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阳明心学对近代东亚世界的影响
阳明心学对近代东亚世界的影响 作者:张明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5年暨耶稣2014年3月 “在东亚,五百年儒家思想的活水源头,就在王阳明。”——杜维明先生(美国哈佛大学华裔教授、当代世界著名新儒家代表) 阳明心学起源于贵州,席卷于明代中后期的整个中国,引领出明末东林党的讲学之风,其影响远达于日本等国。近代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辛亥革命,都吸收阳明心学一些有用的思想资源。阳明心学对五百年的东亚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一、阳明心学起源于贵州 明代时期,中国历史进入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专制主义高度强化,政治日趋腐败没落,于是中国思想界开始酝酿一场巨大的变革思潮。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因忤权阉刘瑾而谪戍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县)。他在生死边缘之际,潜心探究圣贤之道,终于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于是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物”学说。第二年(1509年),他又在贵阳形成“知行合一”学说。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标志着阳明心学体系在贵州初步形成。“通过对贵州少数民族的接触,王阳明找到了自己曾经苦苦追求的问题答案,那就是圣人如何可能,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圣人。这正是王阳明学说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王阳明以自己人生的艰难遭遇,终于在民风淳朴的贵州,成就了中国儒家思想史上一个新的高峰——阳明心学。 阳明心学体系包括三大组成部分,即“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心即理”就是将外在的“天理”收归于内在的“心”,也就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万物一体,一归于心,避免了内与外、心与理的分裂和隔绝。“知行合一”是王阳明针对明代知而不行、知行分离的社会风气而提出的救病之方,“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而不行,只是知假知”。“致良知”是王阳明教人如何达到圣人境界的一种方便法门,即顺应内心的“良知”而行,将“良知”扩充于天下万事万物,则人人皆可成为圣人。阳明心学以通晓简易的方法,打破了只有少数精英人物才能成为圣人、朝廷就是权威的神话,否定了外在天理和权威的束缚,挺立了人的主体精神和自由意志,对从宋代以来已达500年之久的官方正统思想——程朱理学提出了严重挑战,这在中国和世界哲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思想解放和启蒙作用。 王阳明在贵州形成的阳明心学,不仅奠定了他作为世界一流原创性思想家的地位,而且还将贵州推向了“王学圣地”的宝座,他也因此被称为“黔学之祖”。故明代江右王门郭子章赞:“海内谈圣学,半宗余姚;余姚之学,成于龙场”。清初黄宗羲说:“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诂之后,一反而求诸心……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顾炎武说:“文成以绝世之资,唱其新说,鼓动海内。嘉靖以后,从王氏而诋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间”。民国梁启超说:“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样,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总结,吐很大光芒。”清代学者翁同书云:“黔学之兴,实自王文成始”。民国贵州学者陈矩称:“终明之世,吾黔学祖,断以文成为开先,信不诬也!” 二、阳明心学席卷明代中后期的整个中国 阳明心学从贵州起源之后,很快成为一种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新思潮,与朝廷推崇的程朱理学形成平分秋色之势。王阳明随处讲学,其门下众多弟子形成黔中、江右、浙中、 楚中 闽粤、南中、北方、 泰州八大王门学派。虽然朝廷在王阳明逝世之后(1529)将心学定为“伪学”,并禁止天下学子讲习,但王门弟子不为所动,特别是在王阳明龙场悟道和最早讲学的贵州地区,黔中王门弟子更是建立了天下王门最早的阳明书院。他们还重修龙岗书院、文明书院,新建正学书院。在当时全国禁毁阳明心学的背景下,黔中王门弟子率先掀起了以四大书院为中心的心学讲学运动,表明阳明心学在贵州已经完全深入人心。至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由于王阳明众多弟子掌握朝廷和地方大权,朝廷最终恢复了阳明的爵位,准许传播心学,阳明心学成为一股巨大的思想潮流遍及海内。心学所及之地,上至高官学者、下至贩夫走卒,人人皆畅谈心学。故《明儒学案》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 在明代中后期的八大王门学派中,以下值得特别强调。 黔中王门。贵州是王阳明“龙场悟道”和“阳明心学”起源之地,当年在龙岗书院、文明书院亲听王阳明授课的贵州学子就达数百人,其中以陈文学、汤冔、叶梧等为主要代表。黔中王门首得风气之先,首传阳明心学,对王阳明早期心学思想的传播和贵州文化的发展都作出重大贡献。他们掀起几次大规模书院讲学运动,延绵百年,蔚为大观,先后形成四代弟子群体,出现五大王学重镇,将心学传播到贵州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了明代贵州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 江右王门。江西是王阳明做官和讲学最久的地区,前后长达11年之久(1510—1521),在江西形成了以邹守益、聂豹、罗洪先、刘两峰、邹元标等为代表的江右王门,这是人数最多的王门后学学派,其中不乏数代相传的阳明心学世家,学术纯正,识见高明,有“王学正宗”之誉。《明儒学案》称:“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意”,“阳明之道赖以不坠”,“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应之理宜也。” 浙中王门。浙江是王阳明家乡,王阳明晚年曾因遭到谗言而回乡闲居,浙江学子数十人拜王阳明为师,最后培养出以钱德洪、王畿、季本、黄绾等为代表的浙中王门,其中尤以钱德洪、王畿两人最为著名。1528年,王阳明奉命出征广西思田之前,曾在天泉桥将其一生学术宗旨总结为“四句教”,钱德洪、王畿各自加以发挥,形成“四有”和“四无”两派。阳明心学开始出现分流。 泰州王门。泰州位于今江苏东台安丰,这一学派以盐丁王艮为代表,其下传人有王栋、徐樾、赵贞吉、颜均、何心隐、徐阶、李贽等,这些人物身份相差极大,有的是平民、有的是高官,正是这一学派,到处建立书院,随处讲学,将阳明心学流传于天下,并突破藩篱、渐行渐远。《明儒学案》称:“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非复名教所能羁绊。”泰州王门的出现,表明阳明心学进入到最后的鼎盛时期,并引领出明末著名的东林党讲学之风。 三、王阳明心学对东亚世界的影响 阳明心学早在王阳明在世时就传到日本。阳明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6-17世纪,主要代表人物有了庵桂悟、中江藤树、熊沢蕃山。了庵桂悟(1424-1514)是日本著名高僧,他以80多岁的高龄亲自到浙江拜访王阳明,并将心学著作带往日本,可惜很快去世。其后的学者中江藤树、熊沢蕃山继续研究和传播阳明心学,形成了著名的中江学派。第二阶段是19世纪中期,代表人物有大盐中斋、佐久间象山、佐藤一斋、横井小楠、吉田松阴、高杉晋作、西郷隆盛等,他们以阳明心学为旗帜,要求推翻腐朽的幕府统治,最终发动武装倒幕运动,为日本“明治维新”奠定了基础。第三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伊腾博文、东乡平八郎为代表,他们一方面学习西方先进知识,一方面将阳明心学作为思想动力,掀起“明治维新”运动。作为日本海军大将的东乡平八郎,甚至将“一生俯首拜阳明”、“明明门下走狗”制成牌子,随时挂在身上。他率领日本海军在十年之内(1894—1904)打败大清帝国北洋海军和俄罗斯帝国远东舰队,日本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和世界强国。 1904年,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日本天皇就立即派出皇家代表团,由日本宗亲岩原大三、日本东宫侍讲文学博士三岛毅,偕驻中国武官高山公通等一行共6人,前往贵州瞻仰阳明遗迹。三岛毅题诗并勒石成碑,诗云:“忆昔阳明讲学堂,震天动地活机藏。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该碑竖于贵阳东山阳明祠,“足以表海外景仰之意”。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和皇家代表团的“阳明朝圣之行”,对中国产生极大震动,中国青年纷纷“以日本为师”,努力探求日本强国之道。谭嗣同、章太炎、宋教仁、陈天华、蒋介石等研究并“服膺”阳明心学。他们有的还亲自前往日本留学,学成归国后活跃于中国社会各界,成为辛亥革命前后和民国时期的著名人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 结论 阳明心学是明代中后期发源于贵州、笼罩于中国的一种新思潮,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人格精神,刺激了中国思想的活跃。阳明心学传到日本之后,成为要求改革日本社会现状的强大思想武器,促成了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成功。这给中国青年极大激励,重新研究阳明心学,并纷纷前往日本留学,中国出现了新一轮研究阳明心学的热潮,对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都产生重要影响。阳明心学不愧是五百年来对东亚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在世界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和地位。 1904年,日本皇家代表团“阳明朝圣之行”所刻诗碑,拓片现藏贵州贵阳东山阳明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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