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缪和》《昭力》中“子”为孔子考 作者：宋立林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原载于《周易研究》，2005年第6期 摘 要：马王堆帛书《缪和》《昭力》是儒家易说，其中的“子”并非后世之经师，更非黄老派学者，而是孔子，这可以从诸多方面得到论证。这两篇帛书因此成为研究孔子《易》教思想的重要资料。 关键词：帛书；《缪和》；《昭力》；孔子 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帛书《周易》经传，这在中国易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马王堆帛书《周易》尤其是《易传》释文公布后，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纷纷发表文章，展开了热烈讨论，极大地推动了易学研究。 帛书《易传》共有六篇，包括《系辞》、《二三子》、《衷》、《要》、《缪和》、《昭力》 。关于帛书《易传》的单篇研究已经不少，尤其是《系辞》和《要》篇，不仅有很多诠释思想的论文，而且释文、考释、疏证也很多。但关于《缪和》、《昭力》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疏证性的著作仅见邓球柏的《帛书周易校释》、赵建伟的《出土简帛周易疏证》、丁四新的《帛书昭力注释》等，待发之覆尚多。 《缪和》《昭力》篇是帛书《易传》的第五、六篇，共约六千余字，与帛书《二三子》、《衷》、《要》一样，也大体以问答形式解《易》。《缪和》篇在形式上、内容上与《昭力》篇较之其他篇都更为接近，此篇共约七十行，约五千余字，可大致分为二十四章。全篇很明显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师徒问答形式，第二部分为胪列“子曰”论《易》；第三部分为以历史故事阐发《易》理。 《昭力》篇共三章，皆是昭力与先生之间关于《易》的问答。 学界对这两篇的看法还存在很大的分歧，尤其是其中的“子”到底是否孔子的问题，涉及到对先秦儒家易学和孔子思想的的整体认识，因此尤值一辨。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和对这两篇的成书、学派性质等密切相关的。关于这两篇之间的关系，已有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廖名春先生以为“《缪和》《昭力》虽然各自名篇，但从内容来说，它们实即一体，犹如一篇文章的上下两篇。《昭力》篇首没有墨丁标志，而最后所记子数‘六千’，实又包括了《缪和》在内，就是这一道理。”[1]（P21）邢文先生说：“《缪和》《昭力》两篇实为一种帛书，篇分为二，字数六千。”[2]丁四新先生则认为：“《缪和》《昭力》的成书过程从逻辑上分解当是这样的：首先《缪和》第一部分文本的第一层和第二层在类似笔记的基础上进行了第一次拼接、整合，同时从第一部分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综合考察，真正意义的《缪和》文本也才第一次形成，并构成该篇的主体，此前尚是散乱的，未经汇编的；随后第二部分的文本被编入其中；再随后第三部分的文本被编入其中；最后《昭力》也被编者试图——也仅仅是试图——编入其中。而正是由于最后一次的编辑活动只是尝试性的，尚处于初步的阶段，同时也显示了编者的自我遏制行为，因此《昭力》仍然得以独立成篇，从根本上来说与《缪和》是分开的。”[3] 很多学者从这两篇帛书抄于六篇的最后这一现象和其中出现的类似黄老思想的文辞表述来推断其出现的时间相当晚，大约在大约在战国后期，甚至有人认为是汉初的作品。而有学者则认为这两篇的成书有一个变动过程，而且抄本仍处于变动过程中，其主体部分的形成并不晚。进而，对这两篇的学派归属，学界主要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以陈鼓应、赵建伟、韩国林亨锡等为代表的“黄老学派”说和以李学勤先生、廖名春先生、郭沂先生、丁四新等为代表的“儒家” 说。“儒家” 说中也略有分歧，如有学者就认为“这种《易》说，显然交杂着儒家思想和黄老思想”。[1]（P24） 由于学者对这两篇的认识存在如此分歧，必然导致在关于其中的“子”到底为谁的问题上观点也是泾渭分明。持“黄老学派”说的学者认为其中的“子”为黄老学者，这一观点并未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而在持“儒家”说的学者中，也存在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其中的“子”（即先生）“无疑是七十子的后学”。这一观点为学界多数人所信从。而另有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其中的“子”和前几篇《易传》中的“子”一样，就是孔子。1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并在他们论证基础上，补充几点论据，综合考证之。 第一，在传统儒家经、子著作中，“子”一般指“孔子”，“子”作为儒家后学对“孔子”的专称，几乎是通例。在今本《易传》和帛书《易传》的前四篇中的“子”也显然指“孔子”。那么，本篇的“子曰”就是“孔子曰”应该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断。而《缪和》、《昭力》两篇所出现的人物如缪和、昭力等并不见于其他传世和出土典籍，人们便据此怀疑这些人并非孔子弟子，则“子”非孔子。但是，孔子弟子三千，名见经传的仅七十余位，最多不过百人左右，缪和等不见其他记载亦属正常。这不以足否定“子”非“孔子”的逻辑推断。有学者根据缪和、昭力等人的姓氏似楚人姓氏，推测这些人可能是儒家易学流传至楚地以后的楚地易学家，从而割断了他们与孔子的直接关系，进而自然得出“子”非孔子的观点。[4]（P233）我们认为，即使缪和、昭力为楚人，也不能就完全否定他们为孔子弟子的可能性。我们知道，孔子周游列国，曾至于楚地，有楚人弟子也是情理之中的。 第二，通过分析，我们知道缪和、昭力等人所问的“先生”与“子”为同一个人，而正是因为在形式上《缪和》、《昭力》篇称“先生”而与前几篇直接称孔子和子不同，所以有学者认定此“先生”乃后世之经师，七十子后学。实际上，“先生”一词，首见于《论语•为政》：“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此处“先生”一般解作“父母”，实不通。或解作“年长者”、“尊长”，可通，而本章弟子与先生对举，然则训为“老师”更为允当。翟灏《四书考异》、刘沅《四书恒解》、郑浩《四书集注述要》等皆以为“先生”当指“老师”而言2。《孔子家语•六本》亦载子夏问孔子语：“然则四子何为事先生？”则“先生”指老师十分明确。而《礼记•曲礼上》：“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郑注：“老而教学者。”本篇之“先生”正是一“老而教学者”，这与孔子晚年返鲁，退修六经，教授弟子的情形相符。同时，在《韩诗外传》卷六：“问者曰：‘古之知道者曰先生，何也？曰犹言先醒也。”以 “古之知道者”称“先生”，则亦合于孔子身份，可为旁证。臧琳的《经义杂记》就暗引此语来训上引《论语》之“先生”。退一步说，此“先生”即使不能代表春秋战国之际的实际称呼，也不能就此否定“子”为孔子，因为《缪和》、《昭力》等篇与其他篇一样皆抄写于汉初，而从《韩诗外传》、《礼记》等文献记载来看，此时“先生”作为对老师的称呼已经相当普遍了，故这两篇中的“先生”或是汉初抄写者根据当时习惯而做的修改。 第三，在《缪和》篇“子”回答缪和关于《困》卦时说：“是故汤□□王，文王拘牖里，〔秦缪公困〕于殽，齐桓公辱于长勺，越王勾贱（践）困于〔会稽〕，晋文君困〔于〕骊氏，古古（衍一字）至今，伯王之君，未尝忧困而能□□曰美恶不□□□也。夫困之为达也，亦犹□□□□□□其□□□□□□□□□□□□□，故《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此〕之谓也。” 在《说苑•杂言》中记载陈蔡绝粮时，孔子对弟子也说了一段类似的话：“吾闻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汤困于吕，文王困于羑里，秦穆公困于殽，齐桓困于长勺，句践困于会稽，晋文困于骊氏。夫困之为道，从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唯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这里孔子的话与《缪和》篇中几乎一样，虽然体现的具体语境不同，但都是在论《困》卦，所以我们可以断定本篇的“子”就是孔子。 第四，《缪和》篇张射问，子曰：“天道毁盈而益谦，地道销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亦见于《韩诗外传》和《说苑•敬慎》，同时在《二三子》中也有类似的话，且明记为孔子之言。故此处“子曰”乃孔子语应不成问题，然则《缪和》全篇“子曰”皆为孔子语明矣。 第五，在“李平问”一章，有一处明确称“孔子曰”。根据《缪和》全篇的内在结构的分析，和上下文的逻辑考察，我们可以认定此处“孔子曰”和上下文的“子曰”是平行关系，而非上一“子曰”的引文。丁四新先生甚至认为此处“孔子曰”的“孔”乃抄录者的肯定性增加。[5] 第六，更为重要的是《缪和》《昭力》篇所有“子曰”部分的思想是和孔子的思想相似、相通乃至相符的。有学者根据《缪和》《昭力》篇中的一些词汇见于黄老著作，或者根据“子曰”讲谦、退等思想，就贴标签似的认定此“子”是受黄老思想影响的经师，《缪和》篇是战国末期甚至汉初黄老思想占思想主流的形势下，儒家和黄老合流的产物[6]。这是很不科学的。比如，“故君子处尊思卑，处贵思贱，处富思贫，处乐思劳”“聪明睿智守以愚，博闻强识守以浅，尊严显贵守以卑”等类似表述很多，这些思想诚然和老子、黄老思想很相符，但是否能据此就判定“子” 受黄老思想从而否定“子”为孔子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实际上，上述思想在《逸周书》中就有表述。重谦德、守卑弱的思想是和文王、周公乃至上溯到尧舜等古圣贤的共同思想，其中体现的忧患意识是和先王的境遇分不开的，而这种思想作为中国先哲的智慧为后来包括孔子和老子在内的诸子所吸收，成为他们思想的共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的思想较之老子有更多的辩证成分，他没有像老子那样片面地发展了这种消极守弱的思想，而是全面辩证地继承了先王的积极进取和消极谦退的思想。我们知道，孔子思想是有一个发展完善的历程的。早年孔子恐怕是以积极进取的色彩为主，但从问礼于老子，尤其是周游列国、四处碰壁之后，晚年研习《周易》，他对于文王、周公以及尧舜的谦弱思想有了更深切地体会，从而使其思想更加丰富，更加辩证。因此，根据一些词汇贴标签的做法是很危险的。 从这两篇中所反映的其他思想，如重言慎言、重视时、强调困穷对人成才的意义，强调统治者为政以德，但又不忽视刑罚等，皆与孔子思想有着相同相通性，因此，我们可以认定“子”为孔子。 第七， 从《缪和》篇所反映的“子”对《周易》性质、作者、成书年代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子”与孔子的认识是一致的。在该篇中，孔子十分明确地指出《周易》为古圣王明君所治所尊的政治宝典。我们可以发现，在回答弟子的发问时，孔子多次强调《周易》是圣王、明君所守所用所制作，这是孔子对《周易》作者、《周易》性质的一种概括。如：“夫《易》，明君之守也”；“夫《易》，上圣之治也”；“夫《易》，圣君之所尊也”。我们知道，在今本《易传》中，对《周易》的创作年代、作者和性质有所论述。在《系辞》中关于《周易》的作者和成书有几段重要的记载：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根据金景芳先生的研究，“伏羲氏作八卦”一段文字乃后世窜入之文，并不足代表《易传》作者的观点。[7]（P179—181）而后面两种说法都认为《周易》经文产生于殷周之际的中古时代，与纣王和周文王的事迹有关。虽然从文辞表面来看，这两段话“曰‘其当’，曰‘其有’，曰‘邪’，曰‘乎’，皆为疑词而不敢决”[8] （P99），但实际上，据金景芳先生晚年的研究，这两段就是说文王作《周易》，和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说法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廖名春先生认为，“‘邪’除了表疑问语气之外，也能表陈述语气。”[9]（P191）在帛书《衷》中也有一段相似的记载：“子曰：《易》之用也，段（殷）之无道，周之盛德也。恐以守功，敬以承事，智以避患，文王之危，知史记之数者，孰能辨焉？”在帛书《要》篇，也记有孔子的话：“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之……事纣乎？”实际上，孔子是在肯定地承认文王对《周易》的创作权。这些足证文王与《周易》的关系十分密切，文王创作《周易》的传统说法恐怕不容否定。 在帛书《缪和》中，尽管并未明言“文王作易”，但“子”也提到“文王拘牖里”。如果将此与“子”一再强调的“明君之守”“圣君之所尊”“上圣之治”联系起来，和今本《易传》、帛书《易传》相互对读，就能意识到，“子”在此一再强调《易》乃圣王明君所用所治所守所尊，此处所谓圣王明君实际上是暗指周文王。这和在帛书《易传》其它篇中所反映的是一致的。如果此推断有牵强之嫌，那么最起码，在此 “子”眼中，《易》非卜筮之书，而是一蕴涵政治哲学和人生智慧的宝典，这种关于《周易》性质的看法与他书所见孔子关于此问题的认识是一致的，这也从一定意义上反证了本篇“子”为孔子。 第八，有学者因《缪和》中涉及到孔子死后的历史故事，便因此否定“子”为孔子，也是不足取的。郭沂先生认为：“此二篇亦为《论语》类文献，而其中所记孔子之后的事迹，与今本《论语》载曾子死后事相似。”[10]（P312）实际上，这种现象只要从古书成书和传流的规律着眼就可理解。我们知道，“古书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长的过程。总的说来，除了少数经籍早立于学官，或有官本，古籍一般都要经过较大的改动变化，才能定型，那些仅在民间流传的，变动自然更甚。”[11]（P19）而《缪和》《昭力》两篇的情况尤其复杂。根据丁四新的考察，这两篇帛书正处于整合过程中，《缪和》篇所见孔子之后的历史并非该篇主体，而是后来逐渐编入的[3]，因此，我们不能据此否定“子”就是孔子。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缪和》《昭力》篇中的先生即“子”就是孔子，而非后世之经师，更非黄老一派的学者。 参考文献： [1]廖名春．帛书《易传》初探[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2]刑文．帛书周易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3． [3]丁四新．论帛书《缪和》《昭力》的内在分别及其成书过程[J]．周易研究，2002，（3）． [4]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2． [5]丁四新．帛书《缪和》《昭力》“子曰”辨[J]．中国哲学史，2001，（3）． [6]陈鼓应．帛书《缪和》《昭力》中的老学与黄老思想之关系[A]．陈鼓应．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7]金景芳．《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 [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 [8]崔述．丰镐考信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9]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0]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11] 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A]．李学勤．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