集》，附录于此：“又诗，我来叩石钟，洞野钧天深。荷蒉山前过，讥予尚有心。”（《复初斋诗集》卷三十五，页681。）观此题字可知王阳明至三月丁未（十九日）从九华山、齐山返回至石钟山。又同治十三年刊《九江府志》卷五十金石类载有“东林王文成公诗碑”，云“王文成公七古一首，计八韵，有‘种莲采菊两荒凉，慧远陶潜骨肉朽’之句，字径数寸，草书，如龙蛇走，末署‘正德庚辰三月廿三日阳（此处当缺一“明”字——引者注）山人识。’康熙壬辰孟冬，德化令张近光重摹上石。原在三笑亭后，咸丰间，亭烬于兵，碑岿然如旧。”此诗即《又次邵二泉韵》（《全集》卷二十，页765。）如《九江府志》所纪月日为确，则阳明游历石钟山后，又至东林游历。然清人朱珪有和阳明一诗，题作《憩东林三笑堂和阳明先生正德庚辰二月作韵》（《知足斋诗集》卷十四，《续修四库全书》），观其韵脚，所和即阳明此诗，朱珪则谓其为“庚辰二月”作，与《府志》所载不同。或当以朱珪所载为确，此诗当为《年谱》“是月出观兵九江，因游东林、天池、讲经台诸处”时所作，《府志》“三月廿三日”或为“二月廿三日”之误。故阳明之返回南昌前最晚所见文字，我们仍以三月十九日石钟山题字为限。回到南昌当在此后不久。而我们能见到的返回南昌后最早的文字为下文所引三月二十五日的《乞宽免税粮急救民困以弭灾变疏》与《三乞省葬疏》，可断定王阳明此次返回省城在三月十九日至三月二十五日之间。 [123] 此疏阳明文集未载，然《四乞省葬疏》中录有全文，并云“又于正德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差舍人王鼐齎奏去后……”（《全集》卷十三，页438），可知三乞省葬疏作于三月二十五日，与免税粮疏作于一时。 [124] 载《四乞省葬疏》，《全集》卷十三，页437。 [125] 《与王晋溪司马》，《全集》卷二十七，页1009-1010。 [126] 《与朱守忠手札》二，《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页297。 [127] 《与王晋溪司马》，《全集》卷二十七，页1010。 [128] 《全集》卷十三，页441。 [129] 《再批追征钱粮呈》，《全集》卷十七，页594。 [130] 《全集》卷十三，页441。 [131] 《宋明理学家年谱》第10册，页6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载于《中国儒学》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