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门客们集体编撰的著作，又名《吕览》。此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 当时，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他们都礼贤下士，结交宾客。吕不韦“羞不如”，要在这方面争个高低，也招来了大量文人学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门下食客多达三千人。不同的是，吕不韦招揽门客，特重文才，令门下凡能撰文者，都把自己所闻所见和感想写出来。吕不韦对这些文章进行筛选、归类、删定，综合在一起成书，取名叫《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是全书的大旨所在，是全书的重要部分，分为《春纪》、《夏纪》、《秋纪》、《冬纪》。每纪都是15篇，共60篇。《春纪》主要讨论养生之道，《夏纪》论述教学道理及音乐理论，《秋纪》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冬纪》主要讨论人的品质问题。在相当于全书总序的《序意篇》中说： “凡十二世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八览，现在63篇，显然脱去一篇。内容从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说到做人务本之道、治国之道以及如何认识、分辨事物、如何用民、为君等。六论，共36篇，杂论各家学说。 《吕氏春秋》的编著目的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以后的秦国统治提供长久的治国方略。此书试图兼容并包，融汇百家。《不二》篇中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倪良贵后。”又说：“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责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入者，皆天下之豪士也。” 对先秦各家都予以相当的肯定和赞许，同时进行总结性批判和批判性吸收。例如对墨家思想，《吕氏春秋》赞同墨子“节葬”观念，又批驳了墨子的“非攻”主张：“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罚不义也。攻无道而伐之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义也，是务汤武之事而遂桀纣之过也。”（《振乱》） 《吕氏春秋》主张兴“义兵”，“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著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怀宠》）《吕氏春秋》认为，“攻无道而伐不义” 除暴安良的正义战争，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这就很儒家。 《吕氏春秋》理论并没有机会付诸实践。秦始皇执政后，就将吕不韦逼死了，秦始皇欣赏和采纳的是韩非李斯的法家学说。 二 或以为《吕氏春秋》“坚持了法家学派的基本理论”。非也。 法家的基本理论是性恶论和君本位，法术势是为君主服务的，儒家同样有自己的法术势思想（刑法、权道、地位权势和时代大势）。关键在于以何为本、用啥挂帅。儒家道德上仁本位，政治上民本位，其它一切都必须围绕着仁字大旗而转。 《吕氏春秋》处处强调仁义道德的重要性和原则性，对法家严刑峻法多所批评。《上德》篇说：“严刑峻法，此衰世之政也。”本篇口头即指出： “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以德以义，则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华之高，会稽之险，不能障矣；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 可见，学界以《上德》篇为兵家之言，是错误的。“为天下及国”政治工作，只要“以德以义”， 阖庐的政教，孙武吴起的军队都不能抵挡。这就是仁者无敌的道理。兵家云乎哉。由于是阖闾和孙武的密切关系，《吕氏春秋》把他与孙武、吴起联系在一起。 《上德》篇还介绍了舜德服三苗的真实历史故事： “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闻之，曰：“通乎德之情，则孟门、太行不为险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邮传命。” 周明堂金在其后，有以见先德后武也。舜其犹此乎！其臧武通於周矣。” 舜德服三苗事见于《尚书-大禹谟》；这里引的孔子之言“德之速，疾乎以邮传命。”《孟子·公孙丑上》中作“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意谓德政最得人心，最易通行，推行起来，比驿站转送命令还要迅速。 其次，《吕氏春秋》对士的态度和法家截然不同。商鞅认为游学之士引诱农民脱离生产干扰国家政策的贯彻，应予取缔。《吕氏春秋》则对贤士表示出高度的推崇，对贤士的重要性和治国安邦的作用有大量论述。 如《期贤》说：“凡国不徒安，名不徒显，必得贤士。”《谨听》说：“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国不虚存，必有贤者。”《本味》说：“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贤之化也。非贤，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贤。”《求人》说：“身安、国安、天下治必贤人”。《 赞能》说：“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等等。 在《士容》、《下贤》、《知分》、《离俗》、《谕大》等篇中，以儒家特点为主、道家色彩为辅，描绘了理想中的贤士形象和特征。 卢文弨《书吕氏春秋后》谓：“《吕氏春秋》一书，大约宗墨氏之学，而缘以儒术”；近人杜国庠认为，“在吕不韦的主观上，比较是有意畸重于道家”；熊铁基认为《吕氏春秋》是秦汉“新道家”的代表作（《秦汉新道家论稿》）。也都不对。 《汉书·艺文志》把《吕氏春秋》著录于“杂家”类，并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长也。”《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仍《汉志》所注，列为“杂家”。此说也不够准确。 三 《吕氏春秋》旨在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兼儒墨，合名法”，收百家之长，成一家之言。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把各门各派各种不同的思想统一到了道德上。它吸取法家“耕战”观点又反对严刑峻法。“宗墨氏之学”又批评墨家“非攻”、“救守”之说，对诸家皆有取有舍。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对各家各派进行了改良优化。 司马迁在《史记》里将《吕氏春秋》与《周易》《春秋》《离骚》等并列，表示了他对《吕氏春秋》的重视。东汉的高诱为《吕氏春秋》作注并序之，序中写道： “庄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为秦始皇帝，尊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不韦乃集儒书，使著其所闻，为《十二纪》，《八览》、《六论》，训解各十馀万言，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名为《吕氏春秋》，暴之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有能增损一字者，与千金。时人无能增损者。诱以为时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然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是以著在录略。诱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经》解毕讫，家有此书，寻绎案省，大出诸子之右。”（《吕氏春秋》汉河东高诱序） “乃集儒书”的“儒书”是“儒士”之误。（梁玉绳曰：《意林》注作儒士。）可见当时吕不韦的门客以儒生为主，该书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是理所当然的。那些儒生水平不高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吕氏春秋》似儒非儒，作者中没有大儒可知；二来大儒也不屑于给吕不韦这种人做门客。 高诱明确指出“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的特点。高诱认为此书“大出诸子之右”。让它超过了诸子成就的主要原因，正是其一定程度的道德精神。元大儒陈澔认为该书是“当时儒生学士有志者所为”。他说： “吕不韦相秦十余年，此时已有必得天下之势，故大集群儒，损益先王之礼而作此书，名曰《春秋》，将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也，故其间亦多有未见之礼经合者。其后徙死，始皇并天下，李斯作相，尽废先王之制，而《吕氏春秋》亦无用矣。然其书也，亦当时儒生学士有志者所为，犹能仿佛古制，故记礼者有取焉。”（《礼记集说》） 明方孝孺对该书也持相当肯定的态度。他说： “然其书诚有足取者，其《节丧》、《安死》篇讥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罚不如德礼（此文应在《上德》篇），《达郁》、《分职》篇皆尽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后秦卒以是数者偾败亡国，非知几之士，岂足以为之哉？” 又说：“然予独有感焉，世之谓严酷者，必曰秦法，而为相者，乃广致宾客以著书，书皆诋訾时君为俗主，至数秦先王之过无所惮，若是者皆后世之所甚讳，而秦不以罪。呜呼！然则秦法犹宽也。”（方孝孺《逊志斋集-读吕氏春秋》） 方孝孺指出，“书皆诋訾时君为俗主，至数秦先王之过无所惮”，其中关于“君人之道”的阐说“切中始皇之病”。可见《吕氏春秋》与秦始皇的道德立场及政治态度大不同。当时吕不韦能够“广致宾客以著书”，只是因为秦始皇羽毛未丰而已。 清人汪中指出： “《吕氏春秋》出，则诸子之说兼有之。故《劝学》、《尊师》、《诬徒》、《善学》四篇，皆教学之方，与《学记》表里；《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制乐》，皆论乐，凡此诸篇，则六艺之遗文也；《十二纪》发明明堂礼，则明堂阴阳之学也；《贵生》、《情欲》、《尽数》、《审分》、《君守》五篇，尚清静养生之术，则道家流也；《荡兵》、《振乱》、《禁塞》、《怀宠》、《论威》、《简述》、《决胜》、《爱士》八篇。皆论兵，则兵权谋，形势二家也；《上农》、《任地》、《辨土》三篇，皆农桑树艺之事，则农家者流也；其有抵牾者：《振乱》、《禁塞》、《大乐》各三篇，以墨子《非攻》、《救守》及《非乐》为过。而《当染篇》全取墨子，《应言篇》司马喜事，则深重墨氏之学。”（汪中《述学吕氏春秋附考》） 《四库全书总目》说的最是中肯： “不韦固小人，而是书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典与孔子、曾子之言，其他如论音则引《乐记》，论铸剑则引《考工记》，虽不著篇名，而其文可案。所引庄、列之言，皆不取放诞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纵横之术、刑名之说，一无及焉，其持论颇为不苟”。 我认为，《吕氏春秋》全书博采兵、农、法、阴阳各家学说，归宗于道德，思想主干颇为儒家，或者说大部分篇幅灌注了相当的儒家精神，在强调德治、孝道、礼乐、民本、正名、重贤等方面，与儒家一脉相承。在此基础上融合道、墨、法、兵众家之长，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各方面的“吕氏”体系，结构严整、体例画一。只是可惜，该书没有明确确立儒文化为主体，对道德的理解把握不够精确到位，故似是而非地方亦不少。可以称为“儒门外道”之书，与《荀子》一书并列。 注意，《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众门客的集体创作，《吕氏春秋》并不代表吕不韦文化道德水准。吕不韦这个人，擅于投机、富有权术而劣于德行，一身商贾气，没啥儒家味。他献姬于子楚，救助子楚从赵国脱身，帮助子楚成为太子，都是商业行为，视子楚为奇货可居。 安国君（秦昭襄王之子）登基一年而死、子楚继位三年而死，都很可疑，我怀疑是吕不韦搞鬼，目的是为了让子楚名义上的儿子、他自己的儿子嬴政（即秦始皇）继位。嬴政以吕不韦为相国，尊称仲父，其实是亲生父亲呢。吕不韦最后被嬴政逼死，堪称报应。 把《吕氏春秋》全书誊抄悬挂在咸阳城门，声称谁能改动一字即赏给千金。这不啻为一次绝妙的炒作。吕不韦的头脑确实好使。时人没有一个能加以改动的。“诱以为时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高诱的这个推测挺有意思。 四 从《爱类》开头一段，就可以看出《吕氏春秋》的一大特点：重视仁德又理解不确，有儒家精神而又不够儒家。下面逐句试析这一段。 “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故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绩，所以见致民利也。贤人之不远海内之路，而时往来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为务故也。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王也者，非必坚甲利兵选卒练士也，非必隳人之城郭、杀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众矣，而事皆不同。其当世之急、忧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吕氏春秋·爱类》） “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很正确。仁者爱人，连作为同类的人都不爱，哪还有什么“仁”可言？ “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也没错。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爱有差等而无局限，“不仁于他物”，境界不高，但能够“仁于人”，值得肯定，“犹若为仁”，也蛮好，就像孔子赞美管子“如其仁”一样。 “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不准确。“仁乎其类”是必须的，这是“民胞”，但儒家还进一步强调“物与”和“天地万物一体之仁”。 “故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自当如此。只要方便于、有利于民众的事，就应该去做，去实践。 “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绩，所以见致民利也。”不对了。士农工商，社会分工不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文化人和政治人自有其应尽的文化政治责任，岂能事事亲力亲为？如果“身亲耕，妻亲绩”，恰恰是不义不仁的。 《左传》记载： “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左传文公二年》） 妾织蒲，杜预注：“家人贩席，言其与民争利。”后即用作为政不仁与民争利之典故。《南史·范泰传》：“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故拔葵所以明政，织蒲谓之不仁。” “贤人之不远海内之路，而时往来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为务故也。”对，不够准确。孔孟“不远海内之路”周游列国，历代大儒“时往来乎王公之朝”，既是“以民为务”，也是为了成就良知光明和生命辉煌。儒家行道，把仁义之道“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既为了利民又为了利己。古之学者为己。 “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不错。但怎样才能、才是“以民为务”， 却大有讲究，最关键的是要指导思想正确高明。法家思想完全错误，无论动机如何，都会被指导出“以民为奴”的现实。 “王也者，非必坚甲利兵选卒练士也，非必隳人之城郭、杀人之士民也。”注意你的口气。什么叫“非必”（ 不一定）？“上世之王者众矣，而事皆不同。其当世之急、忧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对。 2012-5-21东海儒者余樟法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首发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