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先生之儒家思想与人文精神 作者：刘梦芙 原载：2007年第五期《孔子研究》 【提 要】饶宗颐先生之经学、史学、文学研究与诗文创作皆以儒家思想为根本，扩展为天地四方之学，融贯古今，学通于艺，深涵高贵之人文精神，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作出卓特贡献。饶先生之思想品格，堪为典范，有待深入研究，开创儒学之新局面。 【关键词】饶宗颐 儒家经学 史学 文学 人文精神 一、引 言 2003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十四卷二十册，都一千四百余万言（以下简称《文集》），洵学苑文林之绝大著作也。客岁余幸得曾楚楠先生之助，购自香江，宝气珠光，辉耀斗室。开卷浏览，万象森罗，百灵腾跃，诸如甲骨、简帛、金石、敦煌曲谱乃至域外奇文异字之考论，门外人如睹天书，安能识其堂奥；略知一二者，经史与集部诗文而已。饶先生之学茫无际涯，然余感受最深者，先生治学之思想根源实在儒家，立身处世之精神品格上承历代圣贤，穷且益坚，变而后大，故能宏开新域，勇拓通途。十余年前，笔者曾承先生寄赠《选堂诗词集》，讽诵之余，撰《论<选堂乐府>》一文，刊于先生主编之《华学》第七辑，尚未为探本之论。故本篇蠡测管窥，参稽《文集》，阐析先生经学、史学、文学研究与创作中蕴涵之儒家思想、人文精神。述此心得，不无谬误，博雅君子幸有以教之。 二、《经学昌言》之卓识远见 夫吾国之典章学术，经尼山删订，集上古三代之大成，施礼乐诗书之教，王官之学散在民间，开晚周诸子争鸣之新局，西哲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 是也。秦皇混一四海，坑儒焚书，此后两千余年君主专制相沿不变；而汉武独尊儒术，儒家之思想学说乃渐成华夏文化之主流，虽释道二氏代兴于汉唐，兼以夷狄纷侵，蒙满入主，终亦与儒家同化。纲常名教为帝王所用，阳儒阴法，戕害万民，夺天下之公为一家之利，世人诟之固是；然儒门道德人文之教为民族凝聚和谐之本，岂可毁哉！降及晚清，闭关锁国，列强交侮，国势垂危，维新派与革命家接踵而起，帝制遂土崩瓦解，易以共和。而军阀窃据，鲁难未已，“五四”期间激进者张民主科学之旗，以专制之罪归狱于儒家，抨击不遗余力，昆冈火烈，玉石俱焚。壁垒既除，欧西之思想学术遂风行于知识界，纵有护持儒学者奋力以争，亦难挽狂澜于既倒。人心纷乱，政局更糜烂不堪，内战未休，东倭入寇，神州板荡，万井流离，斯则饶先生诞生前后之时世也。 先生遭逢叔世，所幸者海滨邹鲁之乡，韩文公遗泽犹存，未为通都大邑之风气所染。先生幼承庭训，读书于天啸楼中，寝馈经史；又多蒙乡前辈薰沐，儒家之学已厚植根基。不幸尊人早逝，先生孝思不匮，绍乃翁之业，著《潮州文艺志》二十卷，其慎终追远之心，上接千古，乡邦文献，赖以传扬。先生弱冠之年即丁国难，播迁于瑶山；辗转飘零，栖止于香岛，世换沧桑，而为学未尝有辍。特立独行，艰难求索，诚如朱维铮先生所赞：“淡泊守智，屏禄利于身外；热腹育人，延华学于一脉。……为天地四方之学，固庵奇胜定庵而尤正；索中印梵藏之奥，选堂博逾观堂而益精。”（《建饶宗颐学术馆记》）。然则先生为“天地四方之学”，自有核心，统领之宗，即在儒门经义。观夫儒学大师马一浮首创“六艺该摄一切学术”之说，言六艺“统诸子”、“统四部”、“统摄于一心”、“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六艺本身亦互摄：“华严家有帝网珠之喻，谓交光相罗，重重无尽，一一珠中遍含百千珠相，交参互入，不杂不坏。……故言《诗》则摄《礼》，言《礼》则摄《乐》，《乐》亦《诗》摄，《书》亦《礼》摄，《易》与《春秋》亦互相摄，如此总别不二，方名为通”。[1]饶先生与马翁同为通儒，治学门径略似，惟疆域更为宏敞耳。以六艺之道融贯中外古今，泯天人之界、新旧之迹，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非深于圣学者曷克臻此？惜马翁早逝，否则当与饶先生莫逆于心，相视而笑也。 先生《文集》卷之四为“经术、礼乐”，首列《经学昌言》，分论殷周《易》学、《书》学、《诗》学、《礼》学、《春秋左传》以至宋明理学与经学，上下三千年，为文三十四篇，以广博缜密之考据阐发精深之义理。其次为《古乐散论》，考论古乐器、乐律、乐教、琴学与琴史、词学与音乐、敦煌《悉昙章》与琴曲，下及明代南曲乐谱与戏文，凡十五篇，重点皆在于“乐”。其三为《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冶古文字与古乐律、天文之考证于一炉。先生之经学研究成果集中于此卷，六艺兼通，尤以《经学昌言》遍涉群经与儒学源流宗派，有涵盖乾坤之气象。而开篇《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最见先生之高瞻远瞩，令人感发兴起。此文乃2001年11月2日于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论坛之发言，先生“充满信心地预期二十一世纪将是我们国家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可以考虑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的经学”，并指出： “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的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亦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重新认识经书的价值，在当前是有重要意义的。” “‘经’的重要性，由于讲的是常道，树立起真理标准，去衡量行事的正确与否，取古典的精华，用笃实的科学理解，使人的文化生活，与自然相调协，人与人间的联系，取得和谐的境界。经的内容，不讲空头支票式的人类学，而是实际受用的有长远教育意义的人智学。” “经书对现代推进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积极性的重大作用。……五常是很平常的道理，是讲人与人之间，互相亲爱，互相敬重，团结群众，促进文明的总原则。在科技领先的时代下，更当发扬光大，以免把人沦为物质的俘虏。”[2] “古经典旧本子的出现与整理，是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和先进文化的光辉，培养我们对过去知识的新的理解。我们对古先文献不是不加一字的不给以批判，而是要推陈出新，与现代接轨，把保留在历史记忆中前人生命点滴宝贵经历的膏腴，给以新的解释。” 先生进而指出西方文艺复兴乃人文主义之产儿，其考古工作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吾国近半世纪以来出土文物之丰富与夫考古所得之成绩，与西方可相匹敌，“如果自己不做，亦有人家为之越俎代庖，所以我们不能不急起直追”。“自大与自贬都不必要的，我们的价值判断似乎应该建立于‘自觉’、‘自尊’、‘自信’三者结成的互联网之上，而以‘求是’、‘求真’、‘求正’三大广阔目标的追求，去完成我们的任务。”先生赞成季羡林先生多年倡导之天人合一观，且释为“天人互益”，“一切的事业，要从益人而不损人的原则出发并以此为归宿”；“‘益’是积极而富建设性的观念”。[3] 学界周知，季羡林先生论说东西方文化，谓西方科技数百年来之发展，已产生种种问题，自然环境遭严重破坏与污染，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仇视残杀，恶势力横行，长此以往，人类与地球必将同归于尽。因此必需以东方文化“天人合一”之观念济西方文化之穷，双方取长补短，以达和谐，人类前途方有希望，此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4]。知识界于季先生之主张，支持者固多，讥嘲者亦不乏其人。而近年民间发起读经，以儒家典籍施教于儿童，亦颇遭非议，责读经为“封建主义沉渣泛起”、“复古倒退”云云[5]。实则诸多批判者仍不脱“五四”以来二元对抗之西式思维，于吾国汗牛充栋之经籍殊乏切实深入之研究，惟以批判代建设，师法欧美，亦步亦趋，如影随形，适成“殖民化”心理而已。饶先生久居香港，数十年间亲历亚欧美诸国，通英、法、德、日语及梵文、巴比伦文、希伯来文，视野宏阔，于东西方文化皆知己知彼。立足点虽在中国传统，但绝非妄自尊大，与昔时抱残守缺、盲目排外之老辈不可同日而语。先生以不卑不亢之心态与清明之理性平章学术，展望新世纪中国之文艺复兴，必以考古释经为基础，以“求是”、“求真”、“求正”为目标，立论正大，坚不可移。近百年来吾国屡遭浩劫，元气凋伤，固有政治体制与社会革命之种种原因，然知识界之偏激浮躁，轻弃家珍，长城自毁，岂无应负之责哉！拨乱反正后国家于文化废墟中艰难崛起，吾人实应痛定思痛。欲树立民族之自信心，重建文明，舍却数千年优秀人文传统之根基，一味驰心外骛，必蹈覆辙。当如饶先生之博学笃行、慎思明辨，通欧亚之邮，取中和之道，继往开来，综合创新，方为正轨也。 《经学昌言》中系列论“礼”之文，有《史与礼》、《殷礼提纲》、《<春秋左传>中之‘礼经’及重要礼论》诸篇，考释甲骨与简帛，兼参群籍，阐明“史以礼为纲”、殷代卜辞中祭礼宾尸之义、《春秋》为礼义之大宗，是经而非史，多方论证以礼立国之重要性[6]。而《释儒——从文字训诂学上论儒的意义》一篇，先引章太炎说儒为“方术之士”及胡适释“儒”之本义为“文弱迂缓”，再博考群书，以文字训诂之方法为“儒”正名，纠章、胡之误。据先生之精密考证，“术”字应取其通义，训为“道”或“艺”，则《说文》所称儒是术士，乃泛指‘有道义之人’，并非“术教”或“方术”之士。而儒有“君子儒”与“小人儒”之分，孔子谆谆告诫子夏，勉其“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修己安人，济时济世。专主“柔弱”者乃老子，儒家并不以柔立教，孔子主中道，刚柔兼济。“儒”之训“柔”，词意并非柔弱迂缓，而是“安”，是“和”。“人与人间的相安，有待于礼来维持；人与人间的和谐，有待于乐来调节。礼乐二者，是求安的最好工具，所以儒家非常重视”。“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绵延，可说是靠着‘安’这一观念的维系。‘安’的人生观是中国民族融合与团结的核心力量，是中国文化真精神的流露。这无疑地应归功于儒家思想之所孕育”。“儒家对‘安’的追求，是一个很正常而又有价值的人文思想。这个合理而美满的希冀，其实该是人类生存的共同鹄的。”[7]饶先生此文，大力破除近代以来学术界对儒家之成见，指明“安”、“和”为中国文化之真精神，且具有普世价值，可谓拨云见日。先生倡言吾国文艺复兴，必先建立经学，重释经典，上述诸文即最佳示范也。 《易》为六经之首，数千年来非但影响吾国知识精英，百姓亦日用而不知。张岱年先生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乃中华民族之基本精神。据今人研究，科学界如电脑之二进制；物理学之量子论、相对论、规范场理论、超弦理论；生命基因遗传之六十四组密码，皆为《易》所涵。诚如此，可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照耀三才，晖丽万有矣。饶先生遍治群经，深明《易》理，诸如履霜凛冰、疾行敬德之忧患意识，刚柔相推、阴阳转化之辨证思维，弥纶天地、通贯万物之宇宙观，生生不已、开拓日新之创造性，皆浑融于先生著述中。先生之经学研究，内涵深博，兹举其荦荦大者，以见先生思想之根本，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有待于多方探索也。 三、《春秋》之笔，历史之秤 饶先生云：“盈天地间之一切资料，无非史也。”《文集》十四卷，自首卷“史溯”乃至第十三卷“艺术”，皆广义之史，末卷为骈散文、诗词创作，亦文中有史、诗中有史。兹则专论先生治史之宗旨，乃上承先圣，非同时下考古家与史学家只知文物史料，而昧于义理也。《文集》卷之六，分上下两册，上册《国史上之正统论》乃先生力作，蜚声海外。是书由两大部分组成：先为“通论”，合“结语”共十三章，评章百氏，考镜源流，褒贬是非，自抒胸臆；再录历代有关“正统论”之文献，网罗宏富，先生加以“按语”，抉隐阐微，精义络绎。在分论历代“正统论”之后，“结语”曲终奏雅，充分显示先生之史学观，其要点为： 1、自汉以来，史家致力于正统问题之探讨，其精髓“在于阐释如何始可以承统，又如何云可谓之‘正’之真理。”“私家史书所以可贵，其故有三：一、不受史局之约束；二、不为当前史学风气及政治立场之所囿；三、有超时空限制之精神，对于史事可作重新评价。” 2、“史家之尚论史事，贵能据德以衡史，决不可徇史以迁德。史家眼中对于帝王（统治者）仅视作历史人物看待，其是非得失，均得加以衡量判断。” 3、“历来持正统论者，每局于夷夏之辨，此在偏安之世则然，若大一统局面下，则地既无疆，天亦无外。”“盖中国自周秦以后，即本天下观念以看历史，视历史为一整体，……从过去人事觅得共同规律以为行动之龟鉴。故中国史家自来即富有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之豁达心胸。” 4、“历史之作，正所以明人事之真是非，而折衷于正，故史家秉笔必据正立论。”[8] 饶先生之史学观念，一本于《春秋》。孟子云“王者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故《春秋》为道义之书，是经而非史也。马一浮先生曰：“《春秋》之大用在于夷夏、进退、文质、损益、刑德、贵贱、经权、予夺，而其要则正名而已矣。‘必也正名’一语，实《春秋》之要义。……故曰：‘《春秋》长于治人’、‘《春秋》之失乱’、‘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也。人事浃，王道备，在得正而已矣”[9]。饶先生与马先生笙磬同音，深明《春秋》大义，于《通论·结语》之最后重申“历史上之裁判，既为史家之责任”，“古埃及倚神力为裁断，凡人之终，必受秤衡量，以定其功罪。吾谓神断之秤，不如历史之秤。历史之秤是谓之正。”[10]盖孔子作《春秋》，持正名之旨，斥诸侯之乱，垂千古之鉴戒，目的在于耸善抑恶，所操者正乃历史之秤。孟子亦云“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孔孟皆极富批判精神，据德以衡史。饶先生继承孔孟之精神，视道统高于帝王政统，特标历史之秤，观点鲜明，词严义正。《正统论》一书，使行将湮灭之吾国传统史学思想昭彰于世，是为先生对当代史学界之杰出贡献也。 《文集》卷十四中《选堂赋存》有《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序》，论太平天国“倾覆之故，不越二端。曰有兵而无民，曰有政而无教。……取民之货，谓全归于天朝；毒民为兵，固无忧于蓄众。加以刑罚惨酷，畴不率从？观夫五马磔体，慨峻法之复行；燃腹为灯，知人心之难服。此有兵无民之过也。……倡还魂之说，难以牖民；诏下凡之书，何裨名教？是以民不见德，惟乱是闻；士皆裂冠，相携以去。人之未亡，邦国先瘁。此有政无教之失也。”先生并非一味批判，继而指出太平天国运动于后世之正面影响：“揭满汉之辨，则春秋夷夏大防之义存焉；宣上帝之训，则中西文化交流之效著焉。虽光复之功，同诸画饼；而民族精神，斯其木铎。共和建国之业，未始不肇基于此也。且田亩之制，男女平等，使各尽所能，同耕共享，则民权民享之说，又何曾不导源于兹也”[11]？当今作太平天国史者，每极力粉饰，所谓‘农民起义乃历史前进之动力’，讳言其以上帝设教，实为愚民，掩其毁灭文化、滥杀无辜之罪过；而昔时诅咒洪杨、颂扬湘军平乱者，亦走向极端，未能开掘太平天国之历史价值。先生则平情立论，且“结悲异代，叹息弥深”，[12]以仁者之心评其功过，公正客观，斯乃“历史之秤”也。而《稽古稽天说》中论现代史云：“观戊戌之败，民国以来，老成人不在其位，人竞嗜新，留学少年以所学为政治之试验品，乱国之根，即萌于此，可不引为龟鉴！”[13]目光如炬，洞见百年来国家受病之源，《春秋》之笔，发人深省也。 先生论古史之重建，主张采取三种途径：尽量运用出土文物之文字记录，作为三重证据之主要依据；充分利用各地区新出土文物，详考其历史背景，作深入探究；在可能范围下，使用同时代其他古国之同时期事物进行比较研究，以取得同样事物在不同空间之一种新认识与理解。同时对沿用已久或时下风行之治史方法提出批评：“我们要避免使用一套外来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去堆砌主观架构，来强行套入，作出未能惬心餍理的解说，这是懒惰学究的陈腐方法。我们亦要避免使用旧的口号，像‘大胆假设’之类，先入为主地去作一些‘无的放矢’的揣测工夫，这是一种浪费。总而言之，我们要实事求是，认真去认识历史”[14]。明显可见，此为对胡适以及顾颉刚等“疑古派”之批评。以西化模式削足适履，名曰“科学方法”，实为伪科学，其结果必成历史虚无主义。先生倡言研究古史之法，有拨乱反正之重大意义。 四、文学研究与创作之志节与精神 潮州为韩文公教化之地，千载以来，流风未绝。先生之尊人饶锷翁即以韩文为极则、为本根，殷殷寄望于“昌黎之学之兴于潮”。先生自幼深受家学与师道之影响（其古文教师王慕韩，字师愈，诲弟子做古文从韩文入手），为文宗法昌黎，立大养气，奠定根基；并精研韩学，多有创获[15]。昌黎勇于匡时救弊，因谏唐宪宗迎佛骨而遭贬，其刚正不阿之风节气概，为后世树立楷模，潮汕之间，颇多义烈之士。饶先生《文集》中有《廷鞫实录序》，乃其少作，叙明代揭阳儒士薛侃犯颜直谏，陷逆瑾之狱：“七次被鞫，一词弗易，屹若泰山，硬如锻铁，幽有鬼神，明有君父，玄首可断，赤志无欺，浩然之气，亦云伟矣。”[16]自昌黎至薛侃，可见儒家真精神之传承，饶先生阐乡贤之潜德幽光（后又有薛侃与明末烈士郭之奇两家年谱之作），文化基因在此，非偶然也。 抗战期间，先生流离转徙，长歌短咏，诗赋并作，《文集》中俪体多篇，具见先生之风骨怀抱：“何烽燧之连延兮，悼百姓之震愆。纷湖海其汹沸兮，逢否塞而播迁。……伤洙泗之敝屣兮，从九蘧以嬉游。缵佚狐之余绪兮，明吾道于春秋。求鲁连于海隅兮，幸神明之与休。……怀瑾瑜而履信兮，服儒服于终身。觊中兴之目睹兮，又何怨夫逋播之民”（《斗室赋》）[17]。“吁嗟乎，日月可以韬晦兮，苍穹可以颓圮。肝胆可以涂地兮，金铁可以销毁。惟天地之劲气兮，历鸿蒙而终始。踽踽凉凉兮，孰得而陵夷之。鼓之以雷霆兮，震万类而齐之。予独立而缥渺兮，愿守此以终古。从邹子于黍谷兮，待吹暖乎荒土，听鸣笛之愤怒兮，知此志之不可以侮。倘天漏之可补兮，又何幽昧之足惧也”（《囚城赋》）[18]。弘毅之怀，磅礴之气，足以起顽立懦。另如《宋王台赋》“效西台之哭涕”，《马矢赋》“悲故国之腥羶”，《白云赋》“思王母之劬劳”，《烛赋》“待重光兮自然”[19]，与《瑶山集》中诗并读，均见先生于万方多难、艰危窘迫之时忧国忧民、矢志不移之节操，与儒家士君子之精神一脉遥承也。 屈原为吾国诗史首标姓氏之爱国诗人，忠魂烈魄，与日月争光。其“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之人格与气节，尤为饶先生企慕，故以《楚辞》为文学研究重点之一。早年著《楚辞地理考》，纠钱穆先生书中“屈原放歌，地在汉北；《楚辞》所歌洞庭、沅澧诸水，本在江北”之误，乃先生之成名作。《文集》卷十一“文学”收有关《楚辞》之论著多种，考证屈子曾熟读《论语》、《易》、《诗》、《春秋》诸书，《离骚》表现之思想，与儒家经学息息相通，楚人实受中原正统文化之熏陶，因而屈子《离骚》一如《诗》之言志。《<楚辞书录>自序》云：“……屈子之学，源出于儒，盖不诬己！……夫古人远矣，诵其书者，贵能窥其志之所存。……故《离骚》者，诗也。其论次前古治乱之故，则诗中有史矣。……予悲屈子内美之合于《易》、《庸》中正之义，犹晦暗而不见白于后世也，故因是书而发之”[20]。诗人、学者曾克耑序《楚辞书录》，称“治《骚》之先路，而乃于饶子发之”，“殆以身世所遭，与屈子无殊，《哀郢》、《怀沙》之痛，明王宗国之思，无人故都之叹，虽避地海隅，固未尝梦寐忘也。……其微旨所寄，所以诏国人范来学，意至深切警悚矣”[21]。而《<楚辞>与词曲音乐》，进而阐明《楚辞》“可以培养出一种‘傲睨万物’的人生态度，提高一个人的独立人格，踏进另一超现实的精神境界”[22]，《诗经》与《楚辞》同为中国文学之木本水源，后世文士与词人之生活与创作，无不受其影响。又论屈子远离之心：“文中于去楚之情，低回往复，若不能自已者。是所云‘离心’，即离忧也，亦即离骚也。宁溘死以流亡，而不忍枉道以苟合，此固屈子之初志。然于楚宗国之邦，义无可去，离乎，否乎？将安抉择？此矛盾心理，即《离骚》一文所为作也”[23]。盖大陆鼎革之际，先生一介儒士，抱璞守贞，不去必罹劫难；既去又瞻顾乡邦，依依不舍，此种极矛盾极悲苦之心理情感，与屈子异代相符。而屈子九死犹未悔之志，恰为先生治学之精神动力，是则艰难困厄，玉汝于成，祸兮福所倚也。又观《文集》卷十四中“俪体篇”载《汩罗吊屈子文》：“余此心之不朽兮，与元气而为侔。亘千载犹号屈潭兮，莫怨浩荡之灵修。……惟公之魂无不在兮，何必求乎故宇。觅天地之正气兮，惟夫子之高举。……虽遗迹之非昔兮，企前贤以踵武。欸骚台之悲风兮，镇徘徊而不能去”（此文未标明写作年代，似作于1980年游湖南期间）[24]。千载以来，每值沧桑易代，诗人辄思屈子，痛哭悲歌；而诗赋渊源不二，饶先生以赋家兼诗人，故尤能抉发屈子心志，借酒杯以浇自家块垒也。 屈子之后世诗人，如诗圣杜甫、大儒顾炎武，饶先生亦极为推崇。《文集》卷十二《诗学论集》中论老杜夔州诗“有才继骚雅”、“终古立忠义”，不啻夫子自道；“若杜公所体察者，往往直心术之微，则诗中之理学也”；“《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老杜毕生为诗，亦其忧患发愤之作。”并批评朱子误解老杜，以为作诗无益，“以诗垂训，曷曾在讲学之下哉”[25]？论顾亭林“家和国两重的血泪，交织成他诗里的哀思”；诗中“犹可看出他的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气概”；“他的诗踵武杜少陵，最特别处是没有一首无益的诗。都是记政事、哀民生、乐道人善之作，为的是贯彻他的主张，这样可以说是能立诗之本，以诗之用，而尽诗之情。我们读他的诗，应该于诗外求诗，明其诗旨之所在”[26]。盖孔子云“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孟子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斯即儒家倡导之气节。诗人为诗，抒情言志，不出孔子所言“兴观群怨”之旨，《诗•大序》谓“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屈子、老杜与顾亭林，皆得儒门圣贤之气脉，立大节于国破家亡之际，诗旨纯正，故最能激发饶先生心弦之共鸣，知人论世，深入肯綮。杜、顾之外，先生论明代理学家陈白沙诗“所造为极高明之境界，得力《中庸》之精髓”[27]；论明末奇士屈大均“学诗原本祖述风骚。到后来他复潜心于《易》，运用《易》的变化道理以入诗，……正是他能够表现诗的奇情壮采的原动力”[28]。凡此皆见先生论诗直指心源，识其大处，发人所未发，精义甚多，不胜例举矣。 先生之骈散文与诗词创作成就卓越，钱仲联先生评价极高，谓选堂之文，辞采之美可拟汪容甫与王观堂，博学则超乎观堂、寒柳之上[29]；其遨游海外之诗非黄公度、康南海所能逮。而抗战违难时所作《瑶山》一集，与老杜安史之乱中诗“亡胡洗甲，世异心同”，“盖继变风变雅、灵均、浣花以来迄于南明岭表义士屈翁山、陈独漉、邝湛若之绪而扬之”[30]。钱先生乃当代国学大师，博综四部，兼涉两藏，尤邃于集部诗文，笺注与创作皆推巨擘。评饶先生之诗文，精切之至，若钟子期聆伯牙之琴而赏音，有并世相知之乐，浅学如我者奚能赞一辞。然读先生诗文及钱评，又生感慨，故得而论之。盖吾国文学中最可贵者，厥惟士君子高贵之人文精神与高雅之审美情趣，儒道释诸家之思想智识，每藉诗文表达，体式丰繁，风格多彩。文学之语言符号为汉字，一字一音，形声义兼备；单字又适宜骈偶，可灵活运用，组合成篇，具图画美与音乐美，端严凝炼而流动灿丽；短章尺幅中寓丰富之情感、深沉之哲理，耐人寻绎，回味无穷。传统文学“文”与“言”分，发挥汉字之特点与优势，穿越时空阻隔，异代暌方之识字者，读音有殊亦无碍文意之通晓；非同西文之拼音而不表义，声音流变，词意不居，百年之后人已难通古籍也。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而不绝，赖有历代文人学士心灵创造之典籍，四库之书，皆汉字文言，群经子史与文学，包藏无数精品。乃一旦乾坤翻覆，易高华典雅之文言为俗语，举精美绝伦之诗文艺术形式而唾弃之，白话文与新诗遂滔滔天下，名之曰“启蒙”、“解放”，志在毕其功于一役，始作俑者何目光之短浅欤！ 夫臻于至高境界之哲学、文学，皆天才卓特者意匠经营之事，庸众不能为也。人类中贤智之士罕如星凤，中材及下愚者居绝大多数，纵令出身与受教育之环境相同，寒家之聪慧子弟每能脱颖而出，纨绔儿中之鲁钝者仍不堪造就。所谓“平等”，指人之生存权利，贵贱皆受法律保障，乃另一事耳，非谓心脑之智愚、品格之贤与不肖可抹煞差异也。《易》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孟》云“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哲学家、文学家显示其思想情感，公之于众，意在化民，用文言抑或语体，固无施而不可，然识字之下愚者亦难领悟，中人之材需艰辛求索方有所成，文明进程岂一蹴可就、旦夕可至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人类无知识精英之导引，无真善美之追求，则永居率兽食人之世，科学徒为利器，民主亦成暴政，自相残杀，终至毁灭而已。近百年来，经新文化运动之鼓吹，白话文可谓普及矣，亿万民众中识真理者能有几何？“革命”不休，斗争愈烈，学术文艺沦为仆役，贤智之士悉遭专政，扼杀其自由之思想，卑屈其独立之人格，弥天冰雪，万木凋零，胡适之、陈独秀、周树人辈若逢此劫，其能免乎？“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呜呼，圣人之忧何其远也！若非拨乱反正，中华民族将重返蛮荒时代，异国殖民者征服亦轻而易举焉。即今之世，庸俗文化、快餐文化充斥于社会，横行于网络，宣扬色情与暴力者屡禁不止，“民智”愈开而民德愈贱，溯源追始，岂非废弃经典、鄙视精英之恶果欤？ 文言与语体，原非冰炭难容、不破不立之斗争关系，民国间善作白话文者，无不熟读经典。文言需融铸俗语新词，白话亦须汲取文言之养分，二者交相促进，大师智者居先导引，可改良而不可“革命”也。余观夫前辈学人之著述，诸如严复、章太炎、刘申叔、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马一浮、吴梅、柳诒徵、钱基博、熊十力、陈寅恪、钱穆、刘永济、萧公权、顾随、夏承焘、缪钺、钱仲联、钱锺书、程千帆等，或专用文言，或兼用语体；新文学家如鲁迅亦文白兼施，皆能自成一家，树其风格。新诗则迄无成功，每况愈下，而作古典诗词之大家名手灿若繁星，偻指不尽，以上称引者，大多能诗擅词。饶先生骈散文与诗词色色精工，亦不废语体，乃传统文坛诗苑中杰出冠时者，学与艺通，是以有鸿儒之尊也。其作品中深涵高贵之人文精神与高雅之审美情趣，乃从群经诸子与历代文学及书画艺术中广挹英华，积厚流光，根茂实遂，诚如钱仲联先生所言“盖将为当代学苑悬此鹄的，并为集部树中天之帜也”[31]。 五、结 语 以上分论饶先生经学、史学、文学之儒家思想与人文精神，概而言之，有若刘彦和《文心雕龙》首标“原道”、“征圣”、“宗经”也。“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32]，不啻为先生道也。先生以儒学为本根，深究诸子百家，道释思想亦影响先生非浅。庄子之超然尘表，精神独与天地相往来，姑射神人之乘云气、御飞龙；鹏徙南冥而抟扶摇上者九万里，非先生之逍遥境界欤？释家以无量智慧修持正果，月印万川，光明普照，非先生治学之悟彻人天，出神入化欤？先生既通域外之学，沐欧风美雨，西方之宗教精神当深有启迪，于吾国圣贤经典与悠久文化之信仰愈增虔诚。目惊豺虎，身历风波，百折千辛，寸心不改，颇类宗教情感焉。观先生与施君议对论“形上词”之访谈录，极叹西方教堂之庄严肃穆，令人心存敬畏，可知邻壁之光，照耀灵府矣。是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而抱元合一，终在儒经。为往圣继绝学，启来轸以通途，道德文章，为吾人之矜式也。 抑有进者，先生平生不入仕途，不涉政事，不参与任何文化论争，教务之余，潜心治学，或以为先生乃“为学术而学术”者。然则先生岂真成象牙塔中之学人欤？通读先生著述，知并非如此也。儒家之学，仁学也，亦人学也，以修齐治平为要务，古之士君子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邦无道而隐，亦非同老、庄之弃绝人世也。余英时先生谓中国之士，近似西哲如伏尔泰、马克思之解释世界而志在改变世界者[33]，诚哉此言！惟士大夫每为皇权所役，官禄所羁，致成奴儒乡愿，君子儒百不得一，圣贤之道晦而不彰。饶公生于帝制崩溃、科举废除之世，上庠执教，学术足以立身，固不屑于利禄，而于国家民族之前途命运，则有深沉炽热之关怀，观其文，诵其诗，处处可见。凡甲骨、钟鼎、简帛、碑石、敦煌经卷，先生靡不穷究，岂独学科疆域之开新，其终极目标，实在吾国上古文明史之确立。必以科学之方法、精密之考据，方足以正疑古者之谬，再现古史之辉煌，明文化源流之不可断，奠民族振兴之基石也。先生向不借用西方框架以建构理论体系，更不介入科学玄学与夫政体改革之论争，孤行冥索，一以求是求真求正为依归。关注人间而又超越现实，为万世开太平，其志伟矣，彼皓首穷经不知天下有何事者，岂先生所心许哉！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迄今，大陆知识界兴起“文化热”、“国学热”，儒学倍受关注，海内外研究者交流互动，日趋昌盛。政府倡言“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同奔小康”，对外则和平外交，此皆儒家理念。姑勿论当前实效如何，较诸斗争哲学盛行之年代，不啻霄壤之殊矣。剥极而复，贞下起元，反观吾国现代化历程之曲折艰辛，良多感慨，儒学之兴废，实关乎国运之盛衰也。惟今日研究儒家之思想学说者，非徒讨论古代儒家，现当代新儒家诸如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钱宾四、冯友兰、贺麟、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先生，亦皆纳入视野；而于饶先生之儒学，尚未覩专题探讨者。故笔者不揣浅陋，聊为喤引，寄望于学界同仁，协力开发饶先生无量之宝藏也。 小诗一首，以殿拙文，贺先生南山之寿： 东国鸿儒出，开疆纳万流。文章宗圣哲，史笔继《春秋》。 高矗灵光殿，尊逾海日楼。拜瞻仁者寿，韩水共悠悠。 （“海日楼”，近代大师沈曾植乙庵诗文集名。饶先生早年颇受乙庵之学影响，今之成就，已远越沈之上矣） 【注释】 [1]《马一浮集》第一册，第300页—301页。浙江教育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2]《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以下注中简称《文集》），卷四，第9页—11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3年10月版。 [3]《文集》卷四，第12页。 [4]参观季羡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书中系列论文。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6月版。 [5]参观胡晓明编《读经：启蒙还是愚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 [6]《文集》卷四，第228页—306页。 [7]《文集》卷四，第322页—323页。 [8]《文集》卷六，上册，第101页、102页、103页。 [9]《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96页。 [10]《文集》卷六，上册，第104页。 [11]《文集》卷十四，第318页—319页。 [12]《文集》卷十四，第319页。 [13]《文集》卷十四，第24页。 [14]《文集》卷一，第8页—9页。 [15]参观曾宪通主编《饶宗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曾楚楠、沈启绵《饶宗颐与韩学研究》，第254页—262页。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11月版。 [16]《文集》卷十四，第313页。 [17]《文集》卷十四，第281页。 [18]《文集》卷十四，第284页 [19]《文集》卷十四，分见第279页、第280页、第285页。 [20]《文集》卷十一，第220页。 [21]《文集》卷十一，第217—218页。 [22]《文集》卷十一，第373页。 [23]《文集》卷十一，第410页。 [24]《文集》卷十四，第306页。 [25]《文集》卷十二，第102页、第105页、第106页。 [26]《文集》卷十二，第157页、第158页、第167页。 [27]《文集》卷十二，第149页。 [28]《文集》卷十二，第170页。 [29]《文集》卷十四，第11页《钱序》。 [30]《文集》卷十四，第339页—342页《钱序》。 [31]《文集》卷十四，第12页《钱序》。 [32]《文心雕龙》“原道”、“宗经”。 [33]参观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引言——士在中国文化史的地位》，第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 (发表于2007年第五期《孔子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