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府学文庙棂星门 济南历史悠久,明朝设山东行省后,济南始为山东首府,成为山东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明清两代,每三年即每逢子、卯、午、酉年的八月,科举乡试都会在济南大明湖畔的贡院举行,成千上万的学子都会齐聚于此应试。同时,科举考试也给这座城市烙上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很多街道和建筑都和它密切相关。府文庙、贡院墙根街、榜棚街……尽管经历了数次变迁,但通过这些街巷和建筑,我们可以依稀找到“古代高考”的影子。 府文庙——赴考必经之地 在济南市地名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济南文史专家唐景椿的引领下,记者来到位于济南市历下区大明湖南侧、芙蓉街北首的济南府文庙,飞檐斗拱的古建筑群碧瓦朱甍、恢弘壮丽,彰显着昔日的辉煌。据《济南府志》、《历城县志》记载,济南府文庙由“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郡守李恭建”,“明成化十年,知府蔡晟增两庑像龛,建坊树屏,成化丁酉(1477年)巡抚御使梁泽复广殿,制拓两庑,建戟门、棂星门、明伦堂……”,被誉为“儒林巨观”。 新中国成立后,济南府文庙被小学、工厂等占用,许多建筑被毁。1992年府文庙成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开始大修,残存的古建筑被修复,被拆除的部分也得到复建,成为济南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核心部分,并与泉城路、芙蓉街、曲水亭街、大明湖连片成历史街区,恢复了古代官办学府的形象,并成为展示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的基地。据考证,在全国已知的文庙中,济南府文庙与山东曲阜孔庙、江苏南京六合文庙、苏州文庙并称“中国四大文庙”。 “明清时期,府文庙是庙学合一的官设机构。府学是仅低于国子监的官办教育机构,文庙是古代官方祭孔的场所。”唐景椿介绍,在科举时代,无论是参加县试、府试,还是乡试、会试,赴考前,考生们都要到文庙祭拜一番。由于科举考试是封建士子仕途的起点,清顺治年间,济南府文庙西南侧芙蓉街的梯云溪上修建了一座石桥,取名“青云桥”,取“青云直上”之意,并修建了一座牌坊,坊额题有“腾蛟起凤”四字,以勉励莘莘学子。 府文庙南大门前,有一条百米小巷名叫“马市街”。唐景椿说,很多人误认为“马市街”过去肯定是卖马的地方,但事实并非如此。辛亥革命前,为尊崇孔子,经过府文庙前,要“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考生、游人或来府学祭孔的官员,都会将马拴在这条街上,因此得名“马市街”。 由于来祭拜孔子的官员、考生、游客较多,便有人在府文庙西侧的小巷卖茶水,给人们提供饮茶休息交流之所,于是这条小巷便被称作“茶巷”,小巷仅80米长,只有三个大门,住着很少的几户人家。这条古老的小巷已于2003年拆迁,幽幽的茶香与往昔的喧嚣被历史的尘埃湮没。 贡院墙根街——高墙下的状元梦 到府文庙拜过孔子,考生们便进入贡院准备考试。如若考中,即为举人,可进京参加会试,有机会考取进士入朝为官,这对于当时的考生来说是改变命运的机会,意义非同一般。 据记载,济南“贡院在布政司东,明洪武初建”,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由于明清时期考生人数逐渐增加,贡院的规模也逐渐扩大,至清同治年间,考生考试用的号舍曾达万余间。然而,随着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停止科举后,贡院有的建筑已被拆除或挪为他用,唯有“贡院墙根街”这一称呼保留下来。 贡院墙根街紧邻省政府东院墙,是一条约420米长,数米宽的静谧小巷,科考时是士子点名排队的地方。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历城县志·建置考》载有:“贡院巷”。清时曾名“云路街”,取“平步青云”之意。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济南市政府市区测量报告书》始载为:“贡院墙根街”,因位于贡院东墙根而得名。 唐景椿介绍,古时的贡院墙高达5米,在墙头上插满棘枝,这样做既可防止考生与考场外的人联合作弊,又可避免考生受到考场外的干扰。明清时期的乡试共考三场,每场一般为三天两夜。考生进入仅容一人平坐答卷或蜷卧休眠的贡院号舍后,吃住便全在舍内。考生以墨笔答卷,交卷后,考卷的名字部位被密封,只露出号舍的号数。为避免因笔迹熟识或其他串通手段作弊,卷子要由众多誊录者用朱笔誊录,然后再交与阅卷官评阅。科举考试之严苛可见一斑。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因紧靠贡院,读书应试之人大多在此集聚,贡院墙根街的考试经济应运而生,各种培训机构林立,书院、私塾、义学和学堂等文教场所遍布,成为一条著名的文化街。 在贡院墙根街的南头东侧,有一座青砖、白墙、竖脊的“状元墙”,长24米的正墙与两侧翼墙构成古朴而大气的“八”字照壁,古朴壮观。据考证,这正是明清时期济南贡院正门外的照壁。由于被街边违章房遮蔽,“状元墙”长期处于“隐居”状态,破损严重。2006年在人大代表的建议下有关部门对照壁进行了保护性修复,终使其“得见天日”。 榜棚街——见证无数悲欢 八月乡试结束后,九月济南贡院便会发榜,张挂榜文之处便位于今省政府正南方,北起泉城路,南至黑虎泉西路的榜棚街。“从上个世纪初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在榜棚街北口建有一座过街楼,当时楼下面设有栅栏门,这是为了保护榜文而设立的。”唐景椿说。 发榜时,榜棚街周围非常热闹。一大早,轿夫便抬着榜文,在仪仗队、鼓乐队和兵丁的拥簇下走来。榜文分为正榜和副榜,正榜录取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第二名称亚元,三、四、五名为经魁,第六名为严魁,其余皆称文魁。副榜录取12人,均为“副贡生”,虽无缘赴京会试,但可享受无须参加每年的县试、府试,而直接进行乡试的优待。 发榜后,满心期待的考生一拥而上,争相看榜,上榜者欢呼雀跃,落榜者则黯然神伤。新科举人要到布政使司领取顶戴、衣帽,并领取旗匾银24两,以办理在住宅门前竖旗杆、在大门上悬匾等事宜。发榜第二天,巡抚衙门便摆上“鹿鸣宴”,主考、监临、学政、帘官、新科举人都会赴宴。 因应考人数太多而取中名额有限,很多考生为求得功名连考十几甚至数十年,只能望榜棚而兴叹。清代著名短篇小说家蒲松龄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虽文采飞扬,写下了传世巨著《聊斋志异》,但在科举的道路上却屡战屡败,落魄一生。自19岁考中秀才后,蒲松龄在其后的数十年间参加了十几次“乡试”,皆名落孙山,无缘仕途,直到71岁才破例补为贡生。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69岁的蒲松龄写下长诗《历下吟》,将考试中的辛酸屈辱、录取中的种种弊端以及考官的骄横贪腐等尽情道出。 其实,蒲松龄的屡试不中,也有主观原因。在蒲松龄48岁那年参加乡试时,拿到考题后,他就觉得太容易,文思如泉涌,下笔如有神,洋洋洒洒,一挥而就。但当他写完回头一看,才发现违反了科举考试的书写规则,“越幅”了。科举考试要求,考卷每页只能写12行,每行只能写25个字,而且要写完第一页再接着写第二页。可蒲松龄写得太快了,第一页写完后,飞快地一翻,就把第二页也翻过去了,直接写到了第三页上。犯“越幅”之规的他不但被取消录取资格,还被张榜警示。蒲松龄在词中写道:“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将其在考场发现自己“越幅”后的震惊和颓丧表露无遗。 据统计,济南贡院自明初到清末有500多年历史,举行乡试200次,录取举人近两万人。这些举人赴京城参加会试殿试后,先后计有4074人考中进士,其中状元9名,榜眼5名,探花6名。这些登科的山东人中,明代有200多人担任过总督、巡抚级高官,清代只在皇宫内廷任相当于宰相级别的内阁大学士的就有刘墉等15人,边贡、于慎行、李开先、李攀龙、王士祯等著名学者也都是在济南贡院中举后,赴京应试而步入仕途的。 (责任编辑:admin) |